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

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按什麼標準來比較，確實很重要，我們知道，按時間比，是縱向的比，按空間比，是橫向的比。 　　縱向的比就是和解放前比，在我前面的文章中曾經有這麼一段文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經過近百年的積累．1949年工業固定資產只有128億元，而到1952年就增長到158億元。這三年增加的工業固定資產大約相當於過去近百年積累的固定資產的四分之一」。足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問題。而某些人認為「洋火、洋釘、洋油」是被誇大的事實，實際不是這樣，這些小東西，當時中國確實能夠生產，這點東西能有什麼技術含量呢？可是就這麼點東西，卻不能自己自足，大多數老百姓用的仍然是洋貨。比如「洋油」吧，舊中國也產油，延慶油礦在舊中國很有名，可偏偏外國專家認為中國就是貧油，連日本人佔領了東北也不知道眼皮底下有一個大油田，可就是在毛澤東時代，接連發現了數個大油田，我記得在當時的備戰條件下，這些油田還有軍事單位編號，說毛澤東不尊重人才、不尊重科學，那麼李四光是怎麼回事？舊中國也有建設，但是建設的廣度和深度是無法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的，日本人在東北的工業建設確實也不錯，可不是為中國人建設，而是服務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江南造船廠能為美國造萬噸輪，那是在1918年，可是為什麼國民黨用黃金購置的大量機械設備實際上在後來被長期閑置呢？為什麼反倒後來沒有為中國人建造一些象樣的軍艦商船呢？作為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工業企業，江南造船廠後來不僅斥重資購進了全套的美國設備，所有款項要分30年還清，可是偏偏生產就萎縮了？！不得不每年造兩三艘民生公司的200噸級小船混飯吃，連當時的馬所長都不得不嘆息道：「造船要比買船貴，現在的中國航商都向加拿大美國和澳洲買船了，造船要好幾個月才能完成，在高利貸無比的壓力下，航商是希望今天付錢買了船，明天就能裝貨搭客營業的，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著良好設備不少人才的江南造船所，便只是做著零星的修造工作，而幾十萬，幾萬萬的法幣流入美、澳、加船商的口袋中去了」（摘自「在掙扎中的江南造船廠」1946年12月16日「文匯報」），說起來，這能造萬噸輪的事實也經不起推敲，用金錢購買來的工業化不算真正的工業化，而現在的許多國家，包括某人所鼓吹出來的馬來西亞、泰國等小國究竟能造什麼？他們成為了現代資本主義強國的附庸，連真正的獨立都談不上！韓國與北韓也一樣，是個附庸，韓國依附於美國，北韓依附於蘇聯，蘇聯玩完了，北韓就倒霉了，北韓倒霉了，美國也要節制一下南韓了，結果優惠貿易安排不斷取消，末了東南亞金融危機讓它大吐血，美歐在世界市場上重拾失地。 　　所以我最讚賞的是毛澤東提出的「艱苦奮鬥、自立更生」的主張。造船或許比買船貴，但是不造不行，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的標誌就是製造能力，短期可以通過積累資金買來的工業化是虛無的工業化，完全靠洋人建造的工業化歸根到底也是別人的東西，沒什麼值得榮耀的。 　　橫向的比，就是與其他國家的工業化相比，這個問題相對複雜些。我們知道在對比研究中採用什麼樣的參照系是非常關鍵的。 　　有人說用韓國來比，不當。韓國的情況我在以前已經提及，一個美國人靠美援和優惠貿易安排樹立起來的反共典型，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戰後長期的高度貿易保護下成長起來的。迫於冷戰時期的強大壓力，美國需要扶植南朝鮮和台灣，因此允許它們採取高度的關稅保護措施，而單方面地向它們開放美國和西方市場，這種從政治出發給予的特殊優惠待遇，是關貿協定根本無法給予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這就是為何關貿協定未能幫助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像南朝鮮、台灣一樣成長為「小龍」，反而在西方主宰的世界貿易分工體系中，「南北差距」正成為一條不斷加深的鴻溝。我們所羨慕的南朝鮮、台灣的發展經驗，並不是來自關貿協定體系和出口導向戰略，而是來自新中國工業化成就給西方造成的強大壓力。隨著冷戰時期的結束，南朝鮮和台灣扮演的特殊戰略角色也走到盡頭，南朝鮮之所以受到金融風暴的猛烈襲擊，恰恰是由於冷戰結束後，美國不再承擔單方面向其開放市場的義務，相反迫使南朝鮮開放國內市場，降低關稅，加速資本流動和金融體系的自由化，使南朝鮮的尚不夠強大的工業金融力量遭到重大打擊，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從而引發了金融動蕩。 　　還有人說用美英等發達國家來比，更是荒唐。美國在二戰後徹底取代了英國的地位，成為掌控全世界資源的實際主人。不是一個量級的選手，怎麼能站在同一個拳台上呢？某些人總是言必稱美國，可是他們這些長著美式斜眼的人恐怕不會忽視南北差距的鴻溝愈來愈擴大的事實，不平等貿易，跨國公司、轉移價格，有代價的各種援助，都成為帝國主義者對全世界巧取豪奪的手腕，中國長期被迫在封閉的環境下自力更生，反倒取得了真正的經濟獨立，這點連外國學者都不會否認。 　　其實，阿根廷等南美國家也可以比，不過從各項硬指標看，他們根本不是對手，他們一方面嚴重依賴外國經濟，缺乏穩固獨立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卻經常成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轉嫁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排泄口，墨西哥經濟危機，阿根廷經濟危機都是很明顯的例子。墨西哥於1986年入關以後，來自發達國家的進口額大幅度增長，出口額反而大幅度下降，導致出現了長期的貿易逆差。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的前夕，墨西哥媒體追隨美國媒體為之大唱讚歌，然而，三年多來的情況表明，貿易區的受益者是美國壟斷資本，而受害者則是兩國的工人、兩國的政府稅收和社會福利。美國公司得以隨意將工廠遷往墨西哥，威脅美國工人接受更低工資和苛刻的工作條件。由於美國工廠屬於資本密集型技術，所能安置的工人少，因此美國工廠僱傭的墨西哥工人人數，遠少於墨西哥民族企業破產形成的失業人數。目前，墨西哥的真實失業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多。墨西哥深深捲入了美國主宰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直接導致了曾一度壯大的民族工業的瓦解。工業瓦解也連帶了銀行體系的危機，內外債一齊增加，外債還本付息的雪球越滾越大，從八十年代初的570億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800多億美元。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連續爆發嚴重金融危機，1998年墨西哥銀行壞債率上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容許外資收購本國銀行的100%股權，還被迫出售戰略行業以清償外債。他們的民族工業，即便是現在，也根本無法與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發展相提並論。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夠實現經濟獨立，以巴西為例，外國資本居於戰略上的重要地位，如在新的龐大的汽車工業中，外國投資及其經營項目為巴西本國的公司在承包合同的基礎上供應汽車零部件開闢了市場。外國資本在巴西總的固定資產額中約佔百分之十五，這個比重並不大。但是，象在巴西這樣一個國家，這百分之十五卻包括了在先進的經濟部門中的最現代化的工廠。而長期以來巴西深受其害的落後問題迄今仍未得到解決。像巴西這樣的工業化模式，被研究經濟發展史的專家稱為「依賴性的工業化」（，所以，從整體上看，巴西經濟和巴西社會的許多基本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速度驚人和難以控制的經濟增長需要付出新的社會代價。大片地區依然落後如舊，對現代化束手無策；農民的困境絲毫也沒有改善。在人口集中的城市中，貧省懸殊，幾家歡樂萬家愁。 　　從整體上，他們民族工業的硬指標是無法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相比的，但是可能也要有人提出問題，他們的人口比中國要少，負擔比中國要輕，而中國在工業化的同時也伴隨著人口的劇幅增長。在考慮到幅員，資源總量，歷史傳承，人口等種種要素後，有這麼一個國家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那就是印度。 　　印度為什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衡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工業成就的參照系呢？ 　　忽略掉中國是一個被長期封鎖的國家的這樣一個事實，再忽略掉印度比中國早四年立國的事實，同時又考慮到印度由於英國的殖民統治而已經有相當的工業基礎，然而人口與幅員卻又大致與中國相當的情況，可以認為印度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更為精確的參照系。實際上，印度不僅接受過蘇聯的經濟援助，並且這種援助的實質和水平，經專家研究，已經超出了當年蘇聯援助中國的水平，而且我們知道，印度同時也接受過來自美英的援助，所以印度推行了一條不同於任何國家的工業化路線，然而與很多國家，包括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相比，它被公認為是失敗了的工業化。 　　由於缺乏強有力的國內市場需求(這種需求只有在農村進行根本的結構改革後才會出現)，印度工業化不得不由上而下地開始。所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計劃化的重點集中於建立生產資料生產部門。這被各個階層所接受，因為重工業看來是走向經濟獨立的一個必要步驟，也是工業發展長期規劃的基礎。由於從上到下的工業化與毛澤東時代的工業化相比使得官僚主義和腐敗的因素大大增加，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後期遭受了很大非議，成績不詳。然而第二個計劃也遇到了種種困難，印度的外匯資源很快耗費殆盡；糧食供應情況每況愈下；通貨膨脹壓力也日趨嚴重。於是，只得依靠外援來繼續搞工業化，主要通過貸款形式。由於年景不好也需要用外援來彌補糧食供應的不足。自從英國人在1947年交權以來，印度政府一直在執行這種依靠外援的政策，其目的是要維護其政治體制以及社會權力和經濟權力的分配。總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雖然從長遠觀點來看，是想增強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卻要求大量進口工廠成套機械設備(實際上大約佔五分之二)，而另一方面債務的增長意味著必須要增加出口量。到1961年第二個計劃結束時，所需成套機械設備資金的三分之一強，還得靠外援來資助。在第二個計劃期間，工業產值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主要收益來自電力、鋼鐵、化肥、水泥和煤炭等行業。為大眾消費用的工業品的供應量卻幾乎沒有增加．另外，人口增長率每年平均為百分之二點五，而不是原來所預期的百分之一點五。自1961至1966年的第三個計劃，遵循前兩個計劃所執行的同樣路線，把重點放在建立生產工業原料和生產資料的基礎工業方面。其目標是使國民收入每年提高百分之五，並達到糧食的自給自足，可是情況卻事與願違。從1966年到1969年間，三年全國工業產值總共只增長了百分之十二，而人均收入基本上停滯不動，實際上比1964至1965年的水平還要低。總之，印度的人均收入數字只不過是有一點象徵性意義，由於醫療健康水平的低下和無秩序狀態，根本無法讓外人真正得知印度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時期的中國仍然處於毛澤東時代，增長率平均在每年百分之九點五左右。 　　基礎工業本來應該是帶動增長和促進結構改革的火車頭，可是印度經濟的主要傾向看來是由一些向相反方向運轉的因素所決定的。增長速度較慢的現象在鋼鐵、機械和水泥等行業中最為顯著，而增長速度最快的，則出現在從生產合成纖維到化妝品、從空調設備到電冰箱之類的市場高檔貨的消費工業方面。正如早期就已經注意到了的，大眾化的消費品工業卻一直處於相對停滯狀態。換句話說，市場力量已經強大起來。工業所生產的各色產品卻反映了印度這個收入分配極不平等的社會的購買力。印度有一個廣大的市場，但這個市場只由少數(百分之十或十五)具有任意選擇工業品的購買力的人所組成的，這種情況有助於鼓勵對某幾種產品生產的投資．與此同時絕大部分人卻買不起這些產品，所以，工業化並沒有把全部人口都納入它的軌道：由於沒有進行結構改革，工業化不得不宜告停頓。在大量人口令人跟以置信的貧困和極低的生活標準這樣一個背景下，印度建立了一批批鋼鐵廠、現代工廠、銀行、辦公大樓和豪華的公寓。要是預期達一部分現代化的經濟會逐漸把「傳統」部分的經濟吞併掉，那簡直是盲目樂觀．事實上，並無跡象表明，在那部分現代化經濟中的人口比例會有所增長。（《現代工業化模式——蘇日及發展中國家》湯姆.肯普（英）） 　　湯姆.肯普評論道：「它們產生了一種不完全的、不平衡的工業化形式，只能使地區之間和階級之間的分歧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印度沒有找到象蘇聯或中國那種中央集權計劃化類型的成功的辦法，她也不能作為採用資本主義方法來改造一個不發達國家的典範。」 　　同時期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這方面成就遠遠超出了印度，尤其在標誌著一個國家自力更生能力的重工業領域，某些人對於中國當時沒有什麼電冰箱電視機等耿耿於懷，但是他們應該比較印度看看。如果中國沒有經歷過土地改革，沒有毛澤東時代的積累，一定會落入印度的窠臼，蔣介石時代的官僚資本主義同樣也會導致一樣的結局。而在現在與印度的差距比較中，我們欣喜地看到我國的總體科技實力和研發水平，遠遠超出了數十年毫無技術轉讓壁壘的印度。這不僅是改革開放20年的成就，同時也與毛澤東時代的積累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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