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襲背後的郊區病與極端派|時事話題

06-07

11月13日發生在巴黎的恐怖襲擊，目前已證實有5名恐怖分子是法國公民，其中一名是巴黎郊區青年。法國內政部長卡澤納夫宣布，向大巴黎、里昂、格勒和里爾郊區實施特別行動，打擊法國境內宣傳極端思想的清真寺。法國大巴黎鐵路運輸公司（RATP）也開始查處極端思想在司機中的滲透。

法國大城市郊區病

2012年圖盧茲血案、《查理周刊》事件以及這次恐怖襲擊，實施行動的恐怖分子都離不開一個關鍵詞：郊區。

那麼，巴黎的郊區問題是什麼？它是指從2005年巴黎郊區騷亂開始浮現的，集中在巴黎、里昂、馬賽等大城市郊區社會保障房區塊的穆斯林移民聚集區中，青少年因經濟危機導致的就業困難、歧視，與歷史原因造成的黑幫、反政府以及極端行為等社會問題。

郊區保障房本是提供給中低收入者的公租房，1950年代開始建設。1970年法國政府為降低預算，促進房地產經濟發展，這些住宅變成低收入者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工人家庭的聚集區。1980年代後，巴黎郊區開始騰龍換鳥，工業區外遷，使這些穆斯林移民家庭沒有穩定收入，整體上依靠國家公租房和社會保障體系維持生活。1990年代中後期，大量企業外移至非洲、亞洲後，這個趨勢更明顯。這些移民及其後代，由於沒有穩定的就業保障，在教育、社會融入上比較失敗，在郊區自成體系和社區，為法國積累了大量社會問題。2005年發生在巴黎郊區的騷亂，正是集體化行動的開端。之後巴黎郊區問題爆發，一直持續至今，其內部社會矛盾加劇。

現代巴黎誕生於19世紀奧斯曼時代，興盛於20世紀初世博會，成熟於戰後光輝30年。上述各個時代，都有一個共同點：建設和更新的過程離不開舊殖民地——無論是殖民地的資源，還是被殖民的人。這也為郊區問題添上了殖民和種族主義等歷史恩怨。

郊區問題與極端思潮傳入

恐怖襲擊發生後，前法國國防部官員皮埃爾·科納薩（Pierre Conesa）表示，法國政府要檢討對沙烏地阿拉伯政權的曖昧態度，因為後者支持了目前法國恐怖主義隱患最大的極端教派——薩拉菲派。他根據2012年圖盧茲血案分析，判定此次自殺式襲擊的部分青年，與法國伊斯蘭極端派薩拉菲有關。

根據法國社會學者薩米爾·阿姆哈（Samir Amghar）的研究，薩拉菲派源自沙烏地阿拉伯，和瓦哈比教派部分接近，都強調堅持祖先的傳統（Salafs），要讓伊斯蘭世界回到歷史上最鼎盛的時代。

1990年，該派傳入法國，最初由躲避阿爾及利亞當局而逃到法國的伊斯蘭解放陣線（FIS）開始傳播。這個武裝組織的成員，在法國成立了烏來馬（Oulémas）協會，傳播阿爾及利亞反對殖民主義之父本·巴迪（Abdelhamid Ben Badis）於1936年在阿爾及利亞東部創立的思想。該協會聯同在沙特接受伊斯蘭神學訓練的一批神父以及武裝組織的殘部，成為法國最初傳播薩拉菲極端思想的主力。

法國第一代的薩拉菲派，與馬賽國民大道上的清真寺伊瑪目Al-Kebira聯合進行傳播。後者1987年潛入法國，此前已被阿爾及利亞當局判處死刑，其利用馬賽以及位於巴黎郊區的南岱爾市鎮作為基地，後擴散至巴黎18區等地。隨著1990年代中期組織內訌、對伊斯蘭教法的批評增多，第一代薩拉菲派漸漸衰落。

第二代薩拉菲派源自沙烏地阿拉伯和葉門的馬什雷克，領袖是穆克比（Muqbil ibn Hadi al-Wadi"i）酋長，這一代開始出現政治訴求，並獲取宗教的超級權力，同時強調聯合各國的伊斯蘭陣線，比如試圖聯合布魯塞爾、蘇黎世的大清真寺以及日內瓦的伊斯蘭文化基金會。這批成員中的精英份子，是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麥地亞（Médine）神學院和葉門的神學中心接受訓練的歐洲學生。法國公民Abdelkader Bouzine是該派第一批獲得學位的學生，其在麥地亞接受了兩年訓練後回到里昂地區，傳播該派思想。

這一代注重和籠絡知識分子，組織化程度高、傳播速度快，用社區（oumma）方式動員組織，到2001年，在法國已建立了20多個中心，基本集中在大城市郊區和部分重點中小城市，且開始訴諸政治運動，聚集了1000多名追隨者。「9·11」之後部分領袖被法國政府禁止進入法國，在法國的伊瑪目也被法國政府監控。

該派不同於被法國政府承認並接受的穆斯利兄弟會，其藉助於暴力、以伊斯蘭之名實施政治訴求，且有完備的官僚組織和教育系統。在ISIS出現之後，第二代薩拉菲派向ISIS靠攏，且改變傳教手段，越來越少地通過清真寺傳播，而由伊瑪目通過網路等點對點的途徑進行。同時，利用郊區青少年被邊緣化的心理，利用其來源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的故土認同，聯合這些國家的薩拉菲派，培養狂熱分子。雖然法國政府聯合了這些國家打擊跨國傳播網路，但由於這三個國家的政權和薩拉菲派存在不清不明的關係，收效甚微。

此外，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些力量，對薩拉菲派的支持最大。他們組織法國年輕學生在沙特學習，鼓吹沙特是伊斯蘭世界的未來，並強烈批評西方的整套政治、社會和道德體系，其意識形態的建構完全基於敵視西方。從2003年開始，他們不斷通過合法的穆斯林協會滲透到中小學教育，並從2005年開始利用歷次反以色列的遊行開始進行政治動員。同時，還鼓勵住在法國等國的穆斯林移民後代回遷至其勢力影響的穆斯林國家，其中除了上述北非國家，還包括馬來西亞、阿聯酋等國。對於留在巴黎郊區的一些青少年，他們訓練一批人，通過青少年幫派以及郊區移民社群的不平心理，拉攏其他年輕人。這就慢慢形成了第三代薩拉菲派：郊區青少年極端派。

第三代薩拉菲派的底層基礎是郊區青少年，但開始滲入穆斯林移民社群的商界，在商人中發展基礎。目前，沙烏地阿拉伯對法國薩拉菲派影響最大，阿爾及利亞後來者居上，運用這些青少年祖輩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優勢，迅速發展，有取代沙烏地阿拉伯之勢。

根據法國內政情報總局統計顯示，2010年到2015年之間，薩拉菲派追隨者快速增長，到2015年已達1.5萬名左右。目前最大的隱憂是，薩拉菲派已和ISIS取得意識形態共鳴，成為呼應ISIS的最大團體。也隱約說明郊區問題和伊斯蘭極端思潮合流。

新型恐怖主義與都市安全

薩菲拉派預示著新型城市恐怖主義已經形成。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歐美國家面臨戰後首次經濟危機後，就已有查爾斯·盧塞爾等學者，根據對來自不同國家的350個恐怖分子的資料進行分析，提出「城市恐怖主義」的概念。他們認為，「城市恐怖主義」的實施者會越來越年輕化、高學歷化、專業化，同時預期，隨著各國城市的聯繫更為緊密，城市恐怖主義將成為主要恐怖主義形式。

如果把1993年紐約世貿中心、巴黎1994-1995年地鐵爆炸、2001年「9·11」以及這次巴黎的襲擊，還有發生在馬德里、倫敦、巴塞羅納的歷次恐怖襲擊聯繫起來，我們可能會感覺到，隨著互聯網革命以及全球化的深度發展，城市恐怖主義的形態、實施目標、政治和社會心理訴求都已非常明確：那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借殖民模式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大都市，在經濟危機或社會矛盾激化時，利用郊區或種族問題，用互聯網工具將歷史恩怨和現實內部矛盾混淆，進而內外策應，實現城市恐怖主義。

巴黎作為政治首都，在《查理周刊》事件後，日常社會秩序管理已經強化。中央政府罕見地修改情報法、軍隊巡邏日常化、打擊非法移民、提出國境線關閉動議等。這些都體現了法國政府對反恐工作的重視。但從郊區伊斯蘭極端思潮蔓延的教訓來看，在都市治理上仍存在以下經驗教訓：

第一，分權的央地關係使得都市安全管理協調難度大。巴黎作為首都，在1975年之前並沒有市長，一直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塞納省省長承擔巴黎相關事務。1975年12月的法案，確定了巴黎市市長的職責。1982年開啟的地方分權改革，賦予了巴黎、里昂和馬賽等大都市市政府以選舉權和自治權。從激發地方活力來看，這種制度設計有其好處，但在分權的同時，沒有很好地協調都市安全，導致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對大型活動安保事務經常出現分歧。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中出現的藏獨事件，其實就是當時作為左翼的巴黎地方政府和薩科齊的右翼政府在安保方面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門利益導致缺乏從上到下的一體化國安體系。法國國家安全事務分散在各部門，有國土監控局、對外安全總局、軍情局等各部門分頭負責，因為部門利益，至今未能協調為統一的國家安全部門。雖然今年1月以後，法國中央政府宣稱投入7億歐元加強反恐機構情報搜集能力，4月又宣布追加38億歐元強化軍隊反恐能力，但條塊分割的國安體系，或迫於人權壓力和法律許可權不夠，根本無法對相關潛在的恐怖情報做出完全的監控，再加上ISIS實施的是「特洛伊木馬」式裡應外合的新型城市恐怖主義，傳統的國安體系無力應對。

第三，公共交通安檢、公共場所監控體系裹足不前。法國鐵路交通系統是開放式設計，雖然政府實施了隨機抽查等制度，但並不能完全防範恐怖風險。加上法國公共鐵路通向歐洲各地，若沒有嚴格的檢查制度，這裡反而會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相對於網路信息的流通迅捷，法國公共空間的視頻採集制度仍止步不前，受限於保護隱私以及政府預算成本，目前公共場所監控設備不完善、

法國郊區問題，對於正在走向世界的今日中國都市，仍具有較大的鏡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