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建華：別開生面的政治文化史寫作 (評論: 喚醒中國)

2010-02-27 09:34:50 　　來自: 文景雜誌 (http://hexun.com/wjmagazine/) 喚醒中國的評論

5 　　 　　 　　　　（原載《文景》2010年1、2月合刊） 　　　　 　　　　 　　　　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中國的崛起逐漸成為世界性話題，有關中國這一政治巨人何時覺醒、如何覺醒、以及覺醒後果的思考，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西方知識分子熱議的文化焦點。在整個漫長的20世紀以至21世紀初十年的歲月長河裡，中國人是如何在民族主義旗幟的鼓盪下喚醒自我、變革自強的？西方人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史料中對這一問題所作的深度檢視，無疑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野，有助我們對中國覺醒歷史的成敗得失、民族主義在中國變革道路上的影響流弊等議題做出認真反思。 　　 　　　　費約翰教授的《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以下簡稱《喚醒中國》）正是這樣一本煌煌巨著。它從西方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話語出發，在歐美人的文化想像中追溯了有關「中國覺醒」這一傳說的起源，敘述了「覺醒」這一貫穿20世紀前期的政治文化命題在中國的流布過程，以及這一命題如何與中國的詩性道德「喚醒」傳統相遇，進而探究有關民族——國家的宏大革命議題是如何被合併、動員到一種群眾運動中，以喚醒每一個人的。 　　　　　　 　　　　一 　　　　　　 　　　　費約翰（John Fitzgerald）現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澳大利亞中國研究協會會長、外交部澳中委員會顧問等職，是西方學術界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1996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喚醒中國》一書，初始於他研究中國國民黨宣傳部的學術興趣，隨後被不斷擴展到「民族覺醒」這一理念的中國化敘述中。1998年，該書曾獲享譽甚高的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得到眾多中國史研究專家的好評。 　　 　　　　《喚醒》一書出版的1996年，有關中國「說不」的系列暢銷書成為當年廣受矚目的熱門話題，群情激奮的民眾在對民族歷史和世界事務的「否定」性話語表述中，喚起了民族主義的亢奮情緒。而《喚醒》一書探討的主題，正是20世紀前二十五年間中國的民族主義，此書以極為精緻、細微的筆觸，描述了中國從沉睡到覺醒、從頹廢到奮起的第一個階段——特別是從晚清到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時期——的政治景觀和文化萬象，並在其中展示一種「喚醒政治」是如何在一場群眾革命運動中變得體制化的。事實上，這本書探討了一段隱喻的歷史，從「喚醒政治」在帝制中國和歐洲啟蒙思想中的根源，一直到它在近代中國國家和民族建構中的流變。 　　 　　　　喚醒、代表與民族革命之間的關係如何？為什麼民族主義的到來，需要以「喚醒」為先聲？「覺醒」這個概念在中國曾經有過什麼含義？它被誰、以及針對誰而使用？它可能對民主政治的形式和風格產生過什麼影響？以及為什麼它在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語言中如此普遍地存在？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深思。若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進行一次審慎的思想「旅行」，去探索語義學和民族歷史之外的領域，去尋找在關於民族發展的文獻中通常被忽略掉的種種資料。費約翰以「國民革命」為平台，試圖用理性和思辨的筆觸，分析層層迷霧之後的歷史真相，對代表制國家、代表制政治以及表徵式的文學形態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入分析。 　　 　　　　《喚醒中國》雖然不是一本正統的史學著作，但是它熔歷史、政治學、社會學於一爐，以「喚醒」一詞為切入點，展現了一個動態的政治中國是如何在20世紀初期複雜而分裂的社會文化條件下出現的。這為我們理解20世紀初中國如何在政治思想上覺醒提供了一種難得的符合邏輯的新視角。對於任何政治學、近代中國史研究的學者來說，《喚醒中國》都不失為一本相當有價值的參考書。 　　　　　　 　　　　二 　　　　　　 　　　　《喚醒中國》並非一次莊重的歷史敘述，其間少有概念的陳列和史實的梳理，更多是在逸聞趣事、花邊絮語的反覆玩味中，建立個人和歷史之間的召喚關係。費約翰在日記和自傳、藝術和文學、倫理和教育、歷史和考古、科學和醫學、地理學和人種學、政治與革命的多重視角中審視國民革命時期的民族問題，將「喚醒」作為連接這些領域的文化線索，並以此解釋當時兩大運動的匯合，一個是民族導向的文化運動，另一個是以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為目標的運動。「政治喚醒」像一條隱形的線，將歷史視野內的政治行動和文化精神連綴在一起，這使原本沉靜的歷史事實和格式化的歷史形象一時鮮活起來。正如作者所言，《喚醒中國》關於中國國民革命中政治、文化和階級的研究方式，對於一些讀者而言，或許將構成一種耐心的考驗，很多人可能會認為這種「非正式的描述」混雜著小說和歷史的成分，以謠傳（拿破崙關於「中國覺醒」的預言）肇始，充斥著小說作者的虛構故事、政治人物的坊間段子、雜家野史的隻言片語，這種方式根本不具有可信度。但是，在這些瑣碎而豐富的材料中，也可能存在另一種關於現代中國的覺醒的描述。如果我們把中國的覺醒當作一個歷史問題，而非一種歷史敘述——即一系列問題導向一系列或多或少帶有權威性的答案，那麼，關於中國覺醒的故事，確實是非常有趣的。 　　 　　　　作者相信，歷史可以通過資料得以重建。因此，《喚醒中國》中引用的歷史文獻是異常龐雜的。在日記、自傳、文學、藝術、倫理、教育、歷史、考古、科學、醫學、建築、地理學和人種學等材料中，故事和時尚、建築和自傳、政治和歷史常常比肩而立，小說和檔案一樣被頻繁徵引，夢寐也被賦予了突出地位——在歷史著述中，這種地位通常是屬於事實的。甚至，謠言和傳說也像真理一樣得到了認真的對待。費約翰撒開了一張巨大的網，將繁雜無序的歷史碎片連綴成一部別開生面的政治文化史，通過對國民革命時期諸如文學、藝術、考古、地理、人種、教育等方方面面的細膩描述，完整解讀國民革命歷史的全貌和細部。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對人們所熟知的一系列話題加以重新檢驗。 　　 　　　　在貌似零散的材料組織中，《喚醒中國》的結構設計是非常謹慎的。全書圍繞著文化史（第一章）、道德規範（第二章）、人種學（第三章）、國家技術（第四章）、政治制度建構（第五章）、紀律（第六章）、組織（第七章）和語言（結論）等類別而組織起來。由此，讀者被帶領著去反思國民革命時期民族、階級、政黨等之間紛繁複雜的關係理路，進而理解沉痾難愈的中華民族被喚醒的艱難歷程。全書清楚地梳理了從「自發的」自我覺醒到「馬基雅維利（中央集權）式的」民族喚醒過程中的一個行動序列：從一個民族的理想，轉到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的理想，再從一個國家的理想轉到一個政黨的理想，然後再從一個政黨的理想，轉到先知先覺的領導者單一、絕對聲音的出現。對政治權力在這一行動序列中運作的種種考察，始終圍繞著20世紀前三十年中國民族覺醒的文化史這一中心議題徐徐展開。在妙趣橫生、眼花繚亂的歷史描述之外，費約翰嘗試著對這樣三個歷史命題做出回答：中華民族如何一步步覺醒、階級鬥爭的概念如何登上國民革命的歷史舞台、國共兩黨又是如何理解政體的。這同時也是全書在中國三十年間文化覺醒史敘述中隱藏的三條暗流。 　　 　　　　《喚醒中國》迴避了常規歷史敘述路線，在「喚醒」這一革命修辭的多重隱喻中解決「歷史難題」，實際上造就了一種更新的學術方法和更廣的學術視角。在其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理論的影子，對民族主義理論成果的繼承和民族主義研究方法的實踐，也可以明顯發覺西方學者慣用的文化研究路數：抽絲剝繭、洞幽燭微的研究方法，娓娓道來、引人入勝的故事化行文，以及生動、詼諧的筆調和含蓄、微妙的辭采。作者費約翰在回答寫這本書的緣由時曾稱：「首先，西方尚無人綜合性地寫成一部有關中國20世紀初期文化、政治與理念諸問題的歷史。我的首要目的便是把小說、詩歌、時尚、建築等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諸多層面引入政治史的研究之中。這一願望提出了一個方法論上的挑戰，本書就是一種嘗試。第二，當我敬佩並使用許多以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作品時，我發現這類著作的語言脫離了一般讀者。我吸收了這些理論與方法，旨在寫成一本更容易為公眾所接受的歷史著作……。」這樣的寫作初衷致力於使這本有關中國政治文化史的學術專著在方法論上更具實驗性，在閱讀感上更加大眾化。 　　 　　　　比如，作者相當嫻熟地運用文化符號學的理論和方法。在第一章《喚醒與被喚醒》的開篇，費約翰將20世紀20年代的時尚革命和政治符號聯繫在一起，從風尚消長中讀出微言大義。他認為，1920年代末，遍及全國的人都穿上了「中山裝」。中山裝便由一個政黨的象徵轉化為國家、民族的象徵。這種新式服裝的傳播，基本與中國的軍事和政治統一悄然相伴。中山裝這個符號，恰好是新生國民黨政權的折射。圍繞著民國服飾風格的文化統一，與國民黨政權下的政治統一有著明確的對應關係，這種對應揭示了大眾口味的要求與國家意志之間的關係。時尚造就了中山裝這一黨的徽標，並在國家沒有直接干預的情況下，將之轉化為民族的象徵。流行的時尚作為意識形態的外在符號，在《喚醒中國》中被蓄意放大、重讀。 　　 　　　　小說記載的夢寐故事也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成為作者解析、印證「覺醒」這一文化主題史的重要材料。《喚醒中國》細緻分析了世紀之交中國最受歡迎的兩部小說——《老殘遊記》和《孽海花》，認為小說關於夢寐的敘事，都非常鮮明地傳達了「發現出路」這一文化寓意。費約翰認為，就像《孽海花》中的驕奢淫逸者和《老殘遊記》中的愚人船一樣，國民革命的策略也鼓勵沉睡中的民族覺醒起來，去省悟自己被束縛的本質和原因，並在革命中發現一條「出路」。兩篇小說關於島民面臨沉沒險境的覺醒意識，就是中國即將面臨的命運的瞬間透露。這正是小說家對民族危機意識和覺醒先聲的準確勾勒，其中已將人物的真實形態、他們當前處境的本質、以及作用於他們身上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的特徵，都展現得一覽無遺。 　　 　　　　在論述中國的民族主義從倫理覺醒到民族解放的歷程時，費約翰再次展現了對材料的整合能力。他先後引用孫中山1924年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講、張天翼小說《鬼土日記》、馬嘎爾尼（英國派往清政府的第一個大使）對中國餐桌禮儀評論等，不厭其煩地轉述孫中山等對中國人個人修養方面的陋習缺陷的描繪，並著力說明這些衛生和個人禮節方面的舊習在外國人眼中所遭致的偶然評論，是如何激起革命的民族主義者心中的尷尬和反思的。費約翰利用這些來路複雜的歷史文獻試圖充分說明，那個時期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已經意識到，中國人的個人倫理、衛生和舉止，與中國社會結構和帝國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低下之間，有著難以分割的聯繫。圍繞著一套共同適用於身體、家庭和國家的行為禮儀，私密性和公共性已匯合到一起，如何去塑造一個能夠提出有序的公共要求的「公眾」已變得十分必要。國民黨人對於吐痰、打嗝和個人修養方面的觀察並非瑣碎之舉，而是顯示了自己重塑中國人、重建國家的決心。 　　 　　　　在寫作上，作者力避歷史敘述的枯燥無味，力爭在文化研究的路線內使行文變得鮮活有趣、意味十足。在《喚醒中國》中，民族主義政治議題常常隨意穿越各種散漫的邊界，在小說、詩歌、繪畫和建築等領域尋找自己留存的痕迹，使民族覺醒觀念把各個特殊的文化領域串聯起來，以便進行有效的文化考察和歷史跋涉。作者似乎試圖表明，這不僅是一個歷史研究，其時間不僅局限於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也不僅僅局限於對國家歷史檔案的徵用，他所要做的，是將國民革命中的民族自我喚醒歷史浸淫於這個時期的角角落落，使「喚醒」觀念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策略的結合、個人覺醒和民族覺醒的匯合、時代風雲和個人內心的映照、歷史檢索和當代反思的辯證關係中，無可辯駁地成為一場文化風暴的中心。 　　 　　　　在《喚醒中國》第一章《喚醒與被喚醒》中，費約翰從喚醒與政治、喚醒與訓政、喚醒與啟蒙、喚醒與歷史、喚醒與夢寐故事、拿破崙與龍的覺醒等六個方面，詳盡探討了大眾對民族主義和現代性的覺悟，以及一個特定黨派的民族主義運動對民眾的系統喚醒，這二者之間是如何發生聯繫的？此間專著涉獵的資料異常廣泛，從細微處入手、從具體處著眼的材料引用極力還原當時的歷史場景，生趣盎然、行雲流水的表述減少了讀者對歷史的隔膜感和生疏感。比如，作者認為1924年孫中山試圖避開黨內的衝突和廣東地區越積越深的問題，於冬天啟程赴京，這次致命的旅行，將死後的他轉化為民族統一的象徵。此後的四年間，孫中山成為民族主義者的偶像迅速流行：他的肖像被鑄上每一塊流通於全國的銀元、香煙盒和手錶殼的背面，他的畫像被張貼在牆上和教室里，許多街道、以及無數公共紀念場館都用孫中山的話來裝飾，標準的中國枱曆，每一頁上都有一句他的格言。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圖騰或文化紀念儀式，也已在官方的推動下擴展到了婚禮及市民生活的其他場合，這在書中所引用的一次集體婚禮報道中得到證實。作者認為孫中山從一個十足的、堅決的、又容易出錯的革命領袖，變成全知的革命創始人和革命的精神指南，看起來有些匪夷所思，實則在情理之中。一方面，孫中山給人們留下了惟一的政治遺產：一個關於民族統一、團結和獨立的脆弱的夢，當人們去思考這個夢時，他們之間的眾多差異就可以被擱置一邊，孫中山的夢也就是他們的夢；另一方面，幾個世紀以來，君主一直是政府行為和既有的民族統一感的焦點，隨著共和政體的建立，這個符號消失了，卻沒有別的東西來替代它，孫中山逝世後的四年間，他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缺。對於那個時期的中國來說，能獲得這樣一個符號，既是合理的、也是必須的。 　　 　　　　費約翰試圖用細碎的歷史資料說明，儘管孫中山的政治生涯充滿了失敗和挫折，但其「喚醒中國」的努力矢志不渝。孫中山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所共同尊崇的革命先行者，得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政治藝術家，不僅僅因為他的「喚醒」技術，還因為他那銳利敏感的領袖氣質和革命獻祭者一樣的倫理品質，以及他畢生對革命事業的追求與摯愛。他和他的國民黨，一面堅稱自己純粹是在喚醒中國這頭巨獸，一面著手製造自己夢想中的民族，這使他成為一個備受敬仰的民族領袖，而非一個黨派政治運動的成功領導人。國民黨人循此亦成功地將孫中山與中華民族的認同綁定在一起，樹立起其「天下為公」的崇高形象。當他逝世的時候，一個統一的中國的夢想，以及一個卓越的政治家的理想，共同鑄就了「孫中山」這個名字。在這一點上，他取得了同時代人難以比擬的成就：他的政治生涯幫助確立了政治的含義，但卻從未受到與政治聯繫在一起的恥辱和玷污。 　　 　　　　諸如這樣的分析比比皆是。俯首即拾的歷史碎片都成了作者進行觀念闡釋、揮發的材料，嚴肅宏大的歷史觀言說和活潑細微的個性化敘述之間製造了內容和形式之間的微妙張力，文化研究自由洒脫、虛實相生的優勢盡顯其中。 　　　　　　 　　　　三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喚醒中國》儘管是一部別開生面的政治文化史寫作，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新鮮的歷史資料和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但它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以「喚醒」為切入點進入中國20世紀前三十年革命史的研究，試圖建立語言世界與政治制度之間的聯繫。但實際上，政治活動家們系統、公開的努力，以及普通群眾更個人化、更乏思量的醒悟，由於「喚醒」這一主題而變得複雜化，很難將它們清楚地分割開來。這樣，紛繁雜亂的歷史材料（諸如日記和自傳、藝術和文學、倫理和教育、歷史和考古、科學和醫學、地理學和人種學等）都被放置在「喚醒」這一主題流變史的論述之下，容易造成材料的濫用和歧解。文學、建築和繪畫中間的信息可能會多次復現、重複印證，甚至在作者的不經意間出現自我拆解問題。正文和注釋中大量的具體信息在增加了閱讀趣味性的同時，也使全書顯得有些瑣碎繁複，缺乏史學研究應有的嚴謹和幹練。 　　 　　　　另一個顯見的問題是文化研究易存在的缺陷。這本書雖然是對國民革命歷史的一個綜合研究，但採用了很多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很多文化研究、尤其是西方的文化研究作者，在寫作上可能顯得辭采斐然、才華橫溢，但表述有些虛張聲勢，常從興趣出發搜集、使用材料，對材料的闡釋中又易肆意揮發，在思想觀念的建構中容易旁逸斜出。就《喚醒中國》而言，書中遺漏了義和團、「五四」運動等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大量的感性化描述也打斷了歷史線索梳理的流暢性和連貫性。對於一些不太熟悉中國近代史的讀者來說，理解這樣一個以革命修辭——「喚醒」為標題的歷史寫作，未免顯得晦澀了些。 　　 　　　　（更多書評請看《文景》讀者小組：http://www.douban.com/group/wenjing/）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