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星新書首發 首次披露美國炸大使館、9·11等事件細節

12月14日，前外交部長李肇星的《說不盡的外交》新書首發讀者交流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李肇星與青年學子暢談了學習、規劃，以及夢想等話題。他笑言，原來上學時趕上饑荒年代，做夢都夢見在路邊撿燒餅吃，羨慕現在的人不用做這樣的夢。

李肇星滿意新書說的都是真話

李肇星全面回顧了自己近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記錄了與各國政要的私人交往、應對各種外交問題的豐富經驗，並首次披露美國炸館事件、「9?11」恐怖襲擊、中美匯率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後的內幕。書中還披露了中國若干重大外交事件的決策和談判過程，包括中俄邊界談判、中日圍繞歷史問題的外交鬥爭，在聯合國的涉台外交鬥爭等幕後細節，揭示了歷史背後的真相，並第一次系統闡釋了中國外交的布局、本質、原則及新內涵。

當天的讀者交流會上，李肇星進行了主題演講，圍脖格外顯眼。李肇星笑言，今天戴條圍巾有點像「五四」青年，「有位大夫告訴我，應該多跟青年人在一起，多沾沾青春氣息。」在談到夢想話題時，李肇星向讀者們講述了一個故事，他當年在北大上學時趕上了饑荒年代，晚上做夢都夢見學校門口人力車上的燒餅掉下來，大家去撿燒餅吃，羨慕現在的人不用做這樣的夢了。

李肇星也告誡年輕人一定要牢記我們是發展中國家，要為祖國好好學習，「謹記列寧的話:學習，學習，再學習！」他風趣幽默的講話風格，時常引來現場的掌聲和笑聲。活動最後，李肇星建議大家多讀一讀魯迅的《葯》和馬克·吐溫的書。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李肇星透露，他對這本書最滿意的地方是說的都是真話，「季羨林先生告訴我，假話不說，真話不全說。」

李肇星新書：說不盡的外交

要寫一本老百姓看的懂的書

談到本書的出版緣起，李肇星說：「四年前的一天，我在一所大學和一些年輕朋友聊天，有個人對我說："李部長，我是你的粉絲，讀過你的詩集《青春中國》、散文集《從未名到未名》，可沒發現你有外交方面的書，請問你打算寫嗎？我很期待"。這個問題把我難倒了，我沒有答案，只好繞彎子說："謝謝你喜歡我的書，我的那些書都是業餘水平的，都是業餘時間在飛機上、火車上、汽車裡寫的。 "聽到那麼真誠的話，看到那麼渴望的眼神，我還真動了心：這些同學的話像批評我 "不務正業"。我小時候的理想是當記者或作家，但近半個世紀以來外交才是我的本職工作，理應幹什麼吆喝什麼。」

在參考了外交界前輩與同事們的外交著作後，李肇星認為，既要向那些老領導、老同事學習，又得與他們寫的書有所不同，文無定法，得有自己的特色，遂決定以自己的外交經歷與中國外交幾十年風風雨雨為主線，以中國外交布局為綱、自己的親歷與思考為目，敘說中國外交事兒，最重要的是，要「寫一本老百姓看得懂、讀得進的書」。

內容摘錄：

處理「炸館事件」

在我擔任駐美大使的三年里，最難的日子莫過於1999年處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我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這一重大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科索沃戰爭。原來，南斯拉夫聯盟內部不和，科索沃要獨立，南聯盟不同意，雙方發生衝突。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借口科索沃地區發生人道主義災難，對南聯盟發動空中打擊。5月7日凌晨，從美國本土起飛的B–2轟炸機使用了5枚精確制導的重型炸彈，從不同角度轟炸我駐南聯盟使館，新華社記者邵雲環、《光明日報》記者許杏虎和他的愛人朱穎當場犧牲，使館20多位同志受傷，館舍遭到嚴重損壞。

我是那天下午（美國東部時間）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看到我駐南使館被炸這個消息的。直覺告訴我，中美關係將會因這一前所未有的突發事件陷入危機。我馬上召開使館黨委會，分析形勢，研擬對策，就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包括成立應急小組、收集各方面信息。我本已訂好機票回國述職，又馬上向國內請示留在華盛頓。

祖國和人民憤怒了。中國政府發表了嚴正聲明，最強烈抗議北約野蠻侵犯中國主權、粗暴踐踏中國尊嚴的罪惡行徑，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此承擔全部責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各人民團體以及新聞單位紛紛發表聲明或舉行座談，聲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血腥暴行。

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義憤填膺的高校學生和人民群眾紛紛舉行示威遊行，嚴厲聲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暴行，堅決支持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嚴正立場。他們高呼「強烈譴責美國霸權主義行徑」、「中國不可欺，中華民族不可侮」，發出了「愛我中華」、「振興中華」的呼聲。這些自覺、正義的行動，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和巨大民族凝聚力，體現了中國人民維護世界和平、捍衛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的堅強意志。其間也有少數憤怒的學生遊行時向美國駐華使領館拋擲了礦泉水瓶等物品，砸壞了一些窗戶的玻璃。

我感到自己責任重大，要作好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在那些悲憤的日子裡，看到北約的暴行以及事件發生後美方的狡辯，我心中燃起萬丈怒火；一想到祖國和人民，又增添了無窮力量。

人們常說，外交是沒有硝煙的戰場。外交官身處鬥爭一線，肩負著維護祖國尊嚴和利益的重大責任。作為駐美大使，當時我真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感覺。在處理「炸館事件」過程中，駐美使館處在風口浪尖；對我個人來說，這是一次嚴峻考驗。多年的外交經歷告訴我，對壞人壞事既要疾惡如仇，又要從容冷靜。我心裡明白，光有憤怒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在巨大挑戰面前，需要嚴格執行國內指示，依靠使館同志，還要有應對複雜局面的智慧與能力。

「逼」出來的道歉

「炸館事件」後，第一個和我打交道的美國政府官員是副國務卿皮克林，時間是5月8日晚。他向我遞交了北約關於「炸館事件」的聲明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談話稿。我說，美方對事件所作的種種辯解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也是中方根本不能接受的。美方輕描淡寫地把事件說成「意外事故」，而且沒說過一句公開道歉的話，怎能不令中國人民感到氣憤？美國一向以所謂人權衛士自居，卻做出如此野蠻的行徑，請問美國人權何在？良知何在？

皮克林離開使館沒多久，美方就提出奧爾布賴特國務卿緊急要求深夜來使館見中國大使，並說國務卿已在趕往使館的路上。這很罕見，因為平時都是大使去國務院見國務卿。不一會兒，奧爾布賴特就帶著皮克林、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羅斯頓、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李侃如和幾個保鏢來到使館。

我沒有馬上出來，而是先讓何亞非公使銜參贊與其周旋——我要等中國駐華盛頓的記者趕到後再見她。

我出來時已是晚上11點半了，奧爾布賴特好像有預感，一見到我就鄭重其事地提出，她今晚奉總統之命來使館，只見大使一人，不見記者。我心裡本來就有氣，聽了她的話更不想給這位在聯合國共過事的老朋友好臉色。我神情嚴肅，口氣強硬，當即回應道：你見不見記者不是我的事，但你知道，在「炸館事件」中遇難的三名中國公民當中，邵雲環是中國最大通訊社新華社的一位女記者，許杏虎是《光明日報》的年輕記者，他們的同行們能不關心這次事件嗎?

奧爾布賴特說，這次事件是一起非常嚴重的意外，柯林頓總統、她本人和美國政府對發生這一不幸事件深感痛心和遺憾。總統對記者的談話和她致唐家璇外長的信都表達了這種心情。總統還提出希望與江澤民主席通電話，直接向江主席解釋。事件發生後，她一直想和唐外長通話，但未獲中方答覆。奧爾布賴特還表示，美方關切美國駐華使領館人員的安全。

我聽了她的話，對她沒有首先表示道歉很氣憤。我說，美國自詡人權衛士，卻完全無視中國人民的人權，將屠殺中國人的罪行輕描淡寫說成是所謂意外，不但不立即向中國政府和人民公開道歉，反而阻撓聯合國安理會譴責這一暴行。我嚴肅地要求奧爾布賴特代表美國政府向中國人民正式道歉。

奧爾布賴特要求休會5分鐘，好讓她和助手們商量商量。她商量完之後對我說，為表示美方的重視和歉意，請我再次報告北京，柯林頓總統和她願分別同江主席和唐外長通話，向中方表示道歉。

這時，中國駐華盛頓的記者都趕來了，圍在會客室外面。奧爾布賴特得知這一情況後就問我，使館有沒有後門。她的意思是想走後門，避開會客室外面的中國記者。我心想：哼，這回你還想溜掉，沒門兒！我故意很認真地告訴奧爾布賴特：「在中國使館，你的安全是有保證的，我們沒有後門。」

會見一結束，我顧不上送奧爾布賴特出門，立刻跑回辦公室向國內彙報。奧爾布賴特在回憶錄中稱，她同我告別後，一群中國記者擋住了她的去路，「嚴厲責問美國為何殺害他們的同事」。她見狀退回會客室，後來通過手下告訴中國記者，她將發表一個簡短聲明，但不回答提問，記者可以攝像和拍照。

奧爾布賴特在聲明中說：「我今天來這裡，是要重申美國政府早些時候對中國人員在貝爾格萊德的死難所表達的深深歉意。我們並沒有轟炸中國大使館的意圖。今天早些時候，我已經向唐外長發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說我理解這一事件在中國人民中間引起的強烈情緒。我也與李大使討論了我國外交官在中國使領館的安全問題。」

這是美國政府主要官員在「炸館事件」後第一次公開表示道歉，是我們迫使美方在公開道歉問題上走出的第一步。

最後，奧爾布賴特在保鏢的護衛下離開使館，她始終沒開口。

「炸館事件」初期，美國政府不僅錯過了道歉的最好時機，更是在國際社會紛紛譴責美國這一行徑後，輕描淡寫地將事件稱為「誤炸」，並用「惋惜」和「遺憾」等說辭來搪塞。中國人民在整個過程中感覺到的，不是美方的真誠歉意，而是趾高氣揚的傲氣。美國人自己都說，柯林頓政府在事件發生後起初所作的道歉不認真、不真誠，更錯誤地把「炸館事件」與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的「種族清洗」政策聯繫在一起，沒法讓人理解。

也許美國政府感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壓力，態度慢慢發生變化。5月9日，柯林頓就「炸館事件」給江主席寫信，表示「對發生在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的悲慘場面和人員傷亡表示道歉和誠摯的哀悼」。柯林頓還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況下通電話。

李肇星「逼」美國總統柯林頓道歉

柯林頓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決定在白宮會見中國大使。5月13日，我和劉曉明公使、何亞非公參一起去白宮。出發前，我們帶了一本弔唁簿。

一坐下來，柯林頓就鄭重地要求我轉達他對遇難者家屬的道歉和慰問。我允予轉達，又明確表示：這三位遇難同胞不只是他們父母的兒女，還是中國人民的兒女，所以總統先生應該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道歉。我還一字一句地說：「中國人特別重視白紙黑字，所以請總統先生將道歉寫下來。」隨後，我將帶去的弔唁簿交給柯林頓。

柯林頓沉默了一會兒，拿起筆在弔唁簿上寫下了一句話：「對死難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對其家屬和中國人民表示真誠的歉意。」

簽名後，柯林頓對我說，他心情格外沉重，願再次向中國政府和人民及死難者家屬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國人民都對這一事件深感不安，這絕不是美國和北約蓄意所為。他保證，美國將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並及時公布調查結果。

不知什麼原因，這件事被美國報紙知曉並予以報道。報道說，柯林頓在弔唁簿上寫了道歉詞，且附有照片為證。有家報紙添油加醋，評論說李肇星逼柯林頓寫檢討，美國總統像個犯了錯誤的小學生在老師面前寫檢討。我當時看到報道心裡還有點兒不高興，那家報紙的記者憑什麼這麼看低中國人，把中國大使比成一名小學老師，我即使當不了美國大學教授，起碼也夠得上中學老師。可美國朋友後來安慰我說：說你像小學老師是很高的評價；在美國，只有小學生才最聽老師的話，最尊敬老師。有一家小報則批評柯林頓對中國太軟，軟得連中國人都認為他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評論調侃道，柯林頓給中方寫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黨申請書。

多年後，有人問及這件事，我告訴他們，我和我的同事從來沒有對媒體說過這件事，之後也沒有美國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過我，真不知道是誰泄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國泄密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我後來聽說，一些不喜歡柯林頓的美國政客也攻擊他，說他對中國太軟。

「吵」出來的尊重

除了與美國政府嚴正交涉，我和使館還積極主動爭取美國人民的理解和同情。

當時受《考克斯報告》（誣衊中國通過發射美國衛星竊取美國技術）的影響，美國國內對華強硬派的氣焰比較囂張，中美關係的氣氛不太好。「炸館事件」發生後，一向標榜公正、客觀、「自由的」美國輿論有一些同情中國人民的聲音，但總體上很「講政治」，與美國政府保持「高度一致」，並未如實報道中國駐南使館無端遭到襲擊的慘劇，卻更多關注和報道美國駐華使領館受到中國民眾「包圍」、「襲擊」等情況。

我信奉「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覺得在這個時候需要把事實和道理講給美國老百姓聽，讓他們去評判。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即使在美國，主持正義的人也肯定占多數。我和使館的同事們想方設法爭取美國輿論，讓更多的美國人了解事件的真相，了解中國政府的立場和中國人民的憤怒，積極配合國內，迫使美國政府真心實意地向中國人民道歉。

我知道，美國媒體不是那麼好打交道的。也有同事好心地提醒我：「李大使，你上美國電視的談話具體內容沒有得到國內明確授權和答問口徑，這行嗎？要是出了差錯怎麼辦？如何向國內交代？」但是為了做工作，我顧不了那麼多，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短短的一周內，我分別接受了美國幾乎所有主要電視台的訪談。

第一場採訪是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著名節目吉姆?萊勒的《新聞時間》。主持人萊勒一上來就問我：你相信「炸館事件」是一次錯誤和意外嗎？難道你不相信美國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迄今所作的解釋嗎？

我一聽就感覺到，這是美國人的普遍想法，必須進行有理、有力的回擊，就有意放慢語速一字一句地說：「在進行徹底的調查之前，沒有人會相信這是一次『誤炸』。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大國，北約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你們一向自詡你們情報如何準確，難道你們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嗎？美方必須認清這一事件的實質，這是對中國主權的嚴重侵犯，也是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的挑戰，已經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和普遍抗議。中國外長唐家璇已經向美國政府提出了正式道歉、調查、公布結果並處罰責任人的4項要求。」

5月8日，我來到美國廣播公司《本周》專題節目直播室，較量的對手是美國電視界最負盛名的「鐵嘴」之一山姆?唐納德。10日，我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名牌主持人拉里?金在電視上「打擂台」。

5月16日，我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著名新聞評論家、金牌電視主持人拉瑟特的採訪。那時，江澤民主席已應約與柯林頓總統通話，圍繞「炸館事件」的較量已從美方正式道歉轉到調查真相和懲處相關責任人。

「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後，美國總統至少已經向中國道歉5次。中國是否接受了美國的道歉？」聽得出來，拉瑟特的發問有指責中國之意。

我必須抓住最有理的地方與對方進行辯論，便理直氣壯地說：「對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轟炸，不是一個普通的事件。這是暴行，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犯下的恐怖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見的。美國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通電話時，承諾要進行徹底、全面的調查。現在，中國人民在等待著這樣的調查。」

「那麼，你們還沒有接受美國總統的道歉？」拉瑟特緊追不捨地問。我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而是義正詞嚴地指出：「我所說的是，當務之急是進行全面、徹底的調查。中國人民有權知道調查的結果，有權知道這場暴行的背後隱藏著什麼。」

拉瑟特開始進攻，他說：「在美國，現在有許多對中國反應的議論。讓我念幾段《華盛頓郵報》的社論：中國對這次轟炸的反應就像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國家控制的媒體用不真實和不全面的報道煽動老百姓的怒火，政府為示威者提供汽車、布告和事先批准的口號。中國政府是否在煽動老百姓？」

這番話讓我很生氣。我這人有個毛病，越生氣，嘴就越快。我連珠炮似的以最強烈、最直接的語言表達一個中國人的憤怒：「只有精神變態和扭曲的人才會說出這樣顛倒黑白的話。自5月7日那個黑色的星期五以來，我一直在讀這類東西。在那一天，中國人民受到傷害，中國的主權遭到侵犯。那一天，將作為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破壞國際法和侵犯人權的日子而被載入史冊。」

我不能被動防守，必須進行反擊。我接著說：「有些人說，是中國政府『煽動』老百姓示威。你認為中國老百姓還要由政府來『煽動』嗎？是這一暴行本身引發了這場示威。中國人民被激怒了。這是理性和合法的行為。關於對轟炸的調查，我對這個國家的一些政客，包括國會山上一些人的做法感到非常吃驚。這是一個擅長調查的國家，有一個擅長調查的國會。但是這樣一場暴行發生了，造成那麼多死傷，他們在做什麼？試問，他們為什麼那麼沉默、那麼冷漠？」

拉瑟特又提出了「政治獻金」、「中國間諜」等問題，我不讓他牽著鼻子走，不掉進他設下的陷阱，始終把對話集中在譴責美國轟炸中國駐南使館的主題上。

採訪結束前，早有準備的拉瑟特拿出美國國務院的年度人權報告，念完有關段落後說：「讓我轉到另一個問題，在進入下一個千年的時候，中國是否允許人們有宗教信仰自由，是否會允許婦女不被強迫墮胎和絕育？」我毫不客氣地說：「如果你讀過中國的《憲法》，你就會知道我們的法律保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符合國家利益，受到絕大多數老百姓的贊同。至於人權問題，全中國、全世界人民都對你們殺害中國無辜平民的人權記錄感到震驚。這就是你們所要提倡的人權嗎？」

在舌戰美國媒體的同時，我注意利用我們自己的媒體發出聲音，以正視聽。5月17日，我接受了駐美中國記者的聯合採訪，批駁了美國一些政府高官及西方媒體在「炸館事件」上的奇談怪論，全面介紹我們的立場和要求。

在這次危機中，我和美國人展開了一場又一場的較量，我作為中國駐美大使被美國媒體描繪成「強硬派」，美國報紙形容當時的我經常臉上「極具哀容與憤怒」。也正是在這次事件後，我被媒體形容為「鐵嘴鋼牙」，一個咄咄逼人、不肯退讓半步的鬥士。其實，我真不是什麼鐵嘴鋼牙，我的心和嘴都是肉長的，我嘴裡說的只是普通好人的心裡話。

在向美國群眾闡述我們的立場時，我心平氣和。在一次宴會上，一位美國女士見到我開口便問：「我們美國說過對不起了，怎麼中國還沒完沒了？我們炸了你們使館，你們的大學生也砸了我們使館的玻璃。我們錯了，你們也錯了。」我說：「我們的學生是扔石頭砸了玻璃，這是中國政府不願看到的事情，而且畢竟你們使領館人員是安全的，怎麼能與你們軍隊的導彈襲擊我們使館造成重大傷亡相提並論？」那位美國女士說：「砸玻璃也不對嘛。」我回答：「你很有教養，閱歷也豐富。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母親，有沒有孩子。你可以不回答……」聽到美國女士說有孩子後，我接著說：「那好。假如你的孩子在自己的使館無端地被別國導彈炸死，我相信，作為母親你不會將孩子被炸死與個別人砸壞幾塊玻璃當作一回事，你同意嗎？」她點了點頭，沒再說什麼。

「斗」出來的賠償

「炸館事件」發生後，駐美使館時刻與首都北京保持著密切聯繫，嚴格執行國內指示，及時與美方進行交涉，報回情況並提出建議，供國內決策參考。我和使館的同事們化悲痛為力量，全力以赴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在我們的強大壓力和堅決鬥爭下，美國政府糾正了危機初期的錯誤，逐步滿足我方提出的基本要求。柯林頓本人和美國政府高官多次表示道歉。5月12日，我會見了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伯傑。他說，憑他對柯林頓的人品、對華政策和美國政府決策機制的了解，美國總統絕不會故意下令轟炸中國使館。柯林頓致信江主席並公開表示道歉是真誠的。據他所知，柯林頓上台6年多來就美國的過失行為向外國政府和人民道歉，這還是頭一次。

一個星期後，美方向我方提出解決「炸館事件」的「四步方案」：副國務卿皮克林作為美國總統特使來北京，報告調查結果；一個月後奧爾布賴特訪華；再一個月後伯傑訪華；柯林頓9月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同江主席舉行會晤，全面恢復兩國關係。

使館身處一線，是國內決策的參謀。我們注意廣泛接觸美國各界人士，了解情況，調查研究，儘可能對形勢做出準確分析與判斷。不少美國朋友告訴我們，「炸館事件」是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所犯的「超級錯誤」。老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對我說，他和柯林頓政府沒有什麼個人交情，但相信美國不會有意轟炸中國使館，柯林頓的道歉和調查承諾是誠懇的。

6月份，中方接待了美國政府特使皮克林訪華，美方向中方表示道歉，並通報了其對事件的調查結果。後來，美方解聘了1名責任人，處分了其他6名責任人。我們與美方經過多輪談判，於2000年初就賠償問題達成協議，美方支付中方傷亡人員賠償金450萬美元、中國駐南使館財產損失賠償金2 800萬美元。中國人是講道理的，我們也賠償了美駐華使領館的財產損失。

幾年後，我作為外長去東歐某國訪問，在使館碰到一位職員。他告訴我，當年美國飛機轟炸我駐南使館時，他在駐南使館工作，那天晚上正在睡覺，在睡夢中被一聲巨響驚醒，從濃煙中跑了出來。他說，他也是撿了條命，事後想起來還後怕。我對美國人說過，中國政府一向重視維護中國公民的權利。美國飛機轟炸我駐南使館，使館的每個同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每個人的精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美國人賠幾個錢算什麼！

從某種意義上說，「炸館事件」是一場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課。對外交官來說，永遠是祖國和人民利益至上。當祖國母親受到欺凌的時候，我們作為她的孩子無不怒火萬丈，恨不得馬上針鋒相對、以牙還牙。但在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我們又要牢記，我們是外交官，必須服從大局，服從組織，要想大事，謀大局。中國的大局是什麼？無疑是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鄧小平同志說過，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要不是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我們都要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這就意味著，我們外交官的首要任務是為國內建設創造有利的外部條件。作為祖國的兒女，我們要做的就是以自強不息的精神，把滿腔的愛國主義熱情轉化為維護國家利益、促進祖國發展的實際行動。我們國家只有發展了、強大了，才能在國際鬥爭中贏得更大主動權、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有人問我，在應對這次事件中我最不能忘懷的是什麼？

我會說，是對主權、生命、尊嚴的捍衛。江澤民主席在與柯林頓通話時堅定地說：「我們是一個有12億人民的國家，每一個中國人的生命都是極其珍貴的。這是中國政府必須維護的最根本的人權。」這句話擲地有聲，震動了美國人。美國政府不得不重視，美國媒體不得不收斂。

我會說，是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中國人民在「炸館事件」後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熱情震撼了美國一些人，使他們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力量，產生了敬畏之心。有祖國和人民做強大後盾，我們外交官在前方就更能挺起腰桿，有所作為。在關鍵時刻，外交官需要有勇有謀，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為祖國和人民爭一分利，贏得尊嚴、贏得朋友。

我會說，公道自在人心。極少數美國政客與媒體罔顧事實，缺少良知，但大多數美國民眾對中國是友好的，是講道理、明是非的。數以千計的人來我駐美國使館弔唁邵雲環、許杏虎、朱穎，近5 000位美國各界朋友和旅美僑胞、留學生髮來慰問信，一天之內我接到上百個美國朋友打來的電話。

我還會說……

「炸館事件」是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欠下的又一筆賬，中國政府和人民是大度的，本著向前看的態度，繼續發展與美國人民的友好合作。我們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勤勞、勇敢、智慧、團結的十幾億中國各族人民，我們有信心、有能力把祖國建成一個強大國家，也能為逐步建立一個更民主、更合理的國際秩序做出應有貢獻。

北大朝鮮同學：友情雖無價，公私卻分明

1963年，我在北京大學讀三年級。有一天系領導找我談話，說有不少朝鮮同志在北大留學，其中有一位初學英語的，希望我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幫助他。

這位朝鮮同學叫姜錫柱，比我大一兩歲，後來擔任朝鮮第一副外相、內閣副總理。我們倆一見面，就感覺性情相投。一問才知道，姜錫柱同學是烈士子弟，他父親是一位深得朝鮮偉大領袖金日成器重的師級幹部，在朝鮮戰爭初期犧牲了。姜錫柱小的時候還曾在遼寧丹東生活過，這次又被送到北大留學。

就這樣，我承擔了幫助姜錫柱學習英語的任務。朝鮮留學生住在北大26齋，兩個人一間屋子。中國男生是七人一間。自那以後我自己帶著被子，和姜錫柱一起住。我們吃飯、上課是分開的，晚上我輔導他一個小時，用英語給他講發音、語法。姜錫柱很努力，除了關心政治外，一心只學習英語。因為性情相投，我們成了好朋友。學校組織什麼活動，我總是拉著他一起參加。這種關係一直保持到我畢業。他對我的輔導表示感謝，我開玩笑說：如果你的英語發音有山東味兒，那全是我的責任。

那個年代紀律嚴格，他留學回國之後我們就不再聯繫。但我們都曾表示，畢業後要為加深中朝傳統友誼努力工作。無巧不成書，若干年後，我們都成了各自國家的高級外交官，在為推進中朝友好出力。我們的同學關係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兩國領導人和革命先烈締造和培育的中朝友誼。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人民志願軍高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旗幟，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與朝鮮軍民並肩浴血奮戰，贏得勝利。先後有240多萬優秀中華兒女前往朝鮮，成千上萬的官兵長眠在朝鮮的國土，包括毛澤東主席的兒子毛岸英。

我曾不無得意地告訴姜錫柱，我本人也對抗美援朝做過微薄的貢獻。朝鮮戰爭給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帶來了經濟上的困難，黨和政府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當時著名的人民藝術家、豫劇大師常香玉一個人就捐錢購買了一架飛機。那時我還小，能力有限，就利用星期天割草，賣給養驢的人，得到5分錢，星期一上學的時候交給老師，轉送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那時，我的小學老師張敦蘭還教了我們一首歌—《全世界人民團結緊》：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帝國主義害了怕呀……姜錫柱聽後很感動。

1983年，我到賴索托工作。有一次我碰到朝鮮駐萊使館的臨時代辦，請他向已經是朝鮮副外相的姜錫柱轉達我的問候。朝鮮代辦簡直不敢相信，一個只是一等秘書的中國外交官怎麼可能是他們副外相的同學呢？1993年我到紐約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又托朝鮮常駐聯合國代表問候這位老同學，還是沒有迴音。

後來，我陪同黨和國家領導人訪問朝鮮，見過朝鮮偉大領袖金日成，卻沒有機會與姜錫柱見面。2001年11月，我率外交部代表團訪朝，終於見到姜錫柱。幾十年後兩位室友學友第一次見面，都很高興，並分別代表各自政府簽署了《中朝邊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協定》。

我沒有去過板門店、三八線，朝鮮同志就作了特殊安排，派三輛專車送我們去。在從板門店回平壤的路上，朝方陪同人員讓我們休息一下，說要代表姜錫柱副外相請我喝咖啡。我感謝老同學的好意，我知道朝鮮還不太富裕。下車後一看，我發現只有一杯咖啡，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都沒有。我明白這是老同學對我一個人的特殊關照。我不愛喝咖啡，也不好意思搞「特殊化」，就讓代表團的年輕翻譯替我喝了咖啡，心裡領下老同學的盛情。

我擔任外交部長後，認真貫徹中央對朝方針政策，不斷鞏固和發展中朝傳統友誼。2004年3月24日，我作為外長正式訪問朝鮮。朝鮮同志告訴我，領導（指姜錫柱）有交代，專門安排代表團住國賓館。他還特意關照部下，給我安排住得好一些，特別是把床頭燈弄得亮一點兒，因為他知道我睡前愛看書。他還特別指示，把電燈的開關弄成拉線式的。他說我在北大上學時愛用腳指頭拉線關燈。是否真是那樣，我自己倒不記得了。

在平壤的時候，朝方還作了特殊安排，讓我參觀當地商店。這是我第一次逛朝鮮商店。商店很整潔，商品不算豐富，但並不像西方媒體報道的那樣商品奇缺。

姜錫柱見到我時，顯得非常高興，擁抱著我，提前打招呼，說有一個好消息，半個小時後就知道。

果然，30多分鐘後，朝方禮賓司官員通知，「偉大領袖、偉大指導者」金正日同志要見我。

見到金正日，我轉達了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他和朝鮮勞動黨、朝鮮人民的親切問候。

金正日說：「我很少中斷對軍隊的視察。你是第一次以外長身份來訪，我特地從外地趕回來，主要是因為重視中朝兩黨、兩國人民的友誼。見完你後，我還要馬上走，去視察朝鮮人民軍。」

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氣氛親切。

金正日最後說：「希望中國同志多理解朝鮮，多相互幫助。我還有很多心裡話沒有說完。不過沒有關係，我知道你是姜錫柱的老同學，請他代表我請你吃飯。」

會見中，我注意到，姜錫柱與金正日的關係非同一般，多次與他耳語。

金正日走了之後，姜錫柱就和我談了起來。我問他現在英語怎麼樣了。他說：「太忙了，快忘光了，只記得一些英文單詞，比如apple（蘋果）等，說不出完整的句子了。」我開玩笑說：「這都是我的過錯，當時對你幫助不夠。」他說：「你夫人我認識，當年她經常到咱們宿舍玩。她是好同志，漂亮的同志。遺憾的是，我夫人你不認識。」我說：「不管認不認識，她肯定也是好同志。」姜錫柱說：「我已經有了第三代，當了外公。」我說：「我應該永遠向你學習，無論思想覺悟還是其他方面，你都比我進步快。我現在還沒有第三代。」

閑話一過，馬上轉入正題。我們就雙邊關係進行了深入交流。朝核問題自然是我與朝方深入交換意見的一個議題。姜錫柱說：「中朝關係就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我們是唇，你們是齒……」

朝鮮同志在核問題上有他們的邏輯，中方有自己的看法，雙方應該秉持開誠布公、求同存異的精神處理好。我不能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只是儘可能詳盡地重申我們的原則立場，多多地擺事實，講道理。我懇切地說：「我們兩國是好朋友、好鄰居，我們倆是好同學、好室友。」他點頭。

我最後說：「朝鮮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現在又退出了。我們希望朝鮮同志重新考慮，回到原來的立場。我們希望朝鮮同志在六方會談框架內通過對話解決問題，甚至可以通過接觸和對話與美國改善關係。請朝鮮同志放心，對於霸權主義，我們一向是堅決反對的。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從來沒有含糊過。中國將一如既往地與朝鮮真誠合作，共同處理好朝核問題。」

晚上，姜錫柱設晚宴歡迎中方代表團。他先講了一段話：「我代表金總書記敬老同學—中國外長李肇星和其他中國客人一杯，並藉此機會向老同學提點意見。40年前，我和李外長在北京大學同屋，不好意思說，有時還擠一個被窩。李外長也是我的英語輔導員。李外長學習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覺前都要看書，直到北大規定的熄燈時間的最後一刻。而常常到這最後一刻，老同學也偷懶，不願意起身到門前拉燈繩關燈，竟把燈繩拴到自己的腳拇指上，用腳關燈。但關燈入睡後，燈繩還經常拴在他的腳上。李外長翻身或伸腳時，燈就時亮時滅，影響了我的睡眠。我的老同學睡得香，學得好；而我學得不如預期好，可能與此有關。大家看，今天我的老同學是外長，我還是副外相。」姜錫柱的話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致答辭時說：「老同學所言屬實，我深表歉意。但老同學夜裡打呼嚕的水平也很高，一個呼嚕可以持續幾十秒，且大呼嚕中有小呼嚕。我之所以能忍受，主要是出於要學習友好鄰國呼嚕的考慮。」大家又是一陣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