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親——熙寧變法前後的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和三蘇

「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曹丕《典論·論文》開篇道出的這個荒謬的真理，被古往今來的歷史反覆的證明過，然而也有例外。北宋熙寧變法前後的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以及三蘇，他們雖然政見不同到水火難容的程度，但在感情上和對彼此人格的尊重上，卻表現出了難能可貴的惺惺相惜和文人相親。一、文壇領袖歐陽修歐陽修之所以被公認為北宋文壇領袖，其原因大概有三：一、他在北宋燦若群星的文學家中年齡較大，出道較早。他字永叔，自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江西廬陵人，出生於1007年，4歲喪父，母賢淑，留下「畫荻教子」的美談。歐陽修於1030年中進士，同年 5月任西京國守推官，掌管文書，此後歷任知縣、知州、館閣校勘、知諫院、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職。司馬光生於1019年，王安石生於1021年，蘇洵生於1008年，蘇軾生於1037年，蘇轍生於1041年，也就是說，幾個人中只有蘇洵和歐陽修是同齡，而當蘇洵二十七歲開始發奮讀書的時候，歐陽修已經於五年前就考取進士了，至於其他人都只能是後生晚輩了。二、他有自己的文學主張，提倡「明道」、「致用」、「尚樸重散」，領導了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有豐富的文學實踐，並創作出了一批一流的文學作品和史學著作，除與宋祁合修《新唐書》，自撰《新五代史》外，著有《居士集》、《居士外集》、《六一詩話》等。三、也是最主要的，他心胸寬廣，愛惜人才，栽培和提攜了一大批後起之秀，唐宋八大家除了唐代的韓愈、柳宗元，自己又佔一家外，其他五家都可以說是他的學生。下面我們重點說說與本文題旨密切相關的第三點：蘇軾稱：「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歐陽修一生，不但舉薦過包拯、胡瑗、曾鞏、呂公著等北宋名臣和文壇大家，而且提攜過司馬光，激賞過王安石，更不遺餘力地舉薦過蘇氏父子。激賞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人。他從小喜好讀書，天賦極高，記憶力超強，有過目不忘之才。寫文章不加思索，動筆如飛，見過他文章的人，莫不交口稱讚，服其精妙。王安石博覽群書，勤于思考，年方弱冠即以天下為已任，立志做一番大事業。他的朋友曾鞏將王安石的文章拿去推薦給文壇領袖歐陽修，歐陽修讀後大為讚歎，四處宣揚王安石才華出眾。王安石早從曾鞏那裡聽過歐陽修對他的好評，但直到嘉佑初年才登門拜訪。歐陽修對他的姍姍來遲並不介意，「倒屣相迎」，延之於廣座之中。後又有《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這位翰林學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對當時一名默默無聞的後生晚輩以李白、韓愈期許，實在難能可貴。有了文壇領袖的推崇，王安石很快便名滿天下。不僅如此，歐陽修還在朝廷力薦當今可為宰相者三人，王安石便為其中一位。王安石任相時，歐陽修撰文表示祝賀。後來王安石執意變法，歐陽修雖然是反對者之一，但二人終生詩文贈答，書信往來，維持著深厚的個人友誼。歐陽修死後，在眾多的祭奠文章中，感情最深、寫得最好的，還算王安石的《祭歐陽文忠公文》。舉薦蘇氏父子。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人，據說27歲才發奮讀書，經過十多年的閉門苦讀,學業大進，長於古文，筆力雄健。仁宗嘉祐元年,他帶領蘇軾、蘇轍到汴京，謁翰林學士歐陽修，歐陽修很讚賞他的《權書》、《衡論》、《幾策》等文章，認為可與賈誼、劉向相媲美，並立即將蘇洵的文章上獻朝廷，並呈奏《薦布衣蘇洵狀》，一經歐陽修的揄揚，其文章被公卿士大夫爭相傳誦，蘇洵因而名聲大振。歐陽修又應蘇洵要求，致信宰相富弼，希望富弼接見蘇洵。兩年後，歐陽修的奏章有了迴音；四年後，蘇洵就任試秘書省校書郎。1061年，25歲的蘇軾和弟弟蘇轍參加制科考試，時值歐陽修任主考官，歐陽修慧眼識才，蘇軾名列前茅，蘇軾弟蘇轍及曾鞏亦在榜列，三者後皆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歐公見蘇軾為文後，嘗對人言：「當記吾言，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雖然言語中含有一些凄涼，但他更因能為朝廷選到如此人才而內心歡喜。他還曾提筆這樣稱讚蘇軾：「讀軾書，不覺汗下，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當時許多人聽到歐陽修如此推崇籍籍無名的蘇軾，都感到驚訝和不可思議，認為歐陽修故作驚人之語。隨著日後蘇軾的出名，這些人才嘆服歐陽修的一雙慧眼。另外，歐陽修和司馬光雖然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有過激烈的爭論，但曾多次盛讚司馬光，也曾經上書舉薦過司馬光，司馬光後來之所以名滿天下，眾望所歸，固然是個人品行、能力、學問的必然，但與一代宗師歐陽修的推薦和提攜也不無關係。二、王安石和司馬光王安石要實行變法，而最堅決的反對者是司馬光，二人相遇，真可謂棋逢對手，將遇良才：王安石少年天才，司馬光有砸缸美名；王安石21歲考取進士第四名，司馬光年方19中進士甲科；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紮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王安石有豐富實踐，司馬光很注重實務；王安石才高八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許多文章、詩詞流傳於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馬光學富五車，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但更為著名的是他編纂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如果從人品、道德、修養上看，二人也都近乎完美，堪稱楷模。很多地方連今人都無法企及。他們為官清正、廉潔自律，不要說收受他人賄賂，就連朋友贈送的禮品都拒絕接受，王安石卧病在床，有人送來一個治病的人蔘，都受到他的痛斥。在當時養妾成風的情況下，他們二人還都拒絕納妾，即使夫人偷偷為其物色一個，也都被他們趕跑。更為甚者，王安石甚至終生不坐轎子，他認為讓別人抬自己，是用人力代替畜生，違背了自己心中的公平正義原則。但二人也略有不同之處，上司包拯請客，司馬光本不喝酒，又難卻盛情，勉強還喝幾杯；王安石不管包拯怎麼勸說，就是滴酒不沾。司馬光做事比較成熟穩重，善於隱忍；王安石則剛強執拗，在原則問題上絕不妥協。「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一首詠梅詩，凌寒留香，傲骨冰心，這是梅花，也是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馬光二人雖然都是正人君子，私下也是好朋友，政治觀點卻截然相反。王安石推行新法堅定不移，大有「雖千萬人吾往也」的氣概；司馬光反對新法毫無商量，不廢新法誓不罷休。司馬光曾以老朋友的身份寫信，責備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員的職權，惹是生非，搜刮財富，還拒不接受別人的意見。王安石寫了回信一封，對司馬光的四條責難針鋒相對地作了反駁。《資治通鑒》書影信里說：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說我侵犯別人職權；我為國家辦事，怎能說惹是生非；我為天下理財，怎能說是搜刮財富；我駁斥錯誤的言論，怎能說拒絕意見。司馬光作為諫官，曾率御使台官員上書彈劾王安石，攻擊王安石剛愎自用、變亂朝綱、害民誤國，表示與王安石冰炭不能同爐、水火不能相容，並以集體罷官向神宗施壓。王安石對於司馬光為首的頑固守舊派，與之朝堂爭論，書信辯駁，寫下了駁斥司馬光指責新法的千古文章《答司馬諫議書》。但他仍寬容其同朝為官。由於有神宗皇帝撐腰，王安石便大刀闊斧義無返顧地推行新法，司馬光心中氣憤，但也無可奈何。只好辭去職務，著書立說。儘管如此，司馬光仍然說：「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司馬光在信里還說：「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由此可見，他反對的是新法，而不是王安石本人；或者說，他批評的是王安石性格中的缺點，而不否定他的人格，更沒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後來神宗死去，太后掌權，任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便毫不留情，盡廢新法。1086年四月初六，六十六歲的王安石溘然長逝。其時正值舊黨施政，門生故吏無人敢來弔唁，甚至無人敢為之撰寫墓志銘。有人感嘆：「慟哭一聲唯有弟，故時賓客合如何！」消息傳到東京，身為重臣的司馬光也已是年老多病，但他出於對王安石的人品、才學和事業心的敬重，當然也不乏友情因素，抱病作書評價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根據司馬光的建議，王安石死後被追贈正一品榮銜——太傅，封為「荊國公」，謚號「文」。5個月後，司馬光病情加重，說完最後一句話「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就咽了氣，享年六十八。朝廷追贈其為「太師」，封「溫國公」，謚號「文正」。王安石與三蘇 作為最受歐陽修欣賞的兩個人物，王安石和蘇軾，他們彼此欣賞對方的才華，但又不同意對方的政治觀點，儘管在政治上彼此攻擊，但又不搞殘酷迫害、無情打擊。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輸、市易等新法後，準備變更科舉制度，請求興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罷除詩賦等科目，專以經義、論、策來考試。蘇軾隨即上《議學校貢舉狀》，論述貢舉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輕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見。王安石聽說後，很不高興。後來，宋神宗想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時，王安石強烈反對，他說：「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曉蘇軾直言不諱的個性，偏偏又站在舊派的立場，當神宗幾次準備用蘇軾當諫官時，王安石便推薦他做個府推雜事的小官。蘇軾在任開封府推官期間，又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直言反對新法，主張「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甚至還有許多「四海騷動，行路怨咨」之類的敏感語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惱怒。而後，最使王安石忍無可忍的，還是蘇軾的《擬進士對御試策》，其中提到「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變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蘇軾出的這道題，影射了神宗與王安石變法過程中不顧阻撓似的「獨斷」。這次王安石終究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舉薦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幾天之後，他又對神宗說：「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可見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況下，依然是愛惜人才的，也依然是對蘇軾留有餘地和心懷期待的。蘇軾在被迫外任杭州期間，雖不滿新法，卻因親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處，從而認識到了反對派的偏執與保守。他在給友人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迴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蘇軾對新法認識的改變及其誠懇的回顧，淡化了在政治上對王安石的對立情緒，而王安石罷相之後，心態也逐漸歸於平淡。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蘇軾與王安石之間淡化了昔日政敵關係，而是更欣賞對方的才氣與學問了。《西清詩話》中記載王安石對蘇軾評價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蘇軾在讀到王安石的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後，更是由衷佩服，讚歎到「此老乃野狐精也」。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自黃州移官汝州，準備順路去拜訪隱居江寧的王安石。而王安石聽說蘇軾將來，便穿著野服，騎著毛驢，興緻勃勃地來到江邊見蘇軾。蘇軾也穿著野服見王安石，並說，我蘇軾今天是穿著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著回答說，禮儀難道是為我們這些人設的嗎？可見兩人洒脫至此。後來在同游鐘山時，他們有意迴避了容易產生分歧和誤解的時政，詩酒唱和，談禪說佛，不亦樂乎。當然，這既是他們共同的愛好，也是最為明智的選擇。秉性像王安石、蘇軾這樣的人，於公必會勢同水火，於私卻可以雪中送炭。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遭誣陷，以「作詩攻擊朝廷」之罪被捕入獄。由於事關重大，除了蘇軾弟弟蘇轍肯丟掉烏紗帽救兄，其他親友及官員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卻極力在神宗面前開脫。那時王安石正在江寧隱居，等他知曉「烏台詩案」一事，蘇軾罪名已定，只爭一個早遲了。想起國家多難，人才難得，王安石連夜寫信派人飛馬進京給神宗。信中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覺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將蘇軾放了，將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王安石在關鍵時刻，以國家為重，對往日的政敵表示了最大的寬恕。也許正是由於這種高尚的品德，贏得了蘇軾對他的敬重與佩服。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舊黨復辟，眾人想把新法全部推翻，蘇軾一反常態堅持新法不可盡廢。次年，當最後一條新法「免役法」也被廢除時，王安石抑制不住內心的苦痛，悲憤離世。儘管王安石變法，三蘇都曾是反對者，一度還十分激烈，但當蘇軾奉詔做《王安石贈太傅》制詞時，不但不帶任何偏見甚至還極盡讚歎：「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這是對王安石一生的絕妙概括，這也是蘇軾正直品格和曠達心胸的體現。「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不僅如此，文人相輕往往還會發展為相互嫉恨甚至必欲除之而後快，至聖先師孔丘當司寇七天就殺死了自己的思想學術對手少正卯，千古一相李斯用陰謀殺害了略勝自己一籌的同門師兄韓非，類似的事情比比皆是。中國歷史上的變法無論成功與否，變法者卻大都沒有好下場，商鞅使秦國強大了，自己卻被車裂而死；桑弘羊使西漢富裕了，自己卻以謀反罪被殺；戊戌變法只持續了百日，六君子被殺，康梁逃竄。而熙寧變法前後的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和三蘇，這些北宋乃至我們文學史上一流的文學大家儘管政見不同，卻從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私敵，他們以平靜豁達的心態，於文學中的互相欽佩，在政治上的相互寬容，在人格上相互尊重，最終化解了彼此之間的恩恩怨怨，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文人相親」的典型。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宋太祖趙匡胤尊重國士、不殺讀書人的許諾，為北宋營造了政治寬容的氛圍；二是歐陽修受其老師晏殊的愛才思想影響，他又用這一思想影響了王安石、司馬光和三蘇，他們共同創造了北宋的政治文明。三也是最重要的，他們雖然性格各有不同，但卻都有著寬廣豁達的心胸、正直無私的人品。「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王安石）熙寧變法已成歷史，是非成敗任人評說，重讀那段歷史，不僅變法者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使我們由衷折服，而且在變法過程中，那些大師們所表現出的惺惺相惜、文人相親，更讓我們會心頷首，內心充滿溫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