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老師3月16日清華演講錄音稿 – 【人人分享

老闆不在，今天不務正業一番，將許久之前一直想整理的這段精彩的演講記錄成文字。耳朵聽出繭了，手也敲鍵盤抽筋了，個人整理，多有謬誤，權當娛樂。

《大秦帝國》出完以後，我從去年開始，把前邊所有我的文明的積累性文稿寫成了四本書，其中這個《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是三卷，這套書是專門揭示，通過前三千年文明史。因為我認為前三千年是我們中國文明的根基。另外一本書是專門討論秦文明在中國文明史上的文明地位的。所以它叫做《中國文明正源新論》。

其所以我們在當代要討論文明問題，是因為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根本性的特點。因為同學們都知道，任何時候人對歷史的感知和認識都是基於當代的需要出發的。就是時代提出什麼問題，人們就往往要從歷史中去尋求答案。所謂的以史為鏡，以史為鑒就是這個意思。我之所以要花費二十年的光陰來走入歷史深處，其中最大的一個動因，就是覺得我們當代正處於一個文明轉折時期。我們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只有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才真正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向新文明轉折的可能。也就是說當下社會，我們正是從一個殘破的農生文明和畸形的城市文明混合的當下文明形態，要發展到以工業和科學經濟為基礎的商品時代新文明去。中國當下的很多現實問題，我們用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用主義的語言譜系去說，大體上是說不清楚的。因為我們所熟知的，屬於主義這個體系的東西，很多基本元素都消失了。比如我們熟悉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很多基本元素都已經沒有了。比如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了，階級沒有了，階級鬥爭沒有了，一大二公沒有了，人民公社沒有了，等等等等。構成社會主義這一理論體系的諸多實踐元素，都在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那麼這樣一來，我們當下的社會以及未來往前發展用怎樣的語言譜系去敘說它，或者說用怎樣的思維方式和語言譜系去梳理我們的思想，從而給我們民族一個清醒的認識，用既往的那些主義，不管是哪個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等，基本上很難把問題說清楚。我覺得如果這些說不清楚，我們不妨把主義的譜系放一下，我們從中國文明發展的意義上來審視中國。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中國當下就面臨著向一個新文明轉折的時代。而在我們中國歷史上，文明的轉折現在是第三次大轉折時期。如果我們的文明史是五千年的話，我們的第一次文明轉折發生在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時期。從大禹治水開始，我們的民族邁進了國家時代。大禹治水之後夏王朝的建立，標誌著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國家形態。這是我們從散漫的遠古社會邁入國家文明的第一次文明大轉折。第二次文明轉折就是從夏到秦，歷經春秋戰國五六百年，秦帝國最終從分治的國家文明發展到跨越到統一的國家文明。秦帝國統一中國是中國文明第二次大的跨越。其所以發生這次大的歷史跨越，就是因為此前數百年的諸侯分治一步一步地在縮小，也就是說，分治的程度在一步一步縮小，國家權力的板塊形式在一步一步擴大。春秋時代剛開始時有一千多個諸侯國，到了戰國時期就變成了七大戰國為主導的七大板塊。這七大板塊又經過無數的錘鍊和磨合，歷經兩百多年，統一為一個大的帝國。秦帝國統一中國有兩大功績，第一是從政權意義上，從疆域意義上，統一了天下，統一了中國。第二個最大的意義是統一了中國的文明。對秦統一中國文明這一點，我們通常很少認識到其重要性。我們既往學歷史的時候，都有一句普通的話：秦統一了中國。這個說法比較籠統，實際上最本質，最深刻的層面來說是秦統一了中國文明。所以在秦帝國時代，我們華夏民族的文明跨越完成了第二個大的轉折。此後經過兩千多年，一直到清末的鴉片戰爭，我們從漢武帝開始，或者從秦滅亡開始，我們的文明一直處於地平線式的永動式的發展。在這兩千多年裡邊，雖然我們也有過很多技術性的突破，局部的突破，但是從文明整體意義上，以國家為核心，以政治文明為中心的文明整體跨越再也沒有出現，也就是大的文明創造再也沒有出現。當然這一方面說明了我們統一文明強固的歷史傳統所賦予我們這個民族生命力之強盛，統一文明的生命力之強盛。但是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也說明了我們的文明創造力越來越衰弱。因為在前三千年的歷史裡邊我們民族歷經了七大時代，五帝時代、夏、商、周、春秋、戰國、秦。這七大時代中的每一個時代人們都可以認為自己當下的存在是合理的，具有真理性的，再往前走大體上也沒有多大必要。但正因為文明創造力率領著我們這個民族，在那個時候，它的創造力是非常強的，所以使我們這個民族不斷地攀向新的文明高峰。但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邊，我們如果還說我們延續了兩千多年我們沒有變正說明了統一文明的強大生命力，如果僅僅以這個為借口而否定或否認我們民族這兩千年創造性的不斷降低，是不太合適不太妥當的。所以經過這兩千多年以後，我們真正進入了一個新文明跨越的歷史關頭。因為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近代史到現在已經兩百年左右了。在此前，可以說我們的民族為解決一系列救亡問題而不斷努力。先是救亡圖存，我們守不住，國門大開。後來又是對於推翻帝制以後的中國內部政治制度的梳理，我們用歷史語言的方式來說的話，就是不斷梳理，不斷創新，不斷革命。一直到四十年代之後，我們開始安定下來，但是我們仍然面臨著解決溫飽問題，解決經濟和民生問題，而陷入了各種各樣具體的歷史環境的桎梏。使我們中國不能真正地、平靜地、冷靜地去面對世界，去審視世界也審視自身。只有在改革開放後三十年，等中國的經濟真正地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達到一個相對的歷史水準的時候，到這個時候中國人才開始平和地審視世界，也開始重新把我們繞過去的那些歷史問題重新來認識。所以在這樣大的時代氛圍和思潮的基礎上，我才能進入《大秦帝國》的寫作。

在中國文明的認識裡邊，八十年代大家都知道，有兩個最基本的作品或說法，一個是《黃色文明落後論》，你們現在可能都不一定記得了。另外是台灣柏楊先生的《中國文化醬缸論》。像這兩部作品，核心觀點都是說，中國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先進，中國文明需要重新改造，中國需要全盤西化。在那個時候，當然也有一批人認為這種理念是不正確的，包括我在內。要批駁這種觀點，首先你自己對文明就要有一番說法。所以我就從法學專業轉向了歷史研究，又用了歷史小說的方式把它第一次用藝術的方式呈現了中國文明的一個核心問題。這又回到為什麼我要先說「秦」的問題。因為我們如果要審視中國文明，可以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對中國文明一直突出了兩個最基本最簡單的問題：一個是「非秦」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評價秦的問題，非就是徹底否定秦。這是我們文明史上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另外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尊孔」。所以一個「非秦」一個「尊孔」，這兩個問題構成了如何認識中國文明史的基本問題。這兩個問題自五四以來人們就認識得非常清楚。這兩個問題的存在，社會意識和社會思潮都突出得非常鮮明。但是五四以來近一百年，這兩個問題的認識一直沒有解決好。因為五四以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們中國思潮對中國文明問題老採取政治化的，簡單化的，運動化的，階級鬥爭化的方式來審視中國文明史，所以這兩個問題始終得不到合理的解釋，始終不能全面地客觀地對待它。比如最典型的對待儒家的問題，五四運動時期，中國面臨救亡圖存問題最尖銳的時候中國思想界和中國人民發出的第一個呼聲就是「打倒孔家店」。我們尋求自身民族為什麼落後、國家為什麼衰弱，我們本能地到我們的根基中去尋找原因。而這個原因的第一個答案就是「孔家店」。此後近百年所有進步的思想家，所有革命的思想家，所有負責人的思想家，他們的歷史理念都是反對儒家，反對孔子的「獨尊」。不是說要徹底地反對儒家，而是說要反對其「獨尊地位」。但是五四是要徹底打倒儒家的。從五四到文革，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思維方式的簡單化，而且始終沒有改變。用革命的方式也好，用階級鬥爭的方式也好，用簡單化的方式也好，總而言之，我們都陷入了片面化的，僵化的思維方式中來對待儒家。從現在我們的民族所能達到的反思的高度來說，從現在我們當代文明的視野來說，顯然這種對待儒家的態度和方式是偏頗的。其所以我們不能使儒家思想不能在中國文明史上佔據一個正當恰當的地位，就是因為我們對儒家採用了過分簡單化的方式。儒家儘管是一個保守主義學派，它的思想體系是內斂的。但是兩千多年以來，它畢竟也為我們積澱了很多精華，有很多優秀的方面需要我們去繼承，問題是我們必須反對它的「獨尊」。也就是說在中華民族根基的時代，我們民族的思想也好，文化也好，從來都是多元化發展的。但是我們從漢武帝開始，我們擯棄了多元化的思想根基，我們只選擇了其中的一家來作為獨尊的神主，把它供奉起來。所以這一家，且不說它不是一個全面的思想體系而是一個保守的思想體系，就是一個很綜合的學派，我們也不能獨尊它。包括道家墨家法家任何一個家在內，我們都不能獨尊。我們有一個思想寶庫，就是我們的民族在原點時代及其後來所創造的所有思想文明財富。在這一寶庫里，任何一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如果我們對於自己的思想採取宗教式的獨尊，把某一家使它獨尊起來，那距離我們未來的發展方向就非常遠。因為我們知道就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狀態而言，大家都有一個很大的思想分裂。中國的人文學界有一大批人是這樣，一方面在思想上對西方崇尚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對國內歷史文化遺產的繼承上又主張獨尊，儒家獨尊。這就是一個巨大的留在我們思想深處的精神鴻溝。這種鴻溝的形成，對一部分人來說可能是不自覺的，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卻可能是有意識的。但是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不自覺的。這種不自覺的鴻溝，實際上就造成了我們永遠都不能克服我們文明中的弊端而走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因為從當家作主意義上的民主來說，當然是人類發展的政治文明的方向。我們中國當然也要走向未來的民主，哪怕這種民主的方式我們現在可能還無法具體預測。但是方向是肯定的。我們都知道，民主有一個最大的基礎——就是民主社會歷來都是建立在多元化的文明和文化的基礎上。不習慣於多元的人，與永遠不可能走向民主。因為民主是社會各方爭議和妥協的結果。所謂契約精神是什麼？就是商量的結果。那麼如果我們要走向民主，但是又拒絕承認中國文明和文化是多元性的，而極力主張中國文明是獨尊性的，中國文明的代表是唯一性的，那這樣一來不是跟我們未來目標的根基本身相矛盾嗎？如果按照這個矛盾的合力方向走，我們就什麼事都做不了，就站在原地。我們再回想，自改革開放以來，因為此前一百多年對既定時代尤其是歷史文明中的儒家的不正確態度，使整個社會從某種意義上產生了簡單的逆反心理，所以新儒家得以在重新推崇儒家獨尊這件事情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可以說從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現在才達到了一個真正的高峰，至少孔子像走進了天安門，存在了一百多天。雖然他最後走出來了，但他終歸是走進去了。在五四運動以來直到現在，有哪一個時期，人們想到過孔子的畫像能走進最高的殿堂？假如說現在是多元化，我們把原點時代的大思想家們、大文明代表坐標全部樹立在天安門廣場，那誰也不會感到驚訝，反而認為這是非常壯闊的，非常有聲勢的文明梳理。但恰恰因為這一個雕像進了天安門廣場，所以進的時候也不敢宣傳，出的時候更不敢說話。就是相互都搞得偷偷摸摸，這本身就說明了一種奇特而尷尬的現象。那就是我們既不能正確地評價我們的文明歷史，又不能正確地定位我們的文明坐標，同時也不能正確對待以往樹立起來的唯一的文明坐標——儒家。對儒家，我們可以說一句概括性的話：我們只反對儒家的獨尊，但是不反對其思想體系中合理的部分。我們只認為儒家應當回到它的本位中去，回歸到諸子百家裡邊去，回歸到文明多元化裡面去，讓它和我們森林一般的原點思想體系一起蓬勃生長，一起構成我們的根基。儒家只要回到了這樣的歷史地位，我們整個文明體系的重新審視、重新定位、重新書寫是非常有希望的。這就是我的整個序言。

然後我們可以把「尊孔」也就是如何評價儒家文化的問題暫時放一下，我們來重新審視秦文明在歷史上經歷了怎樣的發展以及它具有怎樣的文明史地位。

鴉片戰爭以來，對中國文明進行了相對深入的思考，也出現了大量的歷史研究著作和成果。儘管我們有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史學界和人文學界把歷史作為文明史來研究的意識還遠遠沒有確立。我們整個學界沒有文明史研究的意識。我們的歷史研究是具體事件的記載、整理、考據或地下發掘。直到現在為止，我們中國的史料之豐富，對幾千年來歷史事件記載之詳細，無疑是世界之最，但是我們把歷史作為文明史去研究的意識卻最為淡薄，甚至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史著作或歷史哲學著作。為什麼？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一個很基本的原因是宋代以後我們所有的歷史研究都進入了考據主義階段，越來越技術性。當前我們整個人文學界，它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斷代研究、事件研究、具體的人物研究和具體的思想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兩大人群。一類是研究歷史的、讀史的人，一類是讀經的。讀史的人只注重於事件和對事件連接性系統性的敘述，讀經的人只注重於自己研究的某一家、某一人的論述，以此為基礎去認識歷史。比如研究孟子的人，肯定把孟子讀得很透，孟子對歷史怎麼說，他就認為那個時代的歷史就這個樣子。研究荀子的人這樣，研究莊子的人也這樣。比如華山文藝出版社，在八十年代曾經出了一套諸子系列叢書，它是小說形式，因為這個形式引起了我的興趣。正好當時是在我準備寫《大秦帝國》之前。我買到了一套六本，但這六本之後就不再出了。它全部選取的都是讀諸子的研究生寫的作品。他們寫得非常單薄，非常蒼白，所以直白地講也沒什麼市場效應，導致出版社也出不下去了。問題存在於什麼地方呢？因為他們就完全從某一子的書里去尋找他一生的故事。我們可以說，如果不讀大量的其他的文獻，確立一種新的理念去審視歷史，對那個時代有一個綜合性、總體性的認識，把這些人物聯繫到、融入到那個時代的風雲變幻裡面去，那這樣敘寫人物怎麼可能生動起來，豐富起來？所以，回顧到我們整個人文學界對社會的認識，也恰恰是這樣。讀經的人只讀經，根據經去了解歷史，讀史的人只根據事件的串聯去了解歷史，缺乏一批站起來，直起腰來，抬起頭來，站在高端文明的視野上去總體性地研究我們的文明和分析我們的文明史的人和相應的著作。所以我們自己對自己的文明沒能有一種理論性的說法。在我的書里，一直有一個鮮明的觀點：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的文明爭取文明話語權。我們說現在沒有文明話語權不是大家不了解中國的歷史，而是我們對自己文明史的最大坐標說不清楚。我們這個國家對歷史的認識充滿了問題人物、問題事件，所有的問題我們都沒有歷史共識。比如俄國對彼得大帝，美國對華盛頓，這樣的人物基本上是沒有爭議的，這就是他們文明發展史上的坐標。但是我們呢？在我們中國說秦始皇是統一文明正源的坐標嗎？有多少人承認？說孔子、說儒家是我們最重要的坐標嗎？顯然也是有爭議的。而且爭議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對任何一個歷史人物，包括社會時代劃分，都存在爭議。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一直沒有錘鍊出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對這個問題沒有一個說法。這也導致了外交場合上我們對自己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總是說不清楚。我們說的最多的話是「和諧社會」，對國際社會我們是「和為貴」。這樣下去我們民族面對世界只能一直團團作揖，對所有的事情只能說好。實際上我們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如果我們從文明研究的意義上認真去總結它，很多東西恰恰隱藏在我們的現實之中。比如我說一個基本的核心價值觀——大公思想。我們民族在政治文明中有一個最大的文明理念、核心價值觀，那就是大公。《呂氏春秋》就說得非常清楚：「天不私覆，地不私載。」孫中山先生在民國時代將它寫成了四個字「天下為公」。雖然我們都知道這個理念，但是並沒有把它上升到政治文明的高度上去對待它，也沒有把它作為一種基本的遺產去對待，也沒有分析它在各個時代都有哪一些體現。我們在對比中外歷史時往往有自卑情結，說我們古代中國沒有民主的元素，沒有民主的根基等。但只要認真分析，其實未必沒有，只是我們的表現形式不同。比如在夏商周三代跨入國家時代以前，我們有最為古老的禪讓制。禪讓制是什麼？就是最高權力領袖的民主推舉嘛。它不是後來社會直選的方式，而是以民心醞釀為基礎，以民心走向為根基，通過遴選的方式將最高權力傳承給別人。至少堯舜禹三帝是相互禪讓的。雖然有些記載里提到了禪讓的過程中有權力鬥爭，有黑暗的一面，但我認為這在任何一個社會裡都是不可避免存在的。權力的傳承總是伴隨著某種程度上的陰謀和黑暗，這些東西在政治上都是常態。問題是我們審視一個民族的文明，要永遠從最基本的面去談。某種意義上，就是要看社會實踐的最終結果是什麼，最終呈現物是什麼？這就是光明的，健康的。何況在春秋戰國時期還有各種「陽光政治」的主張。比如管仲明確地說過：「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滿室滿堂，天下王。」什麼意思呢？政治領袖對滿室的人說話，就讓房子里每一個人都能聽見；在廳堂說話，就讓廳堂里每一個人都聽見。能夠做到滿室滿堂的人，就能當天下的王者。這就是倡導政治的光明面的。對政治家而言，對政治生活而言，沒有什麼是不能讓人民知道的，必須讓社會知道，讓人民知道。韓非子還批判過管仲的這個理念，說要一分為二地看。大政方針，國家政策確實要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但是付諸操作實踐的部分就不能如此。因為韓非子是集法術勢的大成者，他這是從術的角度來講的，意思是術是要秘密操作的。當然，這已經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了。總而言之，在我們民族遠古的根基的時期也有優秀的東西，而不是像大部分人說的那樣往前追溯沒有精華，只有糟粕。比如民主制，我們有禪讓制、有大公思想、有陽光法令等等。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從何而來？它是憑空生長出來的嗎？不是。人民是什麼？人民這個概念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不是憑空出現的，也不是近代從日本移植過來的。人民在先秦的各種文獻里就有各種不同的體現。天下意識和大公思想就是我們政治文明的核心價值觀的體現。這些東西，值得我們完善和總結。我們文明話語權的缺失，最直觀的表現就是我們對中華文明的價值觀沒有個一二三四，若干領域的清晰的說明和認識。舉例子說，我們在外交場合，碰到很多重大的國際爭端，我們首先聲明的總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沒有利益。」假如我們在海外沒有利益，我們跑去幹什麼？我們面對世界為什麼不能坦蕩地說，我們國家在這裡的利益要堅決捍衛？我們到這裡來就是為了實現獲得相關的利益。只不過是在實現相關利益的同時，我們還要維護一些普遍的正義和價值。就正義而言，不侵略；就公平而言，平等交易，如此種種。只要符合這些原則，我們公開申明自己的利益，爭取自己的利益，捍衛自己的利益，有何不可？我們為什麼對自己的利益老不公開說出來，老說在這裡沒有利益？讓別人覺得中國人很難對話，你不知道他想要什麼，你也不知道他想說什麼。為什麼我們的外交官都成了這樣的人？我們的思維方式確實出現了問題。昨天新華社的記者還問我對普世價值有什麼看法，我說這個問題兩個層面來說。第一，普世價值確實是有的，在理論意義上，它是有的。第二，在實現的意義上，它又是有很大的差別的。雄糾糾氣昂昂地宣稱普世價值不存在的人主要看到了普世價值在不同國家的政策中有反差性的體現。而承認普世價值存在的人往往又忽視了在執行和實現時的差別，但又得不到信服。實際上我們冷靜地想想，確實是這樣。人類怎麼能沒有普適的東西呢？人類的思維是相通的。比如中國神話和西方神話儘管有差異，但也有很大的共性。可以看出，從遠古人類開始，我們的思維中已經有了相同的方面。現今人類文明已經發展了千年萬年了，無論是形成的共同的國家關係準則，或是戰爭、經濟貿易、人權等方面共同的價值法則，總是存在一些普遍為人類所接受承認的共同點，這就是普適價值。我們不能把普適價值理解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應是人類最高的共同的一些理解、追求、價值和目標。但是，各個國家的文明水準、發達程度不一樣，它在宣傳、推廣和執行中間又各自有各自的方式方法。這種方式甚至潛藏了很多醜惡的東西。但是，沒有共同性人類整體是沒有希望的，否則人類的智慧在最基本的良知意義上都沒有共同的認可，這是不可能的，比如人道主義，救死扶傷，你能說它沒有一點共同價值嗎？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實現層面的差異性和理論層面的存在性區分開來，不然老揪著一頭不放，問題就永遠說不清楚。

這裡又展開得比較遠了，還是回過頭來說秦文明的問題吧。中國的現實問題太多，說著說著就走偏了，有時候不由自主。

秦文明在中國歷史上遭受了四大扭曲。總結而言就是「暴秦論」，暴是一個包括了所有方面的被兩千多年歷史蓋棺定論的一個評價。一提起秦，那就是暴秦。實際上，對秦的非議，對秦的否定，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經濟盤剝。認為秦的經濟政策非常苛刻，這裡最權威的是董仲舒的言論，被後世當成真理來使用。所謂徭役十倍於古，賦稅十倍於古的這一番經濟指控。總之，就是秦是一個蹂躪人民生計的時代，重稅盤剝，民不聊生；二是法治殘苛。認為秦的法治是殘酷的、苛刻的。這一指控也有幾條論據。比如認為秦法「凡事皆有法式」，立法太嚴密。本來用現在的觀點看，立法嚴密是好事，是進步的表現。但是因為中國從獨尊儒術開始，我們所有修史的大權都跑到了儒家手裡，儒家在以自己的史觀在審視歷史，而儒家根本不懂法治，所以他們認為立法多是不好的表現，是想把人民的手腳捆住，所以凡事皆有法式變成了秦法暴虐的一個論據。另一個論據是秦法任用酷吏。第三個論據是秦帝國時代犯人非常多，就是所謂的「赭衣塞路」，所謂的「秦人不覺無鼻之丑」。這是主要指控秦法殘苛的三個論據。三是專制主義說。這是近代西方文明傳入中國，中國的社會文明理念發生了新的變革後對秦產生的新的指控。認為秦帝國開創了中國專制主義的先河。它雖是統一的，但本質是專制主義的政權。因為它專制，與我們未來的方向是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