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舊制度還想再活500年

　　當前在朝野廣泛流行的托克維爾熱並不是由知識界發起而引起政治集團興趣的，恰恰相反的是，由於高層領導的興趣和推薦才引起知識界的附議。這種對於托克維爾的推薦並不意味著要吸納自由主義的觀點，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沒有被招安入室的機會。因此，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激動顯得十分幼稚，這種熱潮也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能夠走到議事的圓桌，更不代表權力高層對於自由主義的青睞。這種情況正如上世紀50年代中央高層熱讀吉拉斯的《新階級》，那時候是作為「反面教材」加以防範的，並不是說他們要放棄已經「握有空前絕後權威的新階級」。當前這種熱議又顯示出知識分子的軟骨病，又一次充當了政治話語的附庸，未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判斷。

　　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特點是，看見一隻蝴蝶標本就驚呼「法治的春天來了」，聽見最高權力當局講了一句托克維爾就馬上斷定「自由的春天到了」，一個維穩案件的意外結束就高喊「這是中國法治的勝利」。今天，對於這種托克維爾熱議的過度解讀往往掩蓋了事情的真相，引起的遼闊意淫終不能解釋更加緊縮的現實。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作為歷史學家的托克維爾最著名的發現無非是：「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也就是說，革命往往在改革之際進行爆發的。這種發現被人稱之為「托克維爾定律」或者「托克維爾命題」，顛覆了一些正統歷史學家的觀點，引起了人們長時期的廣泛引用。我想，目前這股熱潮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這一發現，肯定不是托克維爾在書中所強調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托克維爾的這種發現符合一定的歷史事件，是一種特定的事實判斷，但在中國文化中並不新鮮。中國的歷代統治者早已諳熟這種規律，因此，才有「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規則。這條定律看似一種悖論，但它發自人性的基礎，中國統治者早就知道，給予的越多越不能滿足，以至現在的大小官員都對此心知肚明，只是不捅破罷了。這就是為什麼哲學家說，人飢餓時只有一個煩惱，吃飽之後會生出無數個煩惱。這些人性深處潛藏的慾望和要求恐怕當時托克維爾並未深究，沒有從人性的深處探討人性與政治的關聯。就像在日常經驗中，如果一個人被搶去的財產一點兒不還，你還有等待的耐心，或者放棄，如果歸還了部分，則會激起更大的索要激情。

　　托克維爾的發現的確有著真知灼見，但他未能預見後來的新幽靈所產生的極權主義組織，也未能想到極權組織的專政手段顛覆了所有的人類經驗。因此，哈維爾的發現才是振聾發聵的，哈維爾說，極權主義的生存本能迫使他們對風雲變幻的各種思潮、心理和社會氣候加以重視，然後做出靈活反應。這種「反應」不是簡單地傳統式的鎮壓，反而是順應文學抒情般的改革。那麼，這種改革並不一定就是為了回應各種社會思潮，或者在民意的要求下放棄部分權力，相反的是為了維護現有的制度框架更加牢固。這就涉及到改革的目的問題，到底是為了把自由和權利還給人民，還是為了修補體制的漏洞和鬆懈以加強現有體制的建設。正如另一位研究法國革史的米涅所言，「是偉大人物掌握國家，還是君主掌握國家，完全看他是維護人民自由還是使人民受奴役」。因此，檢驗改革的目的最重要的標準並不是能否提高物質生活水平，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人民享有的自由程度。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的標準也是如此，經濟發展不能化約發展。沒有自由的增加，經濟越發展，社會越倒退。因為人並不只是動物性的，更是精神性的。雖然沒有自由也能活著，但這樣的苟活是沒有生命意義的。如果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了現有體制和權力集團，這種改革是正面的。相反的是，如果改革的目的只是平息社會矛盾為了體制的長治久安，那麼這樣的改革則是反動。正因為此，辨不清改革真實目的情況下，那些改革派知識分子顯然在助紂為虐並有著佔據權勢資源的野心。現在相當一部分改革派的知識分子恰恰有這樣的野心，他們不是用行動限制權力，而是為改革尋找政績。從現在社會管理的改革創新來看，這一改革並不是在放開社會，而是用更加嚴密的網格化、井田化、下沉式來控制社會。包括近來對於網路的技術監控，已經否定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的想像，至少說明，托克維爾並未給中國帶來自由的春天，他甚至還是「反而教材」。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有一些思想的光芒，可惜被「托克維爾定律」掩蓋住了，這些被遮蔽的發現更為重要，恰恰可以從大革命爆發的深層機理上說明問題。托克維爾說：「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緊緊依戀著自由，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誘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夠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誰在自由中尋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誰就只配受奴役。」他還說：「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們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惡果本身。」這就跟有的民族只是痛恨他們的主子不一樣，不知道自由真正價值的人也不會對自由有真正的熱愛。一些人表面上追求自由，實際上只是看重了高喊自由所帶來的一點兒物質利益而已。這就是一些人主張經濟自由，而反對人的自由，經濟自由的確給一些人帶來了巨大利益，但只有經濟的自由而沒有社會的自由會造成更加嚴重的專制。

　　雖然有人反對文化在制度中的作用，但制度中的人同樣是文化中的人，任何制度下的人都無法脫離他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人們對於自由的追求中會產生不同的作用。托克維爾反覆強調，沒有自由的社會有可能創造經濟奇蹟，也有可能變得富麗堂皇，但是，在此類社會中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見不到偉大的人民，而且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托克維爾之所以反覆強調自由的價值，是因為如果沒有對自由的真正熱愛則無法發生革命，更不會在經濟好轉的改革時期發生革命。正是在這個時期，人們才喚醒了沉睡中的對自由的熱愛，然後要求新的制度代替舊的制度，如果雙方互不相讓，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對於現有權力體制來說，最致命的不是人們要求變革，而是人民對自由真正的熱愛和追求。普通的制度修補要求只能使體制更加牢固，而對自由的追求往往會衝破舊體制的堤壩，形成浩浩蕩蕩的歷史洪流。同樣的是，如果改革只是有利於增長財富，而對人民的自由加緊束縛，不但不能長久安撫人心，反而會釀成革命的爆發。這就是為什麼舊制度不討厭人們呼籲改革，改革意味著對現有制度體系的基本承認，對自由的追求反而是他們最忌諱的。

　　近年來，一些人引進了保守主義的觀念以此來為「告別革命」尋找理由，但在中國，保守主義要保守什麼？西方的保守主義要保守的是自由的傳統，而中國的保守主義是保守威權的傳統。在曼海姆看來，傳統主義行為大多只是反應性行為，而保守主義行為則是具有意義取向的行為。那麼，在中國的保守主義行為是保守自由的追求還是改革的成果？如果是保守自由的傳統，我們的自由傳統是向內的、折中的，這種自由的傳統無法形成現代政治文明中的民主與自由。梁漱溟在分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模式是一種折中的路向，就是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這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也就是于丹常向人講的，遇到不公平、不自由的處境不要抱怨，而要折返自己的內心，改變自己的心境。即便傳統文化中那種對於平等的愛好也不是自由中的平等，而是宰制之下的平等。正是這種在宰制平等追求中的革命，使之導致了自由的全部喪失。在托克維爾的思想深處，平等與民主並不是人類的理想，只是一種人類社會不可抗拒的、不高明而無奈的手段，因為平等不是目的。

　　如果中國的保守主義要保守的是改革的成果，那麼就必須把改革的成果放在人類文明的坐標中進行檢驗。改革是什麼？陳曉農博士說，改革就是贖罪，就是還債，就是把強行掠奪了人民的自由和權利歸還給人民。他說，改革的最大形式就是實行了市場經濟，而這並不是什麼創新，四九之前就是市場經濟。改革的明顯效果是放鬆了社會成長，而四九之前已經有一個穩定而厚重的社會階層。可惜，一個維繫社會穩定幾千年的鄉紳階層被徹底打碎了，正如托克維爾講的，「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來發揮著它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由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

　　那麼，改革的成果到底在哪裡，如何進行評估，僅僅靠一些物質的增長是無法進行衡量的。按照阿瑪蒂亞·森的觀點，必須以發展的眼光來進行衡量，而衡量發展的尺度便是自由的多少，如果沒有自由的增加，根本談不上發展。

　　舊制度的長期存在往往有兩種效果，一方面暴露出的各種問題引起人們的普遍不滿，尤其對於公平、平等的追求遠遠超出了對自由的熱愛，大部分人只是感興趣於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另一方面，舊制度在長期的運行之中已經形成一種文化，人本身就是文化的產物，生長在舊制度文化中的人實際上容易依賴這種習慣，並且把這種舊制度的習慣當作一種依靠。那麼托克維爾為什麼發現恰恰在進行制度改革之時又容易發生革命呢？雖然法國大革命的誘因不乏一些文人的幻想和鼓動，但是米涅認為革命絕不是幾個文人能夠發動成功的，革命是發生的，而不是發動的。也就是革命的發生必有它瓜熟蒂落的機理。

　　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革命有的符合「托克維爾定律」，但有的是在嚴酷條件下被逼無路的結果。許多農民起義、軍事政變並不是官府給予的多了，而是被逼的結果，是一種經過了利害計算的結果。我們今天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有著巨大的不同，也有不同的文化基礎，因此，在尋找革命誘因時也不能掉進托克維爾陷阱。共產主義不適合人類，同樣的是，「托克維爾定律」並不一定適合所有的歷史章節。如果一味認定「托克維爾定律」的真理性，那麼會對當下的制度變革起到阻礙作用，權力集團會以此作為教訓進一步加強權力的鞏固。吉拉斯說，這個新階級已經把手段當作了目的，擺脫了一切道德顧慮。因此已經變得更強，更鞏固，雖然它的道德墮落了，但由它自己的階級和它對社會的控制來看，它在事實上卻加強了。

　　對於舊制度的擁有者來說，沒有幾個人真心愿意放棄，他們明白社會權利的增大會成為埋葬自己的墳墓，因此，所有做出的改革調整僅是一些安全自衛。在舊制度已經明顯感到人民要求變革的呼聲之時，保守主義的出場確實能夠符合舊制度的利益，因為保守主義不主張切斷制度的傳統之鏈，甚至主張從舊制度中繼承合理的部分，然後對舊制度進行逐漸改良。其實，保守主義忽略了舊制度的強大慣性和起死回生的能力，舊制度往往在革命高潮時沉潛下來，等到時機轉變，馬上就會加入或者改造新制度。任何舊制度即使不去刻意繼承，它本身的生存意志也會向新權力獻媚，然後形成新的結盟。然而，人們的熱情等不得太久，在所有的改革承諾遲遲不能兌現之時，革命的火種往往就開始醞釀了。清朝末年的景象便是如此。

　　由於20世紀的殘酷教訓，避免暴力革命似乎已是朝野共識。儘管目的不同，但追求的目標基本一致。為了避免暴力革命，朝野雙方自然也有不同的原因，現有權力集團自然極力避免革命，因為革命的後果令其膽寒。人民也大都不再熱衷革命，因革命之後的權力形成還會繼承舊制度的許多缺點，甚至在專制方面走得更遠。比如吉拉斯總結的共產主義革命是第一個為革命者帶來好處的革命。他說，革命者以及圍繞他們而形成的官僚集團共享革命的果實。於是，這在革命者中以及在更廣大的外圍群眾中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這種革命是歷史上第一個一直忠於它的標榜的口號的革命。而實際上這種革命一旦成功，就馬上拋棄了革命之時的口號，開始繼續用革命的手段去破壞一種社會形態而橫暴地去建立另一種社會形態。正是對於革命的這種認識，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改良主張順應了多數人的心理，但也為此模糊了改革的道路。

　　改革的悖論是，靠權力集團自身發起的改革必然是揚棄一些制度，按照人性中自我保護的本能，棄之不用的往往對本身對自己不利，能夠加強自身的還會發揚光大。自由主義反思法國大革命時最大的拷問是針對革命之後形成的新的專制，但這正是未能切斷傳統制度之維的結果。所有的舊制度中都有權力的專制因素，這種因素不但最容易被繼承下來，而且還會不斷壯大，這是所有的革命難以解決的問題。太平天國是以平等為號召起家的，然後很快形成了更加等級分明的暴力集團。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以消滅專製為號召進行革命的，但也形成了更加嚴重的權力專制。這些很容易歸罪於革命，因此，革命在現代社會已經承擔了這些罪名。但是，革命只是手段，專制並非革命本身的基因，專制恰恰是革命只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在制度變革上未能成功的結果。在沒有制度革命的革命成功中，肯定要把舊制度的權力專制繼承下來，然後在繼續革命的口號下實行權力專政。上個世紀的革命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早已證明了這一點，革命的兒女難以成活，不是革命本身的專制，而是舊制度的遺產具有強大的生存能力。

　　如果在推崇托克維爾時只強調革命悖論的話，改革就會成為一種幻象，因為有效的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場制度革命。如果只推崇托克維爾，而對密爾、洛克、孟德斯鳩、波普爾、吉拉斯、哈維爾拒不接受的話，所謂的改革就是一種假象。其目的就會不言自明。即便是托克維爾也應該重視他的關於自由的思想，尤其他關於民主與自由的主張。他說，民主就是政治權利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他認為個人應該擁有一切自由，一切責任和權利，民主就是與平等相結合的自由。這裡自由佔據了所有目的的中心，沒有自由的民主和平等毫無意義。

　　如果改革是本著擴大人們自由、權利和民主的目的，那麼就會包涵了這些要素，接下來檢驗其合法性的標準則是看它的手段，因為手段是目的的組成部分。吉拉斯說，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想的、不人道的手段達成的，正如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自由社會是由奴隸造成的一樣。最能表明目的的實質及其正義者莫過於用以達到目的的手段。我們今天的改革中，那種用暴力強制拆遷的手段是為了人們過上更幸福的生活嗎？在對於權力的橫行肆虐方面，暴力革命有它的震懾作用，原始正義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被徹底驅逐出去的理由。

　　如果要確實防範革命的暴發，改革的誠意應該首先表現在對言論自由的解放方面，沒有這種基本的天賦自由，不但無法使人相信改革誠意，還會釀成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暴發與文學政治有關，之所以一些文人們煽起了經久不息的平等幻想，是因為舊制度對於言論自由的壓制，使得人們的自由表達只能潛藏在文學作品之中，然後成為點燃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次是迅速放開社會控制，社會階層的壯大不但不會點燃革命，社會的保守理性還有助於平息革命的鼓動，成為舊制度的改良者。第三是儘快實行法治，才能有效制止無處不在的腐敗，否則，人治的制度框架會在權力的高度壟斷中釀成革命。馬基雅維利發現，對於用暴力和欺騙得到權力和財富的人，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用偽造的所謂正義來掩藏他們取得這些東西時所用的那些可恥的伎倆。這就是所有的舊制度都想長生不老，因為它養肥了一批人，這些人不願革掉自己的命，他們又具有維護現有制度的資源優勢。他們總是為舊制度的合理性尋找理由，尤其告訴你，那些鼓吹革命的人總被革命所吞沒。的確，任何理性的人都不會喜歡暴力革命，但在這種情況下，也千萬不要錯判了人們的革命熱情。如果任何舊制度總是沒有徹底變革的誠意，或者用加緊控制的手段代替改革，那麼，誰有能力永遠阻擋舊制度邏輯的斷裂呢？米涅說：「革命通常總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爆發，使所要打擊的人措手不及。」

　　2012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