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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高幹子弟是君主立憲的受害者

清廷高幹子弟是君主立憲的受害者

[導讀]皇族成員突然發現君主立憲簡直就是一個政治陷阱,以為那些心懷鬼胎的漢族人就是想通過和平手段奪取大清江山,大清國高幹子弟成為君主立憲最大受害者,他們能不反抗、能任由這樣和平交權嗎?

誰是君主立憲的受害者

3君主立憲對誰有利

按照「家天下」的政治理念,大清國就是人家愛新覺羅家族的先輩帶著滿洲幾個部落頭領,還有蒙古等周邊族群頭領一起打下來的。一般民眾並沒有後來的民族國家意識,皇恩浩蕩、謝主隆恩,就是那個時代君臣、君民關係形象且恰如其分的寫照。所以在那時,假如遇到康熙、乾隆那樣的「明君聖主」,皇帝不想專制都很難,臣民期待他們專制。

但是到近代則不然。近代中國的問題本來就不是自身內部衍生出來的,而是外部輸入的。當西方的思想觀念隨著西方的物品、資本源源不斷輸入中國後,中國人的觀念也在悄悄發生著改變。特別是經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震驚、刺激後,稍微有點頭腦的中國人都在想:中國為什麼在世界上混成不被人待見的異樣族群?東三省明明是大清國固有領土,日俄兩國憑什麼在這塊土地上打仗,而且連戰爭善後都不讓中國人介入?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思前想後,問題就出在中國的體制與世界有差距;而解決之道,好像就是梁啟超1901年就向中國人呼籲的君主立憲。按照梁啟超在《立憲法議》中的說法,當時世界上最流行的幾種政治體制,不外乎君主立憲、君主專制和民主立憲,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均為立憲政體,權力有限,而專制政體的權力是無限的。

從表面上看,無限制的權力似乎很有利,君主可以動用一切資源去實現自己的目的。但從實際政治運作程序看,不受任何約束的君主恰將自己推上權力要衝,沒有絲毫可供緩衝的中間地帶;成功了固然是君主的貢獻,失敗了,只有君主個人承擔責任和全部後果。所有臣民都是君主的僕人,領取君主發放的俸祿,吃著皇糧,但他們在君主專制體制下無所用心無所事事。這是一種很不經濟的政治體制。

根據梁啟超的分析,就三種政治體制比較而言,目前最理想的政治形態無疑是君主立憲,因為民主立憲施政方略變化太快,選舉時耗費巨大,競爭激烈;雖然形成了一個競選經濟,但由於這種經濟只是消耗不是創造,至少在那個時代還不是一種理想的政治形態。至於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比較,不言而喻,君主立憲遠優於君主專制。

梁啟超的道理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但畢竟中國人特別是清廷統治者只知道君主專制的好處,沒有體會過君主立憲的滋味。所以從康有為1895年的呼籲,到梁啟超1901年的分析,中國人依然無法在君主立憲問題上達成共識。說起來很難讓人相信,這個共識的建立,還是在「小日本」1905年打敗「大俄國」之後。

走向君主立憲

日俄戰爭結果日趨明朗時,中國被迫「邊緣化」已成定局。美國政府在邀請日俄兩國協商戰爭善後時,對於中國希望參加的迫切心情視而不見。中國被完全排除在討論東三省前途的會議之外,這不能不使清廷感到格外焦慮與尷尬。1905年6月23日,清廷以日俄和議有開議之說,命各衙門及各督撫籌劃因應之道。

這個問題當時已有很多討論。有識之士早就強調不能就事論事談東三省,必須將立憲與東三省問題捆綁在一起,才能找到辦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清廷的問題還是那個問題,那麼答案自然還只能是那個答案。7月2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與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名建議清廷明確宣佈於12年後實行立憲政體,強調立憲政體無損於皇室,無礙於皇權,最合乎中國國情及朝廷利益。稍後,周馥又單獨向朝廷建議,君主立憲體制下的立法、行法、執法三權分立,才是大清皇權永固的根基。兩廣總督岑春煊回奏,東三省問題的關鍵不在日俄,而在中國能否徑仿東西洋政治,與民更始,改革政體。

封疆大吏、中樞大員的建議特別是立憲有百利而無一弊的說法,深深感動了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經慎重討論,7月16日,朝廷命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為政治改革做準備。

五大臣出發之際,遇到了革命黨吳樾自殺性攻擊。清廷不僅沒有被嚇倒,反而堅定了立憲信心。因為這證明,君主立憲大約真的能消弭革命,否則革命黨為什麼這樣害怕呢?

稍事調整,五大臣兵分兩路出洋考察,1906年7月相繼返回。他們在稍後的召見中,不約而同建議朝廷要毫不猶豫走上君主立憲的路,立憲後君主的權力並不會削弱,國家主權依然牢固掌握在君主手裡,就像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樣。總之,君主立憲利國利民,可造國祚之靈長,無損君主之權柄。中國如果經過15年到20年準備,召議員,開議會,一定能夠像東西洋立憲各國一樣繁榮昌盛,政治穩定。

考察憲政大臣的言論深深打動了朝廷。1906年9月1日,光緒帝欽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宣布仿行立憲,參照東西洋立憲各國重構政治體制,爭取在經過10年20年的準備,重建一個憲政國家。

君主立憲對誰不利

考察憲政諸大臣的建議和各方面的鼓吹,充分考慮了皇權尊嚴和重要性,他們的解釋或許能夠說服最高統治層,但很難說服那些政治上的反對派和懷疑論者。因為所謂君主立憲,畢竟在本質上要以憲法的形式去約束、限制君主的權力,怎麼能說這個制度有利於君有利於民呢?在這些反對者看來,君與民從來都是對立的,利於君就不利於民,利於民就不利於君。

所以,他們貌似站在統治者立場上質疑君主立憲的必要性,以為要求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路,可能是看對了病吃錯了葯,中國長時期積貧積弱的癥結可能並不在君主專制,恰恰相反,問題的關鍵在君主權力長時期被削弱。他們甚至向最高統治層暗示,鼓吹君主立憲的人可能藏有一個大陰謀,因為這個君主立憲的新體制不僅妨礙君權,而且勢必利於漢而不利於滿,與孫文那些亂黨的政治主張相一致。

反對者的陰謀論對統治者往往是最靈驗的。清廷原本就對立憲政治心存疑慮,之所以派員考察各國憲政,其實是因為東三省問題而起,並不是發自清廷政治統治的內在需要。所以在反對呼聲日高時,清廷最高層總是表現為退縮,贊成者和反對者以清廷為支點發生蹺蹺板效應。

清廷的猶豫徘徊使贊成立憲的人們深感失望,鎮國公載澤為此上了一個充滿憤怒的摺子,批駁那些反對立憲的人具有骯髒心靈,他們其實只是擔心自己權利喪失,因為立憲利於國利於民而不利於官。立憲體制建立後,不論各省督撫還是中央各部院大臣,他們的權勢都會相應削弱,且必須接受議會監督。這是他們反對立憲的根本原因。

至於滿漢關係,載澤認為,世界大勢是競爭加劇,合中國全體之力都不一定能迎頭趕上,追逐潮流。中國為什麼還一定要分清彼此、自劃壁壘呢?如果一定要說滿漢關係,君主立憲政治改革既利於滿,也利於漢,利於全國各族。在君主立憲政體下,滿漢畛域必須破除,所有族群必須和解,為國家民族萬年長久之計,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強分彼此,置國家民族大義於不顧。

載澤的分析是對的,慈禧皇太后和光緒帝也聽了進去,清廷稍後確認九年立憲預備路線圖。兩年後(1908年),又發布《欽定憲法大綱》,為君主立憲制定了一個政治架構。此後兩年,儘管清廷最高層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實事求是地說,清廷的預備立憲進程並沒有多大耽擱。

按照清廷立憲路線圖,第一屆責任內閣將於1911年5月發布。這個步驟標誌著中國開始進入君主立憲的「初級階段」。換言之,此時的中國還不是嚴格意義的君主立憲國家,但中國已經向君主立憲國家邁出了關鍵一步。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先前曾經爭論過的問題重新浮到檯面,並終於由這些問題導致大清王朝走向終結,走進歷史。

根據《欽定憲法大綱》原則和東西洋立憲國家通例,為了保證君主享有至上權威,就必須保證君主永遠不出錯;君主永不出錯,除了不再處於權力要衝、直接處理國務,還必須嚴格禁絕皇親國戚出任政府要職。這是君主立憲體制的基本原則。

然而,清廷在1911年5月8日發布的內閣名單中,13個閣僚竟有9個出身於皇室或皇族。於是輿論嘩然,國人一致認為朝廷應該痛下決心,撤銷這個被稱為親貴內閣或皇族內閣的變態機構,重新遴選合乎憲政要求的人。無奈,清廷到了這個時候開始掉鏈子,無恥援引欽定憲法大綱中大權統一於朝廷、皇帝享有任命百官等權力,不願接受各方要求給予適度調整,更不要說撤銷了。

清廷對憲法大綱相關條文的援引是對的。但此一時彼一時,當年發布那個大綱時,皇上是英明的光緒;現在呢,皇上只是一個幼童,怎能與當年情形相比擬?假如清廷借用這個條款任命皇族擔任政府要職,那麼君主立憲和君主不立憲又有什麼區別呢?

君主立憲就是要限制君主的權利,也是為了皇室萬世一系皇位永固,但絕不是皇族整個族群集體當政,這是任何一個君主立憲體制都不能接受的。至此,皇族成員突然發現君主立憲簡直就是一個政治陷阱,以為那些心懷鬼胎的漢族人就是想通過和平手段奪取大清江山,他們這些大清國的高幹子弟反而成為君主立憲的最大受害者,他們能不反抗、能不抗爭、能任由這樣和平交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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