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掘鄉賢的社會功用

　　「創新鄉賢文化，弘揚善行義舉，以鄉情鄉愁為紐帶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鄉建設，傳承鄉村文明。 」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中，「創新鄉賢文化」成為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舉措。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鄉賢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底層社會有著切身的體會和真實的情感，守護著鄉間的道德文化，發揮著加強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維持基層自治的重要作用，為鄉土中國保留親情、和諧與智慧。滄海桑田，隨著時代發展，今人已無法複製鄉賢的具體行為，我們需要做的是，以文化綜合創新的方式，打造新時代的鄉賢文化。

　　——編者

　　▲雲南建水朱家花園有大觀園之稱，為清末年間當地鄉紳朱渭卿弟兄所建的家宅和宗祠，一磚一瓦間蘊含著一個家族對傳統道德禮儀的堅持

　　作為歷史陳跡，「鄉賢」一詞塵封已久，人們逐漸淡忘了它的最初涵義。鄉賢原本是指那些品德和才能為鄉人推重的士人。他們中間，有的人官高爵顯，有的人終生布衣，有的人封妻蔭子，有的人孑然一身，以至於今人難以全面把握「鄉賢」的歷史走向。

　　歷史上，由於社會分工的需要，不同的人群被劃分為某一類的「民」 ，於是出現了士、農、工、商的職業分途。「四民」的名義由此確立。從廣泛意義來講，「四民」都有生產性，各司其職，相互協作，共同促進社會繁榮。士為四民之首。士人中的極少數，步入仕途，參與政治生活，成為士大夫，而大多數士人留守故里，與致仕還鄉的官員一起維持地方秩序，他們成為一股特殊的社會力量。客觀地講，這股特殊的社會力量，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既有愷悌君子，又有姦邪小人。不過，人們可以從他們的言行舉止來判斷誰是鄉賢，誰是土豪劣紳。可以說，鄉賢與土豪劣紳之間的界限十分明朗。

　　然而，鄉賢與「鄉愿」卻難以驟然區分。大奸似忠，大偽似真。「鄉愿」是貌似謹慎、善於鑽營投機的偽善者。他們擅長施捨小恩小惠，蒙蔽視聽，博取盛譽，藉以謀求私利的最大化。在「鄉愿」的內心世界裡，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工具，維護自己的實際利益才是最終目的，為了達到這個最終目的，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至於倫理、道德、良心、名聲、榮譽，只不過是用來挾持他人、欺騙大眾的手段罷了。「鄉愿」與鄉賢的祈向背道而馳。儒家因而斷言「鄉愿，德之賊也」 ，要求士人明辨善惡，自覺塑造君子人格，著力推進「修己治人」的工作。「修己」是士人恪守倫常、提升境界的過程，做到極致，必然成就「內聖」的人格；「治人」是德才兼備的君子參與社會治理，維護公共生活秩序，促進人類社會的普遍繁榮，做到極致，必然實現「外王」的功業。二者相互貫通，構成「合內外之道」 。鄉賢在本鄉本土承載「合內外之道」 ，為鄉土中國保留親情、和諧與智慧。

　　平心而論，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鄉賢一直發揮著加強文化教育、改良世道人心、維持基層自治的重要作用。從身份認同的角度來看，鄉賢是一種文化符號，它維繫著士人的精神家園，將地理標識與歷史名人的人生境界、生命氣象貫通起來，激勵同道朝著「仁民愛物」的方向前進。從孔子揭櫫「仁」的學術價值，到孟子強調統治者應當與民同樂、實行「仁政」 ；從公羊學宣揚「尊尊，親親，賢賢」的社會理想，到董仲舒撰寫《舉賢良對策》 ；從「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到「民胞物與」 ，從「天下為公」到「世界大同」 ……無不顯示鄉賢在文化領域的精湛造詣。

　　既然鄉賢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積澱，那麼現代人應該如何重新發掘鄉賢的社會功用呢？這就需要從鄉賢的來源、歷史價值和現代轉化等方面來加以考察。

　　鄉賢來源於民眾的日常生活。鄉賢是具體的歷史的人，他們的成長過程就是一部催人奮進的勵志書。或許，有人將鄉賢等同於那些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張口之乎者也的長者，覺得這些人遠離生活、不通人情、毫無趣味、滑稽可笑，早就淹沒在故紙堆里，不足可觀，不值一提。這種看法，失之武斷。其實，古往今來，許多鄉賢都出身於草根階層，對底層社會有著切身的體會和真實的情感。以孔子門下的賢人為例，曾子以「大孝」聞名於世，長期從事農業生產，鋤瓜養豬，照料家人；與孔子一起興辦私學的子路，原本是不知禮儀的「野人」 ，為了奉養老母，不惜「百里負米」 ，成為歷代傳頌的孝子；冉雍的父親是身份卑微的「賤人」 ；子張出身於「魯之鄙家」 。西漢時代，許多鄉賢一邊從事農業或畜牧業生產，一邊學習經典文本，甚至出現了匡衡白天傭工、夜間鑿壁取光的感人事迹；魏晉時代，許多鄉賢遠離紛爭，退守鄉里，信守道德傳統；北朝時期，社會動蕩，許多文化典籍在鄉賢那裡得到了保存，為隋唐時期的文化繁榮積蓄了實力。明代大儒吳與弼躬耕自養，清晨起來簸谷，為遠道而來的弟子門人準備餐飯，並以此教育陳獻章務必勤勉自持；清初大儒顏元，文武兼修，以苦為樂，在農作物栽培、水利、醫藥等方面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鼓吹「習行」精神，敦實勞作，造福一方。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他們都是舉世敬仰的鄉賢，他們都曾參與生產實踐，經歷社會底層的磨鍊。面對艱難困苦，遭遇陳規陋俗，他們迎難而上，激流勇進，效法往聖前賢，砥礪身心，最終贏得人生的轉機。

　　鄉賢營造了最美的家風。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和諧的家庭是其樂融融的心靈港灣，是個體健康成長的關鍵，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周易·家人·彖》為我們描述了一幅極具傳統色彩的家庭倫理的畫面，講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就是說人倫起於夫婦，夫婦雙方必須恪守本分，和樂且耽，才能確保家族興旺；夫婦必須敬仰老人，履行孝道，才能成就美德。展開來講，父子、兄弟之間也有各自必須遵循的倫理規範，其餘親屬關係按照喪服制度依次類推。由家庭和睦可以擴充到家族興旺，由家族興旺可以推導至國家富強，由國家富強可以延伸至天下太平，這就是「正家，而天下定矣」 ，或者說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縱觀歷史，許多鄉賢之所以能夠成功，就在於他們從小沐浴在和美的家風之中，從先人前輩的嘉言懿行中獲得文化滋養，焚膏繼晷，樹德立人，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東漢學者楊震，被時人譽為「關西夫子」 ，一生勤儉自持，教授門人弟子，步入仕途之後，有人深夜送金，認為此事「無有知者」 ，楊震嚴詞拒斥，認為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此後，「四知先生」的威名傳遍四方。在楊震的高風亮節的感召下，弘農楊氏出現了「四世三公」的家族榮耀。著名學者顏之推，一生經歷南梁、北齊、北周、隋朝的政治變動，顛沛流離，好學不倦，結合自己的家學淵源、社會閱歷和讀書心得，撰寫出一部彪炳青史的《顏氏家訓》 ，這部家訓被後世贊為「家訓規範」 ，琅琊臨沂顏氏家族在經學傳承、史學著述等方面建樹頗豐，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具盛名的學術家族之一。在中國儒學發展史上，朱熹是一位劃時代的賢人，面對中原陸沉、朝廷多變的慘淡局面，他不僅闡述性理之學，而且強調的家庭倫理和日常禮儀的重要性，後世流傳的《朱子家禮》就是對其思想的高度概括。明清以來，許多官僚士紳紛紛編撰家訓，以此作營造最美家風的手段，希望子孫後代能夠恪守倫常，福澤綿長。

　　鄉賢秉承儒家的教化思想。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自從人類告別洪荒、步入文明時代以來，任何社會形態都有其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一旦突破了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人類社會的公共生活規則必將失去效用，人們的頭腦必將被「叢林法則」支配，人就會失去作為人的資格，最終返回赤裸裸的動物界。在儒家的價值觀念中，人與天地並立，共同構成「三才之道」 。天地之間，每一個人都應盡到自己的責任。任何對社會責任的逃避、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以及對人類尊嚴的踐踏，都是對自身作為人這一優越性的放棄。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儒家的「先富後教」的社會理論有其合理性。深入基層社會，貼近百姓生活，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面臨這樣一個難題：如何維繫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從而讓百姓享有健康富足的文明成果？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儒家的「先富」理論中去尋找。當一個地方的百姓衣食無憂、逸居無教的時候，如何使其克勤克儉、明理知恥，進而消除社會隱患？儒家對此持有自己的見解，那就是「後教」 。這裡所說的「教」 ，是指人倫教化。儒家以「五倫」作為協調人際關係的準則，即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大致說來，父子、夫婦、長幼涉及家庭倫理，而君臣、朋友涉及社會倫理。鄉賢通過言傳身教，使大家逐漸明白：貫穿人際關係的，不是單純的強力意志，而是全體社會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道德信條和倫理規範。儒家並不否認社會等級的存在。鄉賢在民眾和統治者之間構建一個緩衝地帶，一方面對統治者進行道德說教和良知感化，反對過分剝削，勸誡統治者善待生民，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安守本分、完糧納稅，遵守朝廷法度和社會公德。客觀地講，鄉賢在統治者和民眾之間進行斡旋，有助於營造穩定和諧的社會局面。

　　鄉賢具有一定的平民化色彩。從社會和法律之間的角度來看，傳統社會存在著「良貴之辨」和「良賤之辨」 ，前者是指「四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差異，後者是指「四民」與其他民眾之間的區別。雖然社會等級和身份差異無法驟然消除，但是鄉賢沒有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仍然不遺餘力地落實「有教無類」的理念。南宋時期，與朱熹往返辯論的陸九淵兄弟是江西地區著名的鄉賢，陸九淵憎惡科舉制度對士人構成的精神摧殘，疾呼「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這句話在底層民眾的心底掀起了驚濤駭浪，使他們重新拾起自信，敢於直面內心那種與生俱來的成就聖賢人格的可能性。在許多民風淳樸的偏遠地區，寧願不識字，也要堂堂正正做個人，一直是底層民族的心靈寄託。明朝中後期，湧現出前所未有的庶民精神，它的代表人物就是泰州學派的王艮。王艮出身於「灶丁」 ，即古代的煮鹽從業人員，屬於名副其實的社會底層，然而他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具有非常強烈的社會情懷，把自己對儒學的理解概括為一句話—— 「百姓日用即道」 ，用「百姓日用之道」 、「百姓日用之學」來解釋聖人之道、聖人之學，為「愚夫愚婦」 、「僮僕」 、樵夫、陶工等底層群眾樹立了德性的豐碑，為平民儒學的順利登場掃清了障礙。自此以後，儒學不再是士人的專屬品，底層民眾也能暢談自己的心得。儒家再次從廟堂走向鄉野，將儒學的重心從經典文獻的詮釋轉移到底層民眾的生命體驗。這種日益高漲的庶民精神，在二十世紀初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得到呼應，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鄉賢對中華傳統藝術的傳承和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中華傳統藝術，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對於國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歷史上，許多藝術流派都源於鄉賢的苦心經營。就書法而言，琅琊王氏南渡以後，將俊美飄逸的書法風格帶到了江浙地區，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琅琊臨沂顏氏不僅在經史之學方面佔據著重要地位，而且推動了書法的傳承與革新，湧現了顏延之、顏之推、顏真卿等書法高手，時至今日，依舊享有崇高的聲譽。就音樂而言，古琴流派中的廣陵派、諸城派都憑藉鄉賢的不懈努力才能傳承下來；就繪畫而言，吳門畫派的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對文人畫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清初的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祈在太倉、常熟一帶開啟風氣，形成了「江左四王」的流派風格。這些鄉賢將「游於藝」發揮到淋漓盡致，在「造化」與「心源」之間開鑿通衢大道，繼承前人，獎掖後學，促使中華傳統藝術在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走向世界。

　　鄉賢能夠以開放的胸懷構建學術派別。中華民族是一個開放的民族，曾經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經歷了近代以來的苦難，今天又以全新的姿態學習和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歷史上，許多鄉賢博覽群書、觀察實驗、相互辯難，開啟了獨樹一幟的學派。例如，北宋時期，以張載為代表人物的「關學」 ，以程顥、程頤為代表人物的「洛學」 ，以司馬光為代表人物的「涑水學派」 ；南宋時期，以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浙東事功學派，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明末清初，還湧現了博採中西的桐城方氏學派。這個家族學派，從方學漸開始，經由方大鎮、方孔炤等人，到方以智那裡已經具備集大成的品質。方以智不僅與利瑪竇、南懷仁等西洋傳教士有著深厚的友誼，而且深入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以易學作為基本框架打通中西，為世人留下豐厚的文化遺產。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方以智的次子方中通，自幼喜好數學、天文學，師從傳教士穆尼閣，學習西方數學知識，撰寫《數度衍》一書，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晚清以降，學貫中西的鄉賢更是層出不窮，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奮發圖強，為挽救民族危亡、實現中華崛起嘔心瀝血、殫精竭慮，譜寫了嶄新的愛國篇章。

　　滄海桑田，傳統社會離我們越來越遠，今人無法複製鄉賢的具體行為，只能以文化綜合創新的方式打造新時代的鄉賢文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在不斷變化，古人習以為常的「四民」分殊早已無法概括當前的社會分工。在現代社會裡，一部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通過傳輸知識、出售職業技能或者用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換取生活資料，一夜暴富，博取相應的社會地位和權力。這早已不是什麼新動向了。這種情形，只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活動，不能與特定的道德或價值直接畫等號。

　　究竟哪些人能夠成為新時代的鄉賢？這恐怕不是呼籲大家去扮演一個特定的社會角色，而是要求一部分人能夠在恪守中華民族優良道德傳統的基礎上，憑藉自身努力，在經濟社會發展和道德理想之間搭建一個廣闊的平台，真正做到「既富且仁」 。從事功的角度來看，新時代的鄉賢必須同時具備「正德」 、「利用」和「厚生」的美德，用今天的話來講，他們是一群品行卓越、業務能力超強、造福大眾的實幹家。當然，這些人必須熱愛本鄉本土，富有人格魅力，深受鄉親愛戴。否則，連最低限度的倫理道德都無法保障，遑論成為新時代的鄉賢！

　　在逝去的歲月中，鄉賢是道德文化的守護者，為人們留下一抹餘暉；在未來的時光中，必將有一批社會賢達奮然屹立，他們極具「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堅守那片被喚作家園的樂土，群策群力，矢志不渝，實現我們的共同理想。這些人，就是新時代的鄉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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