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如何產生

作者簡介：胡繩（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名項志逖、筆名蒲韌、卜人、李念青、沈友谷等，中國著名哲學家、近代史專家。

當金兵入侵、宋室南遷的時候，在宋朝文武官員中雖然有很多走著張邦昌、劉豫的路線，但同時也有李綱、宗澤那樣的人，他們身當危急之秋，在朝廷中堅持抗戰主張，並且用實際行動鼓勵士氣，激發民心，這才奠定下南宋建國的基礎；也有岳飛、韓世忠那樣的人，他們在南宋初年，親率大軍，輾轉苦戰，阻止了金兵南下，還一時把戰事失敗的形勢扭轉了過來。這些人的確是值得歌頌的英雄。在當時，宋朝政府並沒有堅定的抗戰政策，朝廷中妥協求和的論調始終占著支配地位，所以像李、宗、韓、岳那樣的人是尤其可貴的了。

張邦昌（1081年—1127年），北宋末大臣。進士出身，金兵圍開封時，他力主議和，靖康之難後，被金國強立為「偽楚」皇帝。

劉豫（1073年—1143年或1146年），元符時進士及第，金兵南下即棄職逃走。金朝扶植的傀儡政權偽齊皇帝。

李綱（1083年—1140年），兩宋之際抗金名臣，民族英雄，組織東京保衛戰、抗擊金兵。

宗澤（1060年—1128年），宋朝名將，屢敗金兵，名震北方，領導了抗擊金軍侵略的東京保衛戰。

岳飛（1103年—1142年），抗金名將，民族英雄，是南宋最傑出的統帥，他重視人民抗金力量，締造了「連結河朔」之謀。

韓世忠（1090年—1151年），南宋時期戰功卓著的抗金名將，抗擊西夏，黃天盪之戰痛擊金兀朮，苗劉兵變解救高宗」。

在我們歌頌這些英雄的時候，應該看出來，為什麼他們能夠成為英雄。

前面提到，在劉豫降金時，濟南人民不願從他，由這一事就可知道當時的民意了。在那時隨著金兵南下，大河南北一切淪陷土地中都有義兵蜂起，那都是人民自動起來守土抗敵的力量。李綱、宗澤竭力主張重用這種民軍。宗澤在最危急時，能夠堅守開封，化險為夷，就是因為他和河北、山西各處山塞中民軍聯合了的原故。他之所以自信能夠渡河收復失土也是因此。岳飛、韓世忠也是同樣。因為他們敢於提兵北伐，所以人民踴躍投效，士氣旺盛，而黃河以北的各地義軍也紛紛給以響應。在這些自動起來的義軍被朝廷中主和派誣為盜賊、加以詆毀的時候，宗澤曾向宋高宗說：河東、河西的人民紛紛起來勤王救駕，甚至有在臉上刺了字以示和金人誓不兩立的，他們都是忠義之士；現在皇帝卻把勤王者看做盜賊，豈不是褫奪了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於民么？宗澤這段話可以表明他們是如何尊重人民的抗金力量。能夠尊重人民的，也就為人民所愛戴，像李綱受主和派攻擊而被罷免的時候，汴京城裡的軍民不期而會的數萬人，一起在皇宮前面喧鬧，不看到李綱復職就不散，這就逼得皇帝不得不把李綱重新召回。

由此可見，這些英雄的產生也決不是偶然的。產生這些英雄的背景是當時在人民中的抗金的情緒和力量的高漲。他們的主張和作為確是和人民的願望相符。並且他們能夠看出人民的力量而願與之結合，因此他們也就能夠得到人民力量地支持了。

同樣的情形也可以在明末看到，在明末也有史可法、何騰蛟、張煌言、鄭成功等許多人，他們也是站在官僚士大夫的身份上，和當時在人民中風起雲湧的反清潮流相結合著，堅持不屈地從事鬥爭，一直到死方休。像何騰蚊，在南明政府下鎮守湖南、湖北，能夠集合各地人民義軍，並且和李自成舊部的農民軍隊合作抗清。像張煌言，在清兵已席捲東南的時候，還在浙江各地發動義軍，在浙閩沿海苦鬥了十多年。他們都是在力戰之餘，失敗被俘，堅決拒絕誘降而從容就義，這種堅定的節操確是可歌可泣，而他們和人民結合的這一個特點更是不應埋沒的。在那時，也還有很多的屬於士大夫身份直接在民間組織義軍抗清的，像有名的學者黃宗羲就是其中的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當舊的統治政權在異族鐵蹄下面陷於崩潰的時候，自然在整個的統治階層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有狡黠卑鄙的人立刻投順了異族的「新朝」，去做新貴，也有沮喪絕望的人採取消極的自殺的手段，「以身殉國」。這後種人雖也節烈可欽，但其實只是統治者無出路的表現。這樣的人在歷史上也並沒有能當作英雄的名字而留傳下來。最後還有一部分人，他們面臨到國破家亡的危機，眼看著舊統治機構的殘破無能，卻能夠回頭看到了人民中的力量，於是他們把個人的堅貞不屈的品格和依靠人民的方針在某種程度上結合了起來，這才使他們成為永遠值得追念的英雄人物。

從今天來看，這些人和人民結合的程度還是非常不夠的。他們究竟仍是從統治者的利益的觀點出發。所以他們並不能真正站在人民中間，而仍是抱著統治者的利用民力的看法。當統治政權還在主張著對外敵妥協求和的時候，他們就不免陷入了矛盾之中，以致像岳飛那樣被牽引到風波亭的悲劇之中了。——這種由歷史時代和身份地位所給與他們的限制誠然很大，但假如因此而把他們一筆抹殺，那就不是公正的歷史估價了。

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看到，專制統制政權在還保存著足夠的力量時，對於異族的入侵，是也會主動地實行抗拒的。但一面進擊外族，一面仍直接加害人民，這就使他們的對外戰爭沒有什麼意義。例如東晉和南宋偏安一隅，在統治力相當恢復後，都曾進行過北伐。東晉時劉裕北伐，成果最大，連長安都從異族手裡恢復。但他在長安橫徵暴斂，並不使人民的苦痛稍減，於是不到一年以後，長安又被匈奴佔去，而這時劉裕已回到南方，想搶皇帝做，不再顧到北伐了。南宋時，由於一貫地對金屈辱議和，已經漸使民氣消沉了，到光宗時，韓侂胄為相，內政上毫無改進，受清議的批評很利害，卻想博得收復失土的美名，但兵釁既開，連連敗北，結果還是議和了事。——這些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倘不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沒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賴，那麼單純在軍事上和入侵的異族周旋也還是無效的。由此也就更加證明了，能夠稱為民族英雄的人，是只有那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和人民結合在一起的人。

在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中，我們更忘記不了在明代中葉御倭的名將。那時，在東南沿海，深受倭寇侵擾，形成很大的危機。數十年間，官兵不斷進剿失敗。在最危急時，俞大猷、戚繼光諸人起來了，他們出身貧寒，多知民間疾苦，因而知道如何才能動員人民力量，用新的方法編練軍隊，並堅決執行軍民聯合一致的方針，這樣才能把倭寇肅清。假如不從他們和人民結合這一點上看，是無從了解為什麼他們在當時獨能成就這樣的功業的。?

——摘自 胡繩《二千年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