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盛的中國人
同事劉磊這期寫了福建偷渡村，叫《小鎮美國夢》，評刊會上讀的時候想起四年前去採訪過的紐約華人區法拉盛，那是這些偷渡客到紐約後90%會去的地方。《小鎮美國夢》里有種生活在日復一日的絕望，這種絕望讓我想起了在法拉盛遇到的人和那個地方。
法拉盛的美國夢其實和曼哈頓沒有太大關係，站在那裡，你會覺得就像置身在中國五線城市的商業區，而且很多移民也沒打算有一天能進入曼哈頓的生活，即便去了美國，他們也是一輩子生活在這個華人區里。你會以為這只是老一輩的想法，其實不是的，我認識幾個在美國受到過不錯教育的移民二代，他們讀完法律或金融之後，在曼哈頓過了幾年白領生活後，最終還是紮根在了法拉盛。那麼法拉盛吸引他們的是什麼呢？其實是一種已經通過血緣、債務和不能曝光的非法身份構建出的中國式賺錢方式。
因此，如果了解那裡的人究竟過著生活，首先應該把曼哈頓代表的紐約和法拉盛區分，曼哈頓對很多在中國都市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的確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容易先入為主代表紐約，但真的不能把對曼哈頓魅力的這種吸引想像到他們身上，那裡大部分是福建人和溫州人，某種意義上，他們去紐約，和他們早年去中國其他地方做生意是一樣的，不是為了嚮往一種文明和文化，而是看到了發財的機會，明白這一點，而不是總在用曼哈頓式的美國夢套他們的選擇，是更好理解法拉盛的前提。
法拉盛賺錢的方式其實是由兩套體系構成的，一套是新老移民之間通過血緣、債務構造出的剝削體系，一套是建立在人口戰略基礎上的土地戰爭。
當時採訪了很多90年代就到達那裡的人，在那時，衣廠是移民打工營生的主要手段，訂單大部分是猶太人給的，裡面的故事其實和《北京人在紐約》里講的差不多，這個體系里最殘忍的一點是，新偷渡來的人沒有身份，他們很恐懼被發現遣送回中國，無法暴露自己，為自己爭取權益或者找到更公平的工作，因此，這些衣廠常常利用這種恐懼任意讓他們加班，趕工，這也是中國工廠格外受到猶太人信任的原因，無論工期多麼匆忙，他們總能按時完成。
但事實上，這種把兩人處境真空化，對美國精神的簡單化處理恰恰遺落了一個特別有趣的部分。為了保證新來的移民能夠辛苦勞作，除了利用他們的非法身份之外，還有另一層雙保險，那就是血緣和債務。
在溫州，這個邏輯是這樣的，比較早發達的溫州人在那裡有了衣廠之後，會開始讓同鄉把大量的親戚再從老家帶過來讓他們進工廠為自己做工，給他們介紹費，讓這個產業持續運轉。
有趣的是，蛇頭要的偷渡費也絕不便宜，那些在中國的窮人絕對是出不起的，這些錢先由邀請他們來美國的親戚們出的，新偷渡的人來美國之後也是住在他們這些親戚家，但這種留宿絕不是出於憐憫，而是一種監督，他們要監督他們帶過來的親戚在衣廠好好做事，順利賺錢，直到把他們借給他的偷渡費還上，就這樣，衣廠老闆也樂得清閑，為自己找到了監控，從此，一個建立在血緣、債務、身份上的家族企業鏈條就這樣順利搭建了起來，發展了下去。
另外一個比較可怕的是土地戰爭。這些土地戰爭開始主要集中在大陸移民和其他地區移民之間，當然，最後受苦的還是那些中國無產者。
其實比較早住在法拉盛的是韓國人和台灣人，大陸是後來者，但大陸人很快通過親戚介紹親戚來的人越來越多，和韓國人和台灣人不同，他們只是習慣租那些店鋪，大陸人有錢之後則是直接購買下來，因為法拉盛沒有正規醫院，移民也不大可能去市裡的醫院，所以那裡的商鋪基本上賣的都是日常必需品，特別是藥物之類的，大陸人佔據了一部分店鋪後，很快開始讓這些藥品降價，並且讓房租漲價，這樣大家都去大陸人那裡購買，韓國人台灣人由於生意無法進行只能離開，那些商鋪最後也只能賣給大陸人。當大陸人買下了所有店鋪後，他們就開始肆意讓這些藥品漲價，賺取暴利，炒高房屋價格，由於藥品是必需品，很多還需要處方單，沒有能力離開的人只能在那裡花高價購買，接受被剝削的命運。而房屋價格高了之後，後來者也很難進來，保證了他們的利益。
切斷後來者進入的可能，利用對生活必需品的壟斷贏得暴利產生的最不好的結果就是法拉盛地區的商業模式無法升級，我去看了台灣人的商鋪，他們基本上是如果賣葯的把生意做穩定了，就會再邀請一個中醫來一起到店裡，之後再邀請一個西醫，他們共同分擔房租，這樣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小醫館的氛圍，共同進步和提高，你可以去看病，然後再去抓藥，一站內全部完成。但這在大陸的藥鋪是不可能出現的，他們就是牢牢抓住那些高附加值的必需品賺錢（一旦生意壟斷後，人們天然就賣最能賺錢的東西，變得不思進取），他們當然找到了生意不會倒閉的秘訣，但也因為生意做的太容易致使那個地方始終停留在90年代的樣子。
其實東方商人有個特別沒倫理的地方就是喜歡把生活必需品變成金融產品，這個還是從李嘉誠開始的，在國外，人們買房就是看到現房才會購買，但李嘉誠發明了「樓花」，就是把樓盤變成金融品，大家共同投資，炒作，升值，在國外很多國家，都有倫理和法規規定不能這麼控制日常必需品，但在東方，這就是最賺錢的一門生意，最後受害的還是人民。也讓這些商人不用靠鑽研技術、去創新，只要巴結好那些有土地控制權的官員，控制好渠道就可以不斷賺錢，令國家始終無法進步。
法拉盛的報道其實國內比較少，主要是大家會下意識覺得唐人街沒什麼意思，還有就是出差費用過高，當時這個選題也不是我報的，而是《男人裝》的余凌遠，那幾年紐約一下子來了很多中國超模，由於法拉盛有美味的中餐，很快這些超模知道了這個地方，其中的何穗本人就是溫州人，自然對此熟悉的不得了，余凌遠在《男人裝》又是時裝總監，少不了來紐約和這些超模一起工作，就這樣，他先知道了這個地方有很多有趣的事，判斷出這是一個不錯的題，我當時正好辭職在家，在《男人裝》姜一老師的介紹下，就去了七天。
那次經歷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歡，就好像你現在去了朝鮮，就能一下子了解自己的過去一樣，朝鮮人現在正被蒙蔽的，也是你曾經被蒙蔽的，你一下子就會懂你為什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唐人街也是這樣，那裡儘管不大，但卻是中國式人性，尤其是商業社會下人性淋漓盡致的體現，去了那裡，你也能明白很多為什麼中國商業環境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雖然法拉盛的報道不多，但有個作家其實寫過一本關於法拉盛的小說，就是我很喜歡的哈金（喜歡的原因因為他的視角和幽默是作家屆的趙本山，而且有一種詩意），哈金那本書叫《落地》，大部分都是根據法拉盛的新聞改寫的。
不要覺得不可思議，離婚的確是中國商人在早期的主要動力，因為在當時，離婚並不是能被接受和理解，對於那些公務員和國企的人而言（而且當時大部分都是國企），離婚也許就意味著組織對你不再信任了，也斷絕了他們的晉陞機會，因此，這乾脆驅使他們破釜沉舟去了那些更包容的地方，比如深圳，當然那在當時也是商機最多的地方，最容易獲得個人成功，最開放的地方。
以下就是四年前寫的這篇文章，對我的意義就是通過它看到了很多今天中國，尤其是商界為什麼變成了這個樣子，讓我再採訪很多更複雜的商業故事和商人時，能通過這個小地方積累了很多關於國民性的基本坐標。文章有點長，也希望你在這個周末讀後能有所收穫。另外如果想看劉磊的《小鎮美國夢》，可以購買八月份的《人物》雜誌，封面是吳宇森。
法拉盛的中國移民
楊若若
楊若若不喜歡人多的地方，嚮往賺到足夠的錢後能去美國郊區鄉村風的大房子里生活。在微信的朋友圈裡，這個房產經紀常會把她代理的房屋信息發到上面。這些房子大多數在紐約的法拉盛，那是在七號線盡頭，華人聚集地。因為偷渡，從十歲起便要面對與父親分別十年並沒影響到她對家庭的愛，每個周末，她最讓開心的事則是帶著自己的兒子去公園裡打拳，這是這個男孩最近喜歡上的一項運動。
楊若若幾乎沒有任何愛好，與大部分生存在這裡的人一樣，她每周七天都在工作。有時工作到深夜，也會忍不住拿起手機在朋友圈寫下鼓勵自己更勇敢面對現實的話，它們大多有種略帶疲憊但很平靜的踏實。
一個夜裡，她寫，也想睡一睡，沒機會了，下輩子玩個夠。隨後跟了三個笑臉。在那一天，她剛剛帶領一群新的看房客去參觀了紐約白石鎮的房屋公展。
還有一個夜裡，她寫，有時候，要學習孤獨，學習自娛自樂，學習愛自己，一個人獨立來，一個獨立人走，要瀟洒自如。在那天，她的心情不太高興，客戶對她百般刁難，卻買了競爭對手的房子。她在朋友圈裡這麼鼓勵自己。
在法拉盛，比起其他偷渡來的移民，楊若若女士有著自己獨特的一面，她為這一面自豪。與這裡大部分來自貧困島村上的溫州人不同，來紐約之前，楊女士的全家生活在溫州城裡。她的父親不但不是農民，還是一位收入相當不錯的政府官員。
拿到美國身份對每一個偷渡到法拉盛的中國人都是頭等大事，有沒有身份直接決定你是不是能夠獨立做生意，這是他們真正關心的事情，否則，你永遠只是一個黑戶受雇他人，暗無天日，任由剝削，不能聲張。法拉盛的街道上總能看到各種自由黨派的旗幟，申請政治迫害並且加入這些黨派是獲得公民身份的一個途經。但這個途經不適合大部分普通人。
對於普通人而言，獲得身份有一種更普遍的方法，那便是給美國政府看那些在中國負責計劃生育的官員給你開具的強制「結紮」證明，在溫州，不斷想要一個兒子的念頭是村子裡的核心信念，這種證明處處都是，人們把為保護生育權作為來美國的理由，利用其獲得身份。
八九年代的溫州，溫州人只追求兩件事情，一個是讓自己的家庭成為「華僑之家」，一個則是擁有一個家族企業。楊若若的祖父母很早移民到了義大利，祖母家裡的六個孩子全部在世界的各個地方。若若的父親則因為已經在城市裡獲得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並不想要真的通過偷渡改變生活，「我的父親更看重的是穩定的人生，」楊說，「他和那些會努力尋找財富機會的人不同。」
但有一個兒子的念頭仍纏繞在這個傳統溫州人的腦海之中，楊若若是家裡最大的女孩，她還有一個妹妹，當楊若若的父親堅持想生第三胎的時候，他的妻子同樣面臨計生幹部強迫為她做結紮的威脅，在這時，他發現他的官員身份是一個真正的負累，同時，他的上升通道也因超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牽連。
哪怕楊女士的父親這樣一個追求穩定的人，當擁有兒子的信念遭到威脅時，他也最終不得不像妻子家族的親戚那樣準備移民。
他先是讓已經在義大利的親人給他發來一份探親邀請函，他拿著這個邀請函到單位開具證明，然後去大使館辦理了簽證準備離開中國。當時並沒有太多的人懷疑他的動機，因為在很多城裡的官員看來移民是一件太辛苦的事，他們不會想到誰會願意放棄政府的工作去做這件事。
父親因此順利來到了義大利，隨後，他開始在親戚的飯店漫無天日的工作，三年之後，他認為自己準備的差不多了，要求他在老家的妻子也準備好追隨他的腳步開始移動。但當他的妻子離開家鄉來到北京時，那裡恰好發生了90年代末期的動亂，她在北京受到驚嚇又慌張地回到溫州，這讓她的行程推遲了兩年。又過了五年，20歲的楊若若也帶著只有15歲的妹妹坐上飛機投奔他們的父母。
一個20歲不會說英文的女孩完成這一切並不容易，從那時起，她就展現出了鎮定的性格，她先是在香港落地，然後轉機義大利，到了義大利之後，她不知道應該如何走出海關，也當然不會講一句義大利語。她拉住一個海關官員，用中文問他自己應該從哪裡離開，官員聽不懂她講的是什麼，便用手指指了指樓下，楊若若便帶著妹妹來到樓下，但那裡是來義大利旅遊的人出海關的地方並不是移民出口，不過在這時，楊若若看到了一群中國人，她很快追上去問他們自己應該如何出去，其中的一個把她和妹妹帶出了海關，一出海關時，她便看到了等在那裡的父親，因為移民，她與父親已經有十年沒有見過對方。
父親帶姐妹兩人遊玩了米蘭，在一家不錯的餐廳的吃飯，但這種快樂不過持續了半天，在夜裡，他們就匆忙趕回離米蘭一個小時車程去另一個城市的中國人聚集區，繼續開始辛勤勞作。
來到義大利前，楊學習很好，在九十年代，她便考上溫州市少有的一所重點中學，她的舅舅也是一個在海外的溫州商人，他堅持不希望她的父親把她接到國外，「她應該去考大學，中國以後或許會更好，」她的舅舅說，但楊若若的父親則更重家庭團聚，他認為兩地分居令他太痛苦了。
一切正如舅舅所言，楊若若到了義大利之後就不得不中止學習，在那時，儘管他的父親讓楊若若帶上自己優秀的學習成績單，但仍沒有一所學校願意收下一個中國移民的女兒，他們建議讓她先學好義大利文。這所學校的校長為楊若若和她的妹妹介紹了當地教堂的神父，神父為她們找到了一個已經退休的法文老師，從此，每個周末，楊若若與她的妹妹去這位法文老師家學習兩天義大利語，她們不用支付任何一分錢，這件事一直讓楊若若非常難忘。
促使楊若若努力學習語言的另一個因素則來自家族的生意與尊嚴。在她與妹妹到義大利之後，她的父親決定不再給別人打工，自己也開始開餐廳，由於她的父母都是絲毫不懂義大利語的老一輩移民，開了餐廳之後，他們只能在廚房裡做那些刷盤子做飯之類的事情，他們請求一個親戚在前台幫助溝通、收錢。
楊若若不喜歡這個親戚，她覺得她傲慢極了，「好像我們家裡都在求著她一樣，」楊若若說，同時，她也覺得這麼做生意不對，「你不能把收錢的事情交給外人去做。」這讓楊若若認定自己一定要抓緊學會義大利語。
楊若若義大利文的學習還不到幾個月時，他們在美國的祖母就希望他們的全家離開義大利去美國，就這樣，楊若若還沒有來得及在義大利繼續完成學習，便不得不再次踏上了一條向著更先進、富有的文明與國度不斷遷徙的道路。
剛到美國時，與大部分中國人一樣，年輕的楊若若做過很多非常辛苦的工作。讓她安慰的是，在法拉盛這個當時混雜著台灣人、大陸人與韓國人的亞洲移民集中區，楊若若與一個台灣人陷入愛河，21歲進入婚姻。
懷孕生兒子時，楊若若第一次有了大量的空閑時間，她開始對電視機里不斷重複播出的美股數字發生興趣。當時「大都會」剛剛上市，她與另一個更早來到美國的中國移民聊到了這件事情，這個移民很快對楊若若發生了興趣，在她的保險公司里，有兩個香港人、與一個廣州人，他們分別代表當時來美國最多的幾個中國地區，當看到大量溫州人在華人區生活，她認為自己還應該聘請一個溫州人做員工。
就這樣，她邀請楊若若在生完孩子之後加入自己的團隊，在當時，由於溫州移民教育程度普遍較低，沒有人能夠掌握保險所需要的複雜的法律英語以及與美國政府打交道的能力。高二便來美國的楊若若甚至沒有中國的高中文憑，不過，從讀書時便顯示出優秀學習能力讓她對自己很有信心，她決定試一試。
面試中，楊若若被要求進行一種性格測試，第一次測試關於她的競爭性，測試的結果認為楊若若並不是一個積極、有競爭意識的人，這顯然不符合保險業。
在楊若若決定放棄的時候，她的領導建議她再試一試，這一次則是關於道德品質。楊若若過關了，她就這樣進入了大都會保險公司。對於當時的華人，這是非常不錯的工作。
在中國的近現代歷史中，楊若若的家鄉溫州一直是個隔絕於群山與大海中，缺乏發展的貧困村落，在全國各地由政府大舉開發鐵路促進流通時，溫州並不在這個宏大的計劃之中，這促使了人們必須自己找到讓家鄉參與到流通中的方法，在八十年代，溫州是全國唯一一個不依靠國家自己集資修建鐵路的地區。在即將到來的大開放前，溫州人卻比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更早理解了開放意味著什麼，他們明白要更快把握到機會。七十年代末，在溫州民間，人們便已經根據自己鄉親間的出國經驗把世界各國進行了排序，他們優先願意去美國、法國，因為這兩個國家經濟最好，其次則是義大利與西班牙，最後則是希臘。
由於貧困與國家政策的忽視，溫州人表現出了更有前瞻性的獨立，這決定他們更看重的不是政策或者民族主義，而是更好的市場。
溫州人不斷地在全世界尋找更好的市場，「這決定了溫州人很少會進入那些需要技術積累的行業，」一個在當地做律師的溫商第二代說，「在這條街上，甚至大部分需要大量管理經驗與烹飪技藝的餐廳都是福建人做的，他們喜歡一個家族世世代代在一個餐廳里不斷地積累技藝，但溫州人更喜歡的是流通、快錢與買進賣出。」
在這個過度趨利的群體里，楊若若則對一切有著不同的看法，這種看法表示她更多地從自己，或者對自己意志與自我的修鍊出發，而不是利益。阻止過楊若若來美國的舅舅常常與她談起她現在的選擇，她的舅舅認為儘管在今天她已經取得了不錯的成就，「但如果留在中國，你的成就或許會更大，」舅舅說。
楊若若則告訴他，「人不要分國家的大小，人要奮鬥。一個國家的水平會影響個人的發展，非洲的巨富也有一大堆。路是人自己走的，你沒法回頭。」
胡先生
楊若若是我在法拉盛採訪時第一個認識的人，熱心的她還是當地溫商協會的會長，當我問她有沒有合適的採訪對象，她開始不斷和我提起一個名字，胡先生，「他很成功，他很值得採訪」。她告訴我。到紐約的第二天，她就親自帶我去拜訪了這位胡先生。
見到胡先生的地方叫「亞洲大酒店」，見面時，他和他的合作人翁先生正穿著一件比他們的身材略大一號的黑色夾克站在酒店大廳一個巨型吊燈下等著我們。這種夾克在中國曾隨著七匹狼、勁霸這類東南沿海家族服裝企業大力營銷在大陸二三線城市流行過一陣，但今日中國已經完全落伍。
「亞洲大酒店」的大廳其實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走進大廳，你會被面前一座發出刺眼白光的巨大吊燈吸引，，這架吊燈戲劇性突兀地從半空中落了下來，相比整個大廳而言，吊燈的大小與這座酒店的名字都顯得過於宏大了，就像那些中國南方溫州房屋按照中國農村傳統的方式設計與建成之後，主人們又常常為這些房子安置一個西方宮廷式的屋頂，這代表了他們對於西方現代化生活的嚮往與想像，而在這個一切都被充分利用、十分現實酒店裡，巨大的燈與「亞洲大酒店」這個名字又在無比的現實之中被映襯成了無比超現實的存在。但從另一個方面而言，整個華人區都充滿了這樣的名字，當地一個最好的超市叫做新世界，一個賣參茸的店叫做中美參茸行，他們大多都是不自覺地擺脫了家鄉甚至是中國的痕迹，唯一一家模仿北京老字號取名「同仁堂」的藥店主人竟然是一個台灣人，這裡的溫州人沒有用家鄉甚至中國的名字為他們的生意命名，從某種程度上，這也符合這個從無到有，背水一戰，充滿再創氣質土地上商人的決心與樂觀。
胡先生正是「亞洲大酒店」的開發者，他同時還是這裡的建築商，開發這家酒店前，他是一位建造聯排別墅的建築商人。與大部分出身貧寒、精打細算的溫州商人一樣，胡先生在自己的生意里控制著一切，他既是開發商又是建築商，不但擁有土地、工人、材料與設計師，他還親自負責這些房子的銷售。
胡先生的經驗決定了這座酒店的樣子，更進一步說，你不能以一個酒店去想像它的樣子。「亞洲大酒店」嵌在「法拉盛」人氣頗旺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店鋪之中，比起酒店，它更像是胡先生之前開發過的聯排別墅中的一棟，在一個精打細算絕不允許有任何浪費的溫州人手中，你更想像的是，在這座沒有任何前院後院，只有四層樓高的「聯排別墅」里，如何密密麻麻安置了70多個房間。
「亞洲大酒店」的材料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廣州，大廳的吊燈則是他最得意的作品。「當時我人並不在廣州，我讓幫我採購這個燈的人特地發了照片過來，我們大家都非常滿意。」胡先生指著頭頂上的吊燈說。
十幾歲時，胡先生隨著他的家人偷渡來到紐約，和他的大部分同鄉一樣，遠離貧困的家鄉，大洋彼岸等待著他的第一件事不是自由或者一個更發達的世界，而是漫長辛勞的衣廠工作。
衣廠是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溫州人在海外很流行做的生意類型，在當時，大陸並沒有徹底開放，善於尋找市場的溫州人便利用當水手的身份中途跳船偷渡海外，這也決定了在海外的溫州人大多來自七都島與烏鎮兩個村子，它們赤貧並且靠海，都屬於一個叫永嘉的縣城。這裡是溫州當水手的男性最多的地方，當這些水手們隨著裝滿工業產品的輪船來到發達國家時，他們會選擇跳船游向陸地，到了當地，水手們先是紮根到餐廳，在慢慢獲得身份之後，再將自己老家的妻子與孩子以探親的名義接到自己身邊，隨著移民人數越來越多，溫州人逐漸可以通過猶太人的訂單自己組織家族工廠生產成衣，工廠的工人又往往是那些新來的與自己有地緣關係的老鄉，工廠主或者他們的親戚先為他們向蛇頭支付了偷渡的費用，隨後，他們便在親戚的監督下，住在他們的家裡，每天去老鄉的工廠做工，直到償還完所有偷渡的債務，這個過程一般會持續兩到五年。
除了親戚們的監督，還有一套對僱工賣命的雙重保障是，那些新偷渡來的人在一開始並沒有身份，他們恐懼被發現遣送回中國，也恐懼被官方發現，因此，他們必須任勞任怨，接受剝削。
在這種暗無天日的勞作、債務與以血緣關係作為抵押和監督的生產關係中，在十幾歲時，胡先生的性格就已經變得保守、勤奮、在凡事面前充分計算絕不冒險。
還完所有的債務離開血汗工廠之後，胡先生面臨的第一件事便是如何獲得美國國籍——他需要得到那些對第三世界國家抱有憐憫的美國人的同情。在老鄉的介紹下，胡先生來到了一個美國家庭里當他們的傭人，兩年之後，他的主人慷慨地為他前往移民局申請了身份，並向美國政府保證了他的品質。
隨後，當胡先生髮現自己利用這個正當身份去做更多工作的時候，他先是來到了美國人一家為飛機製造零部件的工廠，學習真正的技術。接著，他又在業餘時間考下了地產經紀的執照，重新回到華人區，把那些原本屬於的白人的別墅、公寓一批一批地賣給已經通過血汗工廠獲得財富的溫州同鄉。在這個過程中，胡先生見證了同鄉里第一個財富傳奇的誕生。
美國航空業在21世紀初開始衰落，胡先生之前的工廠立刻遇到了嚴重的經營問題，胡先生將這個工廠介紹給了自己的一個同鄉，與大部分過早來到紐約早已與中國的發展完全隔絕的溫州人有所不同，這個同鄉在90年代末期才移民到了紐約，他既真正見過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變化，也親歷了國內親戚在大陸投身製造業之後財富的積累速度，這種見識讓他很快決定買下胡先生之前工作過的飛機工廠，再為這些飛機零件找到一個嶄新的市場，那便是中國。
在當時，大量中國人在紐約開的衣廠已經因為逐漸開放的大陸因正變成一個勞動力更便宜的市場而紛紛倒閉，使得這門十年前還算有市場先機的生意變得毫無優勢可言。在21世紀初期，伴隨著房地產的升溫，當大陸開始了新一輪地產、機場、酒店、商場、交通工具等基礎設施建設的熱潮時，胡先生的同鄉在紐約收購的飛機零件工廠比起衣廠更直接地迎合了這場熱潮的需求，這讓他迅速在紐約華商圈裡變得顯赫，在習近平任浙江省省長時，他都是習在紐約的重點接見對象。
胡先生像大部分從小便來到紐約的溫州人一樣，他們在這幾年儘管常常回到國內，但仍會不由自主把中國看成是一個與美國截然相反的極端。
「我們在美國做事很簡單，不像大陸需要很多的關係和後門」，胡先生說。
對於五十四歲的胡先生而言，這兩年給他衝擊最大的故事都發生在大陸。前年，在一個大陸三線城市政府官員的遊說下，一個與他同齡的美國華僑將自己的畢生積蓄全部投資在了這個城市唯一一家國際五星級酒店的開發中，除此意外，他還利用民間金融借了大量資本。
事實上，五星酒店項目僅僅是當地政府為了其他招商引資的門面工程，在一個沒有遊客與商務出差人士的三線城市，投資國際酒店是一個根本無法維持的生意，這導致這位華人溫商背上大筆高利貸，同時搭上了他在紐約奮鬥積攢下的全部積蓄。
在胡先生的眼中，大陸幾乎就是邪惡與危險的，他盡量避免自己的任何選擇與這塊散發著巨大機遇也存在巨大風險的土地發生關係。
在21世紀初期，胡先生曾經有一次和一個華人溫商團前往東北收購一個爛尾樓，在和政府的溝通中，他很快發現了問題，「他們和介紹人給出的盈利估值截然不同，他們相差了十多個百分點。」胡先生說，而在一個疾速發展的中國，誰又能真正準確地計算任何一個項目的收益與虧損？
保守的胡先生絲毫不遺憾把一個發大財的機會錯讓給了他人。正如他每一次事業上的選擇都經歷過一次在現實層面結合自身經驗最安全的漫長權衡，他擁有這種緊隨現實並與現實充分權衡的藝術。
胡先生做了十幾年的房地產中介，在這十幾年裡，他掌握了紐約華人區幾乎全部的房地產交易信息，尤其是哪一種房源最受華人歡迎以及利潤最高。
很快，胡先生開始利用這些信息購買空地與那些不願在華人地段繼續生活的白人的房子，並把這些房子的花園與庭院一一拆掉，在上面按照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建起了容積率更大，房屋面積更大，直接面對街道的雙拼別墅。在這個過程中，他每天都與工人一同來到工地，監督並學習他們如何一磚一瓦建設整棟房子，直到掌握了全部的建築技術，胡先生又更大膽地開發聯排別墅。
到去年，當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遊客與留學生喜歡來華人區吃中餐、唱KTV時，胡先生又在幾年前的一塊空地上建起酒店，方便他們假期與周末留宿，因為充分考慮到了市場的需求，剛剛開業不久，胡先生的酒店已經能達到百分之七十的入住率。
胡先生講到這裡時，我終於明白了楊若若對胡先生的崇拜。和這裡的大部分人一樣，若若判斷一個人值不值採訪就是他是不是足夠成功，或者他有沒有做成自己想做但沒做到的事。他們也把這等同於有沒有自我實現。
楊若若也曾試圖開發過法拉盛的房地產，「但我並沒有胡先生那麼謹慎與幸運，我把一切都承包給了別人而不是由我自己控制成本，我失敗了，」楊若若說，楊若若進入美國地產開發的時候已經是2008年，那個時候，因為經濟危機，這也是整個美國地產最糟糕的時期。那次投資失敗之後，楊若若再也沒有涉足過地產開發行業。在楊若若眼裡，胡先生既是一個實幹家，也是一個弄潮兒，這些都讓她由衷佩服。
在今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越來越嚴格，很多中國富人選擇來美國，楊若若的業績比去年好了很多，但她並沒因此變得放鬆，我們在法拉盛共度的幾天里，她的一個赴美生子的高中同學正好借住在她那裡，在中國，這個代理了太平鳥西裝的同學已是億萬富翁。我們有一天正坐在這個地區一家台灣人經營的高端寫字樓里，享受著一個叫做「木蘭」的餐廳的FUSION料理，楊若若點了一盤按照牛排的方式裝盤的「糟溜魚片」。吃飯時，她像發現了什麼一樣悄悄問我，「你有沒有留意到她正在用IPAD學習英文？她已經四十歲了。」然後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我覺得真正能把生意做到一億規模的人的都是像她這樣現在還在努力學習的人。」我這才明白，她還是像一個初入商界的人那樣仍在不停尋找成功的方法。
「亞洲大酒店」的另一個擁有者是翁先生，與胡先生的不苟言笑不同，翁先生是個對任何事情都願意表示出可以接受與理解的活躍的人。
去年，他讓學金融的兒子離開了他所就職的金融機構，專門去紐約郊區的一座萬豪酒店打工並學習管理，一年之後，又把這些所學全部投入到了這個家族酒店生意中。他的兒子為他把酒店放入到了一個類似中國「去哪兒」的網站上，這樣人們就可以通過網路訂房找到他們，這讓翁先生由衷得意。他主動提出願意帶我們去看看這家令他們引以為豪酒店。
每打開了一個酒店房間的門，翁先生都會自豪地像我們展示經過改良之後這個房間里所有的變化，「你看我們的屋頂，它很高，你很少會在紐約見過層高這麼好的酒店，」翁先生說。
餐廳在酒店的二樓，整整齊齊擺了十幾把椅子和凳子。這個不到10平方米的地方像極了一個小型機關單位的食堂，與之不同的是，這個「食堂」卻有一個巨大的美式落地窗，翁先生站在落地窗前，他的背後是這個華人區里唯一一座星級酒店「喜來登」，我們指著高空中「喜來登」巨大的紅色標牌問，去那裡的客人去來這裡的有什麼不同？
翁先生告訴我們，「沒有什麼不同，不過我們比它們更好，我們提供香皂、拖鞋、牙刷，你在這種紐約的酒店裡不會看到這些。」
餐廳的落地窗全部由一種白色的、塑料質感的材料包邊，這些材料當然也和那架巨型吊燈一樣來自廣州，用手推起這個落地窗時，你會發現它們是生硬而極難移動的。但這絲毫不會影響翁先生對他們提供的度假酒店生活的想像，在落地窗的外面，有一個幾平方米的露台，露台的地面仍是水泥尚未膜勻的毛坯狀態。
「到了夏天，我們會把落地窗全部打開，在露台上支起一把把遮陽傘，在這個酒店住的人可以一邊在傘下曬太陽喝咖啡一邊交談。」翁先生吃力地推開了落地窗的窗戶，窗戶因為摩擦發出了一聲刺耳的響聲，翁先生站在紐約的春寒里充滿期待地說。
在胡先生的身上，你能清楚地看到美國社會的穩定與法制如何與溫州人血液里的務實與勤奮緊密結合，在依靠勤奮獲得財富之後，他們與大陸的同鄉自此也有了不同的歸宿，他們很少會遇到房地產劇烈升值或者民間金融泡沫這種在一個快速上升的發展中國家會遇到的問題，這也讓他們的人生遠離了貪戀和投機，同時遠離了大起大落與隨之而只的風險。
你不可能在任何一張紐約市區的旅遊地圖上找到法拉盛這個如此現實的地方，它與曼哈頓的豐富多彩相差太遠了，更多透露的卻是生存的氣質以及勤勉的態度。如果從曼哈頓驅車來到這裡需要經過高架、機場、工業園區、球賽場館以及幾片墓地。與多彩密集，充滿活力的市區不同，高架橋下是一片缺乏變化、緩速延展的灰色、空曠與乏味。
翁銀通夫婦
翁銀通夫婦是法拉盛一家參茸行的老闆。除了賣一些南方人喜愛的人蔘、鹿茸、靈芝可以煲湯的補品之外，他們的藥店銷量很好的還有那些大陸生產用於消炎或者感冒的處方葯，在醫療條件不是十分發達的中國區，人們生病之後更願意來這些中國人自己開的藥店而不是醫院。
翁銀通夫婦在八十年代中期先是移民到了香港，他們先是那裡血汗工廠里打工的工人。當時李嘉誠在房地產業發明了一種「買樓花」的商業模式：一棟樓盤開盤之前，可以由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購買這棟房子的百分之幾，等到樓盤上市之後，他們再按照市場價拿回自己的錢，樓價不斷上升的時期，這是當時社會最賺錢的投資方式。
「樓花」是李嘉誠的一大創新，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發達國家，你都無法看到這種賣樓方式，在歐美，人們往往要在樓盤建好之後，親自看過才會購買，他們更多把樓房當做是一種生活必須品，但在香港，這種生活必須品則在樓花發明下逐漸成為了金融產品，這導致了大量香港普通人根本沒法買的起房子。
擁有一些積蓄後，翁銀通夫婦很快從家鄉父母那裡借來了錢，並把這些錢投資到了樓花之中，這使他們迅速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發了財，離開了血汗工廠。
隨後，香港興起了一陣「皮草風」，在當時，作為亞洲的交易市場，很多大陸的中國人開始大量地從內地進皮草在九龍開店賣給喜歡它們的日本客人，翁銀通夫婦又在這個潮流中加入了皮草商人的行列。不過，在他們三十歲這一年，這個生意成為了他們遭遇到的第一次失敗，皮草交易存在著極大的波動性，有限的日本客人很快對皮草的消費能力下降，這導致大量皮草商店不得不瞬間面對皮草滯銷的衰市，這次失敗最終改變了夫婦兩人的性格，促使了翁銀通夫婦骨子裡的保守心理佔了上峰。這種性格背後的恐懼讓他們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抱著僥倖心理等待奇蹟的再次到來，而是慌張地把自己的貨物全部半價賣掉，逃離香港，也放棄了在一個高速發展社會可能獲得的機會，帶著剩下的錢來到紐約。
在90年代的紐約華人街，翁銀通夫婦先是加入了一種由溫州人獨創的「9毛9店」的生意中，這種生意的靈感起源於當時在大陸已經很發達的義烏小商品城，在國外生活的溫州人回到家鄉大量地批發這些小商品到發達國家售賣，把它們全以一件「九毛九」的價格出售，當時中國鼓勵出口，相比美元匯率，這些小商品的進價簡直微不足道，在匯率最高的時候，它們的利潤幾乎在十倍左右。但這類生意如同所有外貿生意一樣，過於依賴美元與人民幣的比例，隨著人民幣在21世紀的升值，「9毛9店」也普遍因成本變高宣布破產。
這徹底打消了翁銀通夫婦本來便所剩無幾的冒險精神，他們下定決心不再追求任何高風險、高收益但不能持久的生意，而是要找到了一個不受任何潮流影響真正能夠長期做下去的，這便有了今天的中美參茸行與西藥店。翁銀通夫婦的參茸行在法拉盛的main street，這裡是當地人們往來最多的地方。
一開始，法拉盛聚集更多的其實是韓國人與台灣人，但在2005年左右，這裡的華人變得越來越多，由於中國人的數量遠遠高於其他國家，因此，這次移民潮便不再是循序漸進而是爆增式。與此同時，大量的華人也將自己樂於佔有土地本性帶到了這裡，由於土地交易變得頻繁，法拉盛的土地開始漲價，比起同在一條街上做生意的台灣商人、韓國商人，翁銀通夫婦儘管是一個晚來者，但他們卻像所有溫州人一樣本能地預料到了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他們很快花下比市價更高的錢將店面上一個主人那裡買下。隨後，他們用比台灣人藥店更便宜的價格去出售這些藥物。這種策略明顯不是台灣人能夠理解的，在只願意租下店鋪而不願意購買的他們看來，當房租在普遍上漲，應該審時度勢地考慮對貨品也進行漲價而不是降價。
很快，房租的價格變得越來越高，來這裡更早的台灣人發現他們已經不能繼續負擔忽然變高的費用，也無法在藥品價格上與中國人進行競爭，這些都導致他們不得不搬離這條街道，重新開闢一個新的聚集區。
在這一刻，謹慎的翁銀通夫婦終於把握到了一種緊緊抓住人類剛需的生意，參茸與西藥店在華人世界是絕對的硬通貨，而當不同地區的競爭者都紛紛離開這裡時，溫州人便可以自己決定這種不得不購買的商品的價格。從某種程度上，他們和李嘉誠一樣，結合土地的漲價也把某種剛需產品從生活日用品變成了金融產品，這成了他們生意永不衰敗的保證。更殘忍的是，法拉盛的很多移民終生生活範圍只是在這片區域，他們必須接受這個價格的定位，任由宰割。
當聽到法拉盛發生的土地戰爭時，我的一個溫州同學告訴我，「在法拉盛以及全中國溫州人的生意里，如何在獲得了巨大財富之後，將生意變得更高級普遍成為了下一步的根本難題，土地情結在一開始幫助了溫州人，這讓他們更抱團，也更懂得如何節省成本趕走其他競爭者，但當依靠荒蠻、初級、直接、勤奮的方式賺到錢之後，強烈的土地情結卻會成為一種巨大的負擔限制他們對自己的商業進行升級。」在她的家鄉，她的父親是一個小製造工廠的擁有者，這個工廠廠主的女兒說。
「如果地租便宜，台灣人或者韓國人在做好了一類生意之後，接下來往往會選擇與其他人合作，比如開藥店的，會繼續引入一個專業的中醫師傅、熬中藥的，以及西藥代理商共同加入到他們興旺的店鋪中，每個人都干自己最專業的事，共同負擔少量的租金，在這時，地租便宜決定了一種更好的合作方式與契約精神，但溫州人或者說大陸人往往會因為不安全感，把土地從一開始便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再通過地租上漲的方式驅趕競爭者，最後將生意完全變成自己的，最後只買那些附加值高的商品並完全由自己定價，這決定了他們很難有機會向著更高的商業模式進化。」
在法拉盛的一次飯局上，一個從小生長美國，畢業於不錯大學的金融專業，隨後進入到了花旗銀行的投行部的紐約溫商第二代，談起在已經融入美國主流精英社會之後，為什麼仍會放棄接手家族生意時說，由於大部分家族生意依靠都是關係和渠道，而不是複雜的技術，這導致這種生意是很容易被模仿，因此，這也決定了這些生意不可能依靠外人，而必須讓自己信任的親人去打理。當決定離開投行工作時，這個男孩子考慮了半年，但最後，他還是被父母當初來到紐約奮鬥時的辛勞所打動，決定離開曼哈頓的都市生活，回到更初級也更簡陋的法拉盛替父母工作。「我是長子，我覺得自己有這個責任，但我的妹妹們不同，她們更像是個紐約人，她們可以為自己而活，不會為了家族而改變自己的人生選擇。」男孩說。
開藥店終於穩定賺到錢的翁銀通夫婦為他們家鄉捐贈了一座寺廟，這也是那個村子唯一一座寺廟，在此之前，這個地方大部分供人們去祭拜的地方都是神殿，「人們在神殿里殺死牲畜，侍奉給可以保佑他們發財的神仙，但寺廟不同，寺廟拒絕殺生，它是人們心靈的歸宿。」翁太太幸福地告訴我。
寺廟建成以後，有三個和尚主動找到他們，希望在裡面為百姓誦經，他們不希望和尚們收取費用，「因為那樣性質就會變化，」而是每個月付給他們工資。
當問起為什麼當初會去建這座寺廟時，翁太太始終不肯說出原因，或許這是這對商人夫妻人生中最大的一個秘密。
在這場由新的中國移民帶來的土地運動中，翁銀通夫婦與所有溫州人一樣無疑都是勝利者，由於租金上漲，大量的台灣人與韓國人不得不搬離這個地區，從這時起，翁先生開始花高價買下這些被迫搬離的商鋪，繼續在上面開自己新的藥店。
翁銀通夫婦新的店鋪開在一個新的大型商場的旁邊，因此，雖然不在人流密集的main street上，翁銀通夫婦仍對這個大型商場開業後帶來形成的新商業中心的購買能力充滿信心，當問到他們是否會擔心如果新的大型商場上也開了一家藥店影響到他們的生意時，翁先生非常自信地告訴我，他永遠不擔心類似的事情發生，因為這種葯的成本和售價根本無法支持得起大型商場的租金，這種生意永遠只屬於他們這類把土地永久購買下來的人，他也表示十分安於在這種「小生意」中度過自己的人生。
翁先生讓對自己的現狀非常滿意，當我問起他住在哪裡時，他告訴他住在法拉盛附近的長島地區，那裡有很多非常不錯的住宅，我的房子有300多尺呢，翁先生開心地告訴我。
當年在香港的失敗，以及今天在失敗之後選擇的勤奮、謹慎與保守也讓翁先生教育兒子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讓他更豁達也更樂觀地理解了兒子的成長。
「他以前一直學習很好，但這次考的不太理想，我反而因此很高興，因為我明白沒有人會一直順勢，真正的人生是從失敗之後慢慢上升的過程中開始的。」翁先生個子不高，但這讓他看起來更加活力十足，在他還在裝修即將開業的新店門口，在匆忙往來的車流中，他一臉幸福地說。
邵連武
如果翁銀通夫婦與胡先生是典型已經被美國穩定的社會結構塑造過的溫州華商，那麼比起他們，邵連武則更像是一個徹底的中國商人。與他們都不同的是，在邵連武與他的妻子決定移民時，他已經充分地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就。
邵連武的岳父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便在上海從事起了食品包裝生意。在此之前，他是一個全國各地炭彈棉花的農民，邵先生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岳父如何掌握了食品包裝的生產技術，如何搞到了那些設備完成了這次重要的轉型，對於一個之前一輩子都呆在山裡的農民而言，這實在太難以想像了。而在今天，邵先生的岳父的事業也隨著中國的發展做得越來越大，在去年，他成功地代理了所有箭牌口香糖的包裝紙訂單。
邵先生與這個包裝廠長的女兒十幾歲時在村子裡相逢，邵太太喜歡強調她的丈夫是她遇到的第一個與她示好的男人，性格很好的她很快便答應了他求婚結的請求。
出國前，邵先生一直都在岳父的廠子里打工，在中國經濟開始劇烈復甦的時代，當看到岳父從無到有徹底改變命運，也令邵先生對自己未來所從事商業無疑有了更大的信心、膽量以及想像力。
因為姐姐的原因，邵先生告別家鄉來到美國，他先是在姐姐裡衣廠里學習管理與生產，隨後，他把自己的妻子也接到了這裡，他們決定單獨開一個衣廠。
在這時，邵先生決定將妻子身上的溫順而單純充分運用到他們共同的事業里。
來美國後，邵先生沒有給妻子任何適應環境的時間，便一刻不停息要求她去去學校學習英文，三個月後，他認為她學得已經可以了，便讓她帶自己離開華人街去那些曼哈頓的寫字樓里找到負責服裝公司訂單的猶太人，說服他們給自己訂單。
「但我完全不懂如何表達我的想法，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幹什麼，」邵太太笑著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不過猶太人非常地有耐心，他讓我慢慢地說，仔細地聽完我們的介紹後，他決定讓我們試一試。」
在當時，大部分服裝工廠已經遷移到了大陸，這已經不是一個在紐約做衣廠最好的時代。但事實證明，猶太人的信任與邵氏夫婦的決心都成為在一個衰市挽救彼此的最佳選擇。
「在當時，我們是最有信用的衣廠，我的先生對待工人非常慷慨，他寧願付出更多的工資，也要保證按時完成猶太人的訂單，」邵太太回憶，「當猶太人看到我們為了早上九點交貨，凌晨四點還在工作時，他被這種勤奮打動了，從此，他把他所有的工作都交給了我們。」
即便如此，在衰敗的大環境下，衣廠終究不是一個值得託付太久的生意。當在考慮如何轉型的時候，邵先生在法拉盛唯一的一個地鐵口注意到了一棟因為經營不善破產很久的大樓，他在當時並不知道應該用這個大樓做什麼，但在一個中國人看來，這座樓就在地鐵的旁邊，因為地段太好，邵先生決定買下它。
由於大樓的業主一直與物業公司牽扯到地租問題，這座大樓一直無法出售，直到等待了五年之後，邵先生才擁有了租下整座大樓的機會。
比起其他保守的溫州人，邵先生這次想要做的生意太過巨大，這不符合當地政府對於溫州人的認知，他們從來沒有過把一整座樓租給一個溫州人的經驗，或者用更加美國商業社會的語言說，邵先生背後群體的信用額度不足以支撐他把整個大樓租下，儘管他擁有足夠多的金錢。
邵先生明白，他需要借鑒那些來的更早，也更有信譽的群體為自己擔保，他在這時找來了一個在飯桌上認識的台灣人，而在曼哈頓，這位台灣人是多家HOLIDAY INN的主人。台灣人同意了邵先生的請求，而代價則是，他不必花一分錢便將獲得邵先生接下來生意百分之50的股份。
2011年，邵先生租下了整座大樓，而在這時，他也從妻子在大陸的經歷中獲得了生意的靈感。
與其他很早便來到這裡的溫商不同，在來到美國之後，邵先生與邵太太仍然常常回到大陸，他們有很多成功的親戚都在那裡，他們仍然保持著親密聯繫並在商業思路上維持一致。這種思路無疑幫助邵先生成為法拉盛地區相當有冒險精神的一位溫商，這使他擺脫了那些店鋪生意的舒服，而另一位則是之前收購了胡先生飛機工廠的主人，有趣的是，他們分別娶了邵先生岳父的兩個女兒。
邵太太熱愛上海的恆隆廣場，「你在裡面可以洗頭髮、購物、吃飯，我非常喜歡那裡。」邵太太笑著告訴我。邵太太對恆隆的熱愛給了邵先生啟發，他要按照恆隆的想法改造這座大樓。
由於美國在100年前便開始了現代商業社會的發展，這讓它的商業模式與中國截然不同，在曼哈頓，很少有任何一座百貨是多功能，它往往只提供購物服務，「裡面沒有餐廳，沒有髮廊，沒有超市與美甲店，櫃檯密密麻麻，也完全不像中國那樣寬敞，」邵先生傲慢地說，「所以，我要把中國的恆隆帶到美國。」
很快，在法拉盛地區，一個集合著小吃、高檔餐廳、美容店、超市與服裝店的四層商場應運而生，邵先生集結了在這條街上開超市最好的商人、開餐廳最好的商人、最會做招商的人，讓他們來自己的大樓里開超市、開餐廳以及招商，而他則作為了一個具有前瞻性、也更有想像力的平台提供商利用他們把人氣積累到自己的商場里，負責管理、收取租金。邵先生的「新世紀商城」就在法拉盛地鐵站的旁邊，這幾乎是這裡最好的位置。
現在，邵先生不再是那個為猶太人加工訂單的衣廠商人，他要做的更多。「美國模式已經窮盡了他們的想像力，他們希望看到更先進的商業模式，」邵先生說，這種商業模式就是在他心目中「恆隆式」的，接下來，他要繼續去曼哈頓收購猶太人的土地，把一個個「恆隆」開到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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