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成書時地及作者新探
[1]（漢）司馬遷《史記》圖書館目錄[m]，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2]（晉）常璩 《華陽國志》圖書館目錄[m]。四川巴蜀書社，1984年7月第1版。[3]袁珂 《山海經校注》圖書館目錄[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版。[4]蒙文通 《巴蜀古史論述》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徐中舒 《論巴蜀文化》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6]鄧少琴 《巴蜀史跡探索》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7]任乃強 《四川上古史新探》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8]李世平 《四川人口史》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9]段渝 《四川通史》第一冊圖書館目錄[m]，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版。[10]段渝 譚洛非 《巴蜀文化的歷程》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11]喻權中 《中國上古文化的新大陸》圖書館目錄[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12]袁珂 《神話論文集》圖書館目錄[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13]袁珂 《中國古代神話》圖書館目錄[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年1月第1版。[14]袁珂 《中國神話傳說詞典》圖書館目錄[m]，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15]劉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圖書館目錄[m]，北京：崑崙出版社，2001年2月版。
《山海經》成書時地及作者再探討 --中國國學網
唐世貴作品集作者：唐世貴
巴蜀王國的輝煌，正是它的桑蠶文化向外傳播時期，身在岷山（巴山）腳下——都廣之野，敞開博大的胸懷，面對著尚不能科學解釋的世界，由此，而孕育出了遠古歷史神話《山海經》，歷經漫長的口頭流傳，直到巴蜀文字產生，才被記錄下來。戰國中年，巴蜀文本《山海經》由定居蜀地的楚人後裔用漢語的前身——「雅言」文字翻譯、編寫成為中國唯一的一部神話了的歷史地理書。《山海經》分《山經》與《海經》共十八卷，三萬一千多字。這部書古代曾被說成是地理書、刑法書或小說。舊傳為夏禹、伯益所作，有一定依據，但此書又並非一人一時一地所寫。所以，司馬遷在漢初，即言「《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可見漢時人即不信為禹、益所作。書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秦漢以後郡邑之名，顏之推即曾以為疑。朱熹謂此書與《淮南子》乃附會屈原《天問》而作（見《楚辭辨證》）。胡應麟則謂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斷為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又雜錄《庄》、《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見《四部正訛》）。朱、胡固善讀書，特亦一孔之見。惟《四庫提要》議論為持平。其言曰「觀書中載夏後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諸暨下雋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事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辭《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辭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又云：「書中序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型大小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證，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小說之最古者爾。」近人蒙文通先生大致認為《山經》為古巴人所編，《海經》為古蜀人所輯，而袁珂先生卻斷定《山海經》的作者是戰國初年或中年的楚國或楚地人。按說，《山海經》的成書時代及作者，是很清楚的。因為西漢劉歆曾經明白地說：「《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這是劉歆給皇帝上表，絕不能信口雌黃的。上古傳說黃帝時代的倉頡已經創造了文字，新近在山西帝堯故城遺址發掘出的青銅器上已經有文字的跡象，但我們現在仍然不能斷定夏禹時代就有了文字，然而沒有文字，卻一定有口頭文學。伯益不過是把蜀地的口頭文學，經過自己的編排再口敘給大禹罷了。夏禹出生於蜀地，應是沒有爭議的，他治水從西到東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而伯益該是他的隨從罷。所以，在《山經》之後有大禹的結語，這應該是伯益講完之後，大禹作的總結。不過伯益的《山海經》仍然是口頭文學。因為是口頭文學，所以隨意性極強，後世一代一代的又補充了新的內容，為《山海經》的作者及時地設置了一個難解之迷。首先，我們來看看古蜀國杜宇都城遺址廣漢三星堆（包括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青銅神獸和通天樹，與《山海經》里描繪的各種山神——魚鳧、開明神獸及各種神樹進行對照，找到它的契合點。三星堆遺址曾出土了鳥首（其一高40.3cm）、獸首（其一高20.5cm寬26.6cm）等數十種青銅、玉石像。青銅鳥首正是魚鳧蜀王的圖騰像，它印合了《山海經》中約23種動物的一種。《海內西經》多次描繪到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崑崙上」。開明神獸被開明蜀王作為圖騰，但人首獸身青銅開明獸像落入民間（見《三星堆文化探秘》第172頁插圖）。上引青銅獸首像，其實也是開明獸的變種，因為《山海經》在前，青銅獸在後。蠶叢、魚鳧、開明這幾代蜀王都是以《山海經》中的神獸為其部落圖騰的，並以此作為部落名稱。《山海經》在杜宇氏之前已經由口頭文學成為書面圖語文學了，自然，前代神聖的書是絕不可能記載後世的東西的，否則就是後來的編纂者隨意添進去的。從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上得知古蜀國已經有了圖語文字，足以證明在杜宇氏之前巴蜀圖語文字已經形成，因為文字形成需要漫長的時間，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後世的《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等文獻對蠶叢、魚鳧、杜宇、開明蜀王都有簡略的記載，據此與之三星堆出土的魚鳧、開明等青銅、玉石神獸像完全可以與其圖騰相佐證。三星堆古蜀國遺址還出土了三株青銅樹（其一高395cm），我們可以肯定這種青銅樹，就是蜀王朝根據《山海經》中的記載而仿製的通天神樹。後世文獻中有關神樹的記載，都是源自於《山海經》：如建木、若木、扶桑、窮桑、尋木、馬桑……。青銅樹到底是什麼樹的象徵？屈原在《天問》中有「神樹為何閃耀光華」一句，這「光華」就是青銅樹的象徵——成為《山海經》源自於巴蜀的絕證！把《山海經》中有關神樹的描寫與青銅樹實物作一比較，與青銅樹相近的，便有扶桑。《山海經．海外東經》中這樣描寫道：「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水，九日居下技，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又寫道：「湯谷上有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把這裡的敘述與青銅樹實物相對照：樹座以山形，似湯谷。谷中有水以供日沐浴，所以有龍焉。「上與扶桑」，即青銅樹。枝上棲有十烏，即為載太陽之金烏。樹榦又有節，或為階梯，或因需鑲嵌樹枝之鑄造方面的原因使然。無論烏、雞（鳳）皆與太陽有關，金烏為太陽，古書有載；丹鳳朝陽，流傳至今。鑄此青銅樹，上敬天神，祈求吉祥——成為巫師祭示時，與神交流的通天神樹。我們從考古學角度分析了《山海經》與古蜀國的關係，由此可以確證《山海經》源自於古蜀國，成書於杜宇氏（西周）之前。下面再從文獻學角度進一步補證：上古文獻《尚書．堯典》、《夏小正》、《帝系》等，完全可以與《山海經》相互印證。《堯典》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幾個表示天文歲差的上古才有的詞，而這幾個古詞恰恰在《山海經》中出現了，而戰國其他文獻中卻找不到。《大荒東經》有「東方曰折（析）」；《大荒南經》「有神名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大荒西經》「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兩文獻的對比中，我們得知：當時伯益在口述《山海經》時，已經把中原語言加入進了巴蜀語言的《山海經》之中了，由此對後世《山海經》的口頭流傳便產生了影響，同時也就影響了巴蜀語言。再從《山海經》的用語來看：它出自於巴蜀人之手，用巴蜀古文字寫成，《海內經》說：「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他並沒有說明是何地方言。清初畢沅經過考證：楚人稱「播種」為「播琴」。《西次二經》曰：「女床之山，其陰多石涅」。郭璞認為「即礬石也；楚人名為涅石。」清人吳任臣、郝懿行指出郭把石涅與涅石混而為一的錯誤，郝懿行說：郭注當移於《北次三經》「賁聞之山，其下多涅石」，郭注此亦相合，總之「涅石」乃是「礬石」的楚名。上述兩例，就是移居巴蜀楚人後裔在戰國中期用中夏語言翻譯、編寫《山海經》留下的楚語印記。因為，當時的蜀中楚人，早已被蜀人同化了，所以，從《山海經》中我們無法找到更多的楚語例證，來證明《山海經》就是戰國時代的楚國人所寫，但可以反證《山海經》的作者肯定與楚人相關。楚人和其他各地先民一樣，隨著地區的變遷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已逐漸形成自己區域性和民族性的語言——「夏化的語言」。楚人既操楚言，又能說華夏之語，不影響楚國和其他各國的交往。楚國文字當在建國前就應已出現，但迄今為止，見於最早的楚文字是西周中晚期楚公鍾、楚公逆的銘文。春秋時期，楚國銅器增多，銘文也大量增加。從這些銘文看，如與華夏文字相比較，其共性是主要的，但也有自己的個性。人類的語言是千差萬別的，但也其共通性，那就是語言中的語氣詞語，只能音譯，而不能意譯，同時也是語言中最穩定的一部分。《山海經》中有「胥」、「犧」、「媧」、「羲」等語氣詞，這些語氣詞完全與巴蜀方言語氣詞相吻合。《路史》記載：「太昊伏羲氏，母華胥，居於華胥之渚。」對於這個記載，《路史》作注說：「所都國有華胥之淵，蓋因華胥居之得名，乃閬中渝水也。」此記載說明華胥氏發祥於四川的閬中。「華胥氏」的「胥」字，用漢語解讀不出意思（還包括上述詞語），應該是巴蜀方言，楊雄《方言》說；楚人稱女人為「嬰」。按古語同音相通的規律，「華胥氏」的「胥」、與伏羲氏的「羲」、包犧氏的「犧」、宓戲氏的「戲」、屈原《離騷》中「女嬰」的「嬰」應可通假。中國南方壯侗語族中，多稱「花林女神」為「嬰華」，讀作「xiāfǎ」（胥華），譯成漢語，就是「華胥」。「華胥」在楚越方言中就是「華女」或「華巫」，「巫」與「覡」大體同意，而且皆可讀如「xí」。楚越語中與上述巴蜀方言音相同的是「兮」字，從老子到莊子的哲學著作，從屈原到宋玉的《楚辭》，「兮」字比比皆是，而在《山海經》中卻從未出現過，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它不是楚地楚國人的手筆！所以，《山海經》中的上述語氣詞，證明了《山海經》在譯成「雅言」時，保留了巴蜀圖語文字中的語氣詞語。蜀與華夏不同族，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從廣漢三星堆蜀遺址發掘出來的青銅器上的銘文與文獻可以互證。再從《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蜀志》中得知：「酒」曰「醴」，《蜀王本紀》又說蜀左言，以此推斷「醴」原非蜀語，而是中夏語義，可能是受了荊楚華夏語言的影響。蜀語早在秦滅蜀後不久即消亡，從「蜀左言」變成了「言語頗與華同」。蜀文字直到漢初，仍屢有所見，以後才逐漸消失。《山海經》中有關盛酒或食物的器具曰「柸」，如《海內北經蛇巫山上操柸人》；《海內北經犬封國》中「方跪進柸食」。據袁珂先生考辯：「柸」即杯之偽，郭璞在《犬封國》下注云「與酒食也」。郝懿行曰：「明藏本柸作杯，注酒字作狗」。顯然，「柸」是蜀人「酒（狗）」的古音，保存在《山海經》中，所以，《山海經》的成書楚國人是不可能獨立完成的。巴人作為一個遠古族系，曾有過自己的燦爛文化，可以媲美於中原文化。安康市漢濱區與平利、旬陽兩縣交界的壩河鄉古巴國2000多年前的祭示坑發現的畫像磚中，有兩塊磚上分別刻有目前尚不能釋讀的方塊文字：一塊磚上的銘文分別榜書於熊、駱、虎、蛇4種動物身上。共6個字；而另一塊磚上的榜書銘文竟達12字之多，分兩段書寫，應是一個完整的句子。最典型的是在一件刃部鋒利的石斧上鐫刻了3個類似結繩符號，造型很奇特。還有一件為陶質半月形器物，正中刻日、月之狀，「日」以陰陽點連成天體之形，周圍環刻5種符號；器脊刻星座和文字元號。這些符號和文字的含義目前尚不清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武王既克殷，以其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左傳》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韓服為巴行人，韓為中原諸夏的姓氏之一，「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顯然操中夏語言。楚王族也是中原語言文字系統。故巴、楚在《左傳》桓公九年、庄公十八年、十九年、文公十六年和哀公十八年等多次交往中，全無語言障礙。這表明巴、楚王族語言相近，同屬中夏語言系統。巴國文字形成，同時受到了蜀文字的影響，但西周開始，巴國官方語言文字已經使用中夏語言文字了，但巴古語言文字並沒有終結，因此，巴國就成為楚國與蜀國進行文化交流的橋樑，移居巴蜀的楚人翻譯、編寫的《山海經》才成為現實。同時，我們還不能不看到：西周初年，巴人尚在巴山與漢水間時，巴王族中人，他們自己就有能力把古巴文的文獻改寫成中夏文字的新文獻，這樣也就為後來蜀國的楚人編寫《山海經》提供了方便。袁珂先生在《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中說：「關於《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蒙文通先生在《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上有過一篇論文，曾經論到。大意說：《大荒經》以下五篇的寫作時代最早，大約在西周前期；《海內經》四篇較遲，但也在西周中葉；《五藏山經》和《海外經》四篇最遲，是春秋戰國之交的作品。至於產生地域，則《海內經》四篇可能是古蜀國的作品，《大荒經》以下五篇可能是巴國的作品，《五藏山經》和《海外經》四篇可能是接受了巴蜀文化以後的楚國的作品。」他認為《山海經》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大荒經》四篇和《海內經》一篇；二、《五藏山經》五篇和《海外經》四篇；三、《海內經》四篇。三個部分以《大荒經》四篇和《海內經》一篇成書最早，大約在戰國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經》和《海外經》四篇稍遲，是戰國中年以後的作品；《海內經》四篇最遲，當成於漢代初年。它們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國或楚地的人。我想蒙先生與袁先生說的都有道理，《山海經》最早的文本應該是巴蜀文人用巴蜀古文字寫成的，成書時代在西周以前。我們今天讀到的《山海經》卻是春秋戰國時代移居巴蜀的楚人的後裔用中夏文字翻譯巴蜀文字在戰國中年編寫而成的，秦漢文人又進行了穿鑿附會。袁與蒙兩位先生都認為《大荒經》成書最早（4次提到巫山），究其原因，它是巴人自己用中夏文字編寫的；《五藏山經》、《海內經》最遲，因為，《海內經》是由蜀地楚人後裔翻譯、編寫的，而《五藏山經》卻是由秦漢時代的人穿鑿附會的。至於，《山海經》中關於楚地神話，有《中次十二經》的「洞庭之山」的「帝之二女」；《海內北經》中的冰夷（河伯）等。前一條直接涉及楚地，後一條間接與楚地有關，這是因為移居蜀地的楚國貴族，他們應該知道楚國的神話傳說，而傳之後人，所以其後裔在翻譯、編寫《山海經》時，就把它們羼和進去了。楚國立國在當時已有數百年了，而《山海經》沒有一處直接寫到楚國歷史神話的，這與屈原的《楚辭》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屈原是楚國人，他愛他的祖國歷史文化而受其影響，而《山海經》的作者其先祖因種種原因流落異鄉他國，楚國對他們就沒有什麼吸引力了，而蜀國才是他們真正的精神家園。從屈原的《楚辭》（《離騷》、《天問》、《九歌》、《九章》、《遠遊》、《招魂》）中考察，可以知道屈賦中所寫的神話故事與《山海經》里所寫的相同者又極多，屈原作品裡所寫的種種神獸及神樹，和《山海經》里所描繪的有這麼多融合之處，應當說是決非偶然，足以說明：在屈原之時巴人用中夏文字改寫的《山經》與蜀地楚人後裔翻譯、編寫的《山海經》先後流傳於楚地。這樣也就為屈原寫作楚辭提供了參照系。晚於屈原的宋玉的《高唐賦》、《神女賦》即源於蜀地楚人後裔翻譯、改寫的《山海經．中次七經》中有著名的瑤姬傳說：「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屍，化為草」。考古資料證明：楚與蜀的戰國及秦漢時期的漆器和織綿等工藝品上的圖案往往都可以看到相似的神話母題，而這些神話題材又共同取自於《山海經》，亦可作為《山海經》是巴蜀之地楚人用中夏文字編寫且大體上是完成於戰國中年的旁證。還有長沙楚帛書，出土於1942年，出土地點是長沙東郊子彈庫的王家祖山一座楚墓。楚帛書為四方形，中間有兩組文字，一組八行，一組十三行，兩組文字上下互倒，好比八卦的陰陽魚，四邊還有文字，並配有彩色繪圖。中間八行者稱甲篇，中間十三行者稱乙篇，四邊的文字與繪畫稱丙篇。甲篇的大意是：世界處於混沌狀態下之時，先有伏羲、女媧二神，結為夫婦，生了四子。這四子後來成為代表四時的四神。四神開闢大地，這是他們懂得陰陽參化法則的緣故。楚人實際上是把《山海經》中的有關伏羲（太皞）、女媧、共工等（疑中原有類似的傳說）神話進行了衍化，並加入戰國時代的陰陽五行，這樣就成了一篇楚人創世神話。篇中對南方大神炎帝、祝融、共工作了正面歌頌，這就是楚人的作品與巴蜀人的《山海經》寫作目的的根本區別。《史記楚世家》稱：「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楚人的先祖，相傳是黃帝和顓頊，而《山海經》中記敘黃帝和顓頊的事也特多。據袁珂先生統計，其中記敘顓頊的事凡17處；記敘黃帝的事凡9處；經中單言「帝」，而此「帝」實該是黃帝的凡9處，這樣總共記敘黃帝的事是23處，連顓頊事17處合計40處。因此，黃帝和顓頊實在該算是《山海經》的主神。自然，黃帝和顓頊是古代民間相傳的有名的神兼人帝的神話人物，一直為多數國家和民族所共祖。但在戰國時代，實際上只有蜀、秦、楚三國相傳是顓頊之裔（《史記秦本記》：「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而秦卻不具有除此證以外能夠編寫《山海經》其他條件。對黃帝與顓頊的頌揚，這應該是楚人與蜀人的共同社會心理。但長沙楚帛書並沒有提到黃帝與顓頊，這還是一個難解之謎。因此，《山海經》中關於黃帝與顓頊的事迹大部來源於蜀古文獻，而有小部分應是編者根據其祖輩的口傳與其他文獻羼和進去的。最後，再從《山海經》內容上來確證其作者。《大荒西經》對西周王朝有敘：「有西周之國，姬姓，食谷」。由此斷定《山海經》絕不是周王朝寫的。《山海經》這部神話了的歷史地理書，是以「都廣之野」為天下中心的，對於這一點來說，《淮南地形訓》竟作了肯定：「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雖然，那些歷代「中原中心論者」，並沒有直接否定過，但這不是說他們就不企圖否定，所以才有什麼《山海經》中的山「就是太行山，海就是東海」，然而又找不到有力證據。先秦一些著述對《山海經》引而不註明，即使是大史學家司馬遷對此也避（引）而不談，在當時以「都廣之野」為天下中心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山海經》凡涉及蜀國祖先有關的歷史神話，幾乎編在《海內經》里，無關的就排入《海外經》中。這是古蜀人身在岷山（巴山）之谷為「蟲」時，站在內陸海（湖）的西岸——都廣之野觀察宇宙人事的，因此造成了對華夏民族的始祖神炎帝不是正面歌頌，而僅是側面敘說。除了蜀人自認為都廣「蓋天地之中」外，其他任何部落絕不會這樣說的。大禹、伯益雖然把《山海經》從都廣之野帶到了中原，已由「蟲」變為「龍」了，但卻受到了華夏民族的抵制，黃帝雖然是共祖，而大禹之父——顓頊卻不是中原華夏民族的祖宗。直到春秋時代，儒家代表人物孔子還有所謂的「子不語神怪亂力」說，其實質是對產生於都廣之野的神話的漠視與曲解。《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屍子》稱：「子貢曰：『古昔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大戴禮記五帝德篇》、《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等書皆有類似的記載，因此造成華夏民族就沒有神話總集。換一個角度看，也就是說在孔子的春秋時代，大禹、伯益的口頭《山海經》在中原已經傳布了一千多年了。古巴人居住在巴山與漢水間，有關其祖先的神話幾乎收在《大荒經》中，無直接關係者收入其它經中，《山經》開篇曰：「南山經之首曰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這是巴人用巴文敘述其西南的山與海的，並4次寫到巫山。春秋時代，巴人當時具有編寫《山海經》的人才，但忙于軍事擴張，後來又一直面對強大的秦、楚、蜀，戰國初年，不得不轉輾從漢水上、中游向南遷徙鄂西，再進入川東，長年處於戰爭狀態，加之立足未穩，卻沒有完成這樣巨大工程的環境和條件。而楚人一直在尋求地區霸權，並企圖滅亡巴蜀，在這種情況下，楚人絕不可能去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頌揚巴蜀的歷史神話，去造對自己進行軍事擴張不利的輿論。所以，楚國人絕不會翻譯、編寫《山海經》的。但楚國的斗氏、楊氏、樊氏、昭氏等，皆在蜀國活動，其中一些部族，還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巴蜀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斗氏在楚國為執政大臣。樊氏、楊氏都是晉國貴族，因內部權力之爭，不得不投奔楚國，再轉輾遷入蜀地定居。昭氏為楚昭王后裔，成為楚國三大貴族之一。昭氏世為楚大臣，其親族完全可能成為岷山莊王（先設雲南楚雄，後遷四川滎經）的人選，駐守蜀地。1980年新都戰國墓出土一件銅鼎蓋內的銘文有「邵」（昭）字；滎經墓葬、成都羊子山172號墓、青川墓群，均有相當濃厚的楚文化因素。蜀國在春秋戰國之際，正處於最強盛時期，「盛世編史」，也就提供了一種文化氛圍和豐厚的物資基礎，然而，蜀人語言文字的自我封閉性，自身是無法完成這一重任的。蜀王朝正是適當地利用了這些懂「雅言」的楚國貴族為自己服務，完成了頌揚祖先、蔭庇後世的曠世傑作。據上述：《山海經》一書是由口頭流傳了漫長的時間，大禹時代又經過伯益的口頭整理和加工，在巴蜀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一當巴蜀文字產生後，便由幾個部分薈萃，用巴蜀文字寫成簡書，秦滅巴蜀，《山海經》文本落入秦人之手，呂布韋及門徒在《呂氏春秋》中藉此大肆引用，到西漢中葉《淮南子》又咨意發揮。所以，根據口頭文學用巴蜀古圖語文字寫成的《山海經》成書時間應是蒙文通先生斷定的在西周前期，即《山經》由巴人在漢水上游完成；《海經》大約在杜宇氏以前，完成於岷江流域的都廣之野，用中夏文字（漢語前身——雅言）編寫成的《山海經》成書時間應是袁珂先生推測的在戰國中年。其作者斷定是既識中夏文字又懂巴蜀古圖語文字的移居巴蜀的楚人——楚國貴族斗氏、楊氏、樊氏、昭氏等家族在蜀國的後裔，非他莫屬。主要參考書目:[1]（漢）司馬遷《史記》圖書館目錄[m]，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2]（晉）常璩《華陽國志》圖書館目錄[m]。四川巴蜀書社，1984年7月第1版。[3]袁珂《山海經校注》圖書館目錄[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版。[4]蒙文通《巴蜀古史論述》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5]徐中舒《論巴蜀文化》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6]鄧少琴《巴蜀史跡探索》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7]任乃強《四川上古史新探》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8]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9]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冊圖書館目錄[m]，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版。[10]段渝譚洛非《巴蜀文化的歷程》圖書館目錄[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11]喻權中《中國上古文化的新大陸》圖書館目錄[m]，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12]袁珂《神話論文集》圖書館目錄[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13]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圖書館目錄[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0年1月第1版。[14]袁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圖書館目錄[m]，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15]劉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圖書館目錄[m]，北京：崑崙出版社，2001年2月版。 （該文發表於四川宜賓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
《山海經》中的上古蜀語新探（攀枝花學院 唐世貴 唐曉梅）
提要 先秦時代，中原文獻沒有直接記載上古巴國、蜀國歷史文化，自然，中原文獻是不可能出現巴蜀方言的。只有《山海經》2/3的內容直接、間接書寫了巴蜀山川地理、歷史文化，因而，上古蜀語基本上保存在其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把《山海經》中的上古蜀語：蜀、巴、禹、葵、羲、媧、氏、尋、仞、沮、荊、柸、風等字，以及相通文字：私、纖、絲、任、苴等與甲骨文、《說文解字》等文獻進行對照，來論證上古巴蜀方言與中原華夏語言既有相同之處，且又有較大的區別。
作者簡介 唐世貴（1950─），男，攀枝花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畢業，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唐曉梅（1983─），女，攀枝花學院藝術學院助教，研究方向：語言與藝術設計。
20世紀末，在四川盆地已發現巴蜀圖語單符號200多個，至到本世紀，廣漢三星堆又有數十個圖語被發現，但它們大多數是實物圖像，既沒有動詞、形容詞和連接詞，也沒有數目字，這還不能構成文句，只是看圖解寓意的符號［1］（38），因此，尚無法與《山海經》之文字進行參照。然而，依據先秦中原文獻及漢代《說文》、《方言》與華文本《山海經》對照，經中卻出現了「氏、尋」等上古蜀語。
華夏語言原本是以東周王朝都城洛陽「雅言（官話）」為基礎，吸收中原諸侯及巴蜀、荊楚等各地方言構成的，例如：華語中的「蜀、巴、禹、氏」等字，就直接吸收了巴蜀方言。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是人類認識長期積累的結果，是使用語言的人代代相傳的產物。歷代以來，華語雖然都以雅言正音作為交際工具的主流，但正如華夏族是一個多元融合的民族一樣，華語自古以來就存在方言的分歧。華語辭彙在雙音化的過程中，不同區域的人從各自的角度出發為同一事物造詞，他們可能選擇不同的語素（字）組詞，也可能選擇共同的語素組詞，例如對樂器的稱謂：巴蜀方言稱「樂」為「荊」，華語曰「南」，楚荊語曰「任」。各方言區對女性也有不同稱謂：巴蜀方言稱「媧、羲、胥」，吳楚方言稱「媭、娃」等。因為，各方言區又是相互影響的，並把對方辭彙吸收到自己的方言里，所以，造成了各方言區之語言文字相通的現象。例如「尋」字本是巴蜀方言，同時它又是各方言區的通用字。還有「杯、酒、狗、桑、絲、仞、沮」等都是通用字。先秦時代，中原文獻沒有直接記載上古巴國、蜀國歷史文化，自然，中原文獻是不可能出現巴蜀方言。只有《山海經》2/3的內容直接、間接書寫了巴蜀山川地理、歷史文化，因而，上古蜀語基本上保存在其中。
「蜀、巴、禹」這三個字，在《山海經》中屬於上古蜀語，已是不爭的事實。「蜀」字在《山海經》中出現2次，《南山經》曰：「又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2］(15)」。「蜀」即蜀國。並作了2次偏傍，其一指鳥名；其一指國名。從「蜀」字演變過程看：上古蜀山氏與採桑飼蠶有必然的聯繫。野蠶性孤獨，各據一葉，以保證其食葉充足。故「蜀」字又引申為「孤獨」之意。楊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謂之獨［3］(97)」。孔穎達《爾雅·釋山》疏曰：「蟲之孤獨者蜀。是以山之孤獨者亦名蜀也。」 最早在岷江河谷養野蠶的部落，把他們居住的山，就稱之為蜀山，部落就稱之為蜀山氏，其後與中原黃帝部落聯姻。《說文》曰：「蜀，葵中蟲也。從蟲，兩目象蜀頭，中（謂勹）象其身蜎蜎。」段玉裁註：「葵，而雅釋文引作桑」。「淮南子曰：蠶與蜀相類［4］(665)」。「蜀」與「葵」兩字是蜀方言，與中原華夏族皆指稱「蠶，任絲蟲也［4］(674)」。「桑，蠶食葉木」。「蠶」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後來演變為形聲字。「桑」在甲骨文是象形字，上部是樹冠，下部有樹根，極像一棵樹。甲骨文蜀字有二十多種形式，無論是哪一種形式，蜀字的上方都有一個蠶的大眼睛，下方是一個蠶的彎曲的身體。最早的甲骨文（蜀）字是沒有蟲字的，蟲是後來發展的，金文（蜀）字外部不像蠶形，所以在中間加了一個蟲，小篆（蜀）字的形體與金文大體相似。然後，直到漢隸才把它擬定為現在的蜀字。
20世紀，史學界對「巴」字的含義曾有多種說法。認為「巴」指動物，如蛇、蟲、蟒、魚、蠶，《說文》：「巴，蛇也。或曰食象它［4］(741)」。甲骨文（巴）字是象形字，如同一條盤曲的大蛇。然而，有的人則將「巴」解釋為對山、水、石頭的稱呼。後來有學者提出：「巴」就是「虎」，「巴」是巴人稱呼老虎的一種發音。據史書記載，巴人認為老虎是本民族的祖先或圖騰，因此巴人自認為是虎之族，以虎為崇敬對象，自稱「虎（音巴）人」。於是，中原及與巴族為鄰的人皆稱其為「巴人」。金文中的「虎方」，亦即指的甲骨文中的「巴方」。「禹」字是個會意字，金文（禹）字帶「箭頭」形的那條曲線就是一條毒蛇的形狀，橫的一條是一根帶杈的木棍，這就表示木棍打蛇的意思。小篆（禹）字的形體，蛇形猶在，而木棍形則變得更為複雜了。楷書禹字就源自於小篆［6］。歷史學家顧頡剛確曾說過大禹是「蟲」，其實，「蟲說」依據的是《說文》曰：「禹，蟲也［4］(739)」。「從禸，而禸，獸足蹂地」。上古，獸統名之曰蟲。《大戴禮·曾子天圓》曰：「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5］（128－458）」。鱗片之蟲，最高級者是龍。所以，大禹「在谷是蟲，出谷便是龍」。因而，華夏民族信奉的龍圖騰，在《山海經》中以各種面目出現的龍就有48（包括6次重複）次，龍的形象在《山海經·中次九經》中作了描繪：「凡岷山之首，自女幾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7］(156)」。馬頭龍或馬身龍首的神，據傳是駹的形象。信奉馬頭龍的冉駹人，又是岷江上游的遠古蜀人，而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樹座上纏繞的龍，可與《山海經》相印證。禹是《山海經》中治理洪水的重要人物，他出生於蜀地，「禹」是他的名字，象徵著他是西羌（蜀）一位本領極高的勇士。從文字起源的角度講：禹字是上古蜀語，它的本義源自巴蜀方言。而中原文獻作為特稱皆是其引申義。
大約4000年前，大禹、伯益在從西到東的治水過程中把蜀地口頭文學《山海經》帶到了中原，按《孔子家語·執轡》有「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8］(695-61)。」可見在《家語》成書前中原人已承認《山海經》是一部地理書了。在《大荒東經》、《大荒西經》、《大荒南經》里有四方神名曰：析、因、石夷、和四方風名曰：俊、乎民、韋、。這8個名稱，都在殷商甲骨文中見到了。楊樹達的《甲骨文中之四方風名與神名》；於省吾《釋四方與四方風名的兩個問題》等文早已論證［9］(23)。上古文獻《尚書·堯典》有「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10］(54-35-36)幾個表示天文歲差的上古才有的詞，而這幾個古詞恰恰在《山海經》中出現了，除《夏小正》外先秦其他文獻中卻未曾見［11］(167)。《大荒東經》有「名曰折丹，東方曰折，來風曰俊，處東極以出入風［2］(469)」；《大荒南經》「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誇風曰乎民，處南極以出入風［2］(485)」。「折」應為「析」，意即東方之風。殷墟甲骨卜辭也有「東方曰析，風曰脅」（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風名考》）。經過對比，我們得知：當時伯益在口述《山海經》時，可能把中原方言加入進口傳《山海經》之中了，擬或巴人在西周初已接受華語，由他們自己把華語加入《山經》中的。同時也說明華夏語言中可能與上古巴蜀語言有相同之辭彙。
《山海經·大荒南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7］(381)」。「和」的本義為「相應」，它是形聲字，意為「聲相呼應」。「和」為姓氏用字，著名者有羲和、和仲、和叔，在《山海經》、《尚書》中他們是古代負責天文曆法的官職。《世本》載曰：「黃帝使羲和作占日。常羲作占月［12］(301-47)」。羲和的「羲」字，與「姜」字上半部分相同，可能有著共同的族意淵源（伏犧，亦稱伏羲、羲皇，可能也與天文觀測有關）。《尚書·堯典》記有天文總管羲和，他手下有四名天文官，分別觀測四方、四時、四季，他們是：羲仲（東，晨，春），羲叔（南，午，夏），和仲（西，昏，秋），和叔（北，夜，冬）。據此可知，「羲」有「晨」意「始」意，「和」有「昏」意「隨」意（四時相應），「羲和」即「日出日落」、「春來秋往」。《山海經·大荒西經》又曰：「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2］(506)」。「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即為一種古老的天文曆法。「帝俊」為巴蜀人之創世之神（郭璞認為就是帝舜，後即有人認為是帝嚳，青陽之孫，黃帝之重孫），因此，蒙文通先生認為帝俊是《山海經》中的主神。「羲和」、「常羲」，皆為古蜀小部落，帝俊娶這兩個部落之女為妻，為他掌管天文曆法。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長達10餘萬言，堪稱《山海經》全方位研究論著，該著除了討論傳統論題以外，還探討了一些新論題。呂子方的新論點涉及到《山海經》按南西北東的順序與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類似順時針方向旋轉有關，日月運行二十八宿與歲星（行星，一般指木星）運行，太陽黑子及假日，季風的認識，日出日落雲霓以及反影的觀測，流星與雷暴等異常天象，測天量地，極光和極晝極夜等等［13］。唐代杜光庭《石筍記》說：「成都子城西通街有石百二株，挺然聳峭，高丈余，圍八九尺。」《新繁縣誌》亦云：「此地巨石嶙峋，父老傳自它處飛來。」成都乃岷江沖積平原，何來如此多之巨石？我們可以用《山海經》中的山系來對證這些「石陣」，這正是古巴蜀人把《山海經》中的山峰作為坐標係數建造的的天文觀察遺址！因此，「石陣」就是《山海經》中山系日出日落具體山峰的濃縮圖。《海內經》云：「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百仞無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暤爰過，黃帝所為［7］(448)」。這環水繞之勢之九丘，就是上古蜀人以古帝王命名的觀測天文的九大石柱構成的石陣。即《說文》所稱「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丘」。他們不僅引水環繞石陣，而且石陣之中還置有青銅神樹，以其為座標，枝上之鳥為準星測定方位。《山海經》上所謂「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即為巴蜀創世之神帝俊之妻羲和、常羲實地觀測後總結出來的一種古老的天文曆法，其後，構成為「夏曆」的核心，夏王朝並把常羲、羲和作為管理天文的官職。周王室文化官萇弘就是蜀人，他精於天文、占卜，《史記·天官書》說：「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鐵、萇宏」。《華陽國志·序志》、《蜀中廣記·人物記》、《四川通志》都說他是四川資中人，或是把他當巴蜀人看待。漢代著名的天文學家落下閎（第一個製造渾天儀和制定《太初曆》者）亦是巴蜀人氏，他們就是巴蜀的「羲和」。「羲和」、「常羲」在《山海經》中共出現過4次，西南民族創世之神女媧，出現1次（《山海經·大荒西經》曰：「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也。」）。按古語同音相通的規律，屈原《離騷》中「女媭的「媭」應可與巴蜀人的創世之主神帝俊之妻「羲和」、「常羲」之「羲」；造神之女媧之「媧」通假。《說文解字注》曰：「媭與諝胥同音通用。諝者有才智也。」「楚辭曰：女媭之嬋媛」。「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為媭。賈語蓋釋楚辭之女媭』［4］(617)」。再根據楊雄《方言》：「媭、娃」是楚人對女性的稱謂。《說文》曰：「吳楚之間謂好娃［4］(623)」。《方言》亦曰：「娃，嫷，窕，艷，美也。吳楚衡淮之間曰娃［3］(10)」。《山海經》中炎帝少女「精衛」，在楚語文字中卻稱之為「女娃」。《山海經》中對女性稱謂「羲」字而在《莊子》里卻變成了男性「伏羲」的名字了［14］(88)。
先秦時代，每個諸侯國皆處於相對獨立的環境，所以，都有各自的方言。但這些方言中，語氣詞雖有不同的文字表達，卻基本上是相通的。《說文》曰：「兮，語所稽也［4］(204)」。「兮」字本為指事字，「稽」意為停頓的意思，這裡是指聲音延續義。甲骨文（兮）字橫線上兩點是指事符號，表示說話時聲音從嘴裡發出。《廣韻" 齊韻》曰：「兮，語助」。「兮」字作為楚淮最具有特色的語氣詞，在老子的哲學著作《道德經》；莊周的散文《莊子》，戰國後期屈原、宋玉的《楚辭》中都多次使用「兮」字。「兮」字同時也是中原華夏語氣詞，《詩經》「二南」中「兮」字出現過13次（在《詩經》中共出現323次），可說是語氣詞在《詩經》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虛詞。而《華陽國志"巴志》中錄的3首巴民歌卻沒有「兮」字，其好古樂道詩之一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夕；誰能長生，不朽難獲［15］(28)。」因此，「兮」字絕不是巴蜀方言。《呂氏春秋》記有 「候人兮猗［16］(848-318)」，這是中國最早的一首愛情詩歌，據說是大禹的妻子塗山氏女嬌寂寞時所作。巴人（今重慶市巴縣）的《候人歌》「兮」「猗」語氣詞的連用，已明顯受到楚語的影響［16］(848-318)。《玉篇"犬部》曰：「猗，嘆詞也」。所以，「猗」是中原語氣助詞，《詩經"齊風》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猗」即為發語詞。《說文解字注》曰：「此與哉言之間也相似。有假猗為兮者。如詩河水清且漣猗［4］(204)」。「猗」與漣連用，但《詩經》中卻沒有「兮猗」連用的例子。「猗」字在華夏語言中，又是實詞。《說文解字注》曰：「猗，犬也［4］(472)」。 「猗」亦作族名，「猗氏」一名的由來可追溯到夏代的古猗國。《路史·寒浞傳》云：「寒浞者，猗姓。」下注「潛大論有猗姓，《括地象》雲『過猗姓國是也。本以寒為邙，姓國者失之』［17］(383-237)。」《河圖·括地象》云：「猗姓之國，猗夏朋淫不義，少康滅之。今河東有猗氏城［18］。」《蒲州府志》亦云：「猗氏縣郇瑕氏之墟也，春秋令狐地。秦世以有古猗氏國，因稱猗氏。」《山海經》中無「兮」字；「猗」字在《山海經》中出現過1次，「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山，日月所生［7］(356)」。「猗」字卻不是巴蜀方言，而是中原華夏語言。李白《蜀道難》開頭一句「噫吁嚱」可佐證，宋宋庠《筆記》曰：「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吁嚱』。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19］(349)」。
漢代許慎在《說文》中曰：「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段玉裁註：「巴蜀方語也。大徐無，小徐作堆。俗字耳」。「著于山岸脅，而狀欲落墮者，曰氏」。「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坁。其山堆傍箸，崩落作聲聞數百里［4］ (628)。」天水，本古蜀故地。《玉篇·氏部》：「氏，巴蜀謂山岸欲墮曰氏［20］(2130)」。蒙文通先生通過對《說文》關於「氏」的釋義的考證，認為「氏字是巴蜀的字，是起於巴蜀很早的字。從氏的字也很多，說明它是中原遺古之字中的一個字，也就說明，巴蜀和中原文字是相同的［21］ (249)」。《山海經》中出現15（重複2次）個「氏」字，象徵遠古時代巴蜀的顯赫世家（部落），如《海內經》「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有巴遂山，澠水出焉」。《說文解字注》曰：「姓氏之字本當作是，假借氏字為之」。「氏崩聲聞數百里。象形」。「凡氏之屬皆從氏［4］(628)」。有時「氏」又是以神聖的面目出現的，如《西山經》中的「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並用顯赫部落類比大山，如《東山經》「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亦記載了中原部落，如《海外北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 「氏」字本為象形字。甲骨文（氏）字是一個面朝右側立的人，手裡提著陶器之類的東西。金文（氏）字的形體沒有大變，不過人手所提之物已經上升到臂中間。小篆臂上的一點變成了一橫，同時也失去了人形。現行的楷書直接由小篆演變而來的［6］ (243)。先秦中原文獻「氏」字皆為假借之意。「氏」字之巴蜀古義早已消失，僅存於《山海經》中。20世紀編纂的《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漢語方言大詞典》都一致認為「氏」字為巴蜀古語。
楊雄《方言》第一：「脩，駿，融，釋，尋，延，長也。陳楚之間曰脩，海、岱、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之間曰尋，宋、衛、荊、吳之間曰融。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度廣為尋（度謂絹帛橫廣），幅廣為充。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施於眾長謂之永［3］(6)」。楊雄敘述了各地有關「長」的不同稱謂。《說文》曰：「尋，繹理也」。「度人之兩臂為尋，八尺也［4］(121)」。因此，「尋」字應該是巴蜀與華夏通用字，但其又是巴蜀方言，《山海經·海外北經》云：「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山海經·海內西經》云：「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山海經·大荒北經》云：「有岳之山。尋竹生焉」。《山海經》中共出現3個「尋」字，這應古蜀方言實詞保存在其中。《詩經·閟宮》曰：「是斷是度，是尋是尺」。鄭玄箋：「八尺曰尋」。楊雄《方言》曰：「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3］(12)」。在先秦文獻里只有《山海經》把大木、長竹稱之為尋木、尋竹者。巴蜀之「尋」意與中原方言基本相同，而與楚方言卻完全不同。《海外北經》有「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台［7］(229)。」《大荒北經》曰：「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群帝因是以為台［7］(428)」。「三仞三沮」之「仞」意為「填充」；「沮」意「攪拌」、「塞」，是巴蜀方言義。先秦中原文獻中無此義項，並從未出現過這一片語。「仞」在經中出現11次，其它9處是巴蜀與中夏通用義，《說文》曰：「仞，伸臂一尋八尺［4］(365)」。許慎把仞與尋對舉。而「沮」在經中出現5次，其它3處借指的是山名、地名。《說文》曰：「沮，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4］(520)」。先秦中原文獻中「沮」亦是「止」、「毀敗」、「恐怖」意。《詩經·小雅·巧言》曰：「君子如怒，亂遮遄沮」。毛傳：「沮，止也」。《韓非子·二柄》曰：「妄舉，則事沮不勝」。舊註：「沮，毀敗也」。《禮記·儒行》曰：「劫之以眾，沮之以兵」。鄭玄註：「沮，謂恐怖之也［20］(1584)」。與「沮」相近的是「苴」字，「苴」在《山海經》中出現8次，既指植物「柤」，也是蜀國（今廣元市昭華一帶）的一個小部落──苴侯。雖「沮」、「苴」是巴蜀與中原的通用字，卻有各自不同的義項。
「大」字在《山海經》中重複出現多達180次，是經中頻率最高的字之一；「小」字出現12次，不過這兩個字都是華夏文字。據《方言》載：古蜀語「梁益之間凡物之小者謂之私，小或曰纖，繒帛之細者謂之纖［3］(12)」。「私」與「纖」這兩個巴蜀方言與《山海經》中的蠶桑文化有一定的聯繫，所以，兩字的意義是相通的，卻沒有在《山海經》中出現。《說文》曰：「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4］(321)」。段玉裁註：「今則假私為公厶。倉頡作字，自營為厶，背厶為公。然則，古只作厶，不作私」。這是中原華夏族對私的含義之演變的敘說。《說文》對「厶」釋曰：「厶，奸衺也」。段玉裁註：「奸者，厶也」。《玉篇·厶部》曰：「厶，姦邪也，今為私」。從解釋中，私沒有「小」或「纖」的含義。「纖」是由部首「糸」與「千」構成的形聲字，而直接源自於蠶絲（繒帛）。《山海經》中出現了3個「絲」字，出現「桑」字32次，可見「桑蠶」與「絲」於蜀人具有密切的關係。《說文》曰：「絲，微也［4］(158)」。「絲」與「纖」又是相通的。《山海經·中次十一》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余，赤理、黃華、青葉，名曰帝女之桑［7］(170)」。《山海經·海外北經》又曰：「歐絲之野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7］(242)」。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不僅有「桑」、「蠶」、「絲」、「帛」等字，而且從桑、從蠶、從絲的字多達105個，這充分說明在商代以前，已經有絲製品，自然有由綢帛製成的衣服。甲骨文（糸）字是一個象形字，就像一把小絲擰在一起。楷書由小篆演化而來。這個「糸」字不讀sī（司），而應讀如mì（密），它的本意是細絲，宋朝研究《說文解字》學者徐楷說：「一蠶所吐為『忽』，十忽為『糸』，五忽也」。甲骨文（絲）字是把兩小股蠶絲扭在一起之形，金文與甲骨文相類似，小篆（絲）字是由金文演變面來的，楷書繁體「絲」又是從小篆而來［6］(97)。周朝編纂的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里出現了39個「桑」字，卻沒有出現「絲」字。如果詩歌是生活的反映的話，那麼，遠古時代桑蠶與中原民族之關係並不像蜀人那樣十分密切。《鹽鐵論·散不足》可證：「古者庶人耋（《方言》：宋衛袞豫之間曰耋，八十為耋，音絰）老而後衣絲」。所以，絲與庶人幾乎無緣。《說文·糸部》曰：「纖，細也」。《禹貢》曰：「厥壅玄纖縞」。纖字在中原文獻里又是作為祭服的顏色，黑經白緯曰纖。《周禮·間傳》曰：「禫而纖」。鄭玄註：「黑經白緯而纖［22］(3467)」。所以，在中原，絲織物是貴族的特權。
中國古代文獻沒有把絲與國聯繫起來的記載。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人的書中就出現了「Seres」這個國名，意為「絲國」。據楊益憲考證，指的是古代蜀國［23］(147)。遠古中原華夏族人與蜀人對絲織物（繒帛）有不同的稱謂，《方言》曰：「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音凌），秦晉曰靡（靡細好也）［3］(12)」。蜀國的「蠶絲」，在遠古外國人的心目中就是「中華」的象徵。公元前3世紀成書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已經有支那和支那人的記載；史詩《摩訶婆羅多》巻2《大會篇》中也說到東輝國「福授」的軍隊是由輝煌如金的支那人和基拉塔人組成的，在《政事論》中，印度人還提到了印度與支那間的絲貿易（廣漢三星堆出土的印度洋海貝，就是有力的證據），司馬遷《史記》有云：「隴蜀之貨物而多賈」。因而在印度史籍中一再出現由絲得名的國家「Cina」，而公元4世紀印度《佛說灌頂經》中云：「閻浮界內有震旦國」，稱呼中國（中原地區）的名字China Stnana，音譯為「震旦」，意為東方的雷聲與太陽，沒有「絲」的含義。所以，「Seres」、「Cina」與秦（Qīn）、楚（Chù）等中原諸侯幾乎是沒有直接關聯的。因此，學者劉興詩認為：那個由絲而得名的國家「Cina」就是指的蜀國［24］。從文字音韻學角度看：這是中原華夏民族與岷江流域蜀族文化的區別。
《方言》曰：「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所愛，偉其肥謂 之 ［3］ (12)」，這裡講到了巴蜀人相敬愛之「愛」及「盛」之忌諱（蒙文通認為：巴蜀人「言盛及所愛曰偉」）。《山海經·大荒東經》「有壎民之國。有綦山。又有搖山。有山，又有門戶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采之鳥［2］(475)」。《山海經·海內經》曰：「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偎人愛之［2］(535)」。「盛」、「愛」兩字的含義，巴蜀與華夏是大致相同的，在《山海經》中雖是孤證，「盛山」之「盛」為引伸意。「愛人」之「愛」如同《說文》「愛，行貌也［4］(233)」。具有巴蜀方言之意。敬愛之「愛」在稱謂上，巴蜀與中原又是不同的：《方言》曰：「 、憐、憮、，愛也。東齊海岱之間曰（詐欺也）。自關西而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陳楚江淮之間曰憐，宋衛邠陶之間曰憮，或曰（陶唐，晉都城）［3］(6)」。但從郭璞注《山海經》之後，個別注者卻脫離巴蜀方言（文化）背景，望文生義。《玉篇》以「偎人」為國名，宗柄《明佛記》引本經「愛之」作「愛人」。宋本、明藏經本、吳寬抄本相同。由此，「愛人」就變成了「索人」。汪紱《山海經存》則稱「偎亦愛也。言朝鮮之俗愛人，而人亦愛之也。或曰：偎當作倭，言其國近倭而倭人愛之［30］（1）」。中原文人闡釋的自然是中原語義，這樣就再也沒有巴蜀方言「偉」的的意味了，巴蜀上古方言「愛」，就變成了中原華夏語義了，「愛」的巴蜀方言本義「偉」，就變成了中原語義「忌諱」之「諱」了。
巴蜀人尊崇「九」為最高境界（與戰國時代源於楚地的陰陽五行是毫不相干的），「五山」「四海」合為「九」，在《山海經》中出現數字「九」66次，所以《中次九經》以玉（巫）山等為「中山」來構成「五山」。先秦史上，只有杜宇、開明兩代蜀王稱帝，其後才有秦王贏政稱始皇帝。蒙文通先生針對漢代《蜀王本紀》、晉代《華陽國志》中的「王、帝、主」等字，說「都顯然是華文華語［21］(250)」。《山海經》中出現「王」字5次（不包括重複），亦作偏旁；「帝」101次（包括重複）；「主」字出現5次，亦作偏旁。中原文字出現在《山海經》中，說明華文本《山海經》作者們必然與中原文化相聯繫。根據蒙文通先生的考證，從《山海經》中得知上古蜀人「『廟稱青、赤、黑、黃、白帝』這五個名詞［21］(250)」。也就是說蜀人有關宗廟的概念是很遠古的事，廣漢三星堆那巨大的祭祀坑中的作為祭祀用的成噸象牙，上古蜀人的5個祭祀台，足以證明都廣之野在當時就是天下的祭祀中心。然而《華陽國志·蜀志》中卻說蜀王「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15］(185)」。常璩說的「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意即蜀國開始接受周王朝的那套祭示祖先的儀式，建立中原式的宗廟，但《山海經》中並沒有出現「宗廟、廟」這樣的中原辭彙，仍然用的是蜀語「青、赤、黑、黃、白帝」這五個詞。稱祭廟之「酒」為「醴」，卻是中原華語義，從中看出：蜀人在公元前400年前已經接受中原華語（周禮）的影響了，但在《山海經》中並沒有出現「醴」字，亦可證《山海經》成書至少在開明九世以前，因《蜀王本紀》說三代蜀王「不曉文字，未有禮樂［25］(213)」。三代蜀王「不曉文字，未有禮樂」，當然指的是中原「文字」和「禮樂」。《山海經》中有關酒或盛酒的器具曰「柸」，如《海內北經·蛇巫山上操柸人》；「柸」字，有人認為意「棓」，是逢蒙擊殺大羿的桃木大棒，亦有人認為是「卜定吉凶的杯珓」。《海內北經·犬封國》中「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據袁珂先生考辯：「柸」即杯之偽，郭璞在《犬封國》下注云「與酒食也」。郝懿行曰：「明藏本柸作杯，注酒字作狗［67］(309)」。意謂一女子跪進酒食於狗，這是一種遠古蜀人原始宗教祭祀儀式，至今，在四川乃有這種說法：「一雞二犬」。即每到正月初二，都要給狗過年，弄一些好東西給喂。《王會篇箋釋》伊尹四方令：「正西崑崙狗國」。《淮南子·地形訓》亦曰：「狗國在其（建木）東［26］(848－550)。」狗國或即是犬封國、犬戎國。「犬封國」或即是得名於犬受封為國。犬戎國之名卻是由西戎之「戎」字而來的。《山海經》中「酒」字出現過8次，「醴」字雖然在開明九世已經由中原傳入蜀地，但在《山海經》中卻沒有出現。
蜀人稱「樂」為「荊」，華語曰「南」，楚語曰「任」，皆為樂器（曲）不同的語言稱法［27］(97)。《禮記·明堂位》曰：「昩，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官·鞮鞻氏》亦曰：「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漢鄭玄註：「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北方曰禁［28］(1197)」。楚人又稱樂為「夏」。楚人屍子曰：「夏為樂。南方為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29］。」南方稱任方，南方又曰「夏」。《山海經·南山經》曰：「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有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凰、鵷雛。」經文中「夏」指夏天，卻沒有「任」的意思。《山海經》中出現23個「夏」字，15個指夏季；8個指的是人名或國名，卻沒有「樂」的意思。《山海經·大荒北經》曰：「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谷［2］(523)」。經中共出現3個「任」字，皆指的姓，與「夏」沒有關係。周朝，任為國名，風姓，在今山東濟寧。《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暤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杜預註：「任，今任城縣也」。從中可知：中原的任姓封國與《山海經》中的任姓氏族，應該有一定親緣關係。「荊」字在《山海經》中出現12次［7］(14)，指的是植物和山名，蜀人可能由此而借代樂器之名。《說文》曰：「荊，楚木也。」段玉裁註：「楚叢木，一名荊，是為轉注，從艸刑聲［4］(628)」。蒙文通先生認為「『樂曰荊』可說是方言，也許樂是由荊人傳來的［21］(250)」。「樂」從荊人那裡傳來蜀地，然而《山海經·大荒西經》曰：「太子長琴，始作樂風［7］(396)。」註：「風，曲也。」說明上古巴蜀已經稱民歌為「風」。後來周王朝編纂的《詩經》才有「國風」之稱。
蒙文通先生持巴蜀與中原具有相同的語言的觀點，他說：「巴蜀和中原語言的不同，可能還不到齊、楚不同的程度。如果巴蜀語言和中原根本不同，也如象麽西、彝族語言那樣和漢語不同，就不僅是方言的不同，這種語言也不可能在蜀滅之後百餘年間，到漢代就消滅得毫無蹤跡［21］(251)」。巴蜀方言與中原華夏語言既有相同之處，亦有較大的區別。秦統一中原六國時，秦滅巴國、蜀國近百年了，秦國推行其文化強權政策，秦對巴蜀的文化強權，可以說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統一文字」在100年前的預演，10000戶秦國移民，在100年間便徹底地取代了巴蜀語言文字。此時巴蜀文字應該與秦國語言文字基本相同了，秦統一中原文字是以秦文字為基礎的，中原六國雖然皆屬於華夏文字系統，但區別亦較大，正因為這樣，所以秦才要統一文字。（本文是攀枝花學院社科課題：《山海經與巴蜀文化·＜山海經＞成書時地及作者》之一節，參見《攀枝花學院學報》2007年第2、3期）
參考文獻
［1］范小平.對長江文明的重新估計[C].中華文史論壇，2003.1.
［2］張步天.山海經解[M].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7.
［3］周祖謨.方言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2004.11.
［4］（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0.
［5］（漢）戴德撰.大戴禮[M] .文淵閣四庫全書[M]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6］左民安.細說漢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3.
［7］袁珂.山海經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7.
［8］續修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
［9］劉起釪.古史續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8.
［10］（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尚書註疏[M].文淵閣四庫全書[M]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11］劉少俊.三星堆文化探秘及＜山海經＞斷想[M].北京：崑崙出版社，2001.2.
［12］（漢）宋衷注.（清）張澍輯並補註.世本[M].文淵閣四庫全書[M]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13］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M].收其《中國科學技術史論文集》(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4］（清）王先謙撰.莊子集解[M].胠篋第十[M].北京：中華書局，1987.10.
［15］（晉）常璩撰. 劉琳校注.華陽國志"蜀志[M].成都：巴蜀書社，1984.7.
［16］（漢）高誘注.呂氏春秋[M] . 文淵閣四庫全書[M]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17］（宋）羅泌.路史[M]. 文淵閣四庫全書[M]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383－237.
［18］重修緯書集成[M].日本明德出版社，昭和53年.
［19］郁賢浩主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簡編（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
［20］漢語大字典三[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5.
［21］蒙文通.古族甄微二[M].成都：巴蜀書社，1983.
［22］漢語大字典五[M].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12.
［23］楊益憲.釋支那[M].譯余偶談[C].北京：三聯書店，1983.
［24］劉興詩.CHINA釋義新探[C].四川文物，1999年專輯.
［25］四川大學圖書館編.中國野史集成一[M].成都：巴蜀書社，1993.
［26］（漢）高誘注.淮南鴻烈解[M]. 文淵閣四庫全書[m] .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27］任乃強.四川上古史新探[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28］漢語大詞典一[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11.
［29］參考洛陽老莊研究院瀟雨.整理排錄,屍子校正卷下[M].
［30］（清）汪紱.山海經存[M].浙江：杭州古籍書店影印，1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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