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房】辛德勇未亥齋：學問是這樣煉成的（下）

辛老師的學術所長乃是歷史、地理學，我一直認為這是個極難的學問，要對歷史極其把握，同時還要對地理的變遷有著極為縝密的疏理，我是完全做不來，只有景仰的份兒。上次來辛府時，他給我出示了楊守敬的《水經注圖》，我一直認為這應當是楊守敬的代表作，而辛老師藏的這部絕妙之處，在於裡面有楊守敬的多處校改，如此說來，這應當是《水經注圖》的作者修改本。我覺得此書的內容正是辛老師的學術專攻所在，應當算是他的鎮庫，於是請他拿出了這部書。他說這部書大約買於1993年，是在中國書店馬春懷處買到的。那個時候，這部書開價二千元，是很高的一個價錢，而這二千元當時是他家全部的積蓄。買到這部書，出門的時候遇到了孟憲鈞，孟老師隨手一翻，認為品相太差，說兩千元買這麼部破書，太不值了。後來辛老師告訴孟先生，裡面有楊守敬的批，孟先生才覺得辛德勇撿到了便宜。

楊守敬批校的《水經注圖》

我問辛老師是不是很看重這部書，他的回答卻讓我有些意外，他說楊守敬雖然做《水經注圖》下了很大工夫，但對《水經注》並沒有太多的獨特發現，因為楊守敬是小商人出身，所以他的著眼點不同於一般的學者，他在做學問的時候有很多經營的眼光，比如楊守敬訪到了獨特的書，就立即予以刊刻，這樣馬上可以賺回買書的一些錢。但辛老師也承認，楊守敬對版本很內行，所以他訪書的眼光很獨特，但是，這種隨得隨刻的辦法，不能把學問真正的做紮實。在研究的過程中，楊守敬不斷地修訂自己的稿子，並且隨修隨改版，這樣使得同一部書如果進行比勘，發現版本都有區別，比如這《水經注圖》，辛老師核對過多部，發現大多都有區別，辛老師說，這種情況對於熟悉目錄版本學的學者，不成問題，但對這行不熟悉的學者，就會在研究時帶來很多的困惑，並且會得出很奇怪的結論。他還認為，楊守敬雖然對《水經注》的研究下了很多功夫，但是若作為一個學者來看待，楊守敬卻並沒有做到學術上的誠實，比如楊守敬有一部《水經註疏要刪》，從書名上看，既然是《要刪》，那一定要先有長編，然後再進行摘要式的刪節，只有這樣才能起如此的書名。而實際情況是，楊守敬並沒有做這麼一部長編，然後進行《要刪》，所以他認為楊守敬雖然名氣很大，但並沒有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學問之高，而更重要的是歷史上關於《水經注》疑難的問題，楊守敬並沒有予以解決。辛老師說他佩服像錢大昕這樣的學者，因為他專啃硬骨頭，解決了很多前人繞過去的難點。

吳玉搢題記本《亭林文集》

我請辛老師拿一部版本上極其稀見的書給我看，他拿給我的是一部《亭林文集》。此書前面有清雍正元年吳玉搢的長篇題記，詳細提到了該書如何稀見，吳氏說他是在崑山看到了這部書，當時沒帶錢，於是回到蘇州，取了錢又再乘船專門去買了這部書，因為這部書流傳很稀見，所以他得到這部書後如何如何的高興。但辛老師說吳玉搢這篇題記中有些觀點並不正確，而更為重要的是，該書的亮點吳玉搢沒有揭示出來。說著，他翻開此書的目錄指給我看，目錄頁的倒數第二行下方有《讀隋書》一篇，接著，辛老師又給我出示一本民國《四部叢刊》本的《亭林文集》，果真，同一頁的目錄之處卻沒有了「讀隋書」三個字，然而，能隱隱地看到有挖改後的痕迹。辛老師說，這部《亭林文集》是由顧炎武的弟子潘耒所刻，潘耒在收集自己老師的著作時，看到有《讀隋書》一文，因為也是顧炎武的字跡，於是就收錄了進去，可是，此書剛刊刻不久，潘耒就發現《讀隋書》其實是馬端臨的著作，顧炎武只是抄錄了馬端林的這篇文章，潘耒發現這個問題後，馬上徹換了該書的版片，然而用顧炎武的另一篇文章替代了所缺的這幾頁，因此，後來見到的都是徹換後的印本。

未被撤換的《讀隋書》

與原本比較，小本《四部叢刊》倒數第二行無「讀隋書」字樣

關於這個問題，辛老師說，王國維曾經發現過有問題，但他並沒有見過真正的原版，王國維是在讀書的過程中發現了這些差異，他通過數字數的辦法，來確定出究竟哪兩篇文章是後來替換上去的。在沒有看到原物的情況下，竟然能做出正確的推論，辛老師說這正是王國維令人欽佩之處。但問題就來了，《四部叢刊》是張元濟所主辦，以他的學問，怎麼會用一部剜改之後的本子來做《四部叢刊》的底本呢？辛老師認為，張元濟不大可能犯這種低級錯誤，他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張元濟看重宋元，《四部叢刊》搞到明清部分時，他已沒有了太大興趣，於是放手讓孫毓修去操辦，而孫的學問要比張元濟差得很遠。

《四部叢刊》本《亭林文集》，該頁中已經沒有了「讀隋書」

就著這個話題，我們又聊到了顧炎武，辛老師認為把顧炎武列為乾嘉學派的開山人物，恐怕並不是十分恰當，顧炎武雖然反宋學，但他只是反具體的問題，而實際上顧炎武的學問還是宋學，只是顧炎武在某些研究方法上，跟乾嘉學派有一些相符之處，但實質精神上，顧炎武完全是宋學的思想體系。辛老師認為，閻若璩則不同，因為閻的研究方式確實是跟乾嘉學派完全相同者。我很想跟辛老師爭論這個話題，但想到了自己來此的任務是談藏書，而不是研究某個問題，於是放棄了自己的獻疑。

辛老師的寫作之所

因為聊到這個話題，辛老師又拿出來了一部跟乾嘉學派有關的書，乃是一部清稿本的《漢學商兌》，這部書名氣當然很大，應該算方東樹的代表作之一。看到這部書我也有些興奮，清代漢學跟宋學爭得很熱鬧，宋學陣營中的人物，以方東樹罵漢學派的人最為猛烈，而這場著名的罵戰就是以《漢學商兌》為代表。後世有不少學者都認為方東樹的這部《漢學商兌》，罵人罵得有些意氣用事，但該書的原刻本極難得到，稿本就更是難得。辛老師笑稱這是自己最得意的藏書之一，是很多年前在揚州花一千五百塊錢買的，買到了這部書，晚上激動地睡不著覺，每過一個小時都會醒來，每次醒來都會翻看一遍這本書，他說此書雖然不是草稿本，但也是方東樹家的謄清本，因為這裡面，根據他的研究，方東樹寫完此書後分別寄給了兩位朋友，這兩位朋友對該書提出了自己的不少意見，重要是糾正許多方東樹罵得過頭的地方。辛老師用這個清稿本與刻本相較，發現了一些不同之處，凡是罵的激烈的話，在刻本中都被刪除了不少，由此可知，方東樹在寫此書時，情緒要比我們所見的偏激得多。但辛老師認為，即使如此，方東樹的學問還是很不錯，所以說，他也有資格罵人，因為乾嘉學派也存在一些被罵的問題。辛老師認為，乾嘉學派的肇始之初，那些大學問家知識面極其豐富，比如像顧炎武、黃宗羲，在學問上都有大局面，這些人在研究具體問題的時候，就能綜合自己各方面的知識，但乾嘉學派的後期，很多人就是為了研究某個問題，而專註其中，這就使得有些問題的研究，越深入就錯的越多，而方東樹所罵之一，就是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對方東樹也有著挺多的偏見，認為這個人太過偏激，今日聽辛老師這麼一聊，我也覺得他說的有道理，但這還不足以推翻我對乾嘉漢學的崇敬之情。

《漢學商況》校改的痕迹

關於《漢學商兌》的故事，辛老師又告訴我，宋平生老師手裡也有一部難得的書，那就是杭州愛日軒刻的《定庵文集》，他說這雖然不是《漢學商兌》，但同樣是極難得的一個版本。辛老師認為，無論是方東樹，還是龔自珍，都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所以應當把這兩部難得的書歸在一處，就像《韓柳文》的故事一樣。於是他想讓宋平生把《定庵文集》轉讓給自己，宋老師當然不幹，辛德勇就提出，用抓鬮的辦法來解決，以此決定這兩部書歸誰，但宋老師很愛他的那部書，認為抓鬮沒把握，就不同意辛老師的提議，辛老師很失望。但是後來，辛老師買到了一部乾隆刻本的《史可法文集》，這也是極難得的書，由此也算彌補了一些自己得不到《定庵文集》的遺憾。

《漢學商況》清稿本

近來我讀到了辛老師的一篇文章，是關於印刷術的發明權問題，那篇文章挺長，我承認自己沒有細讀，但我覺得這是個話題，就向他提了出來。辛老師馬上就進入了狀態，給我仔細地講解他的一些發現。他說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日本的藤田豐八就提出來印刷術可能跟印度的佛教有關係，第二年向達也提出了近似的看法。辛老師從這個話題又聊到了韓國的印刷術問題，以及戰國的印章問題。他講到古代的印章並非大中華所獨有，其實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東西。又聊到了唐代王玄策從印度帶回捺印，因此，他認為唐高宗時，中國已經有了成熟的印刷技術，就不可能從印度再帶回這種落後的印刷方式，並且印度不可能發明真正意義上的印刷術，重要原因是印度沒有紙，這種捺印只是在泥和沙土上來使用，那跟印刷術沒有關係。後來他就越講越深，又講到了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時間，他認為，印刷術應當是在密宗在中國流傳之後，而具體的斷代以宿白先生的觀點最為正確，並且自己的老師黃永年先生也持跟宿白相同的觀點。辛老師的結論是，中國的印刷術有可能借鑒了印度的一些相關方式，但印刷術的發明權的確是中國。他越講越投入，並且越講越深，搞得我只好提醒他，自己所寫只是放到微信上，最後成書也就是一個通俗讀物，真的難以容下這等的專業探討。但辛老師還是打不住，他必須要完整地闡述自己的觀點，由此又講到了日本的百萬塔陀羅尼經，他說用高倍放大鏡細看，可以從上面發現有滴墨的痕迹，由此知道，這種陀羅尼經也是捺印，而非是嚴格意義上的印刷。

改造出的書庫

記得我認識辛德勇老師的時候，他還在社科院歷史所當副所長，雖然是副所長，但那個單位規格高，他也算是副廳級的幹部，後來某一天突然辭職，到北大去當了教授，這事曾引起種種猜測，我問他這個問題可否談一談，辛老師說他不迴避這件事。他說辭職的原因主要就是對當官沒有興趣，因為他在歷史所工作的時候，最喜歡的事就是溜出來到各個書店去淘古書。某一天，所里領導給他來電話，說讓他趕快趕回所里開會，回去之後，領導當場宣布任命他為副所長，他說自己一點兒準備都沒有，因為事先沒有找他談過話，聽到這個任命，他表態說自己試著干，如果不行，就立即辭職，自己也沒有想到，這個副所長一噹噹了六年。後來，又要讓他去任社科院情報中心所長一職，這是正局級的位子，他聽到這個事之後，堅決地辭職，去了北大。

三個陽台的牆群都改成了書架

我跟他說，當官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瑣事，但同樣也會給自己帶來很多的便利。他說當官後，讓自己失去了很多做研究的時間，也就失去了發現的樂趣。辛老師舉例說：「這就如同皇帝有三宮六院，如果他覺得忙不過來，那他也不會讓太監們去幫忙，有些快樂還是需要親歷親為，一個學者做學問也是這樣。雖然當所長可以做很多書的主編，但實際的研究還是別人去做，那還有什麼意思。」

這裡有四架子日本書

再次聊到了他的藏書時，辛老師說，他能擁有這麼多的書，在以前做夢都想不到，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在某個教授家看到了有四架子書，這讓他羨慕的了不得，盼望著自己有一天也能擁有這樣多的書，而今他擁有了這四架子書十倍以上的藏書量，這讓他很滿足，自己每天早上起來，睜眼一看，有這麼多的書，心裡就覺得特別幸福，感覺到自己比以前的很多學者幸運許多。他的這幾句話讓我心裡頓生暖意，想到自己的藏書，卻難以跟辛老師呼應自己的心情，我覺得不止是戚戚然這麼簡單。

竟然藏有外文舊書

這裡號稱是卧室

武英殿聚珍本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