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與不足——淺議郭沫若的《周易》研究

摘要：郭沫若的《周易》研究以「新興科學的觀點」來審視《周易》，在古史辯派的基礎上，深入到了古代的思想及制度，使傳統的經學研究一變而為社會的、文化的和哲學的研究，他不僅開闢了《周易》研究的新領域，而且也成為用《周易》打開認識「古代真實」大門的第一人。這也正是郭沫若《周易》研究的價值所在。但同時郭沫若的《周易》研究也存在不足，如對材料的時代性未能劃分清楚，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以傳解經的錯誤；疏於考證，有臆測成分及趨時、片面的批評，這也是評價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時不可迴避的部分。關鍵詞：郭沫若；周易；八卦；辯證法回首20世紀的《周易》研究，雖然派別不少，新的觀點不斷出現，但對郭沫若的易學研究，有的易學研究隻字不提，有的則斷然持否定態度，這些做法都過於簡單化。從現代易學研究的歷史看，郭沫若的易學研究無疑具有開拓意義。他是較早地以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來研究《周易》的學者。正如40年代李初梨指出的：「他是首先用馬克思主義的眼光來研究中國古代的一個，他天才地一個一個地揭開了那些古代的神秘的謎，為我們的理性開闢了一條通到古代人類社會的大道，不管它或許包含著一些缺點，甚至個別的錯誤，然而它的成果，毫無疑義地成為一切後來研究的出發點。」［1］這一評價無疑是客觀的。郭沫若關於《周易》的研究有兩篇專門的文章（文中凡引文未標明出處的，皆引自郭沫若著《〈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周易〉之製作時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沫若全集·歷史篇》第一卷，第32頁-89頁，第377頁-404頁。)：一篇是作於1927年的《〈周易〉的時代背景與精神生產》，人民出版社1982年再版時改名為《〈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另一篇是作於1935年的《〈周易〉之製作時代》。兩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郭沫若的《周易》研究成果。本文想對郭沫若的《周易》研究做一個較為客觀的評價，也為今後的《周易》研究提供借鑒，從而使《周易》研究能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一郭沫若的易學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能自成一家的觀點，解決了易學研究史上的一些極為重要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一）道出了八卦神秘的主要原因郭沫若認為八卦之所以神秘，是由於它得著二重的秘密性：一重是生殖器的秘密。即郭沫若認為八卦的根柢是古代生殖崇拜的孑遺，畫——以象男根，分而為二以象女陰。這與錢玄同所說「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地生殖器地記號」不期而同。［2］章太炎先生也提出了男根女陰說，但與郭沫若的出發點不同。章太炎是從陰陽兩種性質的觀念（玄學）出發，而郭沫若則是從唯物論出發，指出了卦畫的物質根據。另一重是數學的秘密。這一見解是很有道理的。易學史上的許多論著就是從數學的角度去研究《周易》問題的，雖然我們不能把現代的高科技或數學知識強加於《周易》，但《周易》中的數學知識卻不能被簡單地否定。郭沫若的二重論斷徹底揭開了八卦的神秘外衣，這一說法不僅得到了人類考古學的證明，也為許多易學研究者所認同。是以科學的態度研究《周易》的著名論斷。(二)否定「易歷四聖」說，指出《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郭沫若認為所謂的「易歷四聖」說只不過是為了更增其神秘性而已，認為伏羲畫卦說、周公重卦說都是不可靠的。他認為：「《易經》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們現代的各種神祠的靈筮符咒一樣，它的作者不必是一個人，作的時期也不必是一個時代。」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後來的一些學者也都沿襲此說。如聞一多認為：「卦爻兩辭，本非出自一手，成於一時，全書卦爻異義之例，異不勝數？」［3］李鏡池通過卦卜辭的分析，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是編纂而成的」(李鏡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辭考》第70頁)［4］。（三）全面闡述了《易經》時代的社會生活自從古史辨派把《周易》拉下神學經壇，恢復《周易》的本來面目便成為易學研究領域的新課題。而古史辯派只邁出了第一步——疑古辨偽，把經書還原為史料，卻沒有深入到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及制度的層面。郭沫若的研究較之古史辯派則更勝一籌，他揭示了史料背後所隱藏的當時社會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想，邁向了「考古證史」一派的領域，從而對《易經》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郭沫若本著「讓《易經》自己來講《易經》」的原則，從卦爻辭出發，從生活基礎（漁獵、牡畜、商旅、耕種、工藝等五方面）、社會的結構（家族關係、政治組織、行政事項、階級等四方面）、精神的生產（宗教、藝術、思想等三方面）等角度，條分縷析，系統闡述了《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揭示出《周易》所反映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層面，為人們認識古代中國提供了新的門徑，並突破了以往徘徊於象數、義理的老路，也不同於僅做文字上的解釋，更不同於以傳解經的做法，使易學研究深入到了古代思想文化的層面，使傳統的經學研究一變而為社會的、文化的、思想的研究，使後人的易學研究有了更為廣闊的視野。（四）較早地闡述了《易經》、《易經》中樸素的辯證觀郭沫若在《〈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一文中分析了《易經》、《易傳》中的樸素的辯證觀。他認為從《易經》中可以找出不少相對立的文字，如吉凶、禍福、遠近、出入、進退、得喪等等，《周易》中也有人們總結出來的「小往大來，大往小來，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等觀點，這些都是古代人從生活經驗中總結出來的辯證觀，是《易經》作者從自然現象中觀察得出的。作者分析是符合《易經》的客觀實際的。在對《易經》分析的基礎上郭沫若進一步分析了辯證觀在《易傳》中的展開情況：a.辯證的宇宙觀；b.辯證觀的轉化；c.折衷主義的倫理；d.《大學》、《中庸》、與《易傳》的參證。郭沫若的這一分析是極具創新特色的。儘管我們不能說《周易》、《易傳》中有唯物辯證法，但其中所包含的樸素的辯證觀是不能否定的。而這也更是此前易學研究者所無法企及的。郭沫若易學成就的另外一方面是他有研究問題的科學方法。這主要表現在：（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這是郭沫若的易學研究的科學方法之一。郭沫若在評價自己的研究時說：「這是『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的草創時期的東西。」［5］正是用科學的方法作為指導思想看待和研究《周易》中的一些問題，才使他的研究成果令人信服。如男根女陰說，《周易》非一時一地一人所作及其對《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的分析。通過唯物主義的歷史分析，使人們對《易經》時代的社會形態、生產生活狀況及上層建築情況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這也是我們在今後的易學研究中應當借鑒和吸收的思想精華。也正是運用了科學的歷史觀，郭沫若才開闢了新的研究角度，取得了科學的結論。這一點再一次說明唯物史觀的科學方法是我們進行研究時所必須遵守的方法。（二）經傳分治的方法郭沫若在研究中還貫徹了經傳分治的思想，這使他的研究更為清楚和科學。比如在對《周易》進行社會分析時，他指出：「讓《易經》自己來講《易經》，揭去後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我們可以看出那是怎樣的一個原始人在作裸體跳舞。」「《易經》的掛名次第，那簡單的程度也不過如像杜鵑的叫聲一樣。……我們可以說《易傳》的觀念是傳《易》人自己的觀念，他以自己的觀念輸入那卦序裡面……」他明確地認識到了經、傳是不同的，他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思想，以傳解經是靠不住的。經傳分治的觀點是很了不起的，只有經傳分治，我們才能更清楚認識經傳的性質，才能進行更科學的研究，這是我們在易學研究中應當堅持和遵守的方法。時至今日人有不少學者將經傳合治，這使易學中的許多本來很簡單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起來。這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三）提出了科學的治易方法——去其卜筮成分而取其哲學內核在《〈周易〉的製作時代》一文中，郭沫若認為《易傳》主要出自荀子門徒，並注意到了《易傳》思想的複雜性。他指出作《易傳》的人是無法確定的，但那些作者和子弓不同的地方是存心利用卜筮以掩蓋自己的思想色彩。並提出研究《易傳》，應該拋撇了卜筮的成分，而專挹取它的思想精華，為以後的《易傳》研究指明了道路。現代的易學研究中的一些觀點與郭沫若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李鏡池認為：「『傳』雖然是解『經』的，但作者們從卦畫和卦爻辭分析綜合、引申發揮，研究宇宙問題和人生問題，……很清楚，《易傳》是哲學書。」（李鏡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辭考》第154頁）［4］朱伯崑的《易學哲學史》也指出：「同《易經》相比，《易傳》的顯著特點是將古代的卜筮之書哲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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