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解放?同性戀?愛滋病（余鳳高）

同性戀簡史

性解放最初是反對性別歧視，爭取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社會地位和政治、經濟權利的女權運動，同時要求改變基督教禁止離婚的戒律，主張婚姻自由。此後，從這些合理要求逐漸演變為對宗教性道德的全面否定，認為性交是人人都應有的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性行為是個人私事，只要雙方自願就可以發生兩性關係；性行為不應受與婚姻有關的道德和法律的限制，他人和社會對此無權干涉。60年代興起的「性革命」也就是「性解放」，提倡「擯棄一切陳規陋俗」，就是要放棄一切傳統的性約束，否定童貞和貞潔觀念，提倡婚前和婚外性行為，並呼籲讓同性戀者從密室走出來，甚至喊出「enjoy yourself」（盡情享受）、「If it feels good—do it！」（只要覺得好，那就做吧！）的流行口號，譜成樂曲到處詠唱。

但像是對這種風氣的懲罰，「性解放」的後遺症也是明顯的：未婚或婚外懷孕時有所聞，少女媽媽、性病的數位成倍增長，愛滋病成為一種新興的疾病。

愛滋病儘管也有因吸毒、輸血甚至遺傳而傳染的，但最多的是性傳染，它是性混亂的直接產物，尤其是同性戀者，比較更易感染此病。

同性戀是指相同性別的人之間所產生的性慾上的興趣及吸引力。

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男性之間，從調情到親吻、擁抱乃至發生性關係，都非常流行；那時，作為「愛者」的成年男子與「被愛者」的男性青少年之間的愛情不但准許，甚至被視為是高尚的，比異性戀更受到尊重，很多人都相信這種關係的發生與人的崇高的理智、審美甚至道德都有聯繫，以致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聲稱：「最完美的友誼和愛情大多產生於男人之間。」這種戀情中有兩個常常為人們所道及的人物：蘇格拉底和亞西比德。

後來成為雅典政治家和軍事統帥的亞西比德（Alcibiades，公元前450～前404年）出身名門，家境富有，相貌英俊。他欽佩大哲學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也被他吸引。對這兩個人的關係，《不列顛百科全書》含蓄地說：亞西比德「英俊、機敏，但生活奢侈。……他對於哲學家蘇格拉底的道義力量和敏銳的思想十分傾倒，而蘇格拉底也為他的漂亮儀表、才智和抱負所吸引」。實際上，他們兩人的關係有一段時間超過了友誼，是一對同性戀人。古代希臘羅馬的同性戀傳統，一直影響到中世紀甚至近現代，以致很多十分富有才華的人物都是同性戀者。如在德國，劇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愛年輕的約翰?沃爾夫岡?歌德（1749～1832），而詩人歌德，雖然愛很多女性，甚至在73歲時還向一位19歲的少女求婚，但他卻對稍大於他的批評家約翰?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表示：「做我的蘇格拉底吧，讓我做你的亞西比德。」

在中國，也有這方面的傳統。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1899～1967）在他1946年出版的譯著《性心理學》中，有一篇長達數萬字的「附錄」〈中國文獻中同性戀舉例〉，詳細闡述了中國歷代著名同性戀者的關係。

但是在基督教掌握和統治教會和世俗的權力之後，就一直把同性戀看成是一種罪惡。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因同性戀事件而引發的刑事糾紛於1895年被判刑，使英國的同性戀者嚇得發抖，紛紛設法外逃，從多佛爾海峽開往法國加來（Calais）的輪渡火車人滿為患，有的前往巴黎和尼斯，有的到那不勒斯和卡普里，有的則去巴勒莫和塞維爾。直到二十世紀70年代前，同性戀仍被列為精神疾患，是變態性慾。愛滋病毒的傳播

雖然早在十五世紀，就發現梅毒是因為性混亂而造成的，但是經過幾百年科學家的努力，總算研究出有一定成效的治療藥物，儘管在今天看來，它仍然是一種可怕的傳染病。但愛滋病更可怕，此病雖然有大約七、八年的潛伏期，但症狀出現之後，患者的平均壽命只有一至三年，且至今無藥可治。

同性戀之所以是愛滋病的高危人群，原因是在於同性戀的性接觸方式多為肛門性交，即雞奸，這不但容易造成直腸黏膜充血輕度損傷，精液中的愛滋病病毒會經由被破損的黏膜進入血液循環系統或淋巴系統；且同性戀者的性伴侶不固定，更會多個物件被傳染。此外，研究發現，男同性戀者之間深長的接吻，他們的唾液的交換，也會傳染給性伴侶人類皰疹病毒，引發卡波西肉瘤，即在軟骨、骨骼、脂肪、肌肉或血管中發生癌症。

最早是二十世紀的30年代，據稱是一種猴「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愛滋病的病毒開始感染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屠宰黑猩猩或吃黑猩猩肉的人；大約30年後，已知屬於愛滋病的病例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被發現，該患者於1959年病逝。這是第一例愛滋病人。所以在此之前，不管什麼樣的性行為，可以患各種各樣的性病，卻沒有患愛滋病的。

1970年代，此病已經、雖然比較隱蔽地在美國和世界各地蔓延，實際上世界性的流行已經開始，2003年的一份研究認為，愛滋病可能是在1968年左右登陸美國的。1981年，在美國紐約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年輕男同性戀人群中，發現由一種罕見的皮膚癌──卡波希肉瘤和肺炎，這被認為是有關愛滋病的首次報導。到這年的年底，已有101例死於這一前所未知的神秘疾病。在1993年1月18日出版的一期美國《新聞週刊》雜誌上，發表了一組三篇文章：戴維?安申等五人寫的〈失落的一代〉（A Lost Generation），細緻分析了一代愛滋病的犧牲者；勞拉?夏皮羅的〈有膽識的年輕人〉（The Daring Young Man），介紹死於愛滋病的芭蕾王子努里耶夫的一生；未署名的〈失落的十年〉（A Decade of Loss）開列了94位在近10年裡死於愛滋病的「名人、天才和尖兵」，遍及舞蹈、戲劇、文學、音樂、設計、時裝、藝術、電視、電影等每一個文化領域。在這些因愛滋病而病逝的人當中，著名電影明星洛克?霍德森（Rock Hudson, 1925～1985）可算是第一個演藝界的名人。罹患愛滋病的名人

作為美國的一個電影和電視演員，霍德森在二十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被看作是一位浪漫影視的領軍人物，他演的作品70多部，其中由他主演的《巨人》、《瞬間》、《枕頭風》、《情人歸來》等，深受觀眾的喜愛，1959、1960、1961、1963年連續四年都被評為「世界上深受喜愛的男影星」；多家電影雜誌選他為「年度之星」、「最受喜愛的男性」，或諸如此類的人物。的確，霍德森儀表堂堂，頗有男子漢風度，很多女演員都覺得，再沒有比與他一起演出更有趣而忘情的了。霍德森也喜歡女人，有過不少風流韻事，但他暗地裡又是一個同性戀者，先後有多個同性性伴侶。

1984年6月5日，霍德森被診斷感染愛滋病病毒，而且症狀也比較明顯。開始時，霍德森懷疑可能是醫生搞錯了，隨後又顯得恐懼異常，非常激動地對朋友說：「像是一場瘟疫。我染上這該死的瘟疫，沒人敢接近我了。要是消息走漏出去，我就毀了，我的事業也完了……」最初，他的公關團隊和醫生只是向公眾說，他患的是一種手術難以治癒的肝癌。等到1985年7月25日前去巴黎治療時，才向媒體公布說他患有愛滋病，病情危急。霍德森最後於10月2日8時37分於好萊塢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城堡」別墅的家中病逝。在此之前，他與一位作家合作，寫出了《我的故事》一書，將自己的演藝生涯，特別是自己作為一個愛滋病人面對死亡的心情，如實地表達了出來。

要說霍德森是最早的一個死於愛滋病的明星，那麼努里耶夫則是在二十世紀中死於此病的最著名的明星。

魯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 1938～1992）原是蘇聯的舞蹈家，1961年 6月到巴黎演出時投奔西方，第二年與倫敦皇家芭蕾舞團簽下了「永久」特邀藝術家的合同。努里耶夫不僅是著名芭蕾舞女演員、獲「貴婦人」稱號的瑪戈?芳廷（Dame Margot Fonteyn de Arias, 1919～1991）的最佳舞伴，並以此而聞名；他對芭蕾世界的最大影響是改變了芭蕾舞男演員的觀念，即著名芭蕾舞編導喬治?巴蘭欽所確立的芭蕾第一律：「芭蕾是女性的」，使男舞蹈演員在芭蕾舞劇中占上優勢；另一個重要影響是他溝通了經典芭蕾舞和現代芭蕾舞之間的隔閡。他被公認是「芭蕾王子」、「本世紀最傑出的芭蕾舞演員」。

出於對努里耶夫的傾慕，主動愛他、前去找他的女性不知其數。不過努里耶夫大多都是以紳士的風度，有禮貌地設法迴避她們，但仍然與不少女子有過感情糾葛，事實上的情人、傳說是的情人和自稱是的情人，據說也難以統計。其中最著名的是瑪戈?芳廷，雖然她比他差不多大20歲。但努里耶夫本質上是一個同性戀者，與女子的親密接觸只是為了掩蓋他的同性關係。

富有的努里耶夫住宅有七處之多，包括倫敦的一處豪宅和蒙特卡羅的一座別墅，但他總是過著像是到處漂泊的生活。通常，在演出結束後，即使已經深夜甚至淩晨，他仍喜歡穿上時髦的皮革服裝，與從事色情片製作的朋友們一起在夜總會和酒吧間狂飲歡樂。正是這種生活，讓努里耶夫被染上了愛滋病。

但1982年在法國醫生說他患上愛滋病時，努里耶夫還並不在意。幾年裡，他一直都認為是弄錯了，等到1990年他感到自己確確實實是患病了，他還認為患的是別的什麼病。他多次做了實驗性的治療，仍然沒有什麼效果，健康一步步地惡化。最後是1992年10月8日，努里耶夫在巴黎的加尼埃宮（Palais Garnier）首場演出他編劇的《舞姬》（La Bayadère），完成他的天鵝之歌。人們發現，這位原來十分英俊強壯的「王子」已經如此形容枯槁，顯得那麼的虛弱，以致不得不由兩位演員扶持著上台。當時，法國文化教育部長雅克?朗（Jack Lang）代表國家授予他「藝文騎士」勳章。舞蹈家只能坐在那裡，接受這一法國最高的文化獎章。這榮譽，還有觀眾像砲彈一樣射來的一束束鮮花，和站立著不停地歡呼達10分鐘之久，都使他十分感動，他覺得非常愉快，他用英語說：「能活下去多好啊！」可是台下的人大家都明白，這是努里耶夫的「最後的芭蕾」，掩蓋不住壓制在心頭的悲愴之情。果然，這位芭蕾王子沒有再活過三個月，便於1993年1月6日在巴黎病逝了，年僅54歲。

還有以《性史》和《古典時期瘋狂史》而聞名的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和史學家米歇爾?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被視為是西方思想界的最後一位大師。他也是一個同性戀者，曾多次代表同性戀群體與當局抗爭。他也因愛滋病於1984年6月25日在巴黎病逝，雖然此病在當時極少為人所瞭解，而醫院又可能是為了維護這位名人的聲譽而隱瞞了他的死因，從而引發一場爭論。當時，法國《解放報》的一篇評論說：

他死後謠諑蜂起，人們盛傳傅科可能死於愛滋病。似乎一位卓越的知識分子，就因為他同時也是同性戀者，就應該成為這種時髦疾病理想的打擊物件……這種謠傳的惡意令人震驚，彷彿佛傅科這種人只能可恥地死去。

對同性戀態度的轉變

是的，一直來，患愛滋病被認為是「可恥的」，即使死了也被說成是「可恥地死去」；宗教界人士甚至認為愛滋病是上帝的懲罰，詛咒「讓同性戀者都去死吧」。直到上世紀末，特別是在1995年美國生物學家迪安?哈默（Dean Hamer）發現同性戀者基因的脫氧核糖核酸與異性戀者的有顯著的差別，會影響到一個人的性取向；另一位美國生理學家西蒙?列維（Simon LeVay）在幾年前也發現，同性戀者大腦裡下垂腦中有一個使人產生饑餓、口渴、性慾等基本慾望的部分，要比異性戀者的小三倍之後。這些研究影響人們對同性戀由比較科學的理解，使同性戀者的親屬、朋友對他能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甚至直接影響到政府的立法。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對同性戀者都能抱有理解、寬容甚至接納的態度，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是英國政府通過了〈同性戀結婚法〉。流行樂壇巨匠埃爾頓?約翰爵士，和他的同性戀男友、電影製作人戴維?弗尼斯於2005年12月登記結婚。中國也已有同性戀婚姻的出現。但是因同性戀造成的愛滋病感染的機率仍然存在，仍然很高。所以人們還是必須自律，為他人，也為自己，以減少這一現代史上的最嚴重的瘟疫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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