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自由婚姻，埋葬了一個女人一生的不幸

關於一代文豪魯迅的婚姻生活，大家熟知的是許廣平。其實，在魯迅與許廣平共同生活的同時，還有一個身份尷尬的朱安，以髮妻的身份進的周家，卻一生也沒和魯迅有過真正的夫妻生活。作為婚姻解放的轉型時期的犧牲品，朱安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

魯迅出身世家，不過在他小時候就家道中落，父親早逝，他與母親魯瑞和三個弟弟相依為命。他少年時上了新式學堂，1902年，他21歲的時候，赴日本求學，在日本待了7年。這期間，他的母親給他定了一門親事，對方就是出身紹興普通人家，比魯迅大三歲的朱安。

在日本接受了現代觀念的魯迅對親事毫無興趣，但對母親他是很孝順的。他想用拖的辦法躲過這門親事，但母親卻對此很堅持，幾年裡，她不斷去信提醒魯迅親事的事，到1906年,魯迅25歲，朱安已經28歲的時候，母親使出了強硬手段，給在日本的魯迅寫來一信，「母病重速歸」，無可奈何的魯迅只好從日本回了家，一進家門，就被按著成了親。

魯迅的內心是拒絕的，成親當晚，他徹夜未眠，根本不碰自己的新婚妻子。膽怯的朱安一次次地小聲說：「睡吧。」換來的是魯迅無邊的沉默。第二天和第三天，魯迅都沒再進新房，而是睡在母親房中。三天後，魯迅迅速回了日本，直到三年後他結束留學生涯。

談及這門婚事，魯迅曾對友人周壽萇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個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朱安像

年輕時的魯迅

1909年8月，他從日本回國，先在杭州一所師範學校任教，次年7月任紹興浙江省立第五中學教務長，後任學監，再轉任紹興師範學校校長。在紹興工作時，他只偶爾在周末回去看看母親，其餘時間就隻身留在學校，要麼批改學生作業，要麼通宵讀書和整理古籍，盡量不與朱安接觸。

1912年5月,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同為紹興人的蔡元培邀請魯迅到教育部工作。魯迅隻身到北京供職，朱安則在紹興家鄉伺候著周老太太魯瑞。1919年11月，魯迅的經濟條件已比較寬裕，他買下了北京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十一號的一個院子，把母親、朱安和兩弟弟接了過來，魯迅自己住陰暗潮濕的中院，母親和朱安住前院，大弟周作人和弟妹羽太信子、以及二弟周建人住後院。

接朱安來北京燃起了朱安的希望，然而北京的生活卻和她期待的完全不同。魯迅還是不理她，像對待一個陌生人一樣，甚至比陌生人還冷漠。朱安做的菜魯迅往往不吃，母親在時才勉強吃幾口；朱安為魯迅做的衣褲，,魯迅連試都不試就扔在一邊，朱安後來不敢交到他手上，只把縫好的棉褲放在魯迅床上，魯迅看到後把它扔到了院子里；朱安到魯迅房中為他鋪好被子，他大發脾氣，把被子抖落在地；一些學生來拜訪魯迅在客廳交談時，朱安微笑著捧上水果點心，也讓魯迅十分厭煩。

魯迅不喜歡朱安，但也做好了犧牲一生的準備，他在《隨感錄四十》中說：「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

不過，隨著許廣平的出現，魯迅終究還是開始了另一段人生。1926年8月26日,魯迅離京去了廈門大學；1927年10月，他和許廣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魯迅回北平探母，告訴母親許廣平已有身孕。得知消息的朱安心情激動，她第一次向別人吐露了心聲：

「過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兒一點兒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

她說這些話時，神情十分沮喪。她接著說：「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魯迅母親）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當時的報章關於她的報道

自此後，她一直和魯迅母親生活在一起，直到1936年魯迅逝世，直到1943年魯母撒手人寰。在她人生的最後四年里，朱安生活十分清苦，沒有經濟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她仍在執行魯迅的遺囑：「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除了魯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贈款外，她對其他人的捐贈均予以謝絕；對北平《世界日報》欲為她發起募捐，也說「不便接受」。晚年朱安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麵窩頭、菜湯和幾樣自製的腌菜。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六十九年的凄苦一生。她去世的時候,身邊沒有一個人。她的下葬處是婆婆魯瑞身邊，墓地在西直門外保福寺處,沒有墓碑。

對於自己這段婚姻，她臨去世前不久是這樣跟別人說的：「周先生對我並不算壞，,彼此間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

晚年的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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