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徹：我喜歡胡適，不喜歡魯迅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魯迅，魯迅的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劣根性的批判已經打動不了我。但魯迅的那種思想在很多中國人中仍然非常有市場。我早就說過，同樣的案例，西方的專業人士看了以後會分析心理學、人性學、人的精神受到外部環境影響會做出如何的應對等等，但中國的不少埋怨文化和中國人劣根性的看了以後就又會重複地罵傳統、罵中國人。

法國著名心理學家、精神科醫師及暢銷書作家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列舉過一個試驗性研究。

「研究人員要求他們（學生們）準備用《仁慈的撒瑪利亞人》寓言來講道。這則寓言選自《新約》，說的是一個旅行者在穿越某個危險地帶時被匪徒襲擊打傷，財物遭劫，被拋在路邊奄奄一息。一個又一個旅行者路過，都沒有停下來救他，可能是因為害怕。

」對學生們的要求是：『你仔細研讀這段文字，準備講道，然後去附近街區的錄影棚錄影。』學生們讀完寓言，體會了利他主義和幫助陌生人的精神之後，被派到附近的一間錄影棚拍攝講道內容。一半人被告知：『時間充裕，別在路上磨蹭，不用著急……』而另一半人被告知：『趕快動身，要遲到了，趕緊過去，不然錯過約定時間就錄不成了！』在他們必經的路上有人故意躺在路邊呻吟，就像寓言故事裡那個被匪徒襲擊的旅人。研究人員想知道這些學生的性格、個性和他們所研讀的寓言故事的性質對幫助他人有沒有影響。結果發現，時間壓力是影響最大的因素。沒有受到時間壓力的學生中，2/3的人停下腳步救助路邊的『傷者』，餘下1/3沒有停下來（大概是因為要錄影所以感覺緊張）。相反，另一半被告知時間緊迫的學生中，僅有1/10的人停下來！只有1/10！這些神學院學生可是剛剛研習過關於利他主義的寓言。

這個實驗是很有針對性的，專門測試時間緊迫對人的影響。西方還有很多專門的案例，比如專門研究過度接觸金錢對人的影響，專門研究暴飲暴食對人的影響……這樣的專業研究太多了，由於有具體的限定條件，所以非常有說服力。

當我們把很多事情放在中國現實中考慮一下的話，就會發現魯迅的很多簇擁者，他們得出結論完全是另外的方式。比如，現實中國的情況是，老人倒了不敢扶，更具體一點兒，老人倒了的情況很多，但扶老人的比例很少，具體的比例我沒有調查過，但很少。這種情況使得魯迅的簇擁者們得出結論是這樣的：中國人冷漠，劣根性中就只顧自己，傳統文化就講明哲保身……緊接著就開始罵國民的劣根性，罵傳統文化，最終使得中國社會的文明進程走到了一個無解的境地。因為講中國人的劣根性，講傳統文化有問題，那沒辦法著手去改變了。有人說，信了基督教就可以了，有另外的人說，中國人入了基督教也改變不了骨子裡的傳統基因……中國的魯迅們，嘴上罵的很爽，罵的看起來很多樣，其實很單薄，並且大多覺得自己看問題非常深刻，批判國民的劣根性和傳統文化會讓給人誤以為自己深刻的錯覺。一下子批判了幾千年，一下子批判了文化根基。

有人說改變制度。我也同意改變制度，但既然是改變制度，那中國人的劣根性和傳統文化就不是問題，或者說是極其次要的問題，制度才是真正的問題。

張雪忠說過：魯迅、柏楊等人的所謂民族劣根性批判，從來就不曾打動過我。我想，這主要是因為這種民族性批判和我自己所秉承的個人主義倫理觀，兩者之間存在著原則性的衝突。在我看來，真正能夠享有尊嚴和承擔責任的道德主體，不是抽象的文化或民族，而是一個個具有自主意志的個人。將道德責任從具體的個人身上轉移到抽象的文化或民族特性上，只會削弱而不是強化每個人的道德意識，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利於公眾素質的提升。

張雪忠還舉過一個例子：今天早上，我把車停在路上排隊買早點。在我前面的幾位老年人一致讓我先買，說我上班要緊。我因為確實有點趕時間，就沒有推讓；買完之後，我向他們表示感謝，並祝她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我想，我們在生活中，難免會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人與事，但在我們身邊，也確實有不少正派、熱心和友善的人。這種個人的生活經驗，也是我一直無法認同各種素質論的原因之一。正如沒有證據表明中國人比別的民族更優越一樣，也沒有證據表明中國人更低劣。我覺得，那些動不動就說中國人這樣不行那樣不行的素質論者，與其說是表達了對中國人素質的健全判斷，不如說是暴露了他們自身的人格和心理缺陷。我覺得，素質論者的主要問題，是無法積極和樂觀地面對世界的不完美。

談素質論，個人認為，第一因為缺乏某些專業知識，比如人性學，心理學，社會博弈論等。第二，因為自身心理可能存在某種缺陷。第三，邏輯分析能力存在某些問題，他們的邏輯其實不通，什麼幾千年文化沉澱，什麼幾十年的奴化教育云云，這些東西哪怕不用引入某些專業知識，也難以自圓其說。

有關於專業方面的知識，很難在一篇文章中介紹清楚，但鑒於以上的綜合邏輯，胡適和魯迅，我個人更加喜歡胡適。

胡適其人，1891年生，比蔣中正小四歲，比毛澤東大兩歲。他是第二批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生。

提到庚子賠款，有這麼一個事情，當時清政府戰敗，賠款4.5億元，美國回頭核算了以後，發現給自己的賠款多了，就想辦法退回來，美國在那時候就看準了軟實力外交，怎麼退回來？就用多餘的部分給中國建大學，給中國青年赴美留學做部分開銷。要是沒有這部分退回來的庚子賠款，不少大師都沒了。吳宓、趙元任也都是用這些賠款去留學回來的。而且美國退回來以後，英、法、荷、比等國相繼與中國訂立協定，退還超過實際損失的賠款。退還款項除了償付債務外，其餘悉數用在教育上，中國每年向上述國家輸送相應的留學生。就是俄羅斯沒有退還超過實際損失的賠款。

奧巴馬的父親也是在各國這種軟實力的較量中赴美留學的。

胡適留學的那一年是1910年，在康奈爾大學讀農科。他當時的說法是：什麼不收學費，我就讀什麼。是不收學費還是學費低，我記不清了，反正他讀農科跟他交不起其他學科的費用有關。但是，讀下來以後，他實在是學不會，蘋果的種類就有十幾種甚至幾十種，同學們一看成色，就能辨認種類，他一看那些蘋果聚在一起，都是一個樣，實在是分不清。而且，他對於哲學、文學之類的人文學科感興趣。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成為了杜威的學生。1917年夏回國擔任北大教授。而且，他是真的能夠切身感受美國文化的人，不像有些人，到了新地方，只看山川河流，對當地社會的感悟非常表面。

而且，在美國的時候，他就開始醞釀新文化運動。這個時期，他一邊學習西方人文，一邊思考中國國內的問題。他和陳獨秀通了好些信，兩個人互稱先生，彼此非常尊重。1916年時，胡適給陳獨秀寄信《文學改良奏議》初稿，讓陳獨秀提意見，但後來《新青年》發表的文章幾無改動，並且，陳獨秀執筆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看出，胡適和陳獨秀的性格不同，甚至理念不同。胡適是比較溫和的人，陳獨秀比較有霸氣。胡適真正懂得西方的自由、包容，陳獨秀就不是發自內心地理解這一點。

關於文學改良或者說文學革命，主張怎樣的新文學，胡適和陳獨秀是有基本的一致意見的，但他們對是否給與他們不同意見的人以匡正討論的權力，卻主張並不一致。

胡適主張，有些人儘管主張舊文學，但仍然可以討論。陳獨秀卻說：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當時，不少人就很欣賞胡適的這種為人處世，有人給胡適寫信，還特地批評過陳獨秀的這種狂妄與專橫，不少人在當時確實轉不過彎來，但後來很多人都想過來了，可他們跟陳獨秀的關係並不好，和胡適卻能夠成為好朋友。可能現在有人會說，胡適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學會了如何做好好先生，我不這麼看，胡適確實喜歡交朋友，可他這種做法是因為他是一個真正地能夠躬身力行的自由主義者。

我們現在來看，當時他們主張新文學，是時代潮流，非常正確。可是，從自由主義的角度講，對於不同意見，不管是怎樣的不同意見，都應該給別人說話的權力。陳獨秀顯然沒有領悟。當然，陳獨秀的強硬態度會讓很多人熱血沸騰，這一點講，他可能對於新文學的推廣力度更強。

而這種基本理念的不同，也是他們後來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

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就是胡適和陳獨秀，魯迅在這個時期的名氣還是很小的，至少是跟他們都比不了。當時其實有更多的人接受新思想，傳播新思想。一篇《狂人日記》在當時的中國是引不起現在吹噓的那樣的軒然大波的。

在胡適更加年輕的時候，他也曾經容忍不了別人的意見。在《容忍與自由》中，他講：

我十七歲的時候(一九Ｏ八)曾在《競業旬報》上發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制》有之："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排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道"態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禮讓》的一篇）的"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典！

當真正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以後，他才知道，真正的良好的社會並非是追究那個所謂的絕對的真理，也並非追究那個所謂的絕對的科學，而是尊重彼此的自由，能夠互相容忍對方的無知。你不必真正了解我所講的憲政，也不必真正了解我所說的民主，更不必真正理解我口中的上帝是什麼……這些東西，永遠都無法統一意見，只要在基本的底線上能夠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只要能夠不干涉我說話的權力就可以了。無知不是錯，不尊重人格底線和人權底線才是錯。因為判斷別人無知不無知是很主觀的東西，誰也不能保證自己不無知，這個世界上沒有宇宙真理。

這是我佩服胡適先生的第一點，他在那個時候能夠成為一個超時代的自由主義者，並且自己在生活中可以踐行自由主義的點滴，非常了不起。

而能夠引領時代潮流，在文學、哲學、考據學等等領域取得成就，那是因為他個人才華超群導致的，我也非常佩服，可我更注重一個人的人格魅力，有才華的人太多了。當然，現在看他在當時時代取得的學術成就，其實並不很高，一本《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上部，沒有下部，我看過上部以後，後來自己去比對原著，基本很多意見不能贊同胡適；還有考據學，四大名著，胡適幾乎都有考證，對於《三國演義》，胡適還說過文學水準不是很高的話……讀讀胡適文存，很自然可以得出，在某些方面，胡適的研究確實不是很厲害。

我佩服胡適的另外一點是，他對社會以及歷史脈搏有一個比較精準的把握，他不是政治家，不少政治手腕他不懂，而且也沒有從政的心態，只不過在中國抗日期間，國家危急的時刻擔任過駐美大使，後來辭掉以後，蔣中正還建議胡適做總統，他也沒有心去做，傅斯年也勸他不要做政治。

胡適所在的時代，清政府時期、北洋時期、國民政府時期，後來隨蔣飛赴台灣。胡適步入中國歷史舞台是北洋時期開始的。那麼，這個時期的社會到底是怎樣的？其實，我們現在的很多人並不了解，當時的很多人也不知道歷史趨向。

我個人認為看清當時的歷史，有這麼幾個因素綜合考慮是必要的。胡適回國之時，袁世凱倒台，一戰進行時，不少各國的不平等條約存留給北洋政府，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國民識字率非常低，而且中國處于軍閥割據狀態，各地軍閥都擁兵自立，隨時可以宣布獨立或者革命。胡適回國第二年，威爾遜十四條出台，世界各國有各國的戰後打算，威爾遜十四條重在軟實力競爭，而日本、英國等國對於軟實力則並不重視。

胡適回國第二年，爆發了五四運動，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等等現象都出現了。據我個人的一點兒淺見，其實五四運動並非是一個理性的運動，相對於新文化運動來說，這場運動已經偏離了民主與科學的軌道，有民粹傾向。我記得我當年學的教科書，有學生咬破手指，血書捍衛青島，這種情懷值得肯定。後來我還看過一些把賣日貨的商人戴高帽子遊行的事情。這類的事情有愛國情懷的因素，但其實是民粹行為。

回頭考察當時的國情，我認為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個時候人才輩出，大學裡學術自由，造就了很一批大師級的人物，相比於現在的學生，當然有很多需要向那時候的學生學習的地方，但那時學生的整體素質不一定比現在大學裡的學生整體素質高，反而可能學生的整體素質更低。進了學校以後，不一定就有了知識，當時優秀大學招考的學生都是可塑的可以成長為大才的人，錄取學生沒有現在的這麼多苛刻無厘頭的條件，由於全國識字率低，剛進入大學的學生的知識不高，很多是之前的私塾出來的年齡到了的人，在很多大學裡也並不能學到什麼東西。如果那個教育風氣能夠延長時間，成為系統的話，肯定會好，可是由於時間短，全國大學生處於一個擴招狀態，也沒有中小學系統，整體素質很低，是不難推測的。

五四運動，就是這麼一批可塑的人被塑造成了狂熱的愛國青年。當然，這種塑造不是大學裡要這麼塑造，而是綜合因素，主要因素還是社會問題很複雜，學生本身對很多問題沒有判斷能力。

像陳獨秀、胡適等等一批學生偶像其實是明白當時學生的真實素質的。陳獨秀不過是利用了學生的狂熱，而且這也能夠為他爭取更多的名譽，他自己本身也近乎狂熱。

胡適在這樣的情況下，給出了自己的建議，要大家「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中，胡適寫道：「現在的學生天天談二十一條，究竟二十一條是什麼東西？有幾個說得出嗎？天天談高徐濟順，究竟有幾個人指的出這條路在什麼地方嗎？這種不注重事實的習慣是不可不打破的……」還有當時巴黎和會具體的條文，北洋政府如何參加一戰，如何廢除相關德國的不平等條約，如何在青島問題上做出周旋，學生們對具體內幕也根本就不知道。試看今天台灣的反服貿，學生對於服貿的理解和法律的認識都很高。當然，我認為馬英九的服貿是有利於兩岸經濟發展的。

在當時那個民族主義興起的世界歷史潮流中，胡適就看到了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其實回頭講威爾遜十四條，只是在歷史中，美國的博弈能力不高，手裡的砝碼也並不重，因此，需要受到日本、英國、法國等列強的牽制，執行起來有極大的困難。這種牽制，二戰後就不存在了，法國、日本、英國等國已經無法牽制美國，讓羅斯福引導的聯合國這一正義組織得以順利施行。然而，威爾遜和羅斯福兩者的主張都是符合世界正義的，這個卻不能否定。美國確實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也有不少靈活的政治手腕，但是美國更接近於明白只有大家建立了和平的底線和市場，對美國的長久利益才最重要。

1922年，胡適寫了一篇文章，叫《國際的中國》，裡面提到，「華盛頓會議之後，因帝國主義而造成的侵略危機不是更嚴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轉化了」。他說：「老實說，現在中國已經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所以我們現在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最緊要的是同心協力地把自己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有—大部分可以自然解決了」。這篇文章我沒有看過，以上胡適言論間接引用於《炎黃春秋》雜誌(2008：1)發表邵建《胡適與陳獨秀關於帝國主義的爭論》。

歷史上，只有李鴻章提出過，就美國對中國最厚道之類的話，他的原話我記不清了。在那個年代，像胡適這樣看待美國的人物，我找不到第二個。孫中山為了革命到各國籌錢，其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在當時也是反帝的。當然，他內心裡應該知道美國是怎麼回事，但是反帝是一桿旗，煽動革命的旗，在當時，這可以利用國民情緒。但情緒終究不是理智。

而像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等，他們是絕對沒有魯迅這樣的歷史觀的。

胡適很多名言，非常為人所熟知：

「美國人來了，有麵包，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無自由；它們來了，無麵包，無自由。」

「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

那麼，胡適是一個超時代的人嗎？胡適是一個超時代的人，只是因為他比當時的人看得更清楚，他不說違背他內心的話。那麼，反過來思考這個問題時，那些利用國民情緒而不說真話的人，反而是符合時代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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