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人文精神與中國社會轉型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人文精神與中國社會轉型」。因為人文精神這個概念，我們現在談的很多，到底什麼是人文精神，它有什麼重要性，尤其在我們這個社會轉型時期，它到底重要在什麼地方，我想談談我的看法。

　　現在中國社會轉型，我的理解主要就是經濟轉型，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個過程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一直在進行著。但是這個過程中，確實有很多問題，很艱難，轉型轉的很艱難，你說現在已經實現市場經濟沒有？當然表面上，很多地方都已經是市場經濟了，但是市場經濟它本身是非常嚴格的秩序，這個秩序有沒有建立起來？還沒有。裡面出了很多問題，比如說誠信問題，缺乏誠信，出現了嚴重的腐敗，現在這種腐敗大家都看得到，可以說是比較廣泛的腐敗，包括教育的腐敗、醫療的腐敗，這些是老百姓最痛恨的腐敗，這些現象都是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

　　這裡面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市場經濟，經濟轉型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實際上背後應該是有一個思想的指導，一個思想的支柱，我們這方面是比較缺乏的。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搞了幾百年，但是他們的市場經濟不是憑空而來的，他們是有很堅實的基礎，什麼基礎呢？就是他們長期法治的基礎，法治社會。法治社會背後是什麼基礎？就是人文精神。實際上是古希臘以來的人文精神，作為他們市場經濟強大的思想背景。我們在這方面是需要補課的，如果這個課不補，我覺得轉型是有困難的。

　　這個問題，我們一百多年前實際上已經遇到，那個時候我們實際上已經做過一次社會轉型，那時候也是試圖要搞現代化，當時也是困難重重。開始的時候認為中國主要是一個落後的問題，經濟、軍事落後，所以老是受欺負，很貧困，受帝國主義的欺負，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經濟和軍事上趕上去，認為中國主要是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問題。但是一個甲午戰爭，我們強大的海軍跟日本比較弱小的海軍一打，我們全軍覆沒，就知道問題不在經濟和軍事，就開始反思，認為是在制度上，我們制度不行，日本有明治維新，引進了西方的民主制度，我們沒有，我們要改變，要搞君主立憲等，政治體制要改變。

　　但是政治體制改變也是困難重重，當時的思想家們、學者們，基本上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的問題在於什麼地方呢？在於國民素質太差了。無論是當時梁啟超、康有為，梁啟超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中國人的公共道德太差，最典型是嚴復，嚴復這個人對西方是很了解的，在英國留學兩年，後來潛心做翻譯事業，把西方他認為一些重要的政治學名著翻譯過來，而且很西方人接觸非常多，他最後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中國人如果國民素質不改變的話，什麼都是空的。最後他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根本問題，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國民的明力，是指國民的生命素質太差，明知，是指國民的智力素質太差，明德，是指國民的道德素質太差，要改變這三項，中國才有希望。嚴復不主張革命，也不主張急急忙忙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進，因為中國人素質太差了，所以首先要把中國人的素質提高，他主張緩慢的漸進的改良，他最後比較保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實際上他改變中國的願望非常強烈，但是最後還是很失望。

　　現在我們面臨同樣的問題，實際上經濟體制的改革、市場經濟，真正要建設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這個轉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同時也要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轉型，思想上有一系列的轉變，我下面要講這個問題。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主要是西方的人文精神，作為市場經濟，他們民主社會思想根源、思想資源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麼呢？按照我的理解，其實跟嚴復講的很相象。簡單的說就是以人為本、尊重人的價值，這是他們講的人道主義，在西文里以前我們翻譯為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其實都是一個意思，這是西方長遠的傳統。

　　怎麼樣才算是尊重人的價值呢？人身上有什麼價值？我覺得人身上有三個最寶貴的東西。第一是生命，沒有生命什麼都談不上，所以生命是一個人身上非常寶貴的價值。第二是頭腦，人是有理性的，有思維能力的，這是人優越的地方，動物是沒有的。第三是靈魂。頭腦和靈魂是不一樣的，頭腦是思考，去認識外部世界，靈魂是一種追求，一種內心的追求，一種價值上的追求，所以人不光是認識世界，要對付這個世界，然後維持自己的生存，人不僅僅是這樣，如果光是這樣的話，人還會感覺很不滿足的，他有精神追求，要活的有意義。這種對意義的追求，也是人特有的，我把這種對意義的追求，就是靈魂的追求，和理性是兩回事。所以我認為人身上最寶貴的三樣東西，就是生命、頭腦和靈魂。

　　尊重人的價值，就是要尊重這三樣東西，尊重生命的價值、尊重頭腦的價值、尊重靈魂的價值。實際上跟嚴復說的很相近，嚴復說要提高明力，國民的生命力，這就是生命價值，明知，實際上就是相對於頭腦，明德，相當於靈魂。所以下面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說人文精神，一個就是尊重生命的價值，我先說這個，然後我把尊重靈魂的價值放在第二個問題來說，我覺得尊重生命價值，和我們轉型的關係特別密切。尊重生命的價值，實際上這樣一個理念，是一個自由法治社會建立的根據，是一個目的。為什麼要建立一個法治社會，為什麼要搞市場經濟，都是為了尊重生命的價值。這是我作為第一個問題要講的。第二個問題我講尊重靈魂的價值，靈魂的價值實際上談到一個信仰的問題，我覺得現在社會最大兩個問題，一個是秩序的重建，要重新建立秩序，原來是人治，和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是人治，是完全靠行政命令來指揮這個社會的，現在就不能這樣了，實際上現在靠人治的話是對市場經濟的一種擾亂，是妨礙了秩序的建立，所以要從人治轉型到法治。要重建一種秩序，原來的秩序已經不行了，不能用了，要新建立一種秩序，那麼這個法治的秩序實際上跟尊重生命的價值有關。

　　另外一個問題，我想信仰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社會沒有秩序、沒有信仰，這是非常可怕的。這其實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所以我重點講這兩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涉及到尊重頭腦的價值，涉及到文化的重建，我們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文化。這個問題有時間就講一講，沒有時間就不講了。

　　第一個問題，我想講一講尊重生命的價值，秩序的重建。我想生命是最基本的價值，這個問題是毫無疑問的，對於每一個人來說，你只有一條命，只有一次活的機會，死了以後再也不可能，當然有的人相信宗教，可以輪迴，或者是可以永生，到天國了。但是我們一般如果沒有這種信仰的話，按照我們現在理解，一個人只能活一次，只有一個人生。所以對於每一個個人來說，生命是他最寶貴的東西，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另外，生命是人生所有其他價值的一個前提，你沒有生命其他價值都談不上。

　　曾經有一個學校要搞生命教育，我覺得挺好的，讓我題詞，我當時就寫了三句話，「熱愛生命是幸福之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信仰之本」，都是從生命開始的，對生命的態度開始的。怎麼樣才算尊重生命呢？我覺得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這個話說起來容易，其實真正尊重自己生命的人並不是太多。怎麼樣才算是尊重了自己的生命呢？當然一個要珍惜自己的生命，要遠離那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說吸毒、縱慾、過勞，我就有這個毛病，老開夜車，每天都是兩三點鐘睡，其實就是在糟蹋自己，我自己也明白，很多有作為的人英年早逝，其實就是累死的。往往我們平時不知道，感覺沒有什麼，你不會想到會有那麼嚴重的後果，後果一旦來臨來不及了，每一個人都應該提醒自己，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相信一個人的壽命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可以活多少年，這是冥冥之中已經確定的，但是要延長是很困難的，但是你很容易把它縮短，你沒有活夠你的年份，那就是你自己沒有珍惜。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我覺得應該要享受生命。你只有一次生命，為什麼不享受它？所以人所本來具有的需要、這些本能的東西，都是健康的，是不應該受譴責的，人健康的慾望都應該得到滿足。但是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問題，怎麼樣才算是真正的享受生命？現在許多人不知道怎麼享受生命，他們以為他們在享受，其實不是。生命本身的需要和那種物質的慾望其實是完全兩碼事，生命本身的需要它是很單純的，相反那些物質的慾望其實是社會刺激起來的，並不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生命的物質需要其實是很有限的。現在很多人在滿足自己更多的物質慾望在消耗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投入到去賺錢、花錢，以為這就是享受，其實我覺得這不是。

　　我自己感覺，人生最享受的，你看比如說愛情，和家人在一起，家庭，那種親情，這些都是生命本身的享受。另外享受健康，大自然，這些東西，你需要很多錢嗎？並不需要很多錢。如果把你一生所有的精力去賺很多錢，怎麼消費它們，其實這很累，這和生命本身的享受，我覺得關係不大。中國的道家很講究這一點，我覺得中國的道家是比較懂得什麼是生命本身的東西，什麼是外在的東西，他們比較強調這一點。莊子他們說，不因為物質的東西來妨礙自己生命本身的東西，道家是很強調這一點的。這是一個問題，尊重自己的生命。

　　還有一點，就是對自己的人生要負責任，要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這也是尊重自己生命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在社會上，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是有很多責任的，但是我覺得，一個人最重要的責任是什麼？最重要的責任是對自己的責任，對自己人生的責任。你想一想，我在這個世界上只能活一次，我死了沒有人能夠代替我重新活一次，如果我這一輩子虛度了，沒有人能夠真正的安慰我，說什麼都是空的。想到這一點，因為人生的責任只有我能夠負，其他的責任，在一定的意義上都是可以分擔的，可以轉讓的，只有一個人對他自己人生的責任，既不可能分擔也不可以轉讓的，完完全全要自己承擔起來。

　　想到這一點，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都應該嚴肅，不能虛度。而且我覺得，人的其他各種責任，其實都是對自己人生的責任為前提、為基礎的，我不能想像一個人對自己的人生是不負責任、無所謂的，怎麼過都行，這樣一個人會對其他的事情負起責任、對家人負起責任、對自己的下屬負起責任嗎？不可能。你真正的責任心，就是考慮到這個事情在你人生當中是很重要的，是和你的人生意義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只有這樣才會真正的負起責任來。我們往往容易把責任看成是外在的一個東西，比如說一個單位里當了一個頭，你覺得承擔一定的責任。你從事了一個工作，你覺得對工作有責任。這當然對，但是我覺得是這樣的，我們有時候應該跳出來，應該想一想自己的人生應該怎麼過有意義，也許有時候是這樣的，你現在做的事情，對你整個人生沒有意義，那你應該重新選擇，真正從自己人生的意義出發選擇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這個時候你絕對會對這個事情非常負責任。

　　當然了，如果你覺得對你的人生意義非常意義，甚至是一種損害，你應該拒絕，你不應該負那種責任。我覺得應該考慮幾點，你怎麼樣過自己的人生，對自己的人生有一個整體的考慮，怎麼過的有意義，然後安排具體的事業。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我覺得尊重自己的生命，要珍惜自己生命，要享受生命，要真正的享受生命本身的快樂，而不是在生命之外很多負擔的東西，去損害自己的享受。還有就是對自己人生負責任，我覺得主要是這幾條，是尊重自己生命應該有的幾個內容。另外就是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別人的生命。

　　人啊，因為是一個生命體，他就有兩種情感，一種就是你可以說他自私吧，人都是自私的，比如說英國的哲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寫《國富論》的，他還寫了《道德情操論》，他把問題說的很清楚。他說每一個個人，都是生物學上的個體，作為一個生物學個體，必然是要利己的，因為他作為一個生命體來說，必然是趨利避害、趨樂避苦，對生命有利的東西就喜歡，不利的東西就要逃避，這是一種本能的東西。對這種本能上的東西，你不能做道德上的譴責，說它不對。同時，他又是一個個體，作為個體來說，不管說對別人關係怎麼好，怎麼愛別人，但是你還是跟別人隔著一道的，你還是一個個體，他的感覺，你去體會也好，但是還不是你的感覺。他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比如說一個人你認識，和你關係比較遠，他死了，當然你會難過，但是這種痛苦不如你自己牙痛時的痛苦，你想牙痛是多麼小的痛苦，你想人死了是多麼大的事，但是因為你是一個個體，你的感受，你的小痛苦的感受還要強烈的多。

　　從這一點來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利己的。那麼他說，你就不應該去譴責，應該順應這個東西，因為人是自私的、是利己的，每一個人他實際上對自己的關心要超過對別人的關心。另外，世界上所有的人對他的關心、其他人對他的關心，也不如他對自己的關心。既然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就讓他自己去關心自己好了，我們創造一個制度、創造一個環境，能夠讓每一個人去關心自己。這是一點。

　　但是人還有另一面，亞當斯密說同情，同情也是人的天性，可以說是第二天性，第一天性是利己，第二天性是同情，人不光是利己的，人還會去體會別人的感情，能夠推己及人，看到別人痛苦，然後自己就會感覺這個事落到我頭上，我也會很痛苦，人會有這種東西，這是同情心。那麼這個同情心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中國的哲學家，還是西方的哲學家，都認為道德是同情開始的。亞當斯密就說，同情是人類所有道德的基礎，他把人類的道德分為兩大類，一種叫做公正、正義，簡單說就是不能對別人做壞事，不能損人，相當於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另外就是仁慈，不光是不能損人，而且要幫助別人，別人有了困難，你要去幫助他，對於弱者你要去幫助他，這是仁慈。其實中外哲學家都是有一些共同看法的。

　　孟子也有類似的看法，孟子說側隱之心人之端也，就是你對別人的同情心，這是人的道德的開端，他說人人都有這樣的感情。比如說看見一個小孩，在井邊，馬上要掉下去了，那時候你心裡會非常難受、非常著急，因為什麼？因為你是他的父親嗎？並不是。因為你跟他有什麼利益關係嗎？也並不是，只是推己及人，你會想到自己掉下去非常難受，所以你感覺他掉下去也會非常難受，你要把他救起來。實際上人和動物之間的差別是很小的，就那麼一點東西，用他的話來說側隱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等，就是很小的一些東西，但是要發展它，發展它人就偉大了，如果那麼一點東西，你任它最後沒有了，就跟動物沒有區別了。

　　同情心也是中外哲學家非常強調的，是道德的開端、道德的基礎。那麼對於生命的同情實際上就是善良，我認為善良是人一個最基本的品質。一個社會其實從人來說，我覺得從天性來說，人都是善良的，沒有那麼惡，我相信孟子的說法，孟子是性善論者，人都有善的苗頭。但是這些東西，需要一個好的社會環境讓它發展，在一個不好的社會環境里這些東西就會泯滅，越來越沒有，人越來越不善良，或者說越來越不敢善良，因為善良的人倒霉。在那樣的社會裡，善良這種品質就會越來越少，同情心就會越來越少。那樣的環境，我說這是不適合人呆的地方，為什麼要建立一個法治社會，我覺得實際上是要建立這樣一種社會環境，尊重人的生命價值，保障人的生命價值。

　　從現在的情況來說，我們現在在善良這個問題上，人和人同情這個問題上，我覺得現在社會的現狀挺讓人寒心的。這個東西，我自己感覺，如果要追溯它的根源，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文化傳統里，對於生命價值的尊重這一點是始終沒有建立起來的。當然像我剛才說的，孟子也很強調同情，同情是道德的開端。而且你看儒家倫理，我們中國的哲學，它的主體就是儒家倫理，而儒家倫理最強調的就是仁義道德，仁就是講同情，人和人之間的愛。實際上我們可以想一想，秦朝之後兩千年的專制社會，我們社會中有沒有這種仁愛，其實沒有。老百姓的命是不值錢的，不光是老百姓的命了，無論是什麼人，就是達官貴人，在皇帝面前也是命不值錢的，讓你死就死。以前封建社會，大臣得罪了皇帝，下場是極為悲慘的，經常是滿門抄斬，一殺就是一家人，這是經常發生的事。

　　在專制社會裡個體生命價值等於零，一點價值也沒有，這裡就有一個矛盾，儒家倫理是說人和人之間要有同情、要有愛，可是結果我們這樣一個封建制度實際上一點愛也沒有，沒有同情、沒有愛，生命完全沒有價值，我覺得儒家倫理本身是有毛病的，所以我剛才說的，實際上人有兩種本性，第一本性是利己、是自私、是愛自己的生命，第二本性才是推己及人，對他人的生命也有同情。儒家倫理的問題在哪裡？我就覺得它就是對第一個問題，人的利己這種本能它是完全否定的，人都不能愛自己，不能愛自己的生命，不能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你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你就是小人。

　　在這個問題上，儒家裡我覺得荀子是比較對的，荀子他就說過君子和小人都是好利惡害的，趨利避害，但是君子和小人追求利益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君子是講道理、守規則的，而小人是不守規則的。他說，人人都還是要追求利益的，但是只有唯利是圖才是小人。他的這種觀點在儒家倫理是不佔主流的。你要有一個同情心，因為所謂的同情心就是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如果說一個人他對自己的生命都不愛，他怎麼可能去對別人生命發生同情呢？不可能的。一個不愛自己生命的人，實際上我可以說他是一塊石頭，他不可能對別人有同情心的。如果一個社會裡，都不允許每個人去愛自己的生命、追求自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每個人的生命價值都是等於零，都可以隨便取消，這樣一個社會人們對於生命的感覺是麻木的，有一種普遍的麻木，這樣的社會必然是缺少同情心的。我覺得這是儒家倫理的一個問題，它否定了利己，沒有辦法去推己及人了。

　　另外在推己及人時它也有問題，按照孔子的說法，叫做能夠從自己的身邊了解道理，中國的儒家倫理比較著重就是從自己的家庭、家族、父子關係、家庭關係，把倫理從這裡開始。那麼這樣一個結果，我覺得最後他所說的仁義的仁，歸來兩條，一個是孝，父子關係，兒子要忠於老子，另外就是忠，父子關係在社會上的一個表現，就是臣民要忠於君主、皇帝。結果整個形成了中國一個宗法等級秩序，皇帝一個人是最高的，就象嚴復說的，中國那兒有國啊，沒有國，整個國都是皇帝的家，皇帝一家的。在皇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奴隸，都是他的子女吧，因為他是皇帝嘛，他是老子，其他人全部就象是一個家族一樣，必須要聽老子的，父命之子子不得不死，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造成這麼一個情況，個體生命沒有價值。

　　我說中國的人治實質上就是這樣，實際上是一個宗法等級制度，這個東西的流毒很重，我們可以想一想對生命價值的蔑視，包括後來的歷次運動，都非常嚴重，那時候人們都是沒有安全感的，文化大革命殺了多少人？這些歷史已經翻過去了，但是這個問題有沒有解決，我覺得沒有根本解決，對生命價值的尊重現在還沒有真正確立起來。在這樣一個市場化環境里又有了新的表現，如果說以前在權力面前生命等於零的話，那麼現在在很多場合是在金錢面前生命等於零，為了賺錢完全不顧人命，現在這樣的事太多了，包括醫院的見死不救，以前那兒有這麼多這樣的事情，現在特別多，只要你沒有錢，沒有交夠錢，你的病能救活的，但是不救肯定會死的，我就是不收。現在很多人，尤其是農村的窮苦農民，家裡有了一個重病人，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等死，許多別的辦法，還有假藥、偽劣食品，每年都會曝出幾個這樣的新聞來。

　　但是這個東西是不是責任在市場呢？我覺得責任不是在市場。同樣搞市場經濟的西方很多國家，歐洲，他們沒有這樣的事。萬一出了一件這樣的事，那是特大新聞，全社會的憤怒，肯定要追究法律責任。中國有很多世界第一，自殺人數是世界第一，衛生部2003年的統計，每年至少有25萬，但是這個數肯定是保守的。其中15-34歲的人群自殺是首位的，而且現在大學生自殺的特別多，北京的大學，五月份，5月8日到17日，十天里，就有五個大學生自殺，有三天是連續的，我看新京報，今天看到的是清華大學的一個研究生自殺，然後第二天人民大學，第三天北京師範大學，三個都是女生。有一個學校，我看到報道，北師大的那個學生自殺以後，新京報的記者就去打電話採訪這個學生所讀的那個院，藝術和傳播學院的院長，院長的回答是什麼呢？他說聽說有這麼一回事，具體情況不了解。我心裡難受啊，你的學生啊，你就是這麼樣無所謂的。其中有一個學生自殺以後，也是記者去採訪，找他的導師，導師說沒有空，我現在在開會。

　　真的大學裡的一些現象，我看了以後真的覺得很寒心的，本來學生，你用羅素的話來說，老師應該以學生為目的，絕不允許把學生當做手段，學生就是大學裡的主體，你為什麼要辦大學，你就是為了學生，要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學生來。現在大學裡，老師們，哎呀真是忙於自己所謂的科研，就可以拿很多經費，然後讓學生給自己辦事，輔助自己做一些科研，真正把學生放在心上的人有多少。現在大學裡的自殺率這麼高，這絕對是和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有關，也和我們現在教師的素質有關，他們推託不了這個責任。

　　我這兩天還看到報紙上說一個事。瀋陽有一個女孩，16歲，上中學。太飢餓了，老是餓著肚子，後來實在忍不了，到便利店偷了一個麵包，然後被老闆娘發現了，老闆娘就把她抓了。這個學生就求饒，說我實在太餓了，你就原諒我吧，我再也不會這樣做了。老闆娘說不行，我一定要報告你的學校，後來這個孩子就特害怕，要報告學校她就沒有面子，而且可能要處分她，特別害怕就自殺了。留了一份遺書，說知道這個不對，我做了錯事，但是我真的太餓了。最後記者就去問那個老闆娘，給她打電話，老闆娘說我們抓小偷有什麼錯，死了就死了，她的死和我們有什麼關係。真是讓人寒心，比比皆是對生命的冷漠。

　　我在北京，別的報紙我不看，因為我在新京報給他們開專欄，我有時候給他們寫專欄文章，他們給我訂了這份報紙，相當於北京的都市報，我還是會經常翻一翻，這種事情每天都有，兇殺、自殺、老是有這樣的事情。也是前不久有一件這樣的事，城管去執法，違章建築，確實是違章建築，在街旁邊，原來的房子旁邊又搭了一個裁縫鋪，一個外地的女裁縫在那裡，城管開著車去拆房子，那個女裁縫就特別著急。當時就求，當然不行了，她就暈倒了，那個房主是一個懂醫學的老太太，她一看這個女裁縫大小便失禁了，就知道事情不好，非常危險，就求城管，因為他們有現成的車在那裡，趕緊送醫院，要不然來不及了，城管說這不是我們的事，我們是執法的。後來這個女房主就在街上攔計程車，計程車都不停，最後她沒有辦法，就跪在馬路中間攔計程車，最後攔上一輛，最後這個女裁縫送到醫院，已經沒有氣了，還是死了。

　　我還看到一個報道，是四川的事情。有一個女的是吸毒的，我們公安部門是掌握她是吸毒者。她有一個三歲的女兒，有一天她把三歲的女兒關在家裡，給女兒買午餐吃。出去的時候給警察看見了，警察就把她抓起來了，要把她送去強制戒毒，她就哭說孩子在家裡，就讓我回去給她安排好，能夠讓我的姐姐來看她。警察說不行，她說那你給我姐姐打電話吧，警察也不管，最後押送她去戒毒所，路過她的家門口，她哭著要進去，警察也不讓。17天之後，鄰居聞到臭味，打開她家的門，孩子早就死了。

　　我說這些，就是現在這個社會對生命的冷漠，已經是讓人很難容忍了。怎麼樣解決這樣的問題，當然開展生命教育是一個辦法，現在很多地方在開展生命教育，教育大家尊重生命、愛惜生命。但是我覺得光憑教育不能解決問題，這整個是一個社會環境、社會秩序、社會制度的問題。所以我就說，實際上最後解決的希望，就是寄托在我們能不能成功的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真正的依法治國。

　　西方市場經濟它的基礎是一個法治社會，為法治社會奠基的理論，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由洛克、休莫、約翰彌勒、約翰穆勒、亞當斯密這些人所建立的一套理論，這套理論實際上它的出發點是什麼呢？就是要保障生命的權利。建立法治社會，它的出發點就是要保障生命的權利，要保證生命的價值真正得到尊重，要保障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都真正得到尊重，就是要建立這樣的社會秩序。要尋求最大限度保障生命權利的社會秩序，這就是法治，法治就是這樣的秩序。

　　洛克可以說是為法治社會這套理論奠基的一個人，他在《正負論》里說到，政治社會的目的就是保護天賦人權，就是保護老天給你的權利、給每一個人的權利，這個權利是什麼呢？他列出三條，生命、自由和財產。生命是最基礎的，你要保證生命的權利，就應該給他自由，真正去實現他生命的價值。你為了保證生命的權利，還要從經濟上爭取自己的利益，得到的財產要保障財產權，因為生命是要靠財產來維護的。所以他提出這個口號，法治社會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生命、自由和財產，這些都是天賦人權。

　　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最基本的道理，其實很簡單，我讀了他們這些人的著作，歸納起來就是兩條，一個就是個人自由，一個就是法治，這是兩個基本的原則。我剛才談到亞當斯密對這個東西的論證，他講的道理就是這樣的，每一個人他都是一個生命個體，他都是利己的，所以我們應該順應他，創造一個條件，來建立這麼樣一種秩序，在這種秩序里每個人都可以爭取自己的權利，爭取自己的利益，每個人都應該是自由的，只要你不損害別人，你怎麼樣去爭取自己的權益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是利己的，他也是利己的，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你利己的時候不能妨礙別人利己。你要讓每一個人的利己都能夠得到實現，那怎麼辦呢？就有原則了，就要有規則。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爭取自己的權利、爭取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利己是允許的，是應該得到鼓勵的，但是損人是不允許的，損人是必須禁止的，如果發生了是要受到懲罰的。

　　實際上法治社會的基本道理就是這樣的，就是允許利己，但是要懲罰損人。它具體說起來，按照經典的說法，就是說一個人只要他的行為僅僅涉及到自己，那麼他擁有完全的自由，任何人包括政府，不能對他強制，只要是他自己的事情，任何人不能強制他，這就是個人自由的原則。同樣的，任何人不能去侵犯他人的自由，不能去強制他人，這就是法治的原則，規則下的自由，每個人都是自由的，但是是規則下的自由。規則是什麼呢？規則實際上也是根據保護個人自由來的，你不能侵犯他人的個人自由，這就是規則。政府的責任是什麼呢？政府就是要保護所有個人的自由，要防止侵犯他人自由的事情發生，如果發生了，政府就要代表法律去進行懲罰，這是政府的責任。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爭取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利益，同時不允許對他人進行侵犯，如果發生這種侵犯生命權利的事情，就必然得到懲罰，這樣的一個社會，應該說是既充滿活力，同時又是非常有秩序的。這樣的社會應該說是最合乎人性，所以這就是我對法治社會的理解，我通過讀他們的書的理解。

　　法治社會當然要有政府和法律，這些規則最後通過立法機構，制訂為法律，法律的執行需要有政府，但是研究法治社會的理論家們特別注意一個問題，法治社會必須有政府，但是政府一旦存在，它就非常有可能去侵犯個人的自由，因為它權力大。法治理論特別重視防範政府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這個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怎麼樣來防範政府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個人自由保護需要有政府，但是又容易構成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怎麼樣來防範這一點。

　　法治理論強調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保護個人自由，防止強制的發生，凡是有悖於這個目的的，雖然是立法機關頒布的，也是非法的，法律的核心是保護個人自由。另外強調法律是普遍性的原則，不是針對具體的個人和事情，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沒有特權。還強調法律至上，政府必須受法律的支配，為了保證這些原則的實行，所以非常強調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這樣才能我們的法制的制訂不受行政的干預，同時能夠監督政府對法律的執行。

　　市場經濟跟法治社會有什麼樣的關係呢？我想實際上市場經濟它真正的成功，能夠建立起一個有秩序的成熟市場經濟，是有賴於法治社會的建成，兩者是互相依存的。和我們以前的計劃經濟相對應的是人治，那是完全的人治，完全靠行政命令，行政官員發布指令。那麼和市場經濟相對應的，必須是法治社會，如果還有人治在裡面干擾的話，就會影響市場經濟本身秩序的建立，所以市場經濟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市場經濟不是無序狀態，是一種規則下的自由，是一種秩序。主要的規則有兩類，在法治社會裡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的界限分的很清，私人領域受到法律的保護，公共領域法律要求你每個人都要承擔責任，具體到市場經濟領域的話，私人領域受到保護的，受到就是財產。所謂的市場經濟，就是允許每個人憑自己的能力、憑自己的運氣爭取自己的利益，怎麼發財都可以，只要你是憑自己的能力，是守規則的，你運氣很好，發財發的很大都可以，都是合法的。

　　我們鼓勵大家憑自己的能力去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這個經濟利益最後體現為什麼呢？就體現為財產，你就有了財產了。如果說財產不受到保護，可以任意的被剝奪，那所謂的經濟自由其實是空話，我非了半天的勁，我憑自己的能力賺來的，你隨便可以拿走，所以私有財產是必須要保護的，如果不保護私有財產就沒有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完全是空的，不存在，不可能維持下去。你看所有的這些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必然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寫在他們的憲法里。

　　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基本上也已經解決了，我們保護財產，包括私有財產，已經寫入了我們的憲法，現在《物權法》終於通過了，原來要不要保護私有財產的問題有爭論，一拖再拖，今年也通過了，保護私有財產作為國家的法律已經確立了。當然，這個東西離真正的做到，實踐中真正做到，其實還是有距離的。現在我覺得民營企業家其實挺困難的，由於權力的干預，會用各種名目實際上來剝奪他的財產。

　　私人領域裡最重要的就是財產，也包括知識產權。公共領域，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稅收，西方國家把稅收看成是公民最重要的責任，你必須納稅，不納稅是大罪，必定要得到追究的。當然稅收應該是合理的稅收，中國的稅收制度那麼健全起來，這是一個問題，會有一個過程。我看按照國際上的統計，中國稅收負擔是世界上第二位的，負擔很重。

　　公共領域的規則主要是稅收，國家拿了稅收用於行政、國防、公共安全、醫療、教育、社會救濟等等，當然這裡面就有一個合理使用納稅人錢的問題，稅收如何合理的使用，是不是真正做到了，把這些公共事業做好了，這是政府應該向公共、納稅人負責任的，這也是規則的一部分。另外環境保護、生態保護、資源保護、文化遺產保護、自然遺產保護等等，各種資源的保護，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規則。從我們國家現在的情況來看，這些地方其實問題都比較多，保護做的很差。

　　我看一個統計數字，中國環境可持續指數，2005年的統計，144個國家裡佔到第133位。世界衛生組織2005年的統計，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有十個，中國佔了七個，中國太原是第一名，北京也在其中。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市場經濟要守規則的地方，任意破壞環境，開發商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某些官員勾結起來，破壞環境、破壞文化遺產，這種現象太多了。

　　關於守規則的問題，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劃分問題，梁漱溟說過一句話很到位，他說，在西方公眾的事情大家都參與作主，而個人的事情大家都無權過問，而我們中國正好相反，個人的事情大家都有權過問，公眾的事情大家都不管。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都沒有真正的形成，這幾年情況好多了，你想一想以前，改革開放之前，個人的事情那是誰都能管，首先是行政當局，你的上司，有權來過問你的個人事情，什麼事情你都要跟他彙報，而且你單位的其他人都可以檢舉你，完全你私人的事情都可以管你，現在這方面的情況好多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確實，個人受法律保護的個人、私人領域是在逐漸的形成。

　　西方的歷史，市場經濟秩序是自發形成的，它在那個漫長的過程里，逐漸的形成了一些規則，互相要守信用、等價交換等等這些規則，逐漸的形成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就是看不見的手，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只要大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時如果發生了侵害別人利益的事情，就會受到譴責，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慢慢都會守規矩了，形成了一些規則，結果的效果是最好的。市場經濟的規則是生長起來的，並不是政府製造起來的，政府的責任是保證這個規則的遵守，懲罰違反的人，為個人和企業從事經濟活動、展開公平競爭，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像自由主義哲學家賓塞爾就說過，政府的責任不是為公民提供幸福，政府沒有這樣的責任，政府的責任是保護人們去追求幸福的自由，你讓大家都去遵守幸福的自由，你去保護它，如果受到侵犯的話，就對那些侵犯的人進行懲罰就行了，不要政府自己去提供幸福，你業提供不了。

　　西方長期的傳統，尤其是英國，就是政府不參與、不干涉經濟活動，就是管裁決糾紛，就是管法律，另外就是收稅。政府的情況不一樣，中國從秦朝開始就是政府管一切的。在政府管一切這樣家長式的管理秩序，完全是人治的秩序下，市場經濟的秩序是不可能產生和形成的。我們現在的問題，從清末民初之後，開始搞市場經濟，然後解放之後中斷一個時期，現在又開始，怎麼繼續退向前，這是我們面臨的問題。

　　從現在的情況看起來，秩序遠遠沒有形成，規則還很不完善，已經有的也沒有得到遵守，很多所謂的規則不是規則，而是相反的東西，是一些人治的東西。總得問題，還是政府的權力太大了，像是葯監局是特別明顯的例子，鄭筱萸，現在在審判他，原來是葯監局的局長，他下面幾個局長都是一窩貪官，這一窩貪官把中國的藥品市場搞的亂七八糟，他們居然有這樣的能耐。他們上台之後，就開始搞新政，所謂的新政就是地標改為國標，地方沒有權利批葯，全部是葯監局批，然後重新認證，以前認證的都不算數。最後所有的藥廠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葯給他認證，但是要花很多很多錢，幾百萬一個批文，他通過這個過程，他們自己也受賄。

　　我看到報紙上說，審判他們主要的一個罪名就是玩忽職守，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重新搞批文，在三個月內他們居然可以批十幾萬的藥品批文，怎麼可能審查呢？完全不可能審查，最後就是藥廠用錢去買，這個葯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藥廠通過這個過程，很多老葯改一個名字，然後提了幾倍，甚至幾十倍，造成藥價飛漲。這些葯怎麼推銷出去呢？廠裡面就派出了大量的所謂醫藥代表去醫院推銷，給醫生回扣、給醫院回扣，這批錢最後落在誰的頭上？消費者的頭上、病人的頭上。02年他們上台之後，葯價飛漲，看病貴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成為一個怨聲載道的問題，其實跟鄭筱萸等這些人的做法是有直接的關係。

　　我就想不通，如果說一個法治社會，他們怎麼可能做到這一點？造成這麼大的後果？不可能的。所以這一點，就充分說明我們市場，那種真正的市場經濟的秩序、健康的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離這個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市場經濟成熟的過程，就應該是政府權力逐步受到限制、逐步退出經濟領域的過程。事實上，什麼地方政府管的少，對經濟管的少，那個地方市場經濟的秩序就好，就有成效。

　　這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尊重生命的價值，秩序的重建，從人治到法治。第二個方面，我想講一講尊重靈魂的價值，信仰的重建，或者說是道德和信仰的重建。

　　現在我們這個社會，我覺得確實也是一個問題，普遍感覺道德水平很低，很多人不講道德，另外就是缺乏信仰。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這個根在什麼地方？人是應該有信仰的，應該講道德的，因為人是有靈魂的。所謂人有靈魂，就是說人是有一種精神上的要求，他並不僅僅是要過一種物質生活，像動物僅僅是過一種肉體生活，吃飽了、吃好了，這樣過一輩子，在人來說，任何人都不甘心的，按照人的本性來說，是不願意這樣過的。

　　人的這種對精神上的要求，要自己過的有意義，這樣的要求就是人的一種靈魂追求。應該可以說是人身上的神性，人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上帝，基督教相信有上帝，其實這是因為人身上有這種追求，有這種神性，這種神性一定有一個根源，所以就創造了一個上帝，必定是有一個來源的，那麼這個來源可能就是上帝，這個宇宙同樣有精神性的本質，就把它叫做上帝吧。人的這種靈魂的追求，如果用別的東西來解釋很難解釋，用進化論來解釋是解釋不了的，猴子怎麼變人的，我們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人的大腦怎麼產生，也可以用進化論來解釋，人的大腦為了適應外界複雜環境，人用自己的頭腦去對付，頭腦就越來越複雜，最後就形成了大腦。你可以這樣來解釋，但是人的靈魂追求，怎麼樣用進化論來解釋，沒有辦法解釋。

　　往往是這樣的，有精神追求的，對意義的追求看的很重的人，其實從進化的角度來說、從生存鬥爭的角度來說，往往也許是不利的，一個人太看這個東西，往往在實際生活中會倒霉，不一定是符合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存。歷來的哲學家，西方的哲學家，或者是基督教的神學家，他們想像有一個上帝，有一個最高的精神世界，其實很大的程度上是為了解釋為什麼人會有這樣的要求，這種精神上的要求。我想一個人，我們不管相信不相信基督教，信不信某一種宗教，但是我們起碼要承認這一點，就是人確實有一種更高的生活，比純粹的物質性生活、世俗性生活更高的生活，人應該也能過那樣的生活，不僅僅是過物質生活，這一點我們應該都承認。你承認了這一點，應該說你就是一個有信仰的人。

　　人身上的靈魂的追求，人有神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表現在人是有道德的。人身上的這種神性，這種精神上的追求和要求，正是人高貴的地方。我寫過一篇文章，人的高貴在於靈魂，這篇文章被中學課本收進去了。關於這個問題，人的尊嚴、人的高貴，講的最好的可能就是德國的哲學家康德。康德講人是有尊嚴的，人身上是有神性的，他是怎麼說的呢？他認為人實際上就是兩部分，一個部分人是活在現象世界的，作為現象世界的人是肉體，是跟其他的生物差不多的，你是要服從自然規律的，是不自由的，你餓了就要吃，你的慾望都要得到滿足，這是生物性的規律，你沒有辦法，你是不自由的。但是人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人是有靈魂的，人是活在本質世界、本體世界，不光是現象世界，作為本體世界的人是自由的。從哪裡看出是自由的呢？他說人可以為自己的行為立法，人自己的行為，他可以給自己的行為立法，你應該怎麼樣去做，怎麼樣做是對的、怎麼樣做是錯的。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是不可能這樣做的，完全是自然來支配他的，但是作為一個道德的人，他是可以為自己的行為立法，而且人為自己的行為立法，和自然的法則往往是相反的。

　　自然法則要人利己，要為自己的利益趨利避害，但是作為道德的人、本體世界的人為自己立的法是要愛別人、同情別人，做的事情要真能符合道德，用康德的話來說，你這個行為，你做的那個事情，如果說全世界每個人都按照你這樣來做的話，也都是正確的，這個世界會變的更好，你應該這樣去行動。所有的人都按照你這樣做法來做，人類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實際上當你做一件事情時，你的行為可以推廣，可以作為榜樣。從這一點來說，人是自由的，人的高貴就是在於這裡。

　　他提出了一個很著名的命題，就是人是目的，永遠不能把人當做手段，他說的人是目的，就是作為本體世界的人，作為靈魂的人。人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比較低級的部分，是生物學上的人，另外還有一個精神的人，這個精神的人是人真正本質所在，這才是真正的人，這個人是目的。你永遠不能把這個人作為手段，無論是你對自己來說、對他人來說都是這樣，你對自己來說，你永遠把自己更高級的部分，更作為人的部分，靈魂的這個部分，當做目的，你不能為了比較低級的部分、生物學的部分、肉體的部分，為了他你就出賣你作為靈魂的部分，你就不要那部分了，把它作為手段了。

　　把高級的部分作為手段去為低級部分服務，你就沒有把自己當做目的，就把自己當做手段了，不能這樣做。對他人來說也是這樣，你要把每一個人都看作是一個靈魂的存在，我們平時很少是這樣對別人，互相之間對待，別人是有靈魂的存在，你要尊重他，把他當做目的，你不能把他人作為滿足自己的慾望、自己的利益的手段。當你這樣做的時候，你實際上把他人作為手段了，而且不光把他人當做手段，你是把人性中高級的，那個好的東西，真正人的部分，作為手段了，你是貶低了所有的人，也貶低了你自己。如果一個人不尊重他人的尊嚴，你是不尊重所有人的尊嚴，包括你自己的尊嚴。

　　真正講道德的基礎，我覺得真是靈魂的高貴，是人的尊嚴。這一點我們以前強調的很少，我們講道德，往往容易從意識形態著眼，一些具體的道德規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守紀律等等，這些東西都是表面的東西，而且在我看來它還不是真正的道德，它是意識形態。真正的道德應該建立在人性的高貴上，對人的尊嚴這種意識上，這是真正的道德，這是道德的根，人要活的高貴，活出人的尊嚴。我說的高貴，就是能夠意識到，而且在行為上體現出人的尊嚴，這是一個大寫的人，是一個精神性的人，不光是肉體的人。我相信靈魂高貴的人不但是尊重自己，而且一定是尊重別人的，高貴的人有一個特點待人平等，把所有的人看作是有尊嚴的人，必然對人平等。其實一個人尊重他人，也就是尊重自己，一個尊重他人的人，他在這種尊重中就體現出一種自尊來，體現出一種人的尊嚴來。

　　高貴這樣一個價值，在我們這個時代談的很少，我們說的高貴都是物質的高貴，豪宅、名車，好像那就是高貴，那算是什麼高貴，不過是錢多一些而已。有一些人是精神上的貧民，我們應該做精神上的貴族，做精神上的有錢人。歐洲中世紀等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人首先要活的高貴，你看真正的貴族，其實靈魂上也是很高貴的，他是非常有尊嚴的。法國革命的時候，當時法國皇帝被判了死刑，路易十六，他的夫人上絞刑架的時候，不小心踩了一些劊子手的腳，她本能的就說了對不起，我覺得這就體現出了一種尊嚴，我死的時候有一種尊嚴，我尊重你，這裡面正是有一種自尊。

　　相反，如果一個人不把別人當做人看，實際上就沒有把自己當做人。我覺得現在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有一點錢，有什麼了不起啊，開著寶馬橫衝直撞，這種事情發生很多，寶馬車壓死人，然後無所謂，好像他是多麼高貴似的。一個沒有靈魂的人，往往用物質來衡量自己的價值，因為他沒有靈魂，就認為物質是最重要的東西，其實這種人是很可憐的。

　　我就覺得從道德上來說，人的尊嚴這個觀念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都講中國的誠信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道德規範就是誠信，沒有誠信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市場經濟。中國誠信的缺失是一個老問題了，從我們的情況來說，這個問題其實我跟別人爭論過，有一年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做了一期特別節目，討論誠信問題。當時發了一百份的問卷，給知名企業家，讓大家回答一個問題，你認為中國現在最缺失的是什麼，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誠信、信任。做節目的時候，我提出一個觀點，我說中國其實缺少誠信不是今天開始的，並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我們的文化傳統里就有這個問題，當時就有人跟我爭，我們儒家，孔子的學說里是很講究誠信的，確實，仁義禮智信，《論語》里就有這樣的提法，我也查了一下，《論語》里確實提守信用意義上的「信」，有十幾個地方，談到這個問題。

　　但是，我看那個信，往往是放在忠後面，信這個東西，是服從於等級秩序、服從血緣關係，擺在次要的地位。我自己認為，中國的傳統里還是缺少個人的尊嚴，每一個個體都是具有尊嚴的，這個觀念我們確實是缺乏的。誠信的問題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一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當時嚴復談的很多，他說中國人往往在一起就喜歡鬥心眼，玩技巧，互相之間不信任，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書生去考試，那是科舉考試的時候，到了一個考試的地點，場所是宮苑，非常臟，或者覺得考官很不公平，考生都有意見。大家說明天開始我們都罷考，都不要來，大家都說好了，回到家裡，第二天他就想，他們都不去，我去，我就不百分之百考上了嘛，到了那裡一看，個個都來了，每個人的想法都一樣，都覺得別人不會去，自己去。約定的事情，違反了之後自己能夠得利益，就必然去違反，沒有誠信可言。

　　他說，我們中國人聽到別人說他不老實，會騙人，不感到羞恥的。西方人最羞恥的，就是說他撒謊了、不老實，這是終身的恥辱。一個人如果這樣被人說很難受，如果是被誣衊的，是會暴跳如雷的。他說中國人不一樣，罵你狗娘養的、他媽的，你會很生氣，但是如果說撒謊，他也不會很生氣。所以中國以撒謊為本能，為守信用為笨拙，他說結果西方很多好東西到了中國之後，就完全的變質了，比如說公司，公司制度是西方非常好的制度，但是到了中國之後，哪怕是兩個人辦公司也是互相欺騙。那麼這個問題，實際上很多西方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有提到過，中國人的誠信缺乏問題。法國哲學家門德斯鳩，在「法的精神」里說到過，中國人的生活以理為秩序為指南，但是他們是地球上最為騙人的民族，沒有一個經營貿易的國家敢於相信他們，在中國用暴力奪取是禁止的，但是靠狡詐欺騙得到的是許可的，中國人都互相提防，生怕受騙。

　　德國大哲學家韋伯也談到過中國人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不誠實，中國人之間的一切信任，都建立在親戚間的信任上。我覺得他最後這句話，真的是點中了中國人的要害，中國人也有誠信的時候，但是這種誠信主要是限於熟人社會，而且是服從宗法關係。我就覺得我們要分析起來，為什麼誠信會缺乏，有兩個根源。一個就是從制度層面來說，市場經濟的秩序還沒有形成，我們的誠信以前都是熟人社會，小村莊、小地方、小鎮，互相大家都認識，這個時候欺騙別人不好意思，而且你騙了一次，就是這麼一個小範圍，人家以後不來買你的，你就沒有生意了。所以在熟人社會裡，我們以前的道德還能管用，宗法關係的道德關係還能管用，但是到了開放社會，大規模的市場經濟，你就不能靠這種熟人之間的關係了，你必須要靠規則。

　　這是一個根源。另外一個根源，從文化層面來說，就是人的尊嚴觀念缺失，你說什麼是誠信，誠實守信用，也就是說我跟你打交道的時候，我把我的真實想法都告訴你，並且我告訴你我一定會對他負責的，我一定會做到的，我把我真實的想法告訴你，這就是誠實，而且我一定會對它負責任的，這是守信用。當我對你這麼說的時候，我是很自尊的，自己一個有尊嚴的人跟你說的。什麼是信用？就是我跟你打交道的時候要求你把真實的想法告訴我，而且我相信你一定會對它負責任。誠信的關係，實際上是建立在打交道的雙方所共有的人的尊嚴的意識基礎上，如果沒有這樣的意識，就不可能有誠信。

　　一方有尊嚴，另外一方沒有尊嚴，怎麼辦？我們現在往往會遇到這樣的事？我很有尊嚴，我很自尊，但是他不自尊，我對他還要不要講誠信？我說還是要講，怎麼講呢？就是我告訴他，你是一個沒有尊嚴的人，我不跟你打交道。

　　中國的道德和西方的道德有一個很大的區別，西方人的道德實際上它是一種宗教，是有宗教背景的，他講要對上帝負責，上帝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我所有的行為上帝都知道，所以我在上帝面前一定要做得好，哪怕在沒有任何人監督的情況下，上帝監督著我。他是有這樣的信仰作為背景的，這是跟西方哲學傳統有關係的，他們哲學所謂形而上學，要追問世界的最高本質是什麼。而中國的哲學是比較局限於社會的層面，中國最主要的哲學是儒家哲學，儒家哲學可以說整個就是一個道德哲學、倫理學，儒家的道德主要關注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怎麼樣能夠維護好這個社會的秩序，這樣一個宗法等級的秩序，他關注的是這個問題。

　　中國和西方這種道德的區別，一直是延續下來了，我們哪怕在改革開放以前那個時代，應該說道德的狀況沒有現在這麼亂，那個時候比較有秩序。但是那個時候的道德，其實也是局限在維護當時社會秩序這樣的一個層面上。當時所謂的信仰也是這樣的，其實認真的說、嚴格的說，改革開放以前的那個時代，嚴格說是沒有信仰，不是信仰，是意識形態，所謂的信仰，是每一個個人，在人生的意義問題上，為自己尋找到一種最高的意義，它解決的是你的生死問題，比如說面對死亡，人生還有什麼意義，人生的終極意義是什麼，靈魂和肉體的關係，到底人生的意義是肉體的生存還是有更高的意義，精神的意義，這些問題是關係到信仰的問題。

　　但是我們以前的意識形態是解決社會層面的問題，不是解決形而上層面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嚴格來說還不算是信仰。現在到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時代，這個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我們不能再用意識形態來指導我們的人生了，你用它來繼續指導社會當然還可以，它還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指導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信仰的問題我覺得就要交給每個個人了，你每個人要自己去解決信仰問題了，你每個人要自己去解決人生意義的問題，活著到底為什麼。以前沒有這個問題，起碼錶面上沒有這個問題，黨都給你解決好了，一切交給黨安排，你就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吧，以前是這樣來解決的。

　　但是現在你如果還這樣解決的話，不可能了，當然交給黨安排也好，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也好，基本上還是一個社會層面的東西，共產主義它嚴格的說來不是一種人生觀，是一種社會歷史觀，什麼樣的社會是好社會，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並不是解決什麼樣的人生是好人生，是一種正當的應該追求的人生，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而以前我們混在一起了，現在這個問題就顯露出來了，需要每個人去追求自己的信仰，去問我到底為什麼活著。信仰問題交給了每一個個人，現在是這樣的一種情況。

　　總得來說，我認為這是一種進步，不是退步了，問題暴露出來了，按照本來的意義來說，信仰應該是每個人個人靈魂中的事情，它不應該是一個社會統一規定的事情。但是現在我們遇到這樣了一個問題，因為中國沒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沒有自己形而上意義上的信仰，沒有這樣一種東西。現在有人說，把儒家修修補補，改造一番，成為現在我們中國人的統一信仰，可能嗎？我覺得不可能。首先它就解決不了現代人很多複雜的問題，其次就是可能的話，你真的能統一的話，儒家本身我的看法，它仍然是一個社會層面的東西，不成為解決人生意義的根本信仰，所以我說不可能。

　　我們沒有自己本土的宗教怎麼辦？我就說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個人解決的問題，有的人信了基督教，真誠的相信，也可以，有的人相信了佛教，有的人什麼宗教都不相信，但是很嚴肅的對待人生問題，自己在思考。比如說我，我什麼宗教都不相信，但是我在很嚴肅的思考這些問題。對於我來說，哲學就是一種方式，哲學本身還不成其為信仰，還沒有走到信仰這個位置上，但是是走在信仰的途上，思考人生的根本問題，為什麼活著。我覺得這樣都是可以的，只要是認真的、誠實的，都是可以的。

　　現在這個時代，有一些人信宗教，其實他也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我說有沒有信仰，你不能根據是不是相信宗教，信某一種宗教來判斷，信宗教的人里有有信仰的人，也有沒有信仰的人，不信宗教的人里同樣也有有信仰的人，也有沒有信仰的人。很多人相信佛教，有些實際上是在謀利益，前幾年我到過普陀山的寺廟，那是一個很壯觀的佛教寺廟，當時和尚都在那裡做法事，中間休息時他們出來，有一個小和尚坐在我旁邊休息，我問做法事挺累的吧，他說是啊，賺錢真是挺不容易的。他很可愛，很誠實就說了，他把這個事當做職業了，你可以看到佛教里的一些人，以宗教為職業的人，他們並不是把它當做信仰，真的是把它當作一個謀利的事。

　　我就認識一些和尚，所謂的高僧，他們奔走於權門和豪門之間，為自己謀利益，賺大錢，這樣的人真的不少。兩年前我陪西藏的一個活佛去五台山，這個活佛從來沒有出過西藏，沒有到過內地，他終身的理想，他還很年輕，前年29歲，一個很有智慧的活佛，讀了很多書。聽他的上師說，他是地藏王的轉世，他的理想就是要去五台山一趟，前年我的朋友就幫助他實現了這個理想，陪他一起到了五台山。他看到的景象是什麼樣的景象呢？因為五台山是藏傳佛教、漢傳佛教都有的，這些喇嘛在做什麼事呢？有的打手機、有的打撞球，真的是亂七八糟。我問他有什麼樣的感想，他說有兩點，第一點我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來到了五台山，第二點我不知道這些穿著跟我一樣衣服的人，在這樣嘈雜混亂的地方，怎麼想佛的道理，他說想不明白，覺得這些人不可能這樣做。

　　有些人燒香拜佛，有一個很實際的願望，就是要求佛為他們做什麼事、實現他們什麼願望，為中國作家的話史鐵生的話來說，他們在向佛行賄，這就不是真的信仰。真正有信仰，你是什麼樣有信仰，誠實的面對信仰的問題，你就去思考，另外一點，你就是要有做人的原則，你要相信人身上是有神性的，不光是有動物性。你不能褻瀆了你身上的神性，不能褻瀆了人身上的這種尊嚴，要有所敬畏，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時間差不多了，兩個小時，接下來我們交流吧。

現場觀眾問答

　　主持人：下面的時間，我們有半個小時提問的時間。

　　現場提問1：在馬王堆博物館我看到一個現象，當時不斷有中文提示讓遊客在拍照的時候不要使用閃光燈，但是有一些外國的遊客在沒有提示的情況下沒有使用閃光燈。這引起了我一個思考還有憂慮，能不能這樣說，有一天在中國的國度發現對自己的文化、文明缺乏一種自豪感，或者說不知道中國的文化到了那裡，有沒有人到韓國、日本尋找回原本優秀的中國文化？對此您有什麼樣的看法？另外在人文精神的道路上，中國人應該怎麼樣去走，才能做到像是嶽麓書院的門聯，更大範圍來說為中國有才於當今更盛？謝謝。

　　周國平：提出了一個難題，其實也是我的困惑。中國的人文精神怎麼發展，這個前景是樂觀還是悲觀，我想強調一點，我們中國當然有我們中國自然的優良傳統，包括孔子的學說里也有很多好的東西，但是就是在精神的這個層面上，我想強調一點，我們不要有太多的民族主義，能夠有更開闊的胸懷、更開闊的眼光。實際上不管是哪一個民族最優秀的思想家、偉人，包括孔子，他們思想中的最好的東西肯定是屬於全人類的，他是解決全人類的問題，他不是解決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問題，其次好的東西才是解決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問題。那麼那些最好的東西，肯定是屬於全人類的，我們中國是這樣，像是德國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他有一本著作「大哲學家」，裡面有一章分析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包括孔子，他認為孔子的這些東西，不僅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包括對人文精神這個問題，我想世界上就象西方人文精神中，我們所缺乏的那些東西，我們把它學過來、拿過來，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我們自己的優點並不為因為我們去學別人好的東西改正自己的缺點，那些優點就沒有了，不會的，我們的優點會更加的發揮出來。所以我們要更加的開闊一些，來看待這個問題。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就有你說的那種威脅了，也許有一天我們要到別的地方尋找優良的東西，現在實際上已經有這樣的趨勢了，因為中國的傳統，這幾十年來被中斷了，所以很多東西在日本、在韓國、在台灣可以找到，在我們自己這裡反而很少了。

　　現場提問2：周先生您好，有一個問題今天想請教你。記得羅曼羅蘭曾經說過，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看透生活真相之後仍然熱愛生活的人，通過您的作品，我想一直在為之奮鬥而且走的很遠的人。您在探討人生真諦、探討人生真相的路上，怎麼做到面對種種困惑，做到不憤世、不嫉俗？

　　周國平：我想我還仍然沒有做到，仍然還在奮鬥的路上。我覺得尼採給我很大的啟發，應該說我天性比較悲觀，這和我的性格有關，我從小很內向、很敏感。外界受了挫折，就是自己不能發散出去，非常難受，很早就考慮死亡的問題，很早就考慮人生怎麼是這麼一回事。很早就有絕望的感覺，自從我知道有一天我也會死，變成什麼都不存在了，永遠不存在了，自從我知道這一點之後，我真的就覺得生活很虛幻，就有這樣的感覺。

　　這是我小學的時候就有的感覺，所以應該說我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同時也促使我去進行思考。我和尼采比較共同的就是這一點，就是我不甘心，一方面我覺得人生是很悲觀的，在最後的結局是很悲觀的，另外一個方面，我真是覺得人生太有意思了，太願意經歷人生各種事情了，這種喜歡我覺得可能不是一種理論的東西，是一種本能，我想還是說明我還是很有生命力的，我還是很享受人生。這兩種矛盾的東西，就促使我去思考。

　　我想我其實還是在矛盾中間，一方面我可以說看到了人生的真相，所謂的人生真相，可能就是像尼采說的那樣，人生從終極的角度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那麼一個過程，個人來說是這麼一個過程，活一場，死了不存在了。所有的科學家、哲學家都已經斷言，人類是要走下坡路的，最後是要滅亡的，大自然是這麼規定的。當然這很漫長，這個時間很漫長，但是是必然的路，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沒有意義，人生背後的真相確實就是這樣的。

　　但是，我想人生就是兩個方面，尼采說的那樣，這是對人生命力、意志力的考驗，當你看到人生的真相，仍然可以無畏的跋涉在虛無的荒原上，這就是一種考驗了。最後我想說的，其實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理論問題，因為我還是塵緣未盡，還是喜歡人生，生命的本能在起作用，我就是愛這個人生。所以不管最後理論上我看到人生如何虛無，我仍然是愛這個人生，因為這種愛，所以我能保持我這樣的狀態。這有什麼好處呢？我看到人生虛無之後，在我執著喜歡人生、熱愛人生的同時，能夠保持一種超脫，這可能是悲觀的那一面帶給我的好處，我再熱愛人生，我也看到它是有限度的，因為這個限度，我不會太沉溺於裡面，一旦我遇到了挫折、遇到了苦難，我能夠跳出來看，不過如此，最後結果是一樣的，這一點算不了什麼，我能這樣看問題，有了超脫的一面很重要，反而可以保持一種比較好的心態，反而不容易被生活打敗，反而能夠讓我繼續愛人生，我想這是一種辯證的關係。

　　現場提問3：周老師您好，我是廣州電台的記者。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就我理解，西方的人文觀念，它講的更多是權利，平等、自由等，我們儒家的人文思想講的更多是義務、規範，比如像仁義忠孝。您覺得在二十一世紀是不是輪到西方社會向東方儒家思想學的時候呢？他們兩百多年來解放了人的思想，使人的創造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但是其實這並不利於社會的凝聚，而我們中國的儒家思想卻實現了我們中國幾千年的統一，您覺得在二十一世紀是不是已經輪到西方向東方儒家學習了？

　　周國平：我不認為。

　　現在有很多人有這樣的說法，說西方文明遇到了危機，要靠東方文化來拯救他們，連我們季老先生也說二十一世紀是東方世紀，我是不同意這樣的看法，我覺得這種看法沒有多少的根據。從你說的角度，為什麼以權利為本位的文化要讓位於以義務為本位的文化，這也根本沒有道理。其實，這兩種文化比較起來，我覺得以權利為本位的文化是更加的對頭。要說社會秩序的問題，其實我認為西方社會很有秩序，比我們更有秩序，社會基礎更穩固一些，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有規則，這樣的秩序是更好的一種秩序。

　　這個問題，東西方的爭論，我是不太同意這種爭論的，東方文化好還是西方文化好，雖然我剛才說了很多西方文化的優點、西方人文文化的優點，我的看法就是這樣的，人類社會越往前走，它並不是說越靠近西方文化，或者越靠近東方文化，而是越來越把各民族好的東西，把它融合起來，應該走這樣的一個方向。實際上也是這樣，越來越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的交流最後的結果，是各個民族好的東西，越來越成為全人類的精神財富，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現場提問4：周先生您好，我來自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專業的學生，謝謝您的講座。在第一部分您談到了建設法治秩序的問題，以及尊重人的價值的問題，請問在我們中國的這種法制進程里，中國並不缺乏法律，缺乏的是怎樣執法的問題，其實社會現象給了大家這樣一種視覺感覺，就是我們政府，或者說執法人員，他在這個過程里，他的執法是出現了很多問題的，由此造成了對很多生命價值的漠視，比如說幾年前很著名的孫志剛案件，我想在您看來，您覺得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官員，他們應該怎樣的去平衡這種執法，還有尊重人的價值，怎麼樣去看待法治與人性的矛盾？

　　周國平：首先法律和法治，我覺得是兩個概念。一個以人治為本位的社會，也有很多法律，有立法機關制定一些規則、一些法律，我想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這麼做的，但是這並不等於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對法治社會的理解，它有一個原則，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自由，所有個人的自由，這是它的基礎，也是出發點、原則。如果說你的法律是違背這個原則的，那這樣的法律恰恰構成了對法治的一種威脅，一種相反的東西。

　　你舉的例子實際上就有這個問題，孫志剛案件，收容條例，它作為一種法規，它實際上是違背個人自由的原則，所以實際上它不是法治的東西，它是法規，但是不是法治。通過這個事件，很多社會上的學者呼籲，最後立法機關把這個條例廢除了。我們生活中可能會有很多這樣的東西，我們慢慢發現它是違背法治原則的，這些東西在慢慢廢除，我們在逐漸這樣的走，在慢慢進步。作為具體的行政機關來說怎麼做，這就要看他的水平問題了，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他水平高，應該盡量的把那些違背法治的法規低調處理，因為他是其中的人沒有辦法，又不能廢除它，應該這樣來保持自己的一個立場。

　　現場提問5：您好，周老師，我曾經拜讀過您的作品，很多都是很認同您的觀點，今天很榮幸能夠聆聽您的思想。

　　我一直有一個困惑，可能這是一個很幼稚的問題，我們人類其實是很偶然誕生的一個生物，按照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人類究竟活著有什麼意義？我們人類活著有沒有一種終極的意義？為什麼？我也對宇宙學、天文學感興趣，也有了解，最前沿的科學家，宇宙學權威專家斯蒂芬霍金，地外智能生命體存在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在外星球存在一種比人類更高智商的另外一種生命體，整個宇宙漫無邊際，請問您對此有怎樣的看法？您研究哲學的最終極目標是什麼？謝謝。

　　周國平：這兩個問題我都回答不了，所有的哲學家也都回答不了。其實這就是為什麼要有哲學存在的理由，這是永遠的困惑。第一個問題，人類存在的意義，或者是我們每一個人個人人生的終極意義，這就是哲學要追問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是哲學回答不了的，實際上所有的哲學家在終極這個問題上給不了答案，如果給你一個答案，往往這個答案是宗教的答案，他要向宗教求援。光是從哲學的角度來說，人類的終極存在意義你要找它的話，就要找到一個永恆存在的東西，這個東西要擔保人類存在有永恆存在的意義，那麼這個東西是什麼呢？哲學家們往往把它說成，就是給你答案的人，他們往往說宇宙是有一種精神本質的，宇宙不僅僅是一個物質的宇宙，你剛才說宇宙是一個物質的宇宙，非常偶然在一個星球上產生了人類，然後必然又把它毀掉，這是物質的宇宙，自然科學的解釋。

　　如果要否定這樣的解釋，就必須要找到一樣東西，它是宇宙的永恆精神，否定了自然科學的解釋，那麼這個解釋是什麼呢？用柏拉圖的話來是一個理念世界，用基督教來說就是有一個天國有一個上帝。只能找到這樣的答案，否則你這個問題就是自然科學的問題，是一個悲觀的答案。要不就是不給答案，我現在就是不給答案，我覺得兩種可能都有，我不知道那一種是對的，我希望基督教、伯拉圖的答案是對的，這樣我覺得還有一點意思。

　　關於世界，霍金的宇宙學，我也看過一些，我們就不詳細講了，這是一個讓人感到很迷盲的問題。實際上宇宙是沒有界限的，是永恆的，在哲學上是這麼看的。但是霍金給了一個解答，宇宙是有限的，它是有開端的，這個解答我覺得是一個自然科學家的回答，因為他說大爆炸把宇宙以前所有的信息全部吸收了，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以前是怎麼一回事，以前就等於不存在，它有一個開端，這是自然科學的一個回答。

　　現場提問6：周老師您好，您剛才說人性的高貴和尊嚴是根，但是現在中國不是知識分子的人還有很多，如果你要向農民解釋人性的高貴和尊嚴，讓他來提高自身的道德，你會如何向他解釋？我是華南農業大學的學生。

　　周國平：其實很多沒有文化的人，包括農民，他們對這個問題，自己已經有很樸素的理解，就是這個人不是人，但是人要像一個人，不能做不是人做的事情。

　　現場提問7：周教授您好，謝謝您的精采演講和種種教誨。作為一個老黨員、老同志，我想向你請教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我清楚的記得，毛澤東時代甚至於包括國民經濟面臨崩潰邊緣的十年動蕩時期，中國也不存在所謂新的三座大山，政府公務員和企業職工看病是免費的，大學教育包括農林牧副漁，還有師範大學都是免費的，買房子也不貴。然而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引以為榮，但是相反，在朱鎔基時代，我們國家什麼都要錢。這一點我就不理解了，經濟那麼困難，看病不要錢，現在經濟高度發達了，反而要錢了。我覺得中國社會的轉型，朱鎔基轉壞了，不是轉好了，這個問題請周教授能夠給我指點一下。

　　周國平：我也認為近幾年轉型的過程中，像教育和醫療，完全轉錯了方向。教育和醫療，在任何國家它的主體都是一個公益事業，不能市場化、不能產業化。但是我們提出了產業化的口號，而且實際上也是這樣做了，可是它又是一種畸形的產業化，實際上還是壟斷的，醫院和教育實際上是壟斷的，它利用壟斷的優勢去產業化，必然是腐敗。所以這兩年教育和醫療問題，我認為正是最嚴重的，這種腐敗直接關係到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也確實是我們最痛恨的。

　　現在因為醫療呼聲實在太高了，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教育我覺得動的還不夠，其實教育的問題也是非常多，教育怎麼能產業化呢，現在開始在做這些事情，但是這已經是幾年下來，形成了一個產業鏈了，現在要解決很困難。我是同意你的意見。

　　現場提問8：周老師您好。我想就您的演講說兩點我的看法，第一贊成你提出的對信仰的構建，大家都知道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是沒有信仰的，我不認為中國即將有一個信仰重建的過程。第二，法治社會，在建立法治社會之前是如何促成人的道德問題，你剛才談到我們要建立怎樣的法治社會、建立市場經濟，在這之前我個人認為，如果在道德層面沒有一個更大的提高，即使建成法治社會，這個法治社會的法律並不是保護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是成為一個極端的暴力機關。

　　我的問題是，一直以來我很希望成為像您一樣的學者，在我人生的轉折之際，很不幸我的恩師告訴我一句話，他說在中國做一名學者，或者要去做學問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們都是被體制化了的。當時，我幾乎面臨整個人，之前所建立東西的一個崩潰。老師說你們被體制化了，我就無法找到自己的去向，因為我不知道能否有這樣一個做學問的，在中國能夠進行下去，我很迷盲，希望能夠得到老師的指點。謝謝。

　　周國平：第一個問題，其實信仰的問題，我說的重建信仰，並不是說在中國要倡導某一種宗教。中國是沒有本土宗教的，佛教和基督教都是傳入的，而且佛教從印度傳入之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宗教的內涵薄弱了一些。我具體就不說了。

　　我就說你最後一個問題吧，體制化，你的恩師怎麼能這樣對你說呢？你是一個活生生的個人，一個人被不被體制化，主動權在他自己，在體制內你也可以是一個邊緣人物，你可以主動的邊緣化。比如說我。

　　現場提問9：我慕名而來，我不想失望而歸。我的問題三個層次，第一，我想您對人文精神和中國社會轉型，用解題、析題模式來進行總結，使我們心裡有一個底，像是寫論文第一段的關鍵語。第二，我看過您寫的自轉，包括您的北大歲月那一段，我個人的感覺，像這樣的知識分子，對於社會轉型他存在一個適應不適應的問題，就是所謂適應社會轉型的知識分子和不適應社會轉型的知識分子，和人文精神關係好像不大，因為在您那個歲月有人文精神的知識分子好像多的多，但是對社會轉型無能為力，包括郭沫若，您是否適應社會轉型，或者您認為作為知識分子怎樣適應社會轉型？像于丹這樣適應的，可能是一個知道分子。您覺得這樣的知識分子怎麼樣？最後一個層次的問題，關於文化復興，或者是文藝復興的問題，現在講的鍍金運動，或者是漢服運動，這樣的文藝復興會對中國社會轉型帶來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謝謝。

　　周國平：我覺得跟恢復中國傳統文化沒有關係，那是在做秀，做中國傳統文化的秀。

　　知識分子和社會轉型的關係，怎麼樣一個態度，我覺得這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我不是從每個個體的角度來說這個問題，我是從整個社會的轉型和人文精神的關係，那麼個人對這個轉型是順應，還是不順應，我想順應社會轉型是有不同方式的，這就體現了個人的一種追求、個人的一種品位，這很難有一個一律的做法。如果說到知識分子在這個轉型過程中的作用，我想如果真正是有自覺承擔自己責任的覺悟，其實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包括文化的重建，我今天沒有講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比較多了，我就不講了。

　　最後我說一說你最後一個要求 ，概括一下我的命題。我是這樣想的，中國社會轉型我們目前主要還是一個經濟轉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做的最著力的一件事。但是，為了能夠完成這個轉型，我認為必須，第一，在尊重生命價值的基礎上，從人治向法治這樣一種秩序的轉型，要完成這樣一種秩序的轉型。法治的社會秩序，它的思想基礎，就是對每一個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這是第一點，要完成這樣的轉型。第二，要完成從意識形態向個人信仰的轉型，我們以前和計劃經濟相適應的秩序是人治，和計劃經濟相適應的人這種精神生活是意識形態，現在應該完成從意識形態向個人信仰轉變這樣一種轉型，就是把信仰變成每一個個人的尋求，而不是一種統一的要求，要完成這樣的轉型。

　　這是我今天講的主要內容。其實還有第三點，在尊重頭腦的基礎上，完成我們的任務，從實用型的文化向創造性文化的轉型，我今天沒有說，我就這樣表述吧。

　　主持人：好，最後一個問題。

　　現場提問10：周老師您好！我是華南農業大學哲學系的學生，很高興今天能夠聽到您的演講。剛才您提到信仰的問題，講到中國是沒有本土的宗教，我想您看儒家文化，其實深入到每一個中國人的意識當中，您認為不認為儒家文化它是一種宗教？有儒教的說法，還有那麼道家算不算中國的本土宗教呢？信仰的缺失問題，中國有信佛、信道教等不同的人，這是很實用的，你信仰它是對它有所求，而西方似乎比較靈空一些，中國人就是比較務實一些，但是為什麼我們這種務實的信仰，卻不能得到很好的發展傳承呢？謝謝。

　　周國平：我是認為儒家和道家都不成其為宗教，還沒有達到宗教這樣的一個水平。儒家基本上是一個文明、是一個道德，我對宗教的定義，它是解決終極問題的，不解決終極問題就不算宗教，靈魂所追問的那些終極問題才是宗教，儒家不解決終極問題，是解決社會倫理問題，孔子說生的道理還沒有說明白，怎麼還想死的問題。道家我也不認為是一種宗教，老子、莊子，尤其是在莊子那裡，是帶有審美的人生哲學，它也是沒有給你解決終積問題，他是把終極問題迴避掉、模糊掉，不追問它。到後來道教，中國是有道教，但是我認為是一種迷信了，因為它是想讓肉體不朽，真正的宗教是靈魂的問題，但是道教它是煉丹，練各種功夫，做到長生不老，這應該說是一種迷信，而不是一種宗教了。

　　主持人：我知道還有很多同志要提問，所以我只好阻止你了，可以單獨再請教。周老師的課講的怎麼樣，我再做更多的評價，也是多餘了，剛才會場氣氛的熱烈，大家的掌聲和提問，已經做了很好的回答。

　　我們最後以熱烈的掌聲對周老師表示衷心的感謝。

　　今天我們的廣州講壇就到這裡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