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思潮的發展看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

口黨史論壇

從社會思潮的發展看青年毛澤東的思想轉變

朱志敏

1919年至1920年，毛澤東在中國近代以來社會思想最為活躍的時代里，度過了他生命中的第26到第27個年頭。僅僅兩年多時間，他由一名師範畢業生成長為嶄露頭角的社會活動家和具有初步理論知識，但卻信仰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段歷程對他個人一生以及對於後來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所具有的意義，都是十分重大的。本文將從社會思潮的發展演變對毛澤東產生的影響方面探討這個課題。

1918年的最後幾個月，發生了兩樁牽動國內社會輿論界的大事:一是國內南北政治勢力停戰議和，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圍繞前者，一方面是南北政府彼此之間政治的、外交的、權力的勾心鬥角，不必細說;另一方面則是各地、各界、各階層人們力促和談，期望結束紛爭，實現統一民主的政治局面.一時間，和平討論會、和平聯合會、和平期成會、和平

合進會等紛紛召開或成立①。這些會議或組織於呼籲和平之外，還倡行民主。如全國和平聯合會宗旨中有「為真正民意機關」、「發表國民真正意見」，敦請和平會議「議定永久和平之計劃，取武人政客所妄奪巧偷之國權而舉以還之於國民』，②的內容;國民制憲倡導會的倡導者呼籲制定「國民有公同發表意思(見)之自由」的「民本主義」(即「民主主義」)憲法，號召「拼力以奪爭此完全之國民制憲權』，③。值得注意的是，人們這一爭和平民主的舉動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引發的更廣範圍的民主主義思想潮流聯繫在一起的。在當時，把歐戰的結局看作是「公理戰勝強權」，「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的人很多。這一方面是由於獲勝的協約國一方標榜民主;更主要的是，它反映了人們厭惡軍閥，要求實現「真正」民主的心理。因此，伴隨「民主戰勝」的歡呼之聲，抨擊軍國主義、強權政治、秘密外交，要求廢督裁兵、國民參政的呼聲大起。

1918年末到1919年初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化吸引了先前從事啟蒙的知識分子:《新青年》5卷4號以前28期共載論說近百篇，直涉政治者不足10篇;5卷5號和5卷6號兩期(1918年10-11月)11篇論說中竟有《歐戰以後的政治》、《我們政治的生命》、《去兵》、《武力解決與解決武力》4篇涉及政治，這裡還未算上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而陳獨秀、李大釗更新創《每周評論》，開展對「國民仲裁」、「國民制憲」主張的批評;宣傳「除二害」、「直接行動的國民大會」主張;報道巴黎和會、山東問題、五四運動;介紹世界革命潮流、社會主義思想、新生俄國憲法和制度……顯而易見，以國內南北議和與歐戰結束為契機，陳獨秀、李大釗等啟蒙學者的關注點開始由文化思想的啟蒙向政治改造的宣傳轉移，並且推動了社會範圍的政治民主化思潮的蓬勃開展。這，正是青年毛澤東由「倡學為本」的啟蒙意識轉向從事運動的政治改造意識的社會背景。

在長沙讀書時的毛澤東受楊昌濟所傳湘儒傳統文化和以英國自由主義學說為主的近代民主思想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早期《新青年》啟蒙宣傳的影響，十分注重思想(心力)對社會政治改革的作用.他主張變革社會應抓大本大源。「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④這裡的「倡學」有個人與社會兩個對象:對於個人(指負改造社會大任者)，學為基礎。無學者「基礎不厚」，「無內省之明，無外觀之識」，對於社會，學如根本，余「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至於「學」的內涵，則是哲學、倫理學所揭示的「宇宙之真理」。這個「倡學」意識反映出青年毛澤東對社會改造的出發點與方向的思考:就社會說，希望「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此時在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孰為改造之先的選擇中傾向的是前者。

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亦即歐戰結束前後的半年多時間，毛澤東是在北京度過的。特別是他到北京後的第3個月，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找到了一份「登記到圖書館來看報的人們的名字」的工作。在這裡，他不顧地位低下，語言不通，主動去接近「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和一些進步學生，和他們交換「關於政治和文化問題的意見」。他同時設法旁聽功課，參加哲學會、新聞學會等社團活動。在此他能夠及時讀到諸如《新青年》、《每周評論》、《北京大學日刊》、《北京大學月刊》、《新潮》、《國民》(後3種均創刊於1919年1月)等反映時潮的刊物。這為他直接感受時代思潮的變化，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後來回憶說:在那期間，他「對政治興趣繼長增高」、「思想也越加急進氣「回到長沙的時候」，他的「政治工作比以前更為積極」。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他在時過17年後，反覆憶述當年政治熱情提高的情況，一方面表明他對這一思想轉變印象深刻-一也就是說，他在到北京前雖也留意政治形勢，參加一些政治活動，但關注更多的是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從對政治的興趣增高到積極投身政治運動，是一個連貫的發展過程，而不是五四愛國運動喚起的突然衝動。其二，所謂「思想急進」，大抵是指他當時讀到一些無政府主義小冊子，

「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和對俄國「平民大革命」的「過激主義」抱有好感而言。但和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堅持政治冷淡主義不同，他對政治表現出愈來愈強烈的興趣。

誠然，青年毛澤東思想熱點及行為取向的變化無疑與他早期既有的，被稱作「動、斗的宇宙—人生觀」和「通今的經驗理性」等思想特徵相關，這些主觀因素且可說是促其變化的主要原因。但在毛澤東到北京以前，在社會上引人注目的輿論由文化啟蒙向政治改造轉移這一外部事實尚未發生之前，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並沒有脫出前面分析過的求學尋理、倡學濟世的範圍。因此，只是在歐戰結束到「五四」前後，毛澤東思維為主的內在追求才開始讓位於政治為主的外部追求;文化為主的改造才開始讓位於行動為主的改造。正是在這時，青年毛澤東從求知為主的人生階段轉變到邁進踐行為主的人生階段。在紛然雜陳的五四時代思想中，吸收多種流派的內容，形成駁雜而浮泛的觀念，並一度形成廣泛影響的，當推「平民主義」和「社會主義」。這裡先說「平民主義」。

「平民主義」原是Democracy的翻譯語，戊戌辛亥年間就有個別人採用這一譯語。歐戰結束以後，一方面民主之聲大唱，促使一些學者重新探討Democ-racy的涵義。探討的結果，發現這個名詞所包含的內容已經有了很大發展。這使得不少人不贊成再用「民主主義」或「民主政治」翻譯Democracy，出現了「庶民主義」、「民本主義」、「平民主義」、「民治主義」多種意譯，或乾脆採用音譯法。另一方面，俄、德等國革命的發生，西方各國勞工與婦女運動的蓬勃發展，使人們感到新的世界潮流已轉到注重「平民」方面，由此，「勞工神聖」、「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互助主義」、「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與下層民眾相關的口號、觀念流行的範圍開始擴大。與此同時，戊戌、新文化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文學通俗化、普及教育等要求，亦由於上述原因顯出發展的趨勢，1918年末到1919年初相繼出規了「平民文學」、「平民主義教育」的口號。此外，與上述認識相關，歐戰結束前後，還出現了「平民生計社」一類組織，提出了「平民生計」(後發展為「平民經濟」)口號。這樣，一個吸收了以上各種觀念或精神的、以Democracy譯語形式出現的「平民主義」觀念便產生了.這是一個十分龐雜、浮泛的觀念，又是一個模糊的、不固定的概念.總體上說，它包括了諸如把「民主」分為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學的、教育的多種，即認為民主應體現在人類生活各個方面的認識;以自由、平等、互助，以至「勞動」等為Democracy基本內容的認識;反抗強權壓迫，尋求個人及下層民眾，即工人、農民、婦女以至學生獲得「解放」的認識;重視平民的地位、作用、身份、價值，以平民為社會的主人，為平等的標準和尺度的認識等等。

和其它多種新思潮一樣，平民主義觀念的發源地亦是北京大學。蔡元培是歐戰結束前後較早和較多使用這個名詞的人。他把對「平民主義」的理解與他對「勞工神聖」的提倡相聯繫。但如所周知，他的「勞工神聖」實際上相當於「士農工商勞動神聖」之意，也就是說他觀念中的「勞工」—在很多情況下也就是「平民」—所涵蓋的階層似更為廣泛，因而他所謂的「平民主義」也似更接近於作為軍國主義、武斷主義對立物的「民主主義」的原意。李大釗在歐戰結束前後相對於「民主」，有「平權主義」、`Democ-racyHracy「現代民主主義」、「平民政治」等提法;相對於「平民」則有「庶民」的提法。他的「庶民」、「平民」較多地帶有下層民眾之意;他的「民主」則帶有下層民眾反抗壓迫和束縛，尋求「解放」的含義。

毛澤東顯然受到上述思想的啟發，不過，他的認識在形式上取了蔡說(李大釗使用「平民主義」一詞是在1920年以後)，在內容上吸收了李說，在精神上則貫穿著無政府主義的「反強權」主張.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里寫道:「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在這裡，毛澤東注意的，不是「平民主義」本身具有哪些含義，也不是這個主義在教育、經濟、文學各方面如何實行。因此，他既沒有探討Democracy理論的熱情，也沒有單純宜傳、實踐平民教育、平民經濟(合作主義)或創作平民文學的興趣。在他眼裡，平民主義的意義主要在於:它是強權主義的對立物，是反強權的武器或工具。「古來各種聯合，以強權者的聯合··一為多」，「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於是乎有民眾的大聯合。」⑥於此我們看到，此時毛澤東眼前呈現的是一個鮮明的理念與現實重疊的兩極對立世界:一邊是強權主義和強權者階級，一邊是平民主義和平民階級。他自己毫不含糊地站在後者一邊，向強權者抗爭，為被壓迫者呼喊。儘管他的反強權主張還僅僅局限於「無血革命」的範圍，但重要的是，他此時的世界觀和他在社會中位置與追求的目標和以往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

如前所述，「倡學」時期的毛澤東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價值對比中，選擇的是後者，由注重思想、道德、理性的作用而推重「聖賢」，鄙夷「小人」。從對聖賢的仰望與追求轉向對平民的關注，進而走入下層民眾中間，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一個在毛澤東一生追求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變化。它對於毛澤東的影響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它使毛澤東明確了後來終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標:推翻壓迫人民群眾的各種強權勢力，使民眾獲得翻身解放。同時，它也為毛澤東找到了改造中國社會的巨大物質力量.這兩點認識為他接受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翻身解放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第二，平民主義把「民主」作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等廣泛解釋的趨向，及將「民主」與「平民」即下層民眾聯繫起來的傾向，對毛澤東後來思想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解釋民主，以及他在談到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大眾」特徵時，把它等同於「民主」的思考邏輯，很可能就是這一影響的結果。

第三，平民主義的消極方面一一大體表現為兩點:其一，反權威、反秩序，要求一律平等(各階級都「化」為平民)的傾向;其二，非知識、非知識分子的反智化傾向，也一定程度地影響了毛澤東。他後來在社會生活方面傾向於「大眾化」和平均主義的思想;對「文革」式大民主的提倡;多年對知識分子的偏見，所謂「卑殘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名言等等，似乎都可以從這裡找到一些根源。

五四時期社會主義思潮的時代特色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由於俄國十月革命和歐戰後世界範圍的民主與社會主義潮流的影響，也由於國內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和五四愛國運動的推動，先前小範圍的、零散的、斷續進行的各類「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一度變成普遍的、系統的、集中的傳播，從而成為「新思潮的主旋律」⑥。其二，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此期間得到了較為準確、較為系統的介紹，贏得了一批進步知識分子的信仰，催生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並由此在思想文化領域和社會革命運動兩個方面逐漸開拓自己的道路。這一切對於青年毛澤東來說，都格外地具有意義。

首先，他在此前已經有著某種「社會主義」的理想傾向。如前所述，倡學時期的毛澤東視現實世界由「聖賢」和「小人」兩部分人組成，他認為，「政治、法律、宗教、禮儀制度，及多餘之農、工、商業「…為小人設也」，如世無小人，這些「皆可廢而不用」;君子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亦即要使所有小人都成為聖賢君子。「彼時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

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這便是孔子之大同理想世界⑦。毛澤東的這一認識對他自己來說並非是非理性的:從以倡學、改造天下人心為本源，到聖賢救世主義或精神個人主義，再到天下皆為聖賢，完成天下人心的改造，亦即完成社會人生的改造，實際上構成了雖為粗糙，但卻較為完整的改革社會政治的認識邏輯。這個邏輯中包含有對「內聖外王」傳統價值觀的認同，也有對個性解放的現代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認同;體現了近代以來數代愛國志士救亡改革的普遍心態，也體現了五四時代啟蒙知識分子「藉思想文化以解決間題」的思維範式。雖然在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時他對大同世界有過否定。但就在這以後不久，他接觸到了倡導勤工儉學的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在他到北京之後，又讀了許多無政府主義小冊子。更主要的是歐戰結束前後，先有李大釗、彭一湖、羅家倫、黃日葵等預測戰後的社會主義趨勢(lsls年7月至lsls年初);接著，無政府主義者重整旗鼓，創辦《進化》雜誌，以促進「社會主義」實現而自任(1919年1月)... ...各種「社會主義」傳播如滾滾潮流，一浪高過一浪。這便使得理性上否定了大同世界有實現可能性的毛澤東重新投入追求大同理想的激情之中:「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探索掃除一切強權的平民世界;重溫「新村」之夢並進一步細緻描繪未競藍圖;熱衷工讀互助實踐……

表面上看，毛澤東對每一種「社會主義」觀念發生興趣，身後都有社會思潮中同類觀念傳播的背景。從這個角度說，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每一步發展都是社會思想影響的結果。而從深層的心理結構方面考慮，他的傾向社會主義乃是反映了他在保持或繼承某種傳統的價值衡定方式上與同時代知識分子的一致性。這種價值衡定方式的基本框架是以歸趨集體利益為取向，以符合倫理道德為準則。五四時代知識分子中多數人受到西方現代民主思想的影響，在表層意識上已經摒棄了綱常禮法的道德觀，但一方面這種意識的轉變伴隨著挽救危亡、振興民族的心理。另一方面，對於西方「取法乎上」的願望和自道德理性出發，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弊端的優慮，以及對於民主、自由、平等概念的表面化、理想化的理解，決定了他們價值衡定方式的框架依舊是以歸趨集體利益為取向，以符合倫理道德為準則。所不同的僅僅是:人民的國家、社會代替了皇帝的國家、社會，成為新的價值取向的目標;自由、平等、互助、勞動等代替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為新的倫理道德理想。此外還有一層:民初至五四期間由於袁世凱專制引起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失望和厭惡，因之將目光轉向「社會」，伴隨或導致了人們對社會革命代替政治革命成為新的世界潮流理解的認同，從而使社會主義既符合集體主義、道德主義的價值選擇，也符合追隨世界潮流，「取法乎上」的功利要求。這是五四

知識分子一度普遍傾向社會主義的原因，也是青年毛澤東從「否定」大同世界的現實性轉而又追求大同理想的原因。

其次，青年毛澤東對客觀世界的探索與追求很早便具有尋求理念上合理性解釋和現實方面合理性改造的雙重特徵。如他的「本源」思想:「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倡學」者，既是指倡導認識學理的價值及其內容，也意味倡導普及學理(哲學)。通過學理的改造和普及，改造國人的思想、道德，從而改造整個國家的面貌。這實際是一條通向合理改造現實的路徑，屬於行的範疇。「宇宙之真理」者，可以理解為符合客觀世界之真善美追求的認識，亦即是對合理的思想與道德的正確解釋(哲學、倫理學)。它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但不是人人都能掌握它。它又因不同時代對真善美的迫求不同而可以改變，因之可以被「改造」。這是屬於知的範疇.在毛澤東的意識中，對這一真理的掌握，乃是倡學的目的，又是改造現實社會的必需和前提.

讀書時期的毛澤東「自揣固未嘗立志」，亦即尚未掌握「宇宙之真理」。這樣，五四時期社會主義思潮的普遍流行便為他提供了探索真理的新材料.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期探索的內容與方式上有所變化:內容上，以往偏重「思想」、「道德」，現在偏重社會與政治的改造方法與模式;方式上，以往偏重書本上的「理念說明」，現在則是實踐探索和理念求知交流並行。偏重實際社會政治改造的傾向並未排斥對思想、道德的考慮，這使他更願意接受「反強權」、「平等」、「民眾解放」、「互助」、「無血革命」、「平民自治」、「社會主義」等觀念。實踐探索和理論求知並行則使他在道德理性的基礎上更發生工具理性的覺悟，從而開始揚棄原有理想中的空想成份，轉向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統一，在理念說明和現實改造兩方面都能滿足他本人對「大本大源」追求的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

①《中華民國史》第二卷(1916-1920年)，中華書局1987 年9月版，第306-313頁。

②《和平聯合會之成立會》，《民國日報》1918年12月25 日。

③《有發起國民制憲會倡導會者》，《晨報》1918年12月28 日。

④《致黎錦熙信》，《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年 7月版，第84頁。1917年8月23日。

⑤《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 338一339頁

⑥皮明麻:《近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潮覓蹤》，吉林文史出版 社1991年4月版。

⑦本文參閱了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日刊》、《新潮》、《少年中國》、《國民》、《每周評論》、《新青年》等刊物。

北京黨史研究 (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法政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