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正明：勾勒楚國從蠻夷到華夏之路

現代雕像《鬻熊》，位於武漢楚才園。

現代雕像《鬻熊》，位於武漢楚才園。

融合中原與蠻夷風格的楚式鬲。

融合中原與蠻夷風格的楚式鬲。

春秋時期的楚國青銅神獸，出土於河南省淅川徐家嶺的楚國墓地。

春秋時期的楚國青銅神獸，出土於河南省淅川徐家嶺的楚國墓地。

從傳說到信史從部落到封國

代表人物：祝融、鬻熊、熊繹

標誌事件：南遷；輔佐周文王；受封於周

如同楚國頭號文化符號屈原著名的「天問」：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類的歷史遠早於文字記載，因此任何民族追溯往昔，最終都不免扯到神話上。

楚國人追認的遠祖，就是一位半神話人物，火神祝融，而傳說中祝融又是「五帝」之一的帝嚳的司火之官。由此可見，楚人祖輩也是根正苗紅的「華夏正朔」，並且與權力核心人物關係很近—考古發現也可提供佐證，楚人的源頭被確定在今河南新鄭一帶，彼處正是早期華夏文明圈的主要區域。

楚人先輩後來離開中原，南下發展。這個過程中，歷史也逐漸進入信史時代，有可稽考的「楚人始祖」登場了。此人名叫鬻熊，是楚人部落的酋長，古籍中關於他年齡的記載十分混亂，但大致可確定生活在公元前11世紀。當時正值商周之際，相傳鬻熊還曾做過周文王的顧問。周伐商之戰，楚人缺席了，但還是從商周易代中獲得了政治利益，鬻熊的曾孫熊繹（鬻熊後人以其名「熊」為氏），被周政權授爵，封于丹陽（一般認為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具體地點待確認），其時大約是公元前1010年左右。

這便是楚國最初的雛形，楚君爵位只是子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系統中的倒數第二，按規制，「子男之地五十里」，也就是說版圖只有方圓五十里，「相當於末等小國」。並且周人認為虞人、夏人、殷人、周人是文明的，稱為「華夏」，其諸國諸族稱為「諸夏」，諸夏之外的族群落後，稱為「蠻夷戎狄」，楚人也被視為蠻夷。

不過楚人所居的丹陽，地處黃河流域文化和長江流域文化的連接點上，又遠離中原紛爭，很具發展潛質。如張正明在《楚史》中所寫：「他們像一顆來自北國的良種，落進了南國荒蕪而肥沃的土壤，可能遭蟲豸嚙食，可能被風雨摧折，但也可能生得出眾，長得非凡，這就全取決於努力和機緣了。」

從自居蠻夷到文化獨立

代表人物：熊渠、若敖、蚡冒

標誌事件：熊渠封其子為王；向周邊擴張

自熊繹立國，經過約150年的辛苦經營，到了公元前9世紀中葉，熊繹的玄孫熊渠時代，楚人慢慢轉弱為強。

熊渠膽識過人，善射，《史記》說他射藝超過后羿。在政治方面，熊渠善於審時度勢，當時周朝中央政府是周夷王當政，西周國勢已衰微，他趁機「興兵伐庸（今湖北西部）、揚越（今淮河流域），至於鄂」，拓展了楚國的領地。

並且，熊渠憑藉國力激增，試圖挑戰周朝的禮法制度，以「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為託辭，不顧「子男」的卑微位份，擅自立自己的三個兒子為王。周夷王之後，其子周厲王即位，凶名在外，熊渠擔心他來伐楚，又削去了兒子們的王號。

周厲王是著名典故「道路以目」的主角，他的暴政導致公元前841年的「國人暴動」，他被迫流亡客死於彘（今山西境內），沒來得及征伐楚國。不過同時期的楚國也在熊渠去世後陷入亂局，一連串宮廷政變中，前後八位國君漸次登場。公元前790年，新國君熊儀即位，奮發圖強，國勢有所好轉，熊儀去世後被尊稱為若敖，此即楚君有謚之始，若敖之孫蚡冒為政殘暴，被謚為「楚厲王」，但任內也開疆拓土，進一步增強楚國實力，蚡冒於公元前741年去世，他與若敖被形容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左傳》），受到讚揚。

在若敖的時代，西周中央政權瓦解，公元前771年犬戎破西周都城鎬京（今西安西北），殺死周幽王，次年周平王攜周室東遷於洛邑，自此東周時代開始，周王室對諸侯國的控制力大大下降，給了諸侯坐大的機會，在漢水以南，沒有一個能夠威懾楚國的權力實體，此時，對於楚國來說，機遇大於挑戰和風險。

另一方面，在文化認同上，楚國仍然趨向周朝，直到若敖、蚡冒時代，貴族們仍然以效仿華夏禮製為榮，銅器多有模仿，了無新意。同時，隨著對周邊揚越、楚蠻、巴人等民族的征服，融合「蠻夷」元素的楚文化開始萌芽，融合了華夏和蠻夷形態、工藝、性能的楚式鬲的出現，被認為是楚文化相對獨立發展的證明。

從追求晉封到自尊為王

代表人物：武王熊通

標誌事件：自立為王

蚡冒死後，其弟熊通殺死蚡冒之子奪位，楚國迎來了一位強人領袖。熊通任內滅權國（今湖北當陽縣東南），以其故地為權縣。中國政治史上，以「縣」為一級地方行政區域，乃從熊通設權縣始，其影響持續至今。

公元前706年，熊通躍躍欲試，準備伐隨，這一仗最終沒有打成。據《史記》說，和談時，熊通要求隨國替楚國要挾周天子，他提出：「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侯迫於形勢，只得照辦，派使者去見周天子。

熊通所說的「觀中國之政」，意思是介入中原政局。兩年後，隨國通報楚國，說周天子拒絕提高楚君的名號。熊通聽說，大怒：「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他自立為楚武王，周天子及諸侯們也拿他沒辦法。

其後，熊通再次伐隨，經過幾場勝仗，楚國已確立在漢東的霸主地位。重要的是，在滅掉他國或讓其臣服外，楚武王還有一種對待周邊國家的方法，即《左傳》中所說的「大啟群蠻」—開發、啟迪他們，統一到楚國名下。學者郭德維認為，這大大加強了楚國境內的民族融合，特別是與少數民族的同化、融合，充實了楚的國力。

公元前690年，楚武王五十一年時，周天子召見諸侯，指責熊通自立為王。隨國對楚的態度隨之變得冷淡，楚武王再一次大舉伐隨，出征前，他感覺心律不齊，告訴了夫人鄧曼。鄧曼憂心不已，她對武王說：「大王的福壽可能要到頭了！只要將士沒有損失，即使大王不幸在途中辭世，這也是國家之福。」征途中，武王不久突發心臟病，他坐在一棵樠樹下休息，當即去世。

張正明認為，武王留下的遺產中，尤為珍貴的是發憤圖強的銳志和領異標新的勇氣。「武王的名言『我自尊耳』，並非夜郎自大，而是自尊心和獨創性的天然流露。」

從獨霸南國到逐鹿中原

代表人物：文王熊貲、成王熊惲

標誌事件：北進中原、東下江淮、召陵之盟

楚武王「觀中國之政」的遺志很快由他的子孫踐行。武王去世，文王熊貲即位，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遷都於郢（今湖北荊州北），接下來，幾乎把全部精力傾注於戰爭，以兵甲來介入中原政局。

楚文王行事強硬，任人唯能，「甚至可以不分民族，不分等級，破格提拔，充分信任」，同時以公族為核心的國人對他有所約束，國力增強，疆域不斷擴大。楚文王在位13年，得益於此期間打下的基礎，到其子楚成王熊惲時，楚國已經是方圓千里的大國，成王有兩大戰略方針：北上，想「投入文明世界的主流，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沿淮水東下，爭奪、壟斷長江中游的有色金屬，為此成王向河南地區擴張，身在洛邑的周惠王還賜祭肉給楚成王，叮囑他「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但此時的中原政治格局，早已不以周室為主導，楚國大國之路上的阻礙者，是和他們一樣期待搶佔周政府遺留下的權力真空的其他諸侯國，具體說，楚成王碰到的對手是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

公元前659年起楚成王連續三年征伐位於河南的鄭國，鄭國求助齊桓公，後者於公元前656年率齊魯等「八國聯軍」出兵抗楚，雙方都忌憚彼此的實力，遂於該年在召陵（今河南郾城）會盟，楚國答應恢復對周室進貢過濾酒用的苞茅，雙方罷兵。

召陵會盟，楚國做出形式上的讓步，但也展示了讓諸侯側目的實力，通過會盟，成王眼界大開，也開始關注禮制，要把楚國建設得「鬱郁乎文哉」。這一理想終於沒有實現：公元前626年，晚年的楚成王打算廢太子商臣改立，反被商臣逼宮，被迫自殺。垂垂老矣的楚成王提出一個要求，他想在就死之前吃一隻熊掌。商臣沒有允許。

從問鼎洛水到廣興禮樂

代表人物：庄王熊侶

標誌事件：問鼎洛水，飲馬黃河

楚成王抱憾而終，但楚國上升趨勢不改，商臣即位，是為穆王，而他的繼承者，就是與齊桓公並列春秋五霸的楚莊王熊侶。

楚莊王最出名的事迹，大概要數「問鼎洛水，飲馬黃河」。公元前606年，即位7年的庄王攻打陸渾之戎。這是他第一次涉足中原，卻在陸渾虛晃一槍，將大軍開到洛水邊，在周天子的眼皮底下閱兵。周定王為此十分不安，派王孫滿前去「慰問」庄王。

在洛水邊，楚莊王問王孫滿：「周天子的九鼎有多重？」王知道他的用意，回答說周王室的法統「在德不在鼎。」庄王說，把楚軍兵器上的銅鉤折下來，足以鑄成九鼎。王孫滿不卑不亢，闡述了「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的道理。

與王孫滿的會面，讓楚莊王明白了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性。在上層社會，他大力推行中原化，參考中原禮法制度，重新制定楚國宮廷禮儀制度，還號召學習中原文化。楚莊王有茅門之法，一次，太子有急事進宮見庄王，車撞到了茅門屋檐的下水溝，作為司法官的廷理按照法度把太子的車轅斬斷，殺死了駕車者。太子哭著去告狀，請求庄王殺掉廷理。庄王回答道：「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庄王的做法得到了中原各國的認可。

《國語·楚語》記載，在談及培養太子之道時，大夫申叔時認為，應該教太子學《春秋》，還要學「詩」、「禮」、「樂」等，這多是周的禮樂制度和文獻。致力於提升文化實力，楚國第一次被刮目相看，收穫的不再是各國的恐懼與仇恨，還有褒獎與接納。

【史觀】

以屬諸夏 當時最進步的民族思想

公元前591年庄王去世，共王即位。楚共王時期，楚國在文化方面發展迅速，在冶金、髹漆、織帛三大行業，代表了楚國物質文化的先進水平。對於語言交流，以前能操夏言的楚人多是貴族，人數很少，到了楚共王時代，不分貴賤，多數楚人已經兼通楚言、夏言。

公元前560年，共王去世，生前他自稱「不德」，留下遺言，要大夫給他「靈」或「厲」的惡謚。這時，令尹子囊站了出來，認為應該謚之為「共」。他說：「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在張正明看來，子囊所說與其說是共王建立的功業，不如說是楚人奉行的路線，「這條路線……顯示了貫通南北、融合夷夏的恢宏氣魄，是當時最進步的民族思想」。

春秋時代的民族思想，主要有三家：第一家以管仲為代表，其綱領性主張是「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第二家以孔子為代表，其綱領性主張是「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契合春秋中晚期華夏小國謀求自保的需求；第三家以楚國多數君臣為代表，其綱領性主張便是子囊所講「撫有蠻夷」、「以屬諸夏」，切合春秋時代楚國開疆拓土的需求。

「相比之下，楚國的民族思想對社會發展、民族融合、中國統一最有利。」張正明寫道：「所以，楚國版圖的擴大，財富的增殖，政局的穩定，兵勢的強盛，以及文化的進步，都是其他各國所不能及的。」

這一民族思想，影響了楚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使得楚國社會開放、包容而頗具活力。當然，楚人沒有因此一勞永逸，而是繼續爭鬥，最終迎來秦楚決戰。

【延展閱讀】

張正明的楚史研究

張正明（1928～2006），已故華中師範大學教授，中國著名史學家，楚學泰斗。著有《楚文化史》、《楚史》、《長江流域民族格局的演變》等著作，為楚文化和長江文化研究作出了開拓性貢獻。

1、《楚史》

楚學主要開創者、奠基人張正明先生的這本書，講述了楚國八百年的興衰史，記錄史實，分析時勢，結合現代思想加以評述，史論結合，既引人入勝，又發人深省，是研究楚國歷史文化的經典之作。

2、《楚文化史》

《楚文化史》是張正明的又一部楚學研究著作，沿著楚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深入楚國的文化肌理，從銅器到語言，從習俗到老莊哲學，從日常生活到神靈崇拜，皆有精彩評介。

3、《秦與楚》

這本書對比了秦國與楚國歷史、政治、文化諸方面，以此來探討華夏文明。張正明強調學術對於國家與文明的重要性：「中國任何統一皇朝的國家機構都要有兩個根基，其一是民眾，其二是學術……如果民眾艱困，學術空虛，任何統一皇朝的國家機構都只能是搖曳的風燭。」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