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歷史上有哪些震撼人心的演說？

「真理只能存在於複數形式中，也就是說，不存在作為單數形式的唯一的真理， 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體。 」 ——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

「在漫長的旅途中，我找到了炮製詩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靈對我的奉獻。 」

——智利詩人聶魯達

「奮力重塑著自身的南非，將會成為一個正在努力誕生的新世界的縮影。 這必將是一個擺脫了貧困、飢餓、被剝奪遭忽視的恐懼的世界， 一個擺脫了內戰和外來侵略的威脅與災難的世界……」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

每年諾貝爾獎頒獎期間，作為普通大眾，我們其實都很期待：站在世界最高領獎台，那些科學、文學、思想領域內的天才們會向世人說些什麼？

比如今年，應諾貝爾獎委員會邀請，12月7日，屠呦呦在瑞典卡羅琳醫學院發表了題為《青蒿素：中醫藥給世界的一份禮物》的演講。演講中，她回顧了40年前，在艱苦環境下，中國科學家如何從中醫藥里尋找抗瘧新葯的過程。

如果，我們把時間再往前推一些呢，很多人可能都還記得，2012年，作家莫言在瑞典文學院發表的那篇主題為「講故事的人」的獲獎演說。在這篇演講中，莫言回憶了自己去世的母親，以及自己對母親的感恩之情。演講最後，他用三個寓意深刻的小故事作為結尾。第一個故事講的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第二個故事講的是，要把人當人看。第三個故事講到，人不能是自己的審判者。莫言說：「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獲獎後也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今後的歲月里，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基於這些年來公眾深深的「諾獎情結」，像莫言、屠呦呦這樣有幸被命運眷顧者，自然也收穫了輿論最大的關注度。據說莫言的諾獎致辭，目前已經入選新版中學語文教材。或許，這便是所謂「諾獎效應」的餘波吧！

當然，更真實的情況其實是：每位榮膺諾獎桂冠者未必都會發表演講。比如，1901年， X射線發明人德國科學家倫琴收到一封來信，信中邀請他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物理學獎。這位教授隨即回復了一封出人意料的信，信上說：「斯德哥爾摩路途遙遠，需向校長請假才行，麻煩得很，將獎牌與獎金寄過來行不行？」瑞典的答覆是：「獎牌不能寄，還是跑一趟吧。」倫琴無奈來到了斯德哥爾摩，但他領到獎金與獎牌後，即刻打道回府，連獲獎後例行的講座也取消了。

而一些看上去「高大上」的諾獎演說，也可能只是藝術加工的產物。比如，電影《美麗心靈》主人公原型約翰·納什，於1994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電影中，納什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典禮上，有一段致敬妻子艾麗西亞的深情演講：「我一直相信數字、方程式和邏輯關係。因為它們總是為我指引真理。但在追求了一生的真理之後，我問自己，什麼是真正的邏輯關係？真理又是由誰來決定？對於這些問題的思索讓我經歷了從生理上到精神上再到幻覺上的洗禮。最終，我還是回到了現實中，找到一生中最重要的發現——在愛的支持下，任何邏輯關係和真理都會被發掘。今晚，我能站在這裡領獎都是因為你，你不離不棄的陪伴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你就是我的真理。」由於劇情感染觀眾，以至於現在網上很多人依然把這段演講詞，當作納什當年真實的獲獎致辭。但事實上，因為考慮到病情不穩（納什當時處於精神分裂狀態），1994年他並未獲邀發表致辭。不過，納什後來的確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場小型聚會上發表過簡短演說，據其好友納薩爾回憶，納什的演說大概有這麼三點主要意思：一是，希望獲得諾獎能夠提升他的信用額度，因為他非常想辦一張高額度的信用卡；二是，他希望此次獎項是自己獨攬，而非與人共享（當年該獎項同時授予了3位博弈論領域的經濟學家），因為他迫切需要這筆獎金；三是，他因博弈論得獎，但自己覺得博弈論跟超弦理論一樣都屬於高智力課題，現實中的實用性並不大。雖然，「真相」可能不再是那麼感人肺腑，說實話，卻更幽默平實、接地氣，也符合多數科學家對待諾獎的豁達態度。

那麼，諾獎歷史上，究竟曾有哪些震撼人心的獲獎演說呢？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時間節點，我找出了幾篇（內容節選）和大家共享思想的盛宴。

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

歷史的苦難與真話的分量

1970年，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因其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迫於當時形勢，作家本人沒有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但發表了一篇演講詞《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在演講詞中，索爾仁尼琴回顧了俄羅斯文學遭遇的苦難和自己堅守的信念：「這個講台遠非是提供給每一個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為了登上這個宣講諾貝爾獎獲獎演說的講台，我並不是登了三四級臨時性的台階，而是幾百級台階，甚至是幾千級台階；這些是不屈的、險峻的、凍結的台階，註定要從那黑暗與寒冷之中延伸出來，而其他人——也許比我更有天賦，更堅強——卻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勞改營的群島里只遇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這勞改營是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島嶼，在秘密尾隨和懷疑的重負之下，我並沒有機會和他們所有的人說話。有一些人我只是聽說過，別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經享有聞名卻落入深淵的人起碼還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從未被認出過，從未在公開場合被提及過一次？整個民族文學留存在那兒，湮沒無聞，不僅沒有墳墓，而且甚至沒有貼身衣褲，赤裸著，腳趾上貼著號碼。俄國文學沒有一刻停止過，但是在外界看來卻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原本能夠長成森林的地方，經過一陣砍伐之後，仍有兩三棵僥倖生存的樹……暴力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夠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與虛假交織在一起。在它們之間有著最親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結合。暴力在虛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難所，虛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暴力在出生時就公開行動，甚至驕傲地行動著。而一旦它變得強大，被牢固確立，它就立即會感受到周圍空氣的稀薄，倘若不自貶成一團謊言的濃霧又用甜言蜜語將這些謊言包裹起來的話，它就不能夠繼續存在。它並非總是公開使喉嚨窒息，也並不是必然使喉嚨窒息，更為經常的是，它只要求人們發誓忠於虛假。而作為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我們所能採取最簡單的一步，就是不參與虛假！」

智利詩人聶魯達

詩歌的真諦

1971年智利詩人聶魯達榮獲當年諾獎，並在瑞典文學院發表了探討詩歌與人類生存困境的演說——《沒有沖不破的孤獨》。

「在漫長的旅途中，我找到了炮製詩歌的必要的配方。那是大地和心靈對我的奉獻。我認為詩歌是一時的、莊嚴的舉動，孤獨與聲援，情感與行為，個人的苦衷，人類的私情，造化的暗示都在詩歌中同時展開。我同樣堅信，一切——人和他的影子，人和他的態度、人和他的詩歌都維持在一個日趨廣闊的範疇里，維持在一種永遠構成我們的現實和夢幻的活動中，因為這樣便能將它們聯繫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我同樣肯定地說，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們不知道自己在渡過湍急的河流、圍著牛的頭蓋骨跳舞以及在最高地帶聖潔的水中沐浴時所得到的啟示，究竟是為了日後與其他人交流而發自內心的靈感呢，還是其他人作為要求和召喚而向我傳遞的信息。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我的經歷還是我的創作，不知道我當時所創作的詩句以及後來所吟詠的感受究竟是事實還是詩歌，是過渡還是永恆……我認為詩歌的敵人，並不在那些創作或保衛詩歌的人們中間，任何詩人的實質性敵人都只在於他自己的無能，在與最受愚弄和最受剝削的同輩人相互理解方面的無能，這一點對任何時代和任何地區都是適用的。」

1999年，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被授予諾貝爾獎，在獲獎感言中，格拉斯談到文學與真理的話題：「真理只能存在於複數形式中，也就是說，不存在作為單數形式的唯一的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體。因此，我們遇到了這樣一個問題：作家就其本義而言，是不能把歷史描繪成太平盛世的，他們總是迅速揭開被捂住的傷口，他們在關閉的大門背後窺視，發現食品櫃里吃剩的骨頭。這就使他們成為冒犯權貴的人，甚至成為罪人。而在他們拒絕與歷史的成功者聯手的一切事務中，最惹麻煩的是，他們樂於與失敗者，與那些有很多話要說卻沒有講壇訴說的失敗者攪在一起，評點歷史的進程。通過為失敗者代言，他們對成功者提出了質疑，通過與失敗者聯繫，他們站到了同一陣線中。當然，權勢者，不管在什麼時期，不管有什麼裝束，他們對某些文學並不反對。他們賞識它，用來裝潢門面，甚至提升它。現在，它的作用就是娛樂，就是為消閑文化服務，就是掩蓋事物的陰暗面從而給人以希望，給人以黑暗中的光明。」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

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世界

1993年，曼德拉在南非首次多種族大選中當選總統，同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在獲獎演說中，他聯繫自己一生的鬥爭經歷和理想，提出：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世界？

「我們很高興，這些組織的許多代表，包括那些發揮過或仍在發揮作用的人們，同我們一起來到奧斯陸，他們也一起分享著諾貝爾和平獎所給予的嘉獎。我們滿懷這樣的希望：奮力重塑著自身的南非，將會成為一個正在努力誕生的新世界的縮影。這必將是一個擺脫了貧困、飢餓、被剝奪遭忽視的恐懼的世界，一個擺脫了內戰和外來侵略的威脅與災難的世界，一個擺脫了千百萬人被逼成難民的沉重悲劇的世界。南非和非洲南部作為一個整體所捲入的這個進程，呼喚和催促著我們所有人乘此潮流，使這一地區成為所有具有良知的人們希望整個世界變成的那個模樣的活的範例。我們不相信這次諾貝爾和平獎意在表揚業已發生、業已過去的那些事情。我們聽到了那些聲音，它們說那是全世界所有尋求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人們的呼喚；我們懂得他們的呼喚，我們將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奉獻出來，通過實踐，利用我們國家這種獨一無二的痛苦經歷來證明人類生存的正常條件是正義、和平、非種族主義、非性別歧視。被這樣的呼喚所感動，被你們所賦予我們的榮譽所激勵，我們將承擔我們能夠做的工作，為我們這個世界的更新作出貢獻。將來，再也不會有人被描述為這個『世界上受苦的人們』。讓未來的子孫後代永遠不要說，是冷漠、玩世不恭或自私使得我們的生活未能達到諾貝爾和平獎所代表的那種人性理想。讓我們所有人的追求能夠證明，當馬丁·路德·金說人類再也不能悲劇性地受縛於種族主義和戰爭的茫茫黑夜時，他的確是對的。」

法國哲學家薩特

最獨特另類的獲獎聲明

1964年，當法國哲學家薩特得知自己被諾貝爾獎評委會提名，並有可能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時，當即致信評委會，表示將拒絕該獎項。但評委會還是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給他，其理由是：為了他富於自由精神與對真理之探求的著作。當得知頒獎消息後，他立即起草了一份《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的聲明，於當年10月22日由薩特委派的一位代表在斯德哥爾摩代為宣讀。

薩特在聲明中說：「我拒絕該獎的理由並不涉及瑞典科學院，也不涉及諾貝爾獎本身，正如我在給瑞典科學院的信中說明的那樣。我的拒絕並非是一個倉促的行動，我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如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有人就提議給我頒發榮譽勛位勳章，我拒絕了，儘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門任職。同樣，我也從未想進法蘭西學院，雖然我的一些朋友曾這樣向我建議。這種態度來自我對作家的工作所抱的看法。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其讀者產生一種壓力，我認為這種壓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讓·保爾·薩特還是讓·保爾·薩特——諾貝爾獎獲得者，這絕不是一回事。所以，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哪怕是以接受諾貝爾獎這樣令人尊敬的榮譽為其形式。這種態度完全是我個人的，絲毫沒有指責以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意思。我對其中一些獲獎者非常尊敬和讚賞，我以認識他們而感到榮幸。但瑞典科學院在饋贈獲獎者一筆巨款的時候，它也同時把某種非常沉重的東西放到了獲獎者的肩上，這個問題使我很為難：或者接受這筆獎金，用這筆錢去支持我所認為的重要組織或運動，就我來說，我想到了倫敦的南非種族隔離委員會；或者因為一般的原則而謝絕這筆獎金，這樣我就剝奪了該運動可能需要的資助。但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顯然，我拒絕這筆25萬克朗的獎金是因為我不願被機構化，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