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養老」之我見

國學大師錢穆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文化關涉兩個話題，一是如何做人，二是如何生活。在西方文化人類學的視野里，人是文化的生物。我們的生活處處可見文化的投影。 在中國的傳統中，文化和養老關係十分密切。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文化總結出了「積穀防饑，養兒防老」的生活經驗，至今依然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可以照亮老齡化世紀通向幸福老齡化的道路。中西方的經驗都表明，家庭養老是人類社會最基本、最可靠、最安全的養老模式之一。當然這裡的家庭養老包括了兒女親情養老、配偶親情養老和親屬親情養老。歸根結底，家庭養老的文化精神是孝道養老，即基於血親之愛聯結起來的撫養與贍養關係是符合人性的保障人類社會永續繼替的文化安排和生養制度。 然而，在當代社會，連接文化和養老的關係已經不僅僅是傳統的孝道養老；或者說，孝道養老已經很難應對人口普遍老齡化和重度老齡化所帶來的養老安全的挑戰。由於人口生育率持久、普遍的下降並達到一個低水平，獨生子女家庭成為中國的主流家庭，獨子老齡化問題開始出現，成為重大的社會問題。獨生子女父母以及獨生子女自身的養老誰來保障？這根本上是獨生子女生育文化對家庭養老傳統的挑戰。獨生子女能否負擔起對父母的反哺—贍養的責任？獨生子女如何應對晚年孤獨終老的挑戰？再加上代際關係的平等化、年長者對家庭資源控制能力的弱化、人口流動和崇尚個人隱私以及追求個人生活質量等因素導致的家庭成員居住的分離等因素的綜合作用，家庭養老功能出現了嚴重的弱化。僅僅家庭養老難以確保大量有老年人的家庭基本的養老安全。家庭養老的危機與其說是人口危機，不如說是文化危機。在中國社會輿論中，孝的外在約束和內在自覺都在退化。一旦幾個兒女都為不孝，就可能產生不好的示範效應，經濟理性已經使一些素質不高的人失去基本的倫理道德。 所以，我們需要在文化的層面上來思考老年和養老的出路。積極文化的偉力可以激發愛心、整合資源、共謀未來。我們需要建設這樣具有積極意蘊的代際關係文化和人類養老文化。「文化養老」是以什麼樣的觀念、什麼樣的倫理、什麼樣的習俗、什麼樣的模式、什麼樣的制度、什麼樣的活動來養老的問題，內涵極為豐富。 一、老來怕空：孤獨終老挑戰中國 老來怕空， 是說老年人最怕內心孤獨、情感無所寄託。倘無來自配偶的關愛、友情的溫暖和親情的滋潤，那就是「老來空」的極端表現了，也是精神贍養危機的觸機。如果沒有面對孤獨足夠堅強的神經，沒有面對人生足夠積極的看法，沒有面對殘生足夠珍惜的態度，那麼僅僅一個包含了無數內涵的「空」字就足以葬送風燭殘年的生命。老者對物質和金錢的需求其實很少，但對精神和親情的需求卻十分強烈。因為沒有配偶的噓寒問暖，因為沒有朋友的關懷勸解，一些老年人在孤獨、病痛和無助中走向自殺就是一個鐵證。 老年期之所以充滿挑戰甚至悲哀，蓋出其實質是一個需要不斷面臨人生喪失的過程，除了筆者以前撰文談到過的健康喪失、角色喪失、收入喪失、親人喪失和理想喪失這五大喪失事件之外，老年人最害怕的喪失莫過於情愛的喪失了，就是由愛情、親情和友情組合而成的人間之愛的喪失，就是被家人和社會在精神上的遺棄，這是最可怕的打擊。冰心老人說過：有愛就有一切。那麼我們無妨反問一句：無愛，則意味著什麼？我要說：愛是生命的營養和支點。「愛」對老年生命的重要性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如果老年人對愛的渴望遠遠超過愛的獲得，那麼他（她）對生命的延續就很難有堅持的熱情。事業遠遁而去，整日無所追求，惟有愛的訴求、情的需要才凸現一個走向衰老的生命對人世的點滴懷戀之情。老年期會出現種種退行性的負向發展變化情勢。真正孝順的成年子女要時刻關注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幫助老年人渡過心理危機。 二、從「贍養」到「孝養」：養老文化的變革 自古以來，孝敬老年人與贍養老年人就不完全是一回事。著名的一句老話是：「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這充分說明在關愛和支持老年人的行為中，是存在著層次之分的。也就是說，「孝」與「養」是可能分離的。如果我們將對老年人的精神關愛、情感慰籍和道德支持看作是「孝」的本意的話，那麼「養」主要展示在物質、經濟等行為層面上。「孝」的表達可以有多種方式，而正如孔子所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意思是說，狗和馬都能被飼養，如果不從精神上尊敬和慰籍父母，那又有什麼區別呢？顯然，「有孝之養」才能體現出人類的道德進步、人文關懷和文化精神，才能展現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文明內涵。難怪孟子要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遠古時期「孝」的含義是：親老，子女養之；親病，子女侍之；親死，子女葬之。現代的孝理念，在我們看來，就是能自覺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從老年人的利益出發來理解、關心和尊重老年人的需求滿足問題。這樣，孝的涵義就超越了老時贍養、病時服侍、死時送終的框架了，而是也包括了鬱悶時是否有人關心、再婚時子女能否理解、決策時能否被人尊重等方面的內容。 孝本質上是一種責任和愛心。「 孝德」是需要造就的。如果不注意保養，良知就可能泯滅。孝需要引導和建設。像參美集團的做法就擔負起了應有的道義上的責任。遺憾的是，在農村，中國還普遍缺乏老年人的維權組織。如果既沒有來自家庭的溫暖，也沒有社會的熱心幫助，對老年人的人道關懷體現在哪裡？比較之下，我們可以很斷然地說：中國對農村老人的問題還沒有予以足夠的關注，有不少老人生活在人道主義的災難和危機之中。讓父母丟面子，也是「不孝」——這涉及到了子女的行為對於父母心理和精神的影響。最大、最高的孝就是在符合法律和倫理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行為給父母帶來最大的精神滿足。讓父母老年的需求得到充分的滿足，並提升其人生的境界，這才是天地為之動容的大孝。 筆者所呼籲的孝養觀是： 「 孝字當頭，輔之以養。」這種將孝與養分出上下兩個層面的觀點顯然超越了傳統的贍養觀，凸顯了對內心關愛和行為支持對立統一關係的一個認識。以為養就是孝，孝就是養，或者相反，這是極大的誤解。由於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還不夠發達，養的重要性被過分強調了，似乎養老就是一個如何解決物質養老保障的問題。其實，無論是在什麼樣的發展階段，老年人對兒孫孝道的要求、對精神關懷的需求都是亘古不變的，因為這終究是天倫之求，無可厚非。精神贍養至少包括人格上的尊重、精神上的關愛和情感上的慰藉。孝作為一種倫理道德規範，最根本的一點是要做到心中有父母。根據筆者的研究，有四種孝養結合的情形：首先，既孝又養最為理想，不僅有精神的關愛，而且有行動的支持。心中有父母而且付諸行動。靠孝心這種道德上的自覺和內生性力量來維繫的「贍養關係」，我們不妨稱之為「有孝之養」。 其次是孝而不養，心中對父母有愛但可能父母並不需要來自兒孫的物質回報。如果我們將養理解成經濟供養的話，那麼在一些老年父母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家庭，這種孝與養的分離也是多少可以理解的。 再次是不孝之養。不孝之養，是形式上的孝，實質上的不孝。真正的孝是一種發乎內心的報恩情懷，一種站在老年父母立場的認真思考，一種從心理到行為再到物質的全方位關愛。給錢給物展示的只是一種義務，而不一定是愛心的表達。對老年人來說，除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外，最需要的是情感的慰藉。只關注老年父母的物質需求，而不關心他們的精神需求，並非「全孝」的表現。「准孝」更多是從自己對老年人需求的理解出發，全孝則是真正從老年人自己的需求出發。如果能將心比心，更多地站在老年人的立場和需求來提供對老年父母的支持，那麼類似的悲劇就一定能減少和預防。靠法律這種外部的強制性力量才得以維繫的「贍養關係」，我們不妨稱之為「不孝之養」。 第四種情形是最糟糕的，就是不孝不養。無論出於什麼原因，「不孝不養」從根本上放棄了做兒孫的贍養義務，這在倫理上說不通、道德上站不住、法律上越了線。 從精神贍養對養老質量的保障功能來看，完全有必要提出「孝養」的新理念來取代一般意義上的看不出「孝不孝」的「贍養」的說法。一般所說的「贍養」，雖然也包括了精神慰籍的內容，但一則不能直接從「贍養」的說法中反映出來，二則常常與經濟供養處在分離的狀態———譬如，我們在討論「老有所養」問題時，常常局限於經濟供養方面。所以，是一個低級的、有待發展的概念。比較來看，如果說「贍養」的觀念淡化了「孝」字，「孝養」的說法則突出了「孝」字。 我們心目中的「孝」不僅有「 敬」 之意，而且有「順」之行。「敬」是對老年人人格尊嚴的肯定和尊重，「順」則是對老年人需求實現的理解和關心。鑒於現實生活中已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不孝之養」甚至「無孝之養」的問題，所以極有必要在全社會大力倡導一種以和文明同步的 「孝德」為基礎、為依託的新型贍養關係。新型孝養觀的基本涵義就是「以孝為本，孝養結合」。在我看來，只有「孝養」，才可能真正保障養老質量和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提升老年人的健康價值，而「贍養」的說法則不能———沒有孝德作為基礎的贍養，不可能有良好的代際關係。「孝養」觀念直接兼顧了精神慰籍和經濟供養這兩個基本方面。 「老齡問題」的提出表明「老年人問題」再也不是僅僅局限於家庭里或親屬網路的小問題了， 而是涉及到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的大問題。「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向外界的轉移以及在家庭和社會之間的替代」這一事實表明，現代的老年人問題已經越來越多地涉及到了宏觀層面的代際關係———也就是說，老年人問題不僅需要家庭的關注，更需要社會的關注。 第一， 中國需要開設「 家庭道德法庭」，由社區成員、法律人員和倫理學家一起共同組成。對不孝子女需要從各個方面需要制約和教育，以促其改邪歸正。關鍵是現在的社會價值導向是「好利」而非「好德」，中國極端需要重建道德秩序，否則21 世紀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將會使整個社會走向真正意義的灰色時代，家庭養老的傳統已經被極大地破壞，人心道德的淪喪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老齡社會是一個更需要道德資源和道德建設的社會，這是因為代際關係在人口老齡化的浪潮中將變得逐漸的緊張和撲朔迷離。我們需要道德建設，但這要建立在符合時代精神的基礎之上：父慈子孝，自助而助。 「自助而助」是指理想的代際關係應當是自助為主、互助為輔。無論是父代抑或子代，都要自尊自強，加強自我保障能力，對異代保持最低程度的依賴而自求多福。另一方面，兩代人又要互相關心、互助幫助，上一輩人要慈愛為懷，下一代人要孝心為本。「自助而助」也表明「老年人自身的力量」是解決老年人問題必須認真考慮和充分重視的基本方面。西諺講：「自助者天助。」老年人只有自己幫助自己，保持自強不息、獨立不依的精神和修為，才可能一掃被動、依賴、無助的消極形象，樹立起積極、健康、可敬的社會形象。以「剛健自強」為旗幟的老年文化建設必須擺上我們的議事日程。這樣，如果我們真想堅定不移地推進健康老齡化的戰略，那麼老年人的自愛自強、自立自助就應當無可置疑地視為解決老年人問題的第一原則。 第二，「父慈子孝」的文化模式意味著父母對兒女有一份擔當。例如，老子對兒女未盡撫養義務， 兒女是否就有權拒絕贍養老子呢？子女不孝也有做父母之過，因為父母沒有將孩子心靈中善的一面加以培植，結果反而害了自己。教養子女最成功的做法就是要使子女成為真正負責的人、真正有愛心的人。子女能拿出多少的養老資源並不是最首要的問題，自私、驕橫的子女必然成為老年父母的負擔和麻煩。 雖然從情感上講，父母未撫養兒女，兒女拒養合情，但按照法律的規定，不管父母親是否對其兒女盡了撫養義務，兒女都有贍養父母親的義務。情與法的衝突是令人遺憾的，雖然法律具有強制性，但法律最好建立在倫理的基礎之上，否則靠強制的力量來推行，心裡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最好將法律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礎之上。孝反映的就是代際交換關係。的確，我們很難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衡量父母的付出和子女的回報是否成比例，但只要有付出，就應該有回報。 從一般的道理很難解釋清楚為什麼有的子女會這麼沒有良心。關於孝還是不孝的故事，我們看到的其實都只是冰山一角。年老的父母也有年輕的時候，也有當別人子女的時候，那麼當時他們的修為如何呢？這不是「秋後算賬」，而是這種延伸有助於我們了解不孝深層的原因。 這裡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孝，另一種是不孝。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父母自身的德以及對子女的影響到底會怎樣影響他們今後的命運。如果做父母一輩子有德行，對子女也是嚴加管教，結果卻遭遇了「子女不孝、老無所養」的困境，那麼這的確是值得同情的，而且我們要從更廣的範圍———譬如社會環境對人的社會化的影響———對家庭教育來說，絕對不可忽視的一點是：養德重於養身。做人就是積德的過程。「社會化」就是不斷學習、自我超越、價值實現的過程。價值實現就是「德被天下」。什麼是德呢？就是天人相應、人我和諧、盡我本分、自我完善。 但這一點還沒有引起大家足夠的重視。這其中其實已經包含了父母對自己老年生活的安排和準備以及對社會的責任。這才是充滿智慧的養老策略。正是因為做子女的社會化過程中出現了「缺德」，所以一旦老人無可利用之價值。在一些精明的子女看來，老人只是「人力資源」和「經濟資源」的象徵，這是某些老人很悲哀的角色定位，就可能被遺棄。在這裡，我們看見的是冰涼的經濟理性在主導著代際關係的運作。 追究起來，這裡面應該有因果關係。一個很深刻的原因是物質和知識的雙重貧困使不少做父母的在當年限於能力和視界大大忽視了子女「德」的養成，甚至可能做媳婦的當年就虐待過自己的公公、婆婆，結果正是應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老話。一些對兒童成長研究的理論認為：道德的概念早就在幼兒期間就開始初步形成。一旦留下烙印，就可能終身形成慣性。 望遠看，「父慈」與「子孝」是互動的關係，改革開放以後，年長者向年輕人學習、青春文化影響老年生活的「文化反哺」現象逐漸出現並發展起來。年輕人應該也可以幫助老年父母進步，跟上時代的步伐。 三、文娛養老是文化養老的重要方式 生命在於運動。積極的文化將促進積極的養老。「老有所樂文化」的背後是蓬勃興起的老年群團組織。全國的老年合唱團大約有600 個左右，人數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中國合唱協會的會員單位已經有300 多個， 其中絕大部分是老年合唱團。 我們對老年人普遍存在著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認為人到老年就會思想和認知都完全停頓下來，事實上，「老年期仍然是老年人的成長期和發展期， 老年人不希望變老，而希望成長」。老年人的發展包括健康的發展、認識的發展、角色的發展、價值的發展，現今興起的「樂文化」，是同老年人的需求連在一起的。「樂文化」的盛行提出了一個社會層面精神養老的宏大話題。我們有必要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以之老」發展到「親吾親以及人之親」的新的層面了。當前的「樂文化」，主要是公園文化。究其原因，公園有著獨特的生態場和文化場。展望將來，「文化養老」需要政府和社會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文化活動場所和健康的文娛活動方式。 （穆光宗：人口學博士,1985-2004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從事人口學、老年學的教學科研工作，現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並擔任中國人口學會理事、中國老年學會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制度人口學、社會老年學、人口與可持續發展。先後主持和參與過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人口老齡化對社會可持續發展影響研究、生育文化評估指數研究、我國計劃生育困難家庭及其公益救助研究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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