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李煜詞的悲劇意識及其消解

試論李煜詞的悲劇意識及其消解

陳學富

悲情詞人南唐後主李煜，憑藉廖廖三十幾首詞作，贏得了千百年來傳誦不歇的美名。正如沈雄《古今詞話》引沈謙語：「後主疏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為南面王。」王國維《人間詞語》也讚許說到：「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李煜用他的詞為讀者營造了一個極為濃厚的悲劇氛圍，同時為自己創建了一個苦苦尋求靈魂歸宿的精神世界，展現了那顆多愁善感的心靈對生命和人生的一種深刻思索，充滿了一種苦難意識和悲劇意識，帶給讀者強烈的心靈震撼。 悲劇意識是對現實悲劇性的意識，是對現實悲劇性的一種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現實的一面，又有主動地認識現實、建構現實的一面。悲劇意識源於人類對困厄的感受與省察，體現人的生存終極關懷，再現了人類更高程度上的生命自覺意識。其終極指向是對悲劇性困境的積極超越，意識到生命意識和人生價值從而力求擺脫羈絆、超越自我的昂揚之態。悲劇意識的載體之一是文學藝術。劉鄂《老殘遊記·自序》中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為蒙叟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序》為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李煜正是用詞這種文學形式揭發自己的靈魂，抒寫自己對悲劇性人生的獨特生命體驗。李煜詞中的悲劇意識主要表現為性格之悲、亡國之悲和生命之悲三種情感模式。 一、性格之悲 性格之悲是指李煜文士與帝王兩種身份之間形成的矛盾。這主要體現在李煜早期詞作之中。李煜成為帝王，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李煜是中主李璟的第六個兒子，按說帝位是輪不上他的，但他生得闊額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這種所謂帝王之相使得他頗遭太子弘翼的猜忌。李煜為了避禍，自號鍾隱，別號蓮峰居士、鐘山隱士，一心遨遊在自然與藝術的天地里，無心參預政事。他天資聰穎，好讀書，又喜歡佛教，「精究六經，旁綜百氏」。文章、詩、詞樣樣精通，還「通曉音律，精別雅」，工書、善畫，尤精鑒賞，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相當全面發展的文學藝術家。 然而，人生無常，渴望在自然與藝術的天地縱橫馳騁的李煜，卻偏偏被推上了帝位。幾個哥哥相繼早逝，他自然地承襲了父位。但李煜畢竟是一個藝術家，又過早地目睹了帝王家為了權利而產生的猜忌、爭奪和勾心鬥角。因此，多愁善感的藝術家的心靈與帝王的崇尚權術之間，渴望自由的純情的藝術天才與苟延殘喘的末代國君之間，就形成了極大的心理反差。 這種矛盾在他早期詞作中表現得很是突出。李煜前期詞主要寫其帝王生活，像《菩薩蠻》三首、《浣溪沙》、《一斛珠》、《玉樓春》等。這些詞作中的意象多是那些色彩明麗而鮮艷的、香軟的事物。從視覺上看，其色彩非紅即黃（金），明亮奪目；就嗅覺來說，可謂飄香溢馥；而聽覺則更為熱烈而歡騰。這一系列明快艷麗的意象群，宣洩了作者對豪奢生活的迷戀和沉醉之情。而作為一個藝術家，李煜卻是孤獨的，是一個孤獨的精神流浪者。這些描寫縱情生活的詞作，實則表露出詞人希圖以片刻的歡樂抵制無常的人生的悲哀之情。當笙歌散盡，抑或笙歌未散，當「櫻桃落盡春歸去」，抑或「碧欄杆外映垂楊」，無論是歡樂還是寂寞，都表露出李煜對精神家園的苦苦尋覓。因而他才對「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的生活表示出濃厚的興趣。 悲劇產生於其代表的時代的必然要求，而這個要求之不能實現並反而受到社會的摧殘。讀李煜詞，總會在腦海中浮現一個「黃昏獨倚欄」的落寞帝王形象。李煜的藝術家稟性是不可能去當一位稱職的帝王的，這決定了他必然要被當時的政治環境所拋棄，他的要求無法實現，因而他對精神家園的尋覓註定了要失敗，其詞中性格方面的悲劇意識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二、亡國之悲 《禮記·樂記》中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處於亡國困境之中的人深感情感上的悲哀，易激發哲學上的沉思，對自己、對故國、對歷史、對天道。 李煜的人生經歷被歷史分割為對比強烈的兩段：前段是富貴風流的帝王，後段是凄慘寂寞的亡國之俘。深刻的亡國體驗和天才的詞人稟賦使得李煜的亡國之悲達到情感深度的極致。 如《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闕龍樓連宵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這首詞是後主被俘北上後追憶往昔之作，詞中流露出後主對往事的追憶以及對身為「臣虜」的難以言說的隱痛心情。唐傑璋言：「論者謂此詞凄愴，與項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 「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李煜後期的詞作表現出強烈的感傷國亡家破的悲劇意識。王國維《人間詞語》說：「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這正是對李煜此期間作的一個高度評價。 李煜的《虞美人》正是這種亡國之悲的代表作。此詞以時間之問開始，從時間不斷流動中顯示出物是人非的感傷，同時又包含著一種春秋更替花開花落，瞬息萬變，難以捉摸的人生無常的悲哀。詞末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則將個人的亡國之痛升華為一種普天下人共有的對美好事物消逝而又無能為力的人生之悲。葉嘉瑩稱：「後主此詞乃能以一己回首故國之悲，寫出了千古人世的無常之痛，而且更表現為『春花秋月』之超越古今的口吻，與『一江春水』之滔滔無盡的氣象。」 三、生命之悲 春夏秋冬四季循環，時序推移，人生旅程隨之走向終點，尤其是彼此更迭的春與秋，它們積澱著中國人敏感的時間意識，於是春與秋就成了詩人感悟宇宙人生的不可缺少的媒介。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人與自然具有內在的同構關係，它表現為自然的變化可以引起人心情的變遷，詞家內心原本積鬱著悲涼的生命意識，所以傷春悲秋，驚時傷逝，給客觀的自然景物與生活里習以為常的事物塗抹上特定的主觀悲劇色彩。 《傳》曰：「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秋是一年將盡，暮春是春之將盡，秋天以落葉表示生命之殞落，暮春以落花顯示生命之殞落。在李煜詞中，傷春淋漓盡致地展現出詞人內心的悲劇意識，而且題材更是多種多樣。「燕罷又成空，夢迷香睡中」是閨怨；「綠窗冷靜芳香斷，香印成灰」是愛情之悲；「待月池台空逝水，蔭花樓閣漫斜暉，登臨不惜更沾衣」是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是悲亡；「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人世之悲。 人愁必然以愁眼觀春，以愁心體春，春也就被染上愁色了。這樣人愁春亦愁，春與人共愁。這是李煜詞中傷春的一個極為普通的現象。 如《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此詞自然抒發了亡國之恨，也包蘊著更為深沉的生命之悲。「這是篇幅極短而包容極為深廣的一首小詞，通篇只以『林花』著筆卻寫盡了天下有生之物所共有的一種生命的悲哀。」（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詞開頭便借「林花」「春紅」兩種美好事物，以此象徵人生和自然的更好，但這些都轉瞬即逝，因而詩人深深嘆惋「太匆匆」。「相留醉」是在絕望中對美的深深挽留，然而，「幾時重」如一記當頭棒喝留給詞人深深的絕望。對此，詞人只得發出「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的悲嘆。 秋的來臨，意味著年已過半，物色的顯著變化強烈地提醒著人們春夏又循環到秋，盛又循環到衰，使得秋景具有人生「生命殞落」的悲劇深度。 如《浪淘沙》：「金劍已沉埋，壯氣蒿萊。晚涼天凈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 詞人身被幽困，無力反抗，權勢已去，再也談不上什麼帝王氣概了。天清月白，想起秦淮河畔的樓殿，只有影兒投入河裡，一切繁華舊事，都成空化，更讓人覺得軟禁夜間生活的難堪。 又如《烏夜啼》：「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倚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裡浮生。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 這是寫人生之煩悶，夜來風雨如晦，秋聲颯颯，已令人悲絕，何況是燭殘漏斷之時，傷感更甚。 為什麼李煜詞留給人們的是一個「滿鬢清霜殘雪思難絕「的孤獨寂寞的精神流浪者的形象？為什麼充斥於李煜詞中的是這樣一種極為濃厚的悲劇意識？這種綿綿不盡的悲劇意識從何而來？ 一、南唐當時岌岌可危的形勢，家愁國難的日漸深重。清人謝章鋌說：「余謂情之悲樂由於境之順逆。」李煜詞中渲泄出如此深重綿邈的悲劇意識，正是因為他所處的社會和所生活的時代都屬於「逆境」。李煜生活在大動蕩的五代十國時期，當他被歷史推上君主寶座時，南唐王朝的政權已岌岌可危，一種亡國的緊迫感不由分說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儘管南唐採取連年進貢的政策委曲求全，然而「好景」不長，「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趙匡胤，是不允許南唐苟延殘喘的，最終在公元975年滅掉了南唐。古代士大夫文人具有傳統的「憂生之嗟」，蹙迫日甚的家國頹局，與自覺不自覺的憂生意緒碰撞交合，凝聚作巨大、嚴重的心理壓力，使他們時時陷入一種莫名的焦慮、恐懼里，沉重的生命遲暮嘆喟與濃郁的感傷情調也就自然生髮了。 二、詞人自身主體意識的建立。悲劇意識的產生只有在人走向自覺時才成為可能，因為悲劇性的形成正是來自主體自身與歷史現實不可消歇的衝突，如果缺少這種衝突，悲劇性則無法形成。李煜有著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遇，他飽嘗了國運變遷、失偶亡國等人生苦果的滋味，並以悲劇而告終。這促使他在自己悲劇人生的進程中，拿起富於才情的筆，抒寫內心真性情，喚醒了自我抒寫意識，消釋了詞本來宮廷貴族式的娛樂性，而增強士大夫文人階層的自遣性與雅化，向著詩的抒情性道路回歸。李煜雖失敗於政治，卻換來了藝術上的爐水純青。他以自己的悲劇人生實現了詞風的轉變，同時也使他的詞具有了某種悲劇美。 三、詞本身婉約而感傷的特性，使詞帶有一種濃郁的憂患意識和感傷色彩。楊海明《唐宋詞史》認為詞最樂於抒寫，也最擅長描摹的就是一種近似於漪漣狀態的「心緒」和「心曲」，詞在整體上表現出相當明顯的「南方文學」特色，以婉約為正宗。清代納蘭性德《古風·填詞》中也說：「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托？往往歡娛工，不及憂患作。」這些都顯現出整部詞史兩個總體上的特點：一是它的「悲劇性」，二是「傷感性」。李煜以詞這種文體作為我手寫我心，渲泄內心情感的途徑，表達的多是一些令人感慨唏噓的憂傷之情，表現的人物形象是沒落的帝王、亡國的囚徒和精神的流浪者。而且，詞中映入眼帘的都是淚、夢、愁、恨、哀、寒、恨等等表示愁怨的字眼。 「春花秋月何時了」？閨怨、時難、悲亡、人生苦短，種種愁懷積貯於胸，人何以能堪？正因如此，詩人們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引入一些能使自己內心平靜下來的因素，或者通過一種價值的轉移，或是尋一種心理的補償物，或找一安慰物。這些因素實際上能夠從一定程度上消解悲劇意識，使得人內心平靜下來。 中國古代詩人多將自然作為悲劇意識的消解因素，其中那幽深清遠的林下風流，清江明月的宇宙之思，確實讓人留連忘返。然而，古代詩人往往是因仕途之路堵塞或時代正臨衰世，心中常常帶著一番無可奈何的委屈。面對大自然，詩人們凈化了自身的情感，也忘卻了勇氣，同樣失去了與社會抗爭的勇氣。 李煜早年家庭儒教的影響和宮中奢侈淫逸的生活，養成了他儒懦的性格，以及明哲保身的避禍的心態。求生的慾望使他本能地產生出遠禍而羨慕歸隱的思想，然而歷史卻偏偏將他推上了帝位。要歸隱不成，便無法從自然中尋求到安寧與和諧。於是「酒」和「夢」便成為他悲劇意識的主要消解因素。 （一）、酒 酒的醉人能給人帶來擺脫平常束縛的解放感，曹植《酒賦》說，歡宴之中，人們進入醉境時，「質者成文，剛者成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酒的解放感在於它能麻痹人的神經，忘掉自己的實際處境，也忘掉在實際處境中理智對人的束縛。它的形式是以樂解憂，重在以醉解憂。 酒作為李詞悲劇意識的消解因素，主要體現在他早期作品中。反映及時行樂及艷情的作品正是詞人企圖排遣濃重悲劇意識的產物。對現實的憤懣，對自我生存狀態的尋覓使詞人無可奈何地走上追求感官刺激的道路，期望在灑醉中舒展自己的抑鬱心情，獲得心理上暫時的平衡，用後宮那種沉醉消釋自己心靈上的失落感。 如《玉樓春》中「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未切」，《阮郎歸》中「落花狼籍酒闌珊，笙歌醉夢間」，皆是這種心理的表現。 亡國之前是尋歡作樂以酒麻痹自己，亡國之後則是悲憤交加，借酒澆愁。如前文《烏夜啼》中的「醉鄉路穩」實際就是借酒消愁，往事不堪回首，回天乏術，救國無力，唯有一醉或可解憂。《五代詩話》引《翰林名談》說：「煜歲暮乘醉書於牖曰：『萬事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 （二）、夢 古人曰：「夢，想也。」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用之於悲劇意識，恰好說明「想」與「夢」的一致。即「想」「夢」與「現實」的對立。 夢中所見所有只是既往現實的一種重現，這種既往現實如果是美好的就能滿足現實中不能滿足的願望，也是現實悲劇意識的一種補償，因而也起著弱化，消解悲劇意識的作用。 李煜存世詞作僅三十餘首，而寫到夢的詞就有十幾首，所佔比例極高。李詞中的夢裡多種多樣的，有春夢、閑夢、醉夢、舊夢，還有無夢之夢。可以說，寫夢貫穿了李煜創作的始終。前期作品如「潛來珠鎖動，驚覺銀屏夢，」寫白日與情人幽會；「燕罷又成空，夢迷春睡中」寫宴後伊人離去，思念之情寄於春夢；「可奈情懷，欲睡朦朧入夢來」「夢回芳草依依」也是寫戀情的，前者寫無可奈何相思成夢，後者寫春夢初醒，意迷神馳之憂。此期間作內容儘管並無新奇之處，但寫得清新不俗，真摯坦率，寫出了當時避禍不得，求歸隱不成，只得借醉生夢死尋求心靈慰藉的矛盾、痛苦與迷茫。 淪為階下囚後，生性儒懦的他沒有卧薪嘗膽的豪情壯志，而是不斷吟唱滿腹愁恨，對夢境的追求，則成為他安撫受傷靈魂最有效的止痛藥。弗洛依德認為夢的內容乃是願望的滿足，而夢的動機在於某種慾望。李煜以夢寫自己的悲哀，寄託故國之思，正是他願望的一種補償機制。他曾做過一些美麗的夢，有時夢見南國的芳春（「閑夢遠，南國正芳春」），有時夢遊熱鬧非凡的上苑（「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在夢裡求得暫時的心理平衡，而夢醒後則是更深的痛苦（「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他感嘆「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裡浮生」，更為痛斷愁腸的是，有時想夢歸故國都未能如願（「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 李煜四十二年的人生經歷，正是一場色彩斑斕的夢，他在夢裡享受過人生的榮華富貴，也在夢裡品嘗過臣虜的苦澀辛酸。詞人以追求夢境來擺脫現實的悲傷，故作自我超越，實際上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哀嘆，越想作超脫之態，越顯出哀愁之深，以致發出「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之類絕望的悲吟。 酒醉也好，夢迷也罷，都只能暫時麻痹自己的神經，只能作為願望無法滿足的痛苦心靈的一劑暫時的止痛劑，無法徹底消除詞人心中的悲劇意識。 英國美學家斯馬特說：「如果苦難落在一個生性懦弱的人頭上，他逆來順受地接受了苦難，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劇，只有當他表現出堅毅和鬥爭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悲劇，哪怕表現出的僅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靈感，使他超越平時的自己，悲劇全在於對災難的反抗。」悲劇意識源起於理想的失落，因而人們的慾望和企求在受到現實條件的制約和外力的阻礙和壓抑時，就會產生不平、痛苦、憂憤，悲劇意識由此而生。魯迅先生也說過，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李煜詞展現給讀者的是一個人被一種既不可理解也無法抗拒的力量推向毀滅時，在不可感知中洞見命運的力量與人生的無常。他以自己的自然率真的筆觸抒寫自己對國家厄運和人生悲劇的深刻而清醒的反省，以及對美好事物和自由生活的無比眷戀。這種在面對不可避免的生命苦難與毀滅時所表現出的清醒意識，正是體現出他面對無常的悲劇人生無言抗爭的一種勇氣，儘管這種抗爭最終歸於破滅。這種清醒意識也使得李煜詞中的「愁」突破個人不幸的苑囿，上升到家國之愁、人生之悲的高度，滿足人們對悲劇美的審美期待心理，引起人們在感情上的憐憫、同情和共鳴，產生震撼人心的悲劇性審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