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禮?祠堂》對於現代倫理建設的啟發

何俊

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

朱子《家禮》（見《朱子全書》第柒冊）對整個東亞都產生過深遠影響。隨著時代變遷，其具體內容雖然可能已難再用於現代社會，但其制禮的精神以及某些具體設置，仍值得認真體會，以獲啟發。本文僅就朱子於《家禮》中首辟《祠堂》一節而略加討論。

自商周革命提出「以德配天」的觀念起，中國社會便將對超越外在神的崇拜轉向對現世人間的關懷。後世雖有佛道兩教的傳入與興起，但宗教組織始終沒有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構成了中國社會的細胞，各自的家庭成為每個中國人自己的「教堂」。唐宋社會轉型以後，望族消散，類似現代核心型的普通家庭實已漸成主要形式。在這樣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的以上層社會為主體的儒家禮儀並沒有及時地實現有效轉型，而佛道兩教的儀式恰好滿足了基層社會的需要，從而成立基層社會的禮儀。因此，隨著新儒學運動的深入，儒家禮儀如何主導中國社會成為新儒家的重要訴求。

朱子《家禮》的根本精神，就是要使儒家的禮儀重新主導中國家庭的倫理生活，從而從基礎上有效地導入與貫徹儒家的精神。朱子於《家禮》中首辟《祠堂》，根本的用意即在此。朱子曰：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使覽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

可見，朱子欲使儒家禮儀重新主導中國家庭的倫理生活，並非僅在儀式本身，而根本是在儒家精神的貫徹，即儒家以家庭為中國社會基本單位的確認，而這個確認又具體地表徵為「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

現代中國的變化當然已非唐宋可比，無論是公私生活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雖然在今天的中國，核心型家庭仍足以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但家庭的禮儀不僅散亂，而且家庭之構成社會基本單位所賴之精神認同也含糊不清。如果反觀朱子於《祠堂》中所申明的精神用意，則現代倫理建設的根本，固然需要考慮種種禮儀制度的訂立，但首先是應該思考現代倫理的建設究竟是要確立起怎樣的精神指歸。設如「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是否仍是現代中國家庭所要確立的精神？這個精神是與陰陽世界觀以及由此衍生的中國家庭的譜系意識相適應的，而這恰與現代中國，至少是近幾十年的性別觀念與生育制度是頗具衝突的。如果完全放棄朱子所標示的精神，則現代中國家庭又應該確立什麼樣的宗旨。至少，如何使現代中國的家庭倫理在保持譜系意識的前提下，兼容現代社會對個體的強調，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理論問題。不難理解，即便是在傳統中國，傳世久遠的家庭也在少數。在實際的意義上，譜系意識可能並不起多少作用。但是，在傳統社會，家庭-個體中間的衝突顯然也是不嚴重的，故在儒家的理論上可以強化「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作為家庭的精神指歸。而現代社會，家庭-個體在事實的層面上也許並不構成根本的衝突，但在理論上恰恰又是緊張的。

朱子制禮，立意雖在精神，但卻並不忽視儀式的重要，甚至是尤為重視，此正是他的理必依氣而發揮作用的哲學觀念在禮儀上的貫徹。朱子遠勝其同時代思想者的地方，則在於他固然深研古禮，但只是為了由古禮而見古人制禮之精神，而不是為了照搬古禮。相反，在禮的儀式上，朱子可謂與時偕行，強調緣俗成禮。他在《家禮》上首辟《祠堂》，便貫徹了這個立場。他講：

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雲。

緣俗成禮顯然是一個積極而有效的原則。現代社會的公私生活，同樣存在著或中或西，或不中不西，或既中又西的種種俗禮。而問題則在於，在這些混亂紛呈的俗禮中，人們並不確切知道其背後存在著怎樣的倫理精神。與此相應，這種種俗禮自然也無從著手，使之根據什麼得到修潤而成為應當倡導的禮儀。

不過，在祠堂問題上，除了顯而易見的緣俗成禮以外，更值得注意的，似乎是朱子在重建儒家的家庭倫理時，對於建立家庭公共空間的重視。朱子所謂「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實際上反映出至晚到南宋時，中國社會的俗世化進程已使得家庭日趨小型化。古代廟制無力實行，而且廟制是否曾真正普遍存在尚可存疑，因此，家庭禮儀的實施必須有待於公共空間的營造。朱子將久已存於民間的祠堂，從依附於祭禮的場所加以專門標舉，置於整個《家禮》之首，實際上起到了改造與擴大祠堂原有功能的作用，使之發展成為近世以後中國社會的家庭禮儀得以施行的重要公共空間。

由此而思考現代社會的倫理建設，如果倫理建設不只是停留於觀念與語言，則必待公共空間的營造，或已有公共空間的功能改造。尤其應該注意的是，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以及網路虛擬空間的建立，人們由於生活與生產的獨立性日漸提高，人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也越來越強。因此，現代倫理所依賴的公共空間實應在現實與虛擬兩個世界中同時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