在公共性與文學性之間

在公共性與文學性之間——論趙瑜與他的報告文學寫作趙勇無論從哪方面看，趙瑜在中國當代報告文學的寫作實踐中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寫作時間長（從1985年發表第一篇報告文學《新形象之誕生——馬朝亮的高度》至今，趙瑜已讓他的報告文學寫作延續了二十五個年頭。與中斷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許多報告文學作家相比，這種不屈不撓的寫作姿態本身就意味深長，引人深思，作品數量多（據筆者粗略統計，趙瑜筆下可稱之為報告文學的作品已有19部／篇之多，這還沒算他已經寫就卻未出版的70多萬字巨著《犧牲者——太行文革之戰》），社會影響大（幾乎每部作品問世，都會形成一種「爆炸」效果，成為專業讀者思考、評論、爭議的對象，成為普通讀者茶餘飯後談論的話題。像《中國的要害》，《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尋找巴金的黛麗》等作品，更是如此）。與此同時，趙瑜的報告文學也越寫越精緻，業已形成了報告文學才有的藝術魅力。比如，重讀他那部近40萬字的《馬家軍調查》，我依然能被作品緊緊抓住，彷彿初讀般新鮮。而遠離了當年紛爭的語境之後平心靜氣地面對這部作品，那些思考與寫法依然能夠稱得起大氣磅礴，韻味十足，從而顯示出趙瑜寫作的成熟氣象。所有這些，都構成了我關注與解讀趙瑜及其報告文學寫作的重要理由。我感興趣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東西構成了趙瑜報告文學與眾不同的特點？把趙瑜的報告文學置於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文學場」中，我們究竟該如何為它定位？趙瑜報告文學的根在哪裡？為什麼趙瑜的寫作能夠長盛不衰？而凡此種種，我們大都可以在公共性與文學性的關係框架中尋找到某種答案。體制批判：文學公共性的彰顯趙瑜最早寫散文，並有結集成冊的《趙瑜散文》（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行世，但他並不以散文成名。讓他有了名氣的是他的報告文學。而在報告文學領域，趙瑜應該成名於《中國的要害》（1986），名聲大震於《強國夢——打開沉重的體育之窗》（1988）和《兵敗漢城》（1988）。也就是說在80年代，趙瑜已憑藉自己的實力登上了中國報告文學寫作的歷史舞台。我之所以舊事重提，是想把趙瑜的寫作還原到上世紀80年代的歷史語境之中。按照我的理解，整個80年代是文學公共性彰顯的年代；經過作家與學者的共同努力，80年代業已形成了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謂的「文學公共領域」。而所謂的文學公共性，是指「文學活動的成果進入到公共領域所形成的公共話題（輿論）。此種話題具有介入性、干預性、批判性和明顯的政治訴求，並能引發公眾的廣泛共鳴和參與意識」^（1）。從文學公共性的角度加以思考，我們不得不說這一時期的報告文學在文學公共性的建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新時期報告文學從《人妖之間》開始，就形成了一種介入社會，批判現實，揭露問題，警示世人的傳統，而這一傳統又通過《洪荒啟示錄》、《解放》、《西部在移民》、《唐山大地震》、《丐幫漂流記》、《傾斜的足球場》、《「烏托邦」祭》等作品發揚光大。與此同時，報告文學作家一方面開始關注更加具體的現實問題，形成了所謂的「問題報告文學」；另一方面，此類作品也把思考的力度從政治、社會層面推進到了文化層面，試圖揭示問題形成的深層原因。有人在概括這一時期的問題報告文學時指出：「之所以將其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加以命名，是因為到了80年代中後期，這一類作品被集中地批量地推出了。這一類作品反映的問題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交通問題（《中國的要害》）、獨生子女問題（《中國的『小皇帝』》）、婚姻問題（《陰陽大裂變》）、教育問題（《神聖憂思錄》）、人才外流問題（《世界大串連》）、高考問題（《黑色的七月》）、體育問題（《強國夢》）、環境問題（《北京失去平衡》，等……這一類作品以一種規模化的強勢，警示我們民族應該懷具一種憂患意識、危機意識。」^（2）而在我看來，問題報告文學之所以能呈「井噴」之勢，集體出擊，一方面說明了80年代中國積累的問題之多，另一方面也意味著80年代理想主義、啟蒙主義的總體氛圍造就了一批敢於直面問題、揭示問題、暴露問題、反思問題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家。他們既有敏銳的問題意識，又有提出問題的膽略和勇氣。而他們提出的問題最終又進入到受眾層面，影響到決策層面，成為改造社會、啟迪民智、批判國民劣根性、提升民族素質的重要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報告文學與這一時期的詩歌、小說等等一道，拓寬了文學公共性的空間。這就不得不涉及到報告文學作家的角色扮演問題。從寬泛的意義上說，報告文學寫作者也是作家，但作為作家，他們與寫詩、寫小說、寫散文的作家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比如，小說家固然也在面向社會現實發言，但他們往往是通過虛構的形式，通過迂迴曲折的方式，通過自己營造的文學世界和塑造的藝術形象來傳達他們對現實人生的看法的。而報告文學作家卻必須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附麗於現實問題之上，直陳其事，直抒胸臆。他們的言說不大可能藉助於什麼藝術偽裝，也失去了種種藝術手段的保護。在此意義上，他們的言說與其說是一種作家的行為，不如說是一種知識分子行為。這也就是說，與其他作家相比，報告文學作家更容易行使知識分子的角色扮演；與其他寫作相比，報告文學寫作也更能夠成為一種知識分子寫作。^（3）這樣一種角色扮演與寫作方式自然是由80年代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所決定的。我曾指出，80年代至今，中國知識界經歷了一個從知識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文化轉型。因為在80年代，知識界的種種活動都帶有濃郁的知識分子文化特徵，也非常接近於西方人對知識分子的經典定義，這就是「知識分子具有懷疑意識、介入意識和批判意識，而追求正義、守護理念、批判社會和譴責權勢則是他們的日常工作。除此之外，知識分子的話語和行動還必須具有公共性，這是區分知識分子與一般意義上的專家、學者、作家的重要標誌。簡言之，當左拉（Emile Zola）只是埋頭於自己的小說創作或薩特只是致力於自己的哲學研究時，他們只能算作單純的作家或哲學家，而一旦左拉寫出了《我控拆》並介入到德雷福斯事件中，薩特一旦在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上發言、簽名、請願（比如公開支持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他們就變成了知識分子」^（4）。對於80年代從事報告文學寫作的作家來說，他們已省略了「變成」知識分子的過程。因為80年代的總體文化氛圍既讓知識界人士不同程度地具有了一種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擔當意識，而報告文學的文體形式又對寫作者提出了一種要求：只有當他「是」知識分子時，他才能寫出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在此意義上，報告文學文體所形成的絕對律令與知識分子的天然使命異質同構，深刻遇合，二者結成的神聖同盟造就了80年代報告文學的輝煌。趙瑜便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開始他的報告文學寫作的。而他一出手，就進入了問題報告文學的寫作陣營；他的報告文學也成為文學／政治公共性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要害》面世後，當時致力於報告文學研究的謝泳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作品所滲透著的「參與意識」，並認為它的出現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它對報告文學從高層次宏觀展示社會生活有一定的啟示性；二是這篇報告文學的出現，正代表了新時期文學第一個十年接近尾聲時報告文學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向。這一趨向具體說就是從宏觀上駕馭生活素材，直接將作者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滲透到報告文學中，既寫事件中人物的情感、性格，更偏重於對所描寫的事件進行高層的評價。其獨特的優勢就在於能從純經濟、純技術的圈子裡跳出來，面對現實，反觀歷史，對事件進行多角度、多層面的剖析，使報告文學超越了它的新聞價值和文學價值，為決策者制定今後的方針、政策提供了一個值得重視的側面，也為決策者制定某些方針、政策提供參考。」^（5）今天看來，這一判斷依然是切中肯綮的。因為此作品既在當時引起了交通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晉城市交通局從編輯部一次提走500份，並以正式通知形式，向本系統上下級做了廣泛推薦；山西省公路局晉東南分局也從編輯部先後提取1400餘冊，發至所屬部門）也應該對後來山西乃至全國公路系統的飛速發展起到了某種促進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趙瑜的報告文學在文學／政治公共性建設中的主要特點。如果說在80年代報告文學的格局中，其中的一脈更注重批判性、更疾言厲色因而也更偏激一些，那麼，趙瑜則採用了一種相對平和的寫作姿態和相對溫和的話語策略：他既提出了問題並在問題之中融入了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同時又抱著一種理性建設的心態，試圖通過自己的寫作與決策層對話溝通，從而促進問題的有效解決。於是，趙瑜既成了民意的「代言者」，同時又成了面向決策層的「進言者」。這種角色特點也延續在他的「體育報告文學三部曲」中。儘管趙瑜在「三部曲」之後又寫有《革命百里洲》、《晉人援蜀記》和《尋找巴金的黛麗》等作品，卻都不及「三部曲」轟動一時，影響深遠。「三部曲」中的前兩部《強國夢》與《兵敗漢城》同時發表於1988年，這一年既是學界所謂的「報告文學年」，同時也是80年代報告文學走到最後輝煌的年頭，而趙瑜的重拳出擊則為這輝煌塗上了絢麗的一筆。整整10年之後，趙瑜又推出了《馬家軍調查》，但他顯然也延續了前兩部的問題意識：對體制的批判與反思。在《強國夢》中趙瑜說：「今天體育方面的種種弊端，不是哪一些人的責任。關鍵在於體制。」^（6）而在《馬家軍調查》的結尾部分，趙瑜又發出了如下感慨：「就在一九九八的春天裡，種種關於機構改革的傳說得到驗證……這一次，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至少在表面上有了重要內容，有了乾貨。真不容易啊，皇城一片震蕩。」這種表白讓我們意識到，揭示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種種問題，關注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是「三部曲」中的一個重要聲部。同時，通過體育界呈現的問題引起全社會的重視並向高層進言，進而促進體制的轉型或改革，也該是趙瑜的良苦用心和政治訴求。大概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長期從事報告文學評論且一直關注趙瑜的李炳銀先生才把「三部曲」直接歸納為「對中國現實體育的諫言」。儘管「三部曲」具有相同的問題意識，但我依然想指出前兩部與後一部在文學／政治公共性建構上的主要區別。《強國夢》與《兵敗漢城》誕生於1988年，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帶上了80年代「宏大敘事」的諸多特徵。比如，它們都從問題出發，不設計主要人物，不描摹核心事件，這樣，作品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多少故事情節。既然如此，為什麼它們又會產生震撼人心的社會效果呢？應該是那種立論的氣勢、古今中外的徵引和啟人深思的論述，它們構成了作品的出彩之處，也形成了作品的藝術骨架。茲舉兩例，以供欣賞：體育在中國一開始就變了形。是的，鴉片戰爭之後，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緒，羸弱的民族體質，以至醜陋的民族外觀——小腳女人，長辮阿Q，遺老遺少等等，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歲月中，像濃重的陰雲籠罩著世界上最大的人群。正是這些，整個民族在對外活動中期待著任何一種形式的勝利，不能容忍中國運動員的任何一次失敗。越是屈辱的便越是脆弱的。中國運動員這一職業從誕生那天起，就肩負著同胞們無法用語言表述的深切的期望。於是，現代競技運動在這樣極其強烈的民族色彩的背景下，一開始就譜寫著充滿民族氣節令人蕩氣迴腸的「正氣歌」。體壇上的勝利，極大地震撼著億萬國民的心靈。這一切，不可能不給中國體育事業在以後的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進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換句話說，我們對待體育運動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民族憂患意識的轉移，受壓抑的民族心理得到宣洩得到安慰的最便當的形式，莫過於在直接的公開的相對平等的體育大賽中取得勝利了。自從女排三連冠之後，女排就不再是一支排球隊，而變成了全國人民學習的英模。奧林匹克「摒棄一切政治因素」的精神被她們超越了，「女排精神」掛在嘴上成了一句句「鼓舞億萬人民進行四化建設」的政治口號。因此女排成了政治工具。這些天真無邪的姑娘幾乎在一夜之間，便成了中國大地上最聖潔的天使，成了祖國的驕傲、民族興旺的標誌。這樣的議論在《強國夢》與《兵敗漢城》中俯拾皆是，它們構成了趙瑜報告文學雄辯滔滔的氣勢和讓人不容置疑的邏輯力量。這種文風當然是80年代的產物。陳平原在談到80年代的文風和學風時指出：「八十年代的學人，因急於影響社會進程，多少養成了『借經術文飾其政論』的習慣……換句話說，表面上在討論學術問題，其實是在做政論，真正的意圖在當代中國政治。這一方面體現了我們的現實關懷，但另一方面，也會導致專業研究中習慣性的曲解和挪用。有好多人，八十年代出名的人，一輩子也改不了這個毛病。在專業研究中，過多地摻雜了自家的政治立場和社會關懷，對研究對象缺乏必要的體貼、理解與同情，無論談什麼，都像在發宣言、做政論，這不好。」如果我們把陳平原論述的學人與學術置換成文人和報告文學，大體上也應該是成立的。比如趙瑜，他表面上做的是報告文學，但實際上做的卻是政論文章。如此寫作的好處是高屋建瓴，氣魄宏大，振聾發聵，直指人心，它在理性層面能迅速作用於人的公共意識，從而拓寬言說與思考的公共空間。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由於理性高於情感，思想大於形象，它們能對人形成某種震驚效果卻很難在藝術感染力的層面讓人折服。同時，由於作品呈現出了強大的公共性，勢必會對本來就不多的文學性構成某種擠壓，結果，文學性便顯得越發稀薄微弱。簡言之，在「體育報告文學三部曲」的前兩部中，公共性與文學性是不成比例的。直到第三部《馬家軍調查》問世之後，這一問題才得到了妥善解決。在以上的梳理與分析中，我一直想把趙瑜及其報告文學還原到80年代的歷史語境中，確認其寫作的價值。現在看來，趙瑜像當時的許多報告文學作家一樣，是帶著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形態進入到問題報告文學之中的。而由於趙瑜把交通問題、體育問題做成了報告文學，由於這些問題又是關乎國計民生、民族精神的大問題，所以，趙瑜的報告文學便能在同類的報告文學中獨樹一幟，具有更大的轟動效應，從而也成了文學／政治公共性建設中的一支特殊力量。然而，作為時代的產物，趙瑜的報告文學也帶著這一時代文學寫作的通病，這就是公共性有餘文學性不足。 文體創新：公共性與文學性的平衡按照筆者的判斷，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方面是知識分子退守書齋困守學院，一方面是知道分子風生水起如火如荼。這意味著秉承80年代流風遺韻、作為知識分子寫作的報告文學生產將難以為繼。而根據報告文學界的研究成果，90年代以來報告文學的發表數量雖依然可觀，但好作品不多，問題卻不少。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躲避現實前沿、對歷史題材的過度開採、作家主體意識的淡化。而「報告文學的退化甚至異化，本質上導源於知識分子本身的退化或異化。他們人文精神的流失，或出於歷史的無奈，或出於自我自覺或不自覺的放逐……必然會抽空報告文學的文體精神」。^（7）這一論述顯然挑明了報告文學由變異而走向衰落的深層原因。在這一背景下，趙瑜也進入了他的調整期。據《趙瑜文學活動簡記》記載，1990年，趙瑜的一個「壯舉」是組建「山西青年自行車遠征團」，行程5000公里，然後留下了一篇報告文學《我們尋找什麼》。除此之外，這一年他還完成了六集電視文獻藝術片《趙樹理》。1991年，他寫出了兩篇影響不算太大的報告文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第二國策》。1992－1994年，他出任山西電視台大型紀錄片《內陸九三》總編導、總撰稿和主持人，前後歷時兩年半。直到1995年赴遼寧採訪該省女子中長跑隊並寫出《馬家軍調查》，趙瑜似乎才走出了他的調整期，讓他的報告文學寫作上升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在這一調整期，趙瑜關於報告文學一定有了許多新的想法，而根據我所掌握的資料，這些想法往往都能在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方面聚焦。往前追溯，其實早在80年代趙瑜剛剛出道的時候他就開始關注文學性了，只不過那時候他的想法很可能還不甚清晰，而落實到實踐中也存在著不小的困難。比如，1986年，趙瑜曾給評論家李國濤寫信，信中說：「我的創作準備以及不多的實踐，都沒有在語言上下大工夫，花大力氣！致使自己的文學作品不能征服更多的讀者，繼而又派生了青春短暫的急躁……幾年下來，手忙腳亂，偏偏荒了語言。」趙瑜之所以會給李國濤寫信，是因為他看到了後者的文章《文學不必退讓》。在這篇文章中，李國濤反覆論述的一個觀點是「文學的優勢在於語言」，面對電影電視的蠶食鯨吞，文學沒必要退讓自己的領地，因為再好的電視片也無法傳達文學語言所描繪出來的神韻。這一觀點顯然給當時也在從事影視劇本寫作的趙瑜帶來了極大的震動，以至於讓他有了反思自己的機會。如果依照嚴格的文學理論眼光來思考「文學性」（Literariness），從文學語言入手顯然是其正道。因為自從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發明了這一概念之後，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往往是在文學語言的層面上展開他們對文學性的相關思考的。這也意味著，雖然1986年的趙瑜和李國濤都不一定知道俄國形式主義論述的文學性意味著什麼，但他們已憑自己的審美感悟觸及到了文學性的理論機密。當然話說回來，具體到報告文學，其文學性問題也並非如此簡單，這意味著打磨語言進而提升語言的文學品位雖然思路正確，卻還不能解決報告文學文學性不高的全部問題。這樣，除了語言還需要讓報告文學具備什麼樣的文體特徵，便成了趙瑜後來重點琢磨的對象。於是我們看到，在1988年的「報告文學創作研討會」上，趙瑜雖然明確強調了文學性對於報告文學的重要性，也意識到了「當前的報告文學作品文學性較差」，但究竟如何讓文學性變得多起來，他似乎還沒有更好的辦法。1991年，在回顧新時期報告文學的創作情況時，趙瑜意識到了問題所在：「由於理性色彩過重乃至後來乾脆演變成一種趕時髦——從而影響了作品中反映生活原色的客觀性。」而「如何在創作中解決好理性精神與生活真實之間的關係，我以為對將來的中國報告文學的深化和發展是個關鍵。」這意味著趙瑜對80年代包括自己在內的報告文學作品已有了一個清醒的反思。而處理好主觀理性精神與客觀生活真實之間的關係，也應該是打造報告文學文學性的組成部分。此後，如何革除報告文學的積弊，如何對報告文學進行文體創新，也就成了趙瑜經常性的思考內容。到1998年《馬家軍調查》面世的時候，趙瑜關於報告文學文體創新的思路已經清晰，他說：「報告文學的前途，是往寬里走，往深里挖。在遵守真實性原則的嚴酷前提下，認真地向小說和其他藝術取經求寶，以拿來主義，以雜交優勢，以優勢互補，賦予報告文學新的血液，新的面貌。」「我一直想把報告文學這匹馬駒，趕向小說的駿馬群中。我羨慕小說家敘事中那靈動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語言，唯如此，報告文學始可馳騁疆場。」這意味著經過《馬家軍調查》的寫作實踐之後，趙瑜已明確了文體創新的方向。而到了2001年，趙瑜已能夠在如下層面去總結報告文學的文學性了：報告文學的現實特點恰恰使作者最容易忽略了它的文學性。如果想讓自己的作品有長遠的價值，始終引起人們的閱讀與欣賞興趣，有幾點務必注意：一、語言的文學化、個性化；二、結構的藝術化、有機性；三、主體與軸心，應以人為本。同一題材不同的作者介入，完全有不同的可能性與多樣性；你以一個作家的身份介入，你用的是文學眼光，抱著的是終極關懷的態度，你要比一般的作者思考的深得多，比如說性的因素，比如說人道主義思想，比如說人的心靈情感與愛恨情仇……包括形成作家自身的風格。一句話，好的紀實作品，更需要作家去進行文學創造。如果要講新聞性，你肯定趕不上報紙、電視，更趕不上網路信息。^⑧我之所以梳理出趙瑜對報告文學文學性的思考過程和認識過程，是想說明如下問題。從80年代報告文學界的情況看，趙瑜對文學性的認識顯然處在一個先知先覺的位置，但他當時卻依然寫出了公共性大於文學性的作品，又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在我看來，一方面是他對文學性的把握和理解還不夠充分；另一方面，由於功力不到，即便他在文學性的某些方面（比如語言）已有所警醒，卻依然會在寫作中力不從心。同時，那個時代的文風也不可能不對趙瑜構成潛移默化的影響。於是，他雖然心裡想著文學性，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很可能不自覺地滑向公共性的一極，從而很難在報告文學的公共性與文學性之間找到一種平衡。90年代之後，整個知識界進入一個「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時代。學者不問政治，埋頭學問，他們的著作文章出現了一種學術性大于思想性的傾向。整個文學界則開始「向內轉」，「寫什麼」讓位於「怎麼寫」，啟蒙的文學開始退隱，私人寫作漸成時尚。同時，當作家無法在公共性的層面有更大作為時，轉而在文學性的層面上精雕細刻便成為必然之舉。如何評論知識界與文學界的這種集體轉型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只是想指出，90年代開始的這種時代風尚既讓趙瑜有了一個收心內視的機會，也讓他擁有了沉潛發力的時間。而一旦他瞄準了文學性上的努力方向，他便既能對以往的寫作進行糾偏，也能讓公共性與文學性在自己的報告文學中達到一種有機的統一。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種調整和反思，從《馬家軍調查》開始，趙瑜已在追求公共性與文學性的最佳結合點。筆者以為，在90年代以來的報告文學寫作中，趙瑜這兩者結合得最好的作品是《馬家軍調查》（1998）和《尋找巴金的黛麗》（2009）。下面我將對這兩部作品的文學性略作分析。《馬家軍調查》問世之後之所以能夠出現洛陽紙貴，爭相評說的局面，固然與「馬家軍」造就的體育神話和引發的種種公共事件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趙瑜調動了多種文學手法，把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推向了一個高度，讓人真正體會到了只有報告文學才有的藝術魅力——這就是「事」（真實可信）、「情」（讓人五味雜陳）與「理」（啟人深思）的有機結合。它既在「事」的層面從容展開，不急不躁，也在「情」的層面張弛有度，不溫不火，同時還在「理」的層面娓娓道來又見好就收，不蔓不枝。它的敘述乾淨流暢，語言樸實自然，描寫生動傳神，結構也頗為講究（全書以黃帝陵功德壇的「天鼎」、「地鼎」和「人鼎」設計全書，既有結構功能又有象徵意味）。《馬家軍調查》寫得如此出彩，甚至連文筆老辣同時也一向挑剔的宋謀瑒先生也忍不住叫好。他說：「這一期《中國作家》在晉東南師專（筆者註：這既是宋先生的工作單位也是趙瑜的母校）引起了轟動。我也很喜歡這部作品，我認為，這是近年來寫得最好的長篇報告文學。趙瑜把馬俊仁、王軍霞、曲雲霞、劉東等人都寫活了，著墨不多的閻福君等人也寫得很好。語言十分流暢，真有蘇東坡所讚許的行雲流水之慨。也就是孔夫子所說的『辭達而已矣』。這是語言藝術的最高境界，比新潮派那種做作的語言有吸引力得多！」^（9）既然《馬家軍調查》文學性如此之高，那麼它最突出的特點又體現在哪裡呢？在我看來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與刻畫。如前所述，在寫作《強國夢》與《兵敗漢城》時，趙瑜關注的重心是「問題」，支撐作品的主要元素是「宏論」。雖然那裡面也寫到了人物，但那種結構與文風已不可能給趙瑜留下多少塑造人物的空間。於是，那些人物也就成了作者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過場人物，成了為他的政論體文章提供證據的「注釋性人物」。這種報告文學讀過之後，讀者腦中會留有氣勢、論述和名言警句，卻唯獨不可能留下鮮活的人物。《馬家軍調查》解決了這一問題。雖然表面上看，這部作品也是從「是誰重創了馬家軍」的問題出發的，但問題卻最終包裹在了事件的敘述與展開中，滲透在人物的描摹與刻畫里。被媒體稱為「民族英雄」的馬俊仁，長跑冠軍王軍霞、曲雲霞、劉東等，體育官員閻福君，與馬俊仁合作開發「生命核能」的商人何伯權，為女兒擔驚受怕的王軍霞父母和曲雲霞父母……這些人物一個個走向了作者敘述的筆端，又在馬家軍的故事中穿梭往來，他們在趙瑜的指揮調動下，共同演出了一部角色齊全的馬家軍大戲，也共同把趙瑜提出的那個問題演繹得更加豐富和複雜了——作者不再扮演高高在上的問題回答者和闡釋者，而是讓人物的言行把問題展開並讓一些問題的答案潛藏於人物的言行之中，這種做法顯示了趙瑜的成熟與高明。趙瑜在通過人物呈現問題的同時，也刻畫出一批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馬俊仁刻畫得最為成功。現在看來，馬俊仁這個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之所以能成為文學人物，一方面得益於作者挖掘出來的事實：打罵隊員時的殘酷、與商人談判時的精明、養豬餵豬訓練豬的手段、拜梅花鹿大仙的虔誠、撕乳罩的野蠻等等，這些事實本身就富有某種傳奇色彩；另一方面，趙瑜也動用了細節描寫、語言描寫等多種文學手段，最終讓馬俊仁活脫脫地站在了讀者面前，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果說《馬家軍調查》的文學性主要體現在人物的塑造與刻畫上，那麼《尋找巴金的黛麗》（以下簡稱《尋找黛麗》，這也是它最初發表時的題目）則是通過精心結構故事，巧妙謀篇布局體現出它的文學性的。《尋找黛麗》有兩條故事線，一條是巴金與黛麗交往的故事，這個故事早已被歷史塵封，只有巴金寫給黛麗的七封書信留存於世，它正需要作者去挖掘、充實和敘述。另一條是趙瑜本人「尋找黛麗」的故事，這個故事就發生在最近幾年。由於尋找的艱難曲折，這個故事又派生出許多個小故事。於是，歷史故事的打撈與現實故事的推進相互交叉，大故事與小故事又彼此嵌入。這種故事套故事，懸念跟懸念，時而山重水複，時而柳暗花明的寫法頗似偵探小說，讓人捧讀在手就不忍放下。人們當然可以說是因為題材的特殊，趙瑜才採用了這樣一種處理方式，但在我看來，這種寫法顯然也體現了趙瑜文體創新的一種思路。其實早在寫作《馬家軍調查》時，趙瑜就已經有了這種思路。因為對於這部作品，他曾有過如下表白：「在講述客體的故事時，要嚴格運用真實的細節，而在馬家軍的故事之外，又何妨有一個充滿了尋覓、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的存在？我願意像小說家、散文家那樣，高揚著強烈的主體意識而激揚文字。在報告中『無我』，在文學中『我在』，糅合而成為報告的文學或文學的報告。」^（10）而實際上，《馬家軍調查》中也確實鑲嵌著一個作家的故事。只不過是由於馬家軍的故事過於強大或搶眼，作家本人的故事反而被人忽略了。而在《尋找黛麗》中，趙瑜終於找到了讓寫作主體和敘述客體的故事平起平坐的機會，於是，那個「尋覓、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最終強有力地浮現在了人們面前。這種作家本人故事「在場」的敘述顯然具有多方面的藝術效果，我這裡只對其中的兩種效果略加分析。第一，它的加入意味著作品具有了橫生枝節的可能性，而枝節一多進而盤根錯節，作品的內容既會變得豐富起來，敘事也會變得飽滿起來。比如，《尋找黛麗》中有一節內容名為「血濺《犧牲者》」，說的是古董商老趙不明不白被人殺死在自己的店鋪里，而當時《犧牲者》一書就放在老趙的身邊。趙瑜是從這位古董商那裡得知巴金的七封書信的，但為了把這些信件弄到手，趙瑜卻頗費了些心機。起初，古董商喊出五萬元的高價位，趙瑜自然嫌貴，於是兩人開始長時間的鬥智鬥法。後來趙瑜得知古董商「文革」時是一位激進的革命戰士，兩人的話題遂稠密，關係漸近乎。而在此期間，適逢《犧牲者》告竣，趙瑜便「借」他一冊，聯絡感情。古董商讀之愛不釋手，甚至想久借不還，昧下此書。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趙瑜把這樁買賣做成了，古董商只讓趙瑜出了一萬。這一節與此前幾節的敘述其實是具有多重目的的，它既交待了七封書信的來歷，又讓人感慨書信的來之不易和差點失之交臂，同時還引出了一個與他共同尋找黛麗的人物：警官楊志強，甚至我們還可以說，作者利用這一細節為他的《犧牲者》做了一個小小的廣告。而趙瑜與老趙你來我往的交道又為全書增加了一種趣味性和可讀性。第二，從敘述學的角度看，作家本人尋找的故事進入作品之後，既延緩了客體故事的講述時間，又能不斷製造出一種懸念效果。關於懸念，戴維·洛奇(David Lodge)的說法是「只有推遲給出答案，才能造出懸念」^（11），而艾柯(Umberto Eco)則把這種敘事稱作「徘徊的藝術」。他解釋說：「在任何小說里，文本都會發射出懸念的信號，好像敘述放慢了，或乾脆停滯不前，又好像在說：『現在你來繼續吧。』」另一方面，艾柯認為一部小說往往會出現三種時間形式：故事時間、敘事時間和閱讀時間。在多數情況下，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並不一致，「時不時的大段描寫、成批的敘事細節，與其說是表現手法，還不如就被看做用來放慢讀者閱讀速度的技巧和手段，直到讀者達到了作者認為合適於充分享受文本的閱讀速度」。^（12）用以上兩位小說大師的說法來衡量《尋找黛麗》，我們可以說作家本人的故事構成了作品的敘事時間。作者的尋找既生髮出希望，又製造了希望的破滅；這一過程既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懸念，又構成了艾柯所謂的「林中徘徊」。客體的故事不斷被主體的故事所打斷，實際上是敘事時間干擾了故事時間，讓客體故事的呈現出現了延遲、中斷等現象。如此一來，讀者的閱讀時間也就通過文本的技巧達到了有效的控制。《尋找黛麗》的寫作實踐表明，趙瑜既吃透了艾柯所謂的「徘徊的藝術」，也把「用技巧誘使讀者迷路的那些步法」 運用到了得心應手的地步。以上我主要分析的是《馬家軍調查》與《尋找黛麗》在文學性上最突出的特點。話說回來，像這種文學性增強的作品，我們又該如何考量它的公共性呢？在我看來，《馬家軍調查》的公共性不僅是延續了80年代趙瑜對體制的批判與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藉助於人道主義的思想武器，把對體制的批判推進到了對於人的異化的批判。在作品中，馬俊仁是被「金牌戰略」異化的教練，而他的整個訓練手段又把全體隊員逼向了異化之途。馬家軍的遭遇總會讓我想起馬克思關於「異化勞動」的相關論述：「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因此，這種勞動不是滿足一種需要，而只是滿足勞動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種手段。勞動的異己性完全表現在：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13）這裡我們只要把工人換成運動員，把勞動換成長跑運動，我們就會發現馬克思的論述依然適用於馬家軍的訓練。於是我們不妨說，趙瑜用一部當代中國的報告文學作品，為馬克思在1844年的論述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個案。這一個案提醒人們注意，歷史並沒有走遠；而政治、商業乃至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進駐人們的思想，作用於人們的行動之後，異化一方面獲得了隆重的包裝，一方面又變得更加詭異了。如果說《馬家軍調查》的公共性是對人的異化的批判，《尋找黛麗》的公共性則既是對普通人的關注和同情，也是對偉大作家道德人格的禮讚。在這一作品中，黛麗只是當年與巴金交往的眾多讀者中的普通一員，由於七封書信的發現，激發了作者對這位普通讀者強烈的好奇心，於是有了作者的尋找。而尋找黛麗的過程既是作者大面積接觸普通人的過程，也是後輩作家向前輩作家遙遙致意的過程。因為尋找的艱難曲折，那些平時很難進入文學作品視野的平民百姓走向了趙瑜的筆端，他們的生活、遭遇和命運構成了趙瑜關注的目標。在此層面上，趙瑜彷彿成了「流浪漢小說」里的主人公，他的所見所聞呈現出了人間的世態百相，而那些小人物艱辛、坎坷的人生遭際又通過趙瑜的敘述，激發了讀者的道德同情。另一方面，巴金在七封書信中與黛麗談人生理想，談讀書心得，為黛麗解疑釋難，與黛麗平起平坐的事實，又構成了作家的一種精神標高和人格典範，於是尋找黛麗的過程既是趙瑜帶領讀者學習前輩作家的過程，也是作者與讀者精神境界升華、道德感與責任感共同提升的過程。作品中，趙瑜撫今追昔，不時會發出如下感慨：「一個作家，如若擁有真學問、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麼，佔有哪怕其中一樣都會大成。而我們，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沒譜，不知朝著哪一路和牌。在這裡，我們絲毫不必諱言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性，只是該問：你要發揮什麼樣的社會功能？替怎樣的人生髮揮怎樣的功能？好作品進而大作品，從來都不是一個庸人為名利的產物，而是高貴的文化理想結晶。」^（14）這種感慨是中國當代作家與現代作家的對比之物，是讓當代作家變得謙虛起來、不要盲目自大的清醒劑。而通過對前輩作家道德文章的追模與高揚，趙瑜也完成了對中國當代作家與文學的潛在批判。正是因為如上事實，我們才可以說，只是當趙瑜寫出了《馬家軍調查》和《尋找黛麗》這種作品時，報告文學的公共性與文學性在他那裡才達到了一種平衡。而這種平衡無論是對於趙瑜還是對於當代報告文學，其意義與價值都不可低估。 精神傳承：趙瑜的文學之根到目前為止，我只是分析了公共性與文學性在趙瑜報告文學作品中的呈現。接著需要追問的是，為什麼趙瑜的報告文學會如此呈現？他的文學之根究竟在哪裡？若要對這些問題做出回答，我們大概需要涉及趙瑜與故鄉、土地和山西文學傳統的關係。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山西的文學傳統是由趙樹理開創並由「西李馬胡孫」為代表的「山藥蛋派」繼承而發揚光大的。而趙樹理對於山西作家的重要性正如柳青對於陝西作家、孫犁對於河北作家的重要性一樣，他不僅影響了老式的「山藥蛋派」，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80年代中期崛起的「晉軍」。在我看來，寫報告文學的趙瑜也應該是趙樹理的傳人。趙瑜是通過報告文學接通了趙樹理寫故鄉、講真話、從問題入手等方面的實錄精神。讓我們從趙瑜與趙樹理的關係談起。關於趙樹理，趙瑜曾有過如下說法：「趙樹理是我最尊敬最熱愛的作家之一。我小的時候，父親在長治做宣傳文教工作，父親和趙樹理因工作互有來往，趙樹理也多次到地委家屬院去，我在家中見過他幾次；『文革』之初又見過一兩次。但我與他並沒有直接的接觸。」^（15）當時的趙瑜年紀尚小，與趙樹理沒有直接接觸實屬正常。但耐人尋味的是，當趙瑜走上文壇之後卻開始頻繁「遭遇」趙樹理，從而與他有了諸多間接「親密接觸」的機會。1985年，趙瑜的散文作品《玉峽關紀事》獲首屆趙樹理文學獎，2005年，《革命百里洲》再獲第二屆趙樹理文學獎。1990年，趙瑜擔任編劇，完成了6集電視文獻藝術片《趙樹理》，次年播出後因其形式新穎而獲得好評。1991年，趙瑜又當選為中國趙樹理研究會首任秘書長。趙瑜的這些經歷，再加上他的報告文學所體現出來的思想風貌和藝術風格，讓他家鄉的人們有了如下感受：「在我們的家鄉，鄉親們一直把老趙（趙樹理）和小趙（趙瑜）同樣都看作是家鄉的驕傲的……鄉親們對老趙和小趙有一個相同的評價，說他們『都是最有良心的作家』。」 ^（16）這種讚譽雖然讓趙瑜產生了「愧不敢當」之感，但在我看來，基本上還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因為不管怎麼說，趙瑜應該是熟讀過趙樹理的作品的，而作為電視片《趙樹理》的編劇，他對趙樹理的生平事迹、精神氣質、人格魅力乃至寫作的成就與缺陷等等也應該有過深切的體會。這樣，趙樹理也就不可能不成為趙瑜寫作的一個參照系，從而對他構成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題材選擇。趙樹理終其一生寫農民，為農民而寫，這種創作主張決定了他的題材來源——緊緊圍繞著晉東南那片土地展開其小說敘事。而一旦如此敘事，他以往的記憶資源和平時的生活積累就全部調動起來，從而達到了左右逢源、遊刃有餘的程度。這種就地取材的方式很可能對趙瑜構成了一種潛在的影響。趙瑜是1955年生人，30歲以前，他一直生活在當年趙樹理所生活過的那片土地上。對於一個作家來說，童年、少年時代的記憶往往會構成他寫作的主要動力和重要資源，而由於這種記憶又與其故鄉的人和事緊密相連，故鄉的一切也就理所當然地進入了他的寫作視野。於是我們看到，趙瑜雖然以「體育報告文學三部曲」知名，那固然也與他當過運動員、做過籃球教練的個人經歷有關，但畢竟還沒有觸動他的少年記憶和故鄉記憶。而當趙瑜在起步階段寫出《但悲不見九州同——李順達在文化大革命中》（1986），後來又寫出《犧牲者——太行文革之戰》（2007）等作品時，他才算完成了一次與記憶和故鄉的真正對接。由於這種書寫牽動著自己的生命體驗，作者也就把它們看得更加珍貴。2000年，趙瑜出版了自己的自選集，選的卻全部是與山西有關的作品。對此，趙瑜曾有過如下解釋：「如在過去，出一部自選集，我首先會把我的幾部體育題材的作品或收入或節選入冊，生怕沒有這些東西不紅火，讀者不買賬。現在我卻不這樣看。我願意把過去在山西完成的《但悲不見九州同》、《中國的要害》、《太行山斷裂》、《根據地》等一系列作品合集在一起，使自己不忘一個山西作家的本土精神，那裡面有許多原創性的深刻記憶。這些東西不一定是熱點，不一定賣錢，但那又有什麼關係？也說不定將來值錢的正是這些。」^（17）把寫故鄉、寫記憶的作品提到「不忘山西作家的本土精神」的高度加以認識，一方面體現著趙瑜的寫作走向成熟之後的某種自信，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經過多年的寫作歷練之後，他已明白了一個道理：最有價值的作品應該是那種與自己的生命體驗聯繫得最緊密的寫作題材，只有對那種題材不斷開掘（如《犧牲者》便可看作對《但悲不見九州同》的展開、擴大和全景式書寫），才能寫出讓自己心安、滿意的作品。（二）調查功夫。趙樹理雖然寫的是小說，但許多小說是建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的。比如他的代表作《小二黑結婚》里的故事便是實有其事，當年趙樹理也確實對岳冬至（小二黑的原型）事件做過一番調查。而彭德懷當年為《小二黑結婚》寫的題詞也直接點明了這種寫作的性質：「像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1949年之後，趙樹理雖然北上京城，但他仍然不斷在強調長時間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並身體力行，「每年都有幾個月下鄉」，以使自己與農民的聯繫更緊密一些。趙樹理那種調查研究的功夫在趙瑜這裡演變成了一種採訪的功夫和能力，這同樣是深入生活的一種形式。比如，為寫《馬家軍調查》，趙瑜在大連、遼陽、鞍山、瀋陽等地採訪近80天。為寫《革命百里洲》，趙瑜又四去湖北田野調查，短則一兩個月，長則一個冬天。為寫《犧牲者》，趙瑜用20年左右的時間搜集素材，又於2004年「放下手頭的一切工作，遍尋當年太行風雲人物，突擊採訪了一年」^（18）。這種上天入地、窮盡所有的採訪既是一種功夫，也體現了作者一種超常的能力。關於趙瑜的這種能力，韓石山曾有過如下說法：「若單說文字的功夫，我自信不在趙瑜之下，但寫出這樣的作品，文字只是一個因素，還需要吃苦的精神，與採訪對象融為一體的本事，需要一種綜合的能力，奇強的素質。在我的周圍，在我所認識的作家中，說句不怕得罪人的話，就趙瑜有。」韓石山對趙瑜知根知底，他的這番讚辭，顯然能豐富我們對趙瑜的理解。不過，在趙瑜本人那裡，如此採訪卻另有解釋：「我是長期採用這種辦法採訪的，這或者算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我覺得走馬觀花的東西，根本不可能寫好。也許我屬於比較拙的作家，也許跟山陝文學傳統有關，我的前輩們為真實反映生活，在農村一紮好多年，根本不以為意。這時人們往往會把栩栩如生的最真實最有特色的故事講給你，你會很有意思地跟大家生活在一起，而不是目的單一的採集數字，你會跟他們產生一種很近的同歌哭的情感。包括他們的口音方言，都要重視。這需要時間，需要努力。」^（19）趙瑜在這裡直接點明了他的這種採訪與山陝文學傳統的關係，顯然會讓我們聯想到當年趙樹理與柳青的所作所為。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這種做法又與當今那些寫小說的所謂大家拉開了距離——他們住在北京或省城，已經過起了中產階級的生活，卻又在靠自己的想像虛構著一個又一個的鄉村故事。當他們的記憶資源已經匱乏或變形卻還要充當鄉村世界的代言人時，他們寫出來的東西也就打了許多折扣。這時候，像趙瑜或像當年的趙樹理那樣，沉入底層，貼近人物，或許才是走出寫作困境的一條出路。（三）實錄精神。實錄的精神並非來自趙樹理，而是司馬遷開創的一種文學和史學的優良傳統。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讚揚《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實為對《史記》的最高讚辭。以這種實錄精神來衡量趙樹理的所作所為，或許他還不夠徹底，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已經算是做得最好的作家之一了。正因為趙樹理秉筆直書，他在1949年之後才一方面越寫越少（趙樹理在「文革」中曾反覆講過：「近年來，我幾乎沒有寫什麼。因為真話不能說，假話我不說，只好不說），一方面又屢遭批判，最終在「文革」中被反覆批鬥，受傷致死。趙瑜非常看重趙樹理的這種實錄精神，他說：「作品敢不敢於講真話是作品能否受到歡迎的標誌，趙樹理本人過去在艱辛的歲月中有講真話的精神，我寫趙樹理就是要宣傳講真話，敢於直面人生，揭露生活的矛盾。」^（20）把講真話作為電視片《趙樹理》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既體現了趙瑜對趙樹理那種思想境界的認識和理解，同時，這種思想境界也應該成了趙瑜追求的一個目標。於是我們看到，在迄今為止趙瑜所發表的報告文學作品中，他差不多已把講真話的功能發揮到了最大限度。而在今天這個時代，講真話雖依然會受到種種限制，但畢竟已與趙樹理所處的那個時代不可同日而語。這樣，當作家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思考空間和寫作自由之後，敢不敢寫和想不想說就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寫什麼和說什麼又成了衡量作家思想境界的一桿標尺。從這個意義上說，趙瑜的寫作是值得尊敬的，因為雖然他明知道一些題材依然是禁區，但責任感與使命感去促使他秉筆直書，直逼人們被遺忘的記憶。比如，《犧牲者》就寫出了1966－1969年晉東南地區武鬥的血雨腥風，慘無人道。它雖然還不盡完備，卻已最大限度地搶救出了這段歷史。而這段地方「文革」的武鬥史又是全國「文攻武衛」的一個縮影。它的寫作，無疑為中國「文革」史添上了凝重的一筆，讓人痛徹心扉地意識到了極權主義時代的殘酷、野蠻和非理性。然而，這樣一次寫作既是一次守護良知的寫作，同時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次絕望的寫作。趙瑜說：「我從2004年春節開始採訪，到2006年夏末寫起前一章，前後兩年半時光，手腳不停，我沒有心思做別的事。其間不斷有人問我說：你這樣做值得嗎？這書有意義嗎？寫完後出版得了嗎？我常常無言以答。在這裡我想說，太行地區的民眾，以傷亡上萬人的代價，試驗了一段慘痛歷史，她的子弟不應該去記載嗎？作家手中筆，理應努力書寫我們民族備忘錄的某一個章節，哪怕是一個很小的章節。何況這段歷史，完全是我的同胞以生命和鮮血浸染而成！把這段歷史儘力寫出，應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暫時不能出版問世，也要寫下去。」^（21）這種不能出版也要寫下去的執著在今天是值得提倡的，因為這種寫作有可能成為一種最有價值的寫作。（四）問題寫作。在前面的論述中，我曾把趙瑜的作品歸類於「問題報告文學」，這自然是借用了報告文學評論界的說法。如果從山西文學的傳統看，這種問題式的寫作路徑顯然也是對趙樹理的繼承，因為趙樹理便是寫作「問題小說」的高手。他說過：「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問題小說』。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就是因為我寫的小說，都是我下鄉工作時在工作中所碰到的問題，感到那個問題不解決會妨礙我們工作的進展，應該把它提出來。」在這種創作思想指導下，趙樹理的許多小說都隱含著一個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套路。提出問題顯示了趙樹理的敏銳，但問題的想像性解決（通常是大團圓結局）卻往往「導向對主流意識形態權力意志的倚重」。正是在這一層面，體現了趙樹理的創作局限。趙瑜在他的多數報告文學作品中也提出了問題，這一點與趙樹理相似。但或許是囿於報告文學的文體，或許是為了避免落入趙樹理式的窠臼，趙瑜只是鋪陳問題、展示問題和分析問題，卻並不去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這種做法顯然要高明許多，因為問題的提出和展開是激發讀者思考的過程，也是籲請讀者參與解決的過程。讀者因其「前理解」不同，問題的解決方式也就呈現出了多種可能性，這樣就避免了趙樹理小說那種封閉式結構。同時，這種提問方式與呈現方式，也往往會引導人們超越簡單的政策層面（而趙樹理小說的落腳點卻往往是政策），從而在政治體制、文化精神、民族素質等層面駐足沉思。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趙瑜既是趙樹理「問題寫作」的繼承者，同時又是其創作局限的克服者。這樣，「問題寫作」在報告文學領域也就發揮了它應有的作用。（五）人物塑造。在人物塑造方面，趙樹理的小說可以說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準。而在所有的人物中，寫得最讓人過目不忘的又是那些老派的、不好不壞的「中間人物」。像二諸葛、三仙姑、糊塗塗、常有理、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飽等等，既是人物的外號，又是對人物性格特點的主要概括。對於這些人物，趙樹理往往幾筆下去就勾勒出了他們的神態，幾個事例交待過來又寫活了他們的性格特徵。同時，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夠成為小說畫廊中的一道風景，一方面在於這種人物背後擁有豐厚的文化內涵，另一方面也與趙樹理的情感態度有關。對於這些人物，作者總體上是持一種批判態度的，但這種批判又是一種詩意的批判。當他以同情、溫情，甚至幾分理解的目光去打量並處理這些人物時，這些人物也就變得複雜起來了。趙瑜的多數報告文學作品雖然不以人物塑造見長，但一旦他把寫作重心調整到人物塑造那裡，人物便有了文學風采。這一點我以為是頗能見出趙樹理的流風遺韻的。比如，對於勞模李順達，趙瑜既寫出了他作為農民的樸實、耿直和心機，又寫出了他在「大革命」面前如何變成了一個「小人物」。而作為小人物，他身不由己，被人利用，已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與此同時，在與同是勞模出身的陳永貴的較量中，他已不再是這位「大人物」的對手。而對於陳永貴的所作所為，李順達的心情應該是頗為複雜的。他想與之抗爭，常常又只能無奈作罷。作品中寫道，李順達外出必更換裝束，呢子大氅幹部裝，為的是不給農民丟人。但身邊人勸他，陳永貴總是一副老農的打扮，既政治正確，說不定也更招人待見。無奈之下李順達接受了老伴兒做的那身行頭：對襟蒜疙瘩粗布小白褂一件，小布襯衣一件，中式甩襠褲一條，老布襪一雙，爬山虎布鞋一對，白毛巾兩塊。但李順達試穿在身，不禁哈哈大笑：「這像啥老區幹部？倒像是過年串親戚的小商小販！脫脫脫！」^（22）這一細節一下子便寫活了李順達的尷尬與無奈。以上，我從五個方面分析了趙瑜與趙樹理的關係，這雖然還不是他們關係的全部，卻也足以讓我們看到趙瑜的文學之根究竟扎在了哪裡。而弄清楚這一問題，對於我們理解趙瑜及其報告文學寫作顯然不無意義。因為用今天的眼光看，趙樹理當年的小說創作既有鮮明的文學特點，又有廣泛的社會影響，應該是那個年代把公共性與文學性結合到很高水平的一種範本。趙瑜後來追求公共性與文學性的統一，尋找二者的平衡，原因多多，但前輩作家的示範進而讓他生出追模之心，恐怕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由於時代局限，趙樹理還只是體制的修復者而不可能成為體制的反叛者，這意味著他雖有為民請命的精神和說真話的勇氣，卻終於無法使他的寫作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寫作。這樣一來，文學公共性的表達也就在他那裡變形扭曲，打了折扣。這種寫作缺陷，也正是需要趙樹理的繼承者加以克服的。趙瑜說過：「我痴迷於趙樹理的語言，那是提煉了的民間話，生動傳神，乾淨有味兒，但不喜歡他的非獨立性立場，他很多作品是為政策而寫作，當然那個時代也不能苛求於他。」^（23）這說明，趙瑜既是趙樹理精神的繼承者，同時也是趙樹理問題的審視者和批判者。而只有批判地繼承，才能倚傍這一傳統又不拘泥於傳統，讓自己的報告文學寫作呈現出越來越多的超越之姿，創新之象。如今的趙瑜依然在馬不停蹄地調查著、寫作著，這意味著他以後如何在公共性與文學性之間閃轉騰挪，對於我們來說還是一個未知數。不過，以我對他近年來作品的觀察，凡是公共性與文學性結合得好的作品，大都是沉潛用功之作，而結合得差時，往往是他在「趕任務」。「趕任務」也是趙樹理的一個寫作傳統，這個傳統要不要繼承，如何繼承，看來趙瑜得認真琢磨一下這個問題了。（1）趙勇：《文學活動的轉型與文學公共性的消失——中國當代文學公共領域的反思》，《文藝研究》2009年第1期。（2）丁曉原：《文化生態視鏡中的中國報告文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頁。（3）丁曉原教授對「報告文學作為知識分子的寫作方式」之命題多有論述，他指出：「以現實報告為基本特徵、以社會批判為重要價值取向的報告文學與以人類基本價值守護為使命，以人文關懷和啟蒙性、批判性為基本職志的知識分子之間，具有相互契合的內在邏輯。知識分子自我實現的方式有很多，但毋庸置疑，報告文學是其中的一種重要方式。」（同上，第25－26頁）筆者認同這一觀點。（4）趙勇：《大眾媒介與文化變遷——中國當代媒介文化的散點透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頁。（5）謝泳：《報告文學及其態勢評價》，《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3期。（6）趙瑜：《中國體育三部曲》，浙江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頁，第481頁，第3頁，第71頁。（7）丁曉原：《文化生態視鏡中的中國報告文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170，34頁。（8）柴然：《趙瑜訪問》，《山西青年》2001年第5期。（9）《宋謀瑒來信》，謝泳等編：《趙瑜研究資料》，山西文學院2006年印製（內部資料），第209頁。（10）趙瑜：《風雨同舟》，見《趙瑜散文》，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頁。 （11） [英]戴維·洛奇：《小說的藝術》，王峻岩等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頁。（12） [意]安貝托·艾柯：《悠遊小說林》，俞冰夏譯，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3頁，第63頁，第53頁。（13） [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頁。（14）趙瑜：《尋找巴金的黛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15）柴然：《趙瑜訪問》，《山西青年》2001年第5期。（16）張不代：《對現實的關注、正視、思考是文學的基本品格》，謝泳等編：《趙瑜研究資料》，山西文學院2006年印製（內部資料），第164頁。（17）柴然：《趙瑜訪問》，《山西青年》2001年第5期。（18）趙瑜：《犧牲者——太行文革之戰·致讀者》（徵求意見稿），2007年12月。（19）《北京青年報》記者：《趙瑜：報告文學清醒才有前途》，《北京電視周刊》2001年第47期。（20）張志敏：《解放思想　直面人生——訪〈趙樹理〉編劇趙瑜》，《太原日報》1992年6月6日。（21）趙瑜：《犧牲者——太行文革之戰》（徵求意見稿），2007年12月，第431－432頁。（22）參見趙瑜：《趙瑜自選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4－355頁。（23）黃賓堂：《與趙瑜同行》，《中國作家》2009年第7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