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筆記

2011年8月17日

《水滸·引首》開頭就是「詞曰」一篇，其最末有三句令人費解的話：「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木（「容本」為「擇水」），恐傷弓遠之曲木」，我們若將這三句話與元末張士誠聯繫考慮，則似可解，即：「訝求魚緣木」，是嘆息自己曾經誤入歧途，竟想指望張士誠改天換地，其實自古「興亡如脆柳」，「前王后帝」以及「虛名薄利」，皆如「新月下長川」一樣終究無憑。「擬窮猿擇木」，是說自己在元末亂世之中，也就象一隻窮猿一樣慌忙不知所措；其「窮猿」二字，亦暗指元朝，說自己其實就跟到了末路的元朝一樣慌亂，竟然想依靠張士誠來扭轉乾坤（元朝遙封張為「太尉」，並從張士誠獲得糧食接濟）。「恐傷弓遠之曲木」，其「弓遠」二字，即「弓長」之意，暗指張士誠，這張士誠目光短淺婦人之仁不用人材缺少謀略，終於失敗，是個不材，也就是「曲木」。一段曲木是匠人棄之不取的廢物，也是不能用來做成良弓的。自己本當遠離這種無用的「曲木」，卻竟然追隨了一陣，落得個傷心的結果。「恐傷」是怕傷心卻很傷心，另一方面也是為張士誠而痛惜。

《水滸傳》與張士誠起義再探

《水滸》與張士誠起義的關係探討，前人早已對此有過論述。清代顧苓在《跋水滸圖》一文中說「羅貫中客霸府張士誠，所作《水滸傳》題曰《忠義水滸》。……《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至正失馭，甚於趙宋，士誠跳梁，劇於宋江，《水滸》之作，以為士誠諷諫也，士誠不察，而三百年後，高傑、李定國之徒，聞風興起，始於盜賊，歸於忠義，未必非貫中之教也。」這裡，筆者從三個方面對這一命題作進一步的探索。 一、張士誠起義與《水滸》密切相關，我們可以從《宣和遺事》來加以說明。《大宋宣和遺事》中的梁山泊故事，被魯迅稱為「是《水滸》之先聲」，被鄭振鐸稱為「最初的《水滸傳》雛形」。從《水滸》與《大宋宣和遺事》對比研究上，我們可以看出這裡的師承和奧妙。《宣和遺事》其起因由於朱面力之運花石綱，如楊志賣刀、吳學究劫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及受天書等事並有之。而送生辰綱者，北京留守梁師寶，不是世傑，亦不是蔡京婿。押送者，縣尉馬安國，非楊志也。稱三十六人為天罡猛將，以宋江為帥，不在此數。三十六人中，有公孫勝、杜千（不作遷），無解珍、解寶。其名號多與今本同，龔《贊》異。唯吳學究名加亮不名用，盧俊義姓李，楊雄姓王，二阮為阮進、阮通，李俊為李海，關勝名關必勝，張橫為火船工張岑……為什麼《水滸》上的智多星叫吳用，這是由於施耐庵為張士誠做軍師時，是在江北打開局面，還是到蘇州稱王，施耐庵一直勸告張士誠。施耐庵的意見是以江北草堰一帶為基地，然後用兵，奪取天下。然而張士誠想的是佔領江南，享樂心切，結果在蘇州城住下來後，天下大勢未定，就急於稱起吳王來，偏安一隅，不思進取。施耐庵的話他一點也聽不下去。施耐庵看到張士誠如此腐敗，嘆了一口氣說：「可惜當年項羽，不聽范增的勸告，落得個烏江自刎的下場。今天我縱有滿腹經綸，奈何不遇明主，又有什麼用呢？」後來施耐庵就離開了張士誠，張士誠也就被朱元璋打敗。張士誠的失敗，施耐庵一直耿耿於懷，他覺得自己也有一份責任。後來在寫《水滸傳》時，特地把智多星寫成「吳（無）用」，意即自己沒有盡到一份責任幫助張士誠平定天下，軍師無用啊。就這樣，「梁山上的軍師－－無（吳）用」成了一條人們口頭常說的歇後語，一直流傳到今天。《水滸傳》是以張士誠的農民起義為背景的，但又不能明寫，所以書中當出現張岑時，這張岑與張士誠有諧音之虞，因此施耐庵將其改為張橫，士誠的士，最初是一橫，因此叫張橫，而張士誠弟弟張士信、張士德，正好《宣和遺事》中有張順,士信、士德的信、德最初起筆是三撇，與順的前三筆是相似的。這是將張士誠的起義事有意地寫在書中。晁蓋等智取生辰綱，《遺事》上強調的是「劫」，《水滸》作者突出的是「智取」。從《遺事》就事論事地陳述故事梗概，發展到《水滸》使情節成為各種不同性格、典型的成長和構成的歷史。經過施耐庵的藝術加工，不僅人物的性格鮮明突出，形象高大迷人，而且故事情節本身也更加曲折複雜，鞭辟入裡，別開生面，引人入勝。從塑造江湖俠義英雄到塑造反抗政府的革命英雄，這是《水滸》的又一特點。《遺事》上宋江吟的反詩是：殺了閻婆惜，寰中顯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尋。這是把殺閻婆惜看成「寰中顯姓名」的英雄行為，而實際上不過是個背著「凶身」的罪名上山避難的渺小形象。《水滸》中施耐庵把宋江吟的反詩改為：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這畢竟反映了《水滸》作者是有意要把宋江塑造成為以反抗政府為已任的高大的造反英雄形象。這詩中隱晦曲折地點了吳地發生的吳王張士誠的農民起義，類似黃巢的農民起義形象。唐朝末年農民大起義的首領王仙芝、黃巢等人都是私鹽販子出身，正與張士誠相同，張是以販私鹽起家的，也正是不堪受盤剝才揭竿而起的。《水滸傳》將童威、童猛安排在江西九江一帶販運私鹽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而在宋江所在的北宋末年並沒有爆發以私鹽為起因的大規模武裝起義。《宋史》中關於宋江的記載，共有三處：《徽宗紀》、《侯蒙傳》、《張叔夜傳》。《宋史.張叔夜傳》說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說明宋江最早的起義地點是在黃河以北，而梁山泊卻在黃河以南。宋江的起義時間很短，從宣和元年末到三年初，總共不過一年多。張士誠起義是十四年，這與《水滸傳》基本相符，說明《水滸》是以張士誠農民起義為背景的。此外我們無法解釋這一情況。二、張士誠起義與《水滸》密切相關，我們也可從張天師建立天師道一事加以說明。貫華堂古本《水滸》楔子，開宗明義是《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這裡是用了張士誠的姓，太尉是張士誠招安時的官名。天師是對法術者的尊稱，東漢順帝時，張陵在四川鵠鳴山（今大邑縣境內）修道，作道書24篇，自稱天師，創立道派，張陵是第一代天師，其後裔承繼道法，代代相傳天師之位。張陵創天師道雖然在四川，但人們一般總把江西龍虎山作為天師的發源地。相傳第一個移居龍虎山的是第四代天師張盛，時間約在西晉永嘉（307－312）年間，張盛尊張陵為掌教和正一天師，在龍虎山修築了清宮和天師府，使龍虎山成了道教的聖地。《水滸》中說的張天師祈禳瘟疫發生在嘉祐三年（1058），這個張天師應該就是張嗣宗。據有關記載，張嗣宗「赴闕，祈禱有應，年七十八貌若童顏，賜號"虛白先生』」似乎與《水滸》中的描寫有幾分相像。與朱元璋爭奪天下的張士誠一心想建立張氏王朝，他從蘇北登陸江南時，是從今張家港市上岸的，一上岸即呼，這是我張家的啦！張家港即由此得名。這位張天子，本想世世代代沿襲下去，無奈不是真天子，乃草頭王（群眾語言）。不管怎樣，張天師與張天子有相似之處。張天師建立天師道與張士誠建立吳王政權是一脈相承的。所相異的是一個是宗教，一個是政治，張士誠兵敗自縊後，民間的祭祀活動綿延不絕，從蘇南民間的「狗屎香」（燒「九四香」，「九四」是張士誠的小名）到蘇北的祭地藏王（祭張王的諧音），直至今日大豐市大龍鄉境內張家墩（張士誠的出身地距白駒鎮東約７公里）上有400年前的土地廟，這在蘇北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其實奇特的現象還不止一個。今天的鹽城人幾乎都會告訴你祖籍是「蘇州閶門」的，是「洪武趕散」而從蘇南來到蘇北的，這種文化現象與山東人所說祖籍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的相同。據《鹽城縣誌》所載，朱元璋登基後不久，為了報復甦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一帶王府紳民對張士誠的擁戴，遂以移民墾荒為由，將王府40萬人丁驅趕到蘇北，留下了一段眾說紛紜的歷史公案。為什麼幾十萬人都說來自蘇州閶門？吳王闔閭大城奠定了今日蘇州城的規模，蘇州城內有八個門，其中蛇門與盤門都象徵征服越國，使越朝吳之意。齊門面對齊國，意在制服齊國。閶門之意取自「天通閶闔風」，位於城之西，闔閭首先要西破強楚。鹽城人說自己的祖先是蘇州閶門的，這多少反映了洪武趕散的後裔憎恨朱元璋擁戴張士誠的「情結」。此外我們無法解釋幾十萬人都來自蘇州閶門這一歷史現象。三、張士誠起義與《水滸》密切相關，我們還可從《水滸傳》的石碣魔君與《集異記》的石櫃猴神二者的相似性加以說明。晚唐薛用弱寫的《集異記》有這樣一個故事：蘇州吳縣汪鳳家的住宅經常鬧鬼怪，準備賤價出售。同縣官吏張勵每次經過汪家，總是看到有二股青氣從中衝起，心想一定有寶藏在那裡，便出價百緡買下了汪家舊宅。買下後，他尋得青氣衝出之處挖掘起來，掘地不到六、七寸，遇到一塊大磐石，搬去磐石，發現一個大櫃，四周有鐵索束縛，用鐵汁固縫，又以石灰密封，而且每面各有朱印七顆，印文像隸書篆文但又屈曲鉤連。張勵用鉗錘極力開拆，打開石櫃，發現裡面有隻被銅盤蓋得嚴嚴實實的銅鍋，封口處用鉛錫固縫，並以紫印九顆迴旋印在上面，印文和石柜上的不同，像是古篆。張勵不肯罷休，又拆去銅盤，發現鍋口被三層絲織物蒙首，揭開絲織物,忽然從中跳出一隻大猴，霎時間跑得無影無蹤。張勵再看銅鍋，銅鍋內有一段銘文：「禎明元年七月十五茅山道士鮑知遠囚猴神於此。其有發者，後十二年胡兵大擾，六合煙塵，發者俄亦族滅。」張勵發石櫃是唐天寶二年十月，到天寶十四年冬安祿山發動叛亂，正好過了十二年，一年後張勵家滅族。我從清代程穆衡的《水滸傳注略》「石碣妖魔」條目下讀到這個故事。寫作《水滸傳》施耐庵當讀到過這一則故事，並由此而創作了一段石碣魔君的故事，這就是我們在第一回中讀到的「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寫洪太尉打開「伏魔之殿」後，「黑暗中不見一物」，「教從人取十數個火把」，「照那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錄，人皆不識。照那碑後時，卻是四個真書大字，鑿著："遇洪而開』」在洪太尉執意掘開地面之後，終於放出了「惡魔」－－「一百單八個魔君」，這裡借「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作為引子來結構這一宏篇巨著，此中寓意，底蘊深厚。《集異記》的地點發生在蘇州，當事人並且叫張勵，是姓張，這與定都蘇州的吳王張士誠是暗合的，張士誠起義到兵敗是在十四年。綜上所述，我們從大量的民間傳說和歷史事實來證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參加了如火如荼的張士誠農民起義，並以此為背景創作了《水滸傳》。東都施耐庵與錢塘施耐庵是不矛盾的，揚州也曾叫東都，興化、大豐一帶曾是揚州的屬地，正因為施耐庵寫的是「倡亂之書」，又是明清兩代的禁書，誰還敢在那個年代明目張胆地認作祖宗呢。殺害岳飛的大奸臣秦檜，世居建康（今南京），秦檜的後人恥於這位先人，這一帶的秦檜後裔都改姓了徐。因「秦」字，頭為三人，而「徐」字，「雙人」在旁，一人在上，筆畫一樣。南京城南夫子廟附近的秦狀元境，當地人改稱為「狀元境」。秦檜的一個後人曾在杭州西湖岳墳前寫有詩句：「人自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也正因為是那個複雜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心理，我們才可理解出現在白駒施氏家譜中施彥端名字旁後添上「字耐庵」，真是：「神州何處無施族，唯獨此鄉認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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