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考古技工的產生與發展

06-07

幾乎每個考古工地都存在這麼一些人，他們不是考古專業出身，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沒有獲得正式的職位，只是按工時和工作量得到報酬，他們具備豐富的考古發掘、資料整理、文物修復經驗，但沒有獲得職稱和編製，他們為中國的考古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卻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可以說是被遺忘的一群人，他們就是考古技工。

弗林德斯·皮特里（1853-1942）英國考古學家。埃及前王朝文化的發掘主持者之一。早年在英國南部考察史前古迹，後到埃及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曾任倫敦考古學院埃及學教授。是第一個使用嚴格科學方法進行田野發掘的考古學者。他通過對埃及、希臘考古遺物的交叉斷代，推廣了比較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考古工地和資料整理室有了技工的身影，目前還沒有人做過深入的考證。從考古學自身的發展歷史來看，技工的出現應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考古學家在兩河流域、埃及、愛琴海地區、中南美洲等地的大規模考古發掘有關。這些考古發掘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從本國招募工人長途跋涉費用太高，也非常不便，因此只能依靠僱傭當地居民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為了交流和管理的方便，早期考古學家將當地工作能力和學習能力強的工人提拔為「工頭」，並教給這些「工頭」一定的專業考古知識，讓這些「工頭」來培訓和管理其他的「人夫」，當然這些「工頭」獲得的工資就相應的高一些。舉例來說，英國考古學家皮特里（W.M. Flinders Petrie）自1881年至20世紀20年代在埃及的一系列發掘工作，便是培養一些埃及當地「優秀的工人」，讓他們來管理和訓練下面的民工，有一個「優秀的工人」家族的後代至今還保留著當年皮特里使用過的木杖，並以此為豪。還有英國考古學家吳理（Sir Charles Leonard Woolley另譯作伍雷）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烏爾遺址的發掘工作中，將180名當地工人分配給三個經過訓練而且可靠的阿拉伯工頭支配，工頭的任務是教會其他工人工作，掌控發掘過程，幫助解決爭端。這些「優秀的工人」或「工頭」便是技工的前身，只是當時他們還不能將考古作為一個終生的職業而已。

1936年賈蘭坡先生與技工在猿人洞發掘現場

在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上世紀初，近代考古學傳入我國。到20年代初安特生在中國北方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的考古發掘都僱傭的是中國工人，其中安特生的助手白萬玉和庄永城等人所從事的工作便類似於技工（白萬玉曾多次參與安特生主持的早期發掘工作，有時安特生本人並不參加田野考古活動，而是直接委派白萬玉完成發掘，正是由於跟隨安特生的經歷，白萬玉打下了堅實的考古專業基礎，到了50年代他成為了發掘定陵的現場指揮）。自此以後，民國時期幾乎所有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像安陽殷墟、山東日照兩城鎮、北京周口店等工地都有技工參與其中。

參與安陽殷墟發掘的考古工作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工地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技工，即便是放到今天，他們也是考古領域的傑出人才，這其中有胡占奎、王文林、魏善臣、李連春，他們各有所長，各司其職。據石璋如先生回憶，胡占奎力氣很大，人很能幹，會說兩門外語（蒙古語、俄語）；魏善臣會說蒙古語，並且甲骨拓片做得很好，有時候後勤事務也由他管理，1937年進行的綏遠調查便是由他和石璋如先生二人共同完成；李連春專門負責照相和沖洗照片。這些技工長期為史語所工作，即便是抗日戰爭期間也跟隨史語所輾轉各地，為戰爭期間轉移和保護文物出力甚多。1936年史語所在日照兩城鎮發掘時，因為當地民工均系新手，史語所便從安陽調來技工負責訓練工人。

參與殷墟考古發掘的工作人員

除了史語所外，中國地質調查所在周口店的發掘工地上也僱傭了一些技工，而且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之中還出了一位烈士。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工作基本停了下來，但當時53歲的老技工趙萬華和其他幾名技工帶領著一些工人繼續堅持在第四地點做小規模的發掘和篩撿工作，並將工作進展情況及時寫信與賈蘭坡先生聯繫。當時，一支抗日隊伍與日軍在周口店一帶發生過激戰，抗日隊伍撤離以後，有人指認趙萬華為抗日人員，日軍將其逮捕。入獄後趙萬華被刑訊逼問抗日隊伍的下落，未果，日軍於1938年5月11日將趙萬華和其他30餘人押到房山城西，將其挑腹殺害。

中央研究院安陽殷墟考古隊

考古工地使用技工的傳統一直延續到1949年以後，特別是從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為了緩解大規模建設所帶來的考古工作壓力，全國各地開展了多次「亦工亦農」的考古培訓班，在實踐的鍛煉當中產生了一批訓練有素的考古技工，他們為近40年的中國田野考古立下了汗馬功勞，其中一部分70年代培養的技工仍工作在考古發掘第一線。隨著新時期各大學考古專業實習學生的增多、勞動法製法規的健全、七八十年代所培養的技工老齡化以及當下技工的待遇和生活質量偏低、年輕人不願意從事等諸方面原因，目前技工的總體數量正在減少，這或許也是歷史的必然。

（文章來源：《中國文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