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崩潰前，紫禁城裡的哭聲-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從黃花崗到武昌，革命黨的力量並未得到實質性改觀，但相形之下，厭棄大清王朝的陣營卻是明顯擴大了，否則無法解釋作為孤城的武昌一聲號召，居然引來了全國各地的響應，而且在這些響應的地方，出面主持獨立的多數並不是革命黨人。

　　「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歷史循環的定理再一次顯露了它的偉力：綿延了兩百餘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敗了自己。

　　「軍隊要在皇室手裡」

　　慈禧光緒死後，作為最高掌權者的攝政王載灃實在有點力小而任重。

　　載灃身份頗為特殊，他既是光緒之弟，又是慈禧最寵愛的大臣榮祿之婿，故當慈禧不愜於首席軍機奕劻之際，乃命載灃入軍機以分其勢。這就是載灃進用之因。

　　載灃此人其實也沒有多少明顯的缺點，但能力平庸卻是不可諱言之事實。能力平庸一點，如果謹慎小心，不亂變更，也許還可以維持守成的局面，但載灃卻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確保清皇室的萬世基業。清季革命黨以滿漢民族矛盾作為他們向清王朝攻擊的利器，如何防範?溥儀《我的前半生》中說載灃1901年到德國去了一趟之後，自以為取得一條真經，即「軍隊一定要放在皇室手裡，皇族子弟要當軍官」。派遣滿洲少年親貴們放洋學習軍事乃流行開來，年輕人當然都是有權力欲的，親貴們回國後在這一點上便很容易和載灃達成了共識。

　　不論是非，單純從統治效果上分析，讓所謂自己人抓兵權當然是不錯的，但也要看時機是否得當情勢是否許可。對於在種族革命風暴中風雨飄搖的清王朝來說，在軍隊中排漢不是正好給革命黨提供了攻擊的炮彈嗎?而就當時的客觀情勢言，以袁世凱為代表的漢人在軍隊中苦心經營多年，手下高級軍官均唯其馬首是瞻，又怎能通過換上一些並未打過仗的滿洲少年親貴統領，就令軍隊改心歸順?

　　載灃把袁世凱驅趕回鄉，逼使後者以息影山林的方式韜光養晦，這是其權力攀上頂峰的標誌，也是他決心要干一件大事的開端。開端似乎很成功很順利，袁世凱貓在鄉下裝作以垂釣賞雪打發光陰，北洋武人發了幾句牢騷但也沒有什麼大的嘩變，但成功的開端卻隱藏著失敗的結果。當武昌槍響，曾到德國學習軍事的旗人蔭昌奉命率軍前往鎮壓，而袁世凱的舊部均不聽其號令時，載灃還是得把袁世凱請回來。儘管時移勢異，這一次，再回來的袁世凱的要價比當初高出了許多，但又有什麼辦法呢?

　　請來救命的「催命郎中」

　　清廷前倨後恭地請回袁世凱，實為萬般無奈之舉。袁世凱勢力在清末逐步發展，漸成尾大不掉之局，其實不僅被載灃等滿人視為大忌，另外一些忠於清廷的漢族大臣也對他充滿了疑慮。

　　曾為軍機大臣做秘書的高樹所撰《金鑾瑣記》錄有一詩，專門寫袁世凱當年進京的氣派，詩曰：「衛士持槍似虎熊，桓溫入覲氣何雄;玻璃窗內頻探望，暗暗心憂兩相公。」詩後自註：「項城( 「項城」為袁世凱的郡望，編者注。 )在湖園入覲，衛士如虎如熊，有桓溫入覲之概，王、瞿兩相國在玻璃窗內觀之。觀後，憑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王、瞿兩相國」，就是兩位軍機大臣王文韶和瞿鴻機。當時慈禧猶在，袁世凱會不會像東晉權臣桓溫一樣威脅皇室，已經是有眼光的人們揮之難去的陰影。現在，袁世凱劉郎重到，而且所攫取的權力更大，皇室所能制衡的牌更少，當年的這個問題顯然是更加尖銳更為緊迫了。

　　在清廷被迫解散讓漢人憤懣的「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授其組閣之權的時候，中外朝野都在嚴重關切袁世凱下一步的動作。但袁世凱卻還在發揮他的演員天賦，若無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隨筆》記載，袁世凱入京組閣，一位日本外交人員與其有舊，第一個請見，密詢袁意，「袁氏力言『靖亂報國，之死靡他』，忠誠溢於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為誓。」

　　「忠誠溢於言表」的袁世凱看來不會辜負「救命」的重託了，但實際上，他做的卻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發誓的同時，套向大清王朝的繩索也越收越緊。

　　袁世凱將權力集中於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對奏事。內閣一成立，袁氏開單列舉的事項大要為：

　　除照內閣官制召見國務大臣外，其餘召見官員，均應暫停止;總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對，遇有事件奉召入對，並得隨時自請入對。除照內閣官製得由內閣國務大臣具奏外，其餘各衙門應奏事件，均暫停止。所有從前應行請旨事件，均咨行內閣核辦，其必應具奏者，暫由內閣代遞，凡無須必請上裁事件，均以閣令行之。

　　清廷無可奈何，一一從其請，並下詔：此後奏事人員，於章程未定以前，關於國務有所陳述者，均暫呈由內閣核辦，毋須再遞封奏，以明責任，而符憲政。

　　袁世凱這一步棋的要害在於，將入對奏事之權，都集中到了以他為首腦的內閣，各衙門對內閣負責，聽內閣號令，不再像過去那樣還要向皇帝「請旨」，而他自己什麼時候面見皇帝，可以隨心所欲，這意味著國家無論發生了什麼大事，總理大臣是否想讓皇帝知道，什麼時候想讓皇帝知道，都由總理大臣所掌控。

　　這樣一種政治格局，當然是虛君立憲之本義，否則袁世凱所組建的也不配稱為「完全責任內閣」了。遺憾的是，從結果上分析，袁世凱集權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實行真正的憲政。

　　袁世凱集權的第二步是逼攝政王辭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詔准攝政王退位，並再次強調「用人行政，均責成內閣總理大臣」。經過政治上的集權，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裝，這個時候，袁世凱取清廷而代之的條件可以說已完全成熟。難道中國歷史上奪權篡位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嗎?

　　中國人對這樣的一幕當然太熟悉了，而且誰都知道，只要以武力作後盾，幾乎沒有不成功的。然而這種做法也有一個缺點，儘管歷史多由勝利者書寫，但到底不是多麼光彩的事情，道德上的罵名有留存到身後的危險。

　　歷史上有人為了讓猶豫不決者狠下心來，大膽篡弒君上，勸其「勿慕虛名而遭實禍」，現在大權在握的袁世凱當然不想遭實禍，但也並不想拒絕虛名而背上惡名。

　　袁世凱到底是袁世凱，他要做權臣，要奪人之國，也會大不一樣。

　　怕不怕法國大革命?

　　辛亥革命大幕揭開之後，一時形成革命黨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對峙格局。而能夠打破這種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凱。袁世凱倒向哪方，哪方就會取得勝利。

　　對峙雙方於此當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凱以重權乃至全權，只求保住皇位;革命黨一方，當日既把推翻清室、將國體由君主制變為共和制視為終極訴求，對袁世凱也極盡遊說、籠絡之能事。而袁世凱，當然樂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後坐收漁翁之利。於是，表現在戰場上，袁世凱的北洋武裝和革命黨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終保持對南北雙方都帶有挾制性的籌碼，而私底下，卻是信使不斷，經過幾輪交易，終於達成一致，即袁世凱只要不維繫清王朝政權，則革命黨擁護袁世凱做共和國第一任總統。

　　南北雙方對袁來說，既是需要震懾的對象，又都可以拿來利用。兩者比較，袁對南方革命黨施展手段相對容易，只要軍事上維持高壓態勢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個綿延了兩百餘年的政權，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凱無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負孤兒寡婦的千載惡名。

　　不動武力，袁世凱也實現了自己的目標。他對清廷的手段無非兩個字，哄與嚇。

　　首先是以前線軍官催餉的電報為憑，脅迫親貴王公捐款接濟軍用。清廷下詔，諄諄教導王公大臣們，「當凜多藏厚亡之戒，效毀家紓難之忠」，然而應者寥寥。當過首席軍機的奕報效不過十萬兩，余者二三萬兩。在袁世凱這種恐嚇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輕國難的王公大臣們難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這樣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數，而我們的私財恐怕早就打了水漂!於是自然不會站在堅決鎮壓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謂優待清室條件作誘餌，最後則是危言聳聽，對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嚇。這一哄一嚇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密奏中，他先以國務總理大臣的身份，大嘆了一番苦經，「無餉可籌，兵不敷遣，度支艱難，計無所出，籌款之法，羅掘俱窮，大局岌岌，危逼已極，……臣等受命於危急之秋，誠不料國事敗壞一至於此也」，又抬出南方，「民軍之意，萬眾之心，堅持共和，別無可議」，接著安撫皇室，「民軍亦不欲以改民主，減皇室之尊榮」。

　　最妙的是最後一段，「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劫遺也。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

　　法國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斷頭台的，此處分明是恐嚇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將蹈法王之覆轍。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嚇別人，但從字面上看，卻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動人，彷彿時時處處都在替別人著想。

　　救亡策失靈

　　清王朝立國兩百餘年，其制度之成熟和完善已達傳統社會的頂點，在對內治理上，也常自誇其所謂迥異於前朝的深恩厚澤。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為什麼到了最後卻被一個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中?眼看袁世凱的繩索越收越緊，它就全然沒有補救和反抗的辦法嗎?

　　清廷當然是不甘心覆亡的，它也採用了一些救亡策，只是時移勢變，均歸無效。

　　武昌起義後六日，江蘇巡撫程德全即請狀元實業家張謇草疏，與山東巡撫孫寶琦等聯銜入奏，請現任親貴內閣解職，處分釀亂禍首，提前宣布憲法。明眼人一看即知，這是挽救人心的辦法。可是清廷卻把這一道奏疏「淹」了，即既不公開也不批複，算是冷處理。不料，駐軍灤州(今河北灤縣)的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因受革命黨遊說，聯合其他軍人列舉速開國會、改定憲法、特赦黨人、組織責任內閣，皇族不得充任國務大臣等十二款，給清廷發了個電報。灤州就在京城的邊上，這份武人的電報等於就是兵諫。而這時又傳出離北京不遠的太原宣告獨立、巡撫被殺的消息，京城裡盛傳張軍即至，人心惶惶。在武人的威脅下，清廷下詔罪己：

　　「政地多用親貴，則顯戾憲章;路事朦於僉壬，則動違輿論。促行新治，而官紳或借為網利之圖，更改舊制，而權豪或只為自便之計。民財之取已多，而未辦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詔屢下，而實無一守法之人……以前舊制舊法有不合於憲法者，悉皆除罷。」

　　武人干政，動輒就要發一道通電，眾所周知此乃民國時期的奇特景觀。開此例的，就是張紹曾，然而關於近代史的書籍對此卻要大加讚揚。

　　清廷罪己的同時，又下詔准組完全責任內閣，不再任用親貴。詔書中「懿親執政，與立憲各國通例不合」云云，本來是國人早就一再指出的，現在進入詔書真令人感慨。

　　更大的動作是下詔解除黨禁： 「黨禁之禍，自古垂為炯戒，不特戕賊人才，抑且消沮士氣……茲特明白宣示，與民更始……嗣後大清帝國臣民，苟不越法律範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罪己，實行責任內閣制度，解除黨禁推行政黨政治，清廷的這幾步都是為了喚回已經流失的民心，特別是對立憲派來說，現在清廷所允諾者就是他們一直以來所堅持的訴求—以和平的方式走憲政的道路，但為什麼即使是立憲派，對清廷拋出的最後的救亡策也無動於衷呢?

　　原因簡單得很，人心已冷，誰也沒有再耗下去的興緻了。

　　綿延了兩百餘年的大清帝國這時就像一棵大樹，蠹蟲在裡面刨其根本，外面有人推搡，還有一些人則冷眼旁觀，這樣一種局面，它哪有不倒的道理呢?

　　隆裕掩面而泣

　　南北相持，最大的受益者將是袁世凱，這種趨勢已經明朗。而革命黨的激烈行動又加速了這種趨勢。

　　首先是潛伏於京城的革命黨激進一派暗殺袁世凱未中，倒幫了袁的大忙。隆裕太后倚袁世凱益專，清廷中對袁不利的話都不能入隆裕之耳了，而袁於案發後，更以休養為名不再入朝，以示要挾。其次，革命黨的炸彈幫助袁世凱消滅了一個有力的敵人，即滿洲貴族中的少壯派代表良弼。良弼抵制袁世凱，反對議和、清帝退位，正組織「宗社黨」與袁抗衡。良弼被炸死，親貴皆膽落，紛紛離京走天津、青島、大連等處，避居於租界，無人再敢反對議和。

　　反對的力量越來越弱，袁世凱的逼宮則步步為營。在袁世凱心腹、郵務大臣梁士詒的奔走策划下，駐外各國公使電請清帝退位。不久，更有所謂前敵四十二將領的聯名請退位的電報。在這封以北洋大將段祺瑞為首而簽發的電報中，武人們赤裸裸地威脅道：「雖祺瑞等公忠自勵，誓死可保無他，而餉源告匱，兵氣動搖，大勢所趨，將心不固，一旦決裂，何所恃以為戰?深恐喪師之後，宗社隨傾，彼時皇族尊榮，宗藩生計，必均難求滿志。即擬南北分立，勉強支持，而以人心論，則西北騷動，形既內潰，以地理論，則江海盡失，勢成坐亡。」

　　最後的崩潰終於來了。公元1912年1月間，《申報》的一篇報道赫然題為《清皇族的哭聲》，記述的是隆裕太后於清帝正式下詔退位前召集的御前會議的情形。私底下，隆裕的表現更為凄惶。《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中記錄了譜主梁士詒的一段話，「當國勢危時，清廷所以餌我者甚至。御賜物件前後十餘種，又賞紫禁城騎馬及賞紫韁等等。良弼被炸之日，京師風雲至急，入朝行禮後，隆裕太后掩面而泣云：『梁士詒啊!趙秉鈞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趙秉鈞先大哭，誓言保駕，我亦不禁泫然。」梁士詒時任袁內閣的郵務大臣，趙秉鈞為民政大臣，而胡惟德則系外務大臣，都是袁系的重要人物，隆裕向這三位哀哀求告，當然是說給袁世凱聽的。

　　公元1912年(民國元年)2月12日，清廷正式發布皇帝退位詔書。從此，「皇帝」成為一個歷史的符號。幾乎所有關於近代史的書籍寫到這一重大事件時，都會宣告：這代表著君主專制在中國的終結。其實「君主」和「專制」之間的聯繫非常複雜，並不是國體先進，政體就會自然先進。有君主未必一定專制，君主立憲國的代表英國就是最好的例證，反過來，沒有君主，也未必就一定沒有了專制。君主國體的被埋葬，的確掀開了中國新的一頁，但這一頁對民眾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一紙皇帝退位詔書並不能給出斬釘截鐵的答案。

　　著名作家吳祖光的父親吳瀛一直服務於故宮，他的《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中記下了一件趣聞，清帝退位詔書發布後，起初「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見有奏國事者，乃問奏事處太監曰：今日何無國事?奏事處方告以國事已歸袁世凱，太后但請問家事可耳。乃爽然。」自己丟失了一件早已習慣使用的東西當然難免惆悵的，何況這件東西里包含家國之重呢?

　　吳瀛所著書中還存有袁世凱一個墨跡的書影，系袁在清皇室優待條件之末的一個親批，「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

　　「至今耿耿」，一代梟雄也會有這種心理負擔嗎?也許這就是人性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