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計程車大王對抗Uber |商周特寫

撰文：Simon Van Zuylen-Wood

編輯：馮艷彬

翻譯：杜然

帝國搖搖欲墜

吉恩·弗雷德曼(Gene Freidman)換了一個新髮型。一直以來他在紐約的小報上總是扎著馬尾辮。這個髮型加上U2樂隊主唱博諾(Bono)式的太陽鏡，都成了他的標誌性裝扮。不過今天坐在曼哈頓下城的一個法庭上，他變成了短髮。「離婚是個新開始，」他解釋說，「所以我就想把頭髮剪了吧。」

有一個新開始倒是不錯。6月底的這個下午，44歲的弗雷德曼在紐約刑事法庭為自己騷擾、企圖攻擊即將成為前妻的桑德拉(Sandra)等指控進行辯護。此外，他還面臨偽造簽名和一塊破表有關的指控。禍不單行，他的計程車帝國也是搖搖欲墜。

弗雷德曼看起來並無壓力山大的樣子。他身穿藍色的細條紋外套，噴出一口煙。這天他否認了偽造、襲擊和其他針對他的指控。「聽我說，聽我說，聽我說，」他在庭審的間歇說道，「我根本不擔心官司。你要是看過那些文件，對吧，你知道是怎麼回事。」

根據紐約市的數據，這位計程車大王控制著860輛計程車（據弗雷德曼自己表示，他實際經營的計程車數量超過1100輛）。在紐約，這個數字無人能出其右。再加上他在芝加哥、新奧爾良和費城所擁有的數百輛車，幾乎可以肯定他是美國最有權勢的計程車巨頭。弗雷德曼把計程車以天或周為單位租給司機，然後從中掙錢。

若是想在紐約擁有一輛計程車，你得需要大獎章形狀的執照牌——這是一枚放置於汽車引擎蓋上的金屬盾形徽章，由紐約城計程車和專車委員會(New York City Taxi&Limousine Commission)簽發，數量有限。直到不久前，手裡握著大量這樣的執照牌還是件大好事。1947年，買一個這樣的執照牌只要2500美元。經過半個世紀的穩步升值，包括2000年之後一段近乎幾何式的上漲，一塊執照牌在2013年的價格已高達132萬美元。

這時，半路殺出個Uber。自從這款估值高達500億美元的叫車軟體來了之後，計程車載客量就一路下滑，每天收入都在下降，出租司機們要麼閑著，要麼乾脆跑去干起了Uber。絕望的牌照賣家現在只要65萬美元就願意把這個馬口鐵做的小牌牌脫手。

這對弗雷德曼的影響可是太大了，他的身家呈自由落體般下降。今年3月，花旗銀行(Citibank)聲稱他拖欠了3150萬美元的貸款，準備取消他90塊牌照的贖回權。後來，他與花旗銀行就半數的計程車牌照達成和解，但弗雷德曼擁有的計程車公司中，擁有另一半牌照的22家公司提交了破產申請（與許多計程車主一樣，弗雷德曼也是把計程車牌照分散存放到只有兩輛車或三輛車的「迷你車隊」公司，並且喜歡給它們起一些花哨的名字，比如伏特加計程車公司、蝴蝶計程車公司、黑皮諾計程車公司等等）。7月初，一名法官命令他支付800萬美元的欠款給第一資本銀行(Capital One)。之後，他的4家企業又登上紐約州的逃稅者黑名單，緊隨已獲罪的香煙走私販和頭號逃稅者薩拉赫·穆爾希德(Salah Morshed)之後。8月弗雷德曼突然改口，承認把與之不和的25歲嬌妻桑德拉往牆上推。他逃過了牢獄之災，但被勒令兩年內不得與桑德拉接觸。

他說，自己四面受敵。「金·凱瑞(Jim Carrey)演的那部困在那個世界的電影是什麼來著？」他問的是《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你一度想說——你猜怎麼著，他們把窗子打出一個洞，我的小狗被一顆子彈打中。我要拿起槍，我要自衛。」

紐約市有13857輛黃色計程車。與近80年前現代計程車行業誕生時相比，這個數字沒有增加太多。大蕭條期間，成千上萬失去工作的人開始開出租。結果，計程車的數量激增，而突然間乘客反倒不夠了。跟那時的其他行業一樣，這個行業也變得無利可圖，令人絕望。於是，在1937年，紐約市推出了今天的計程車牌照制度。直到1996年，流通的牌照數量始終是11787塊。

由於這個制度人為壓制了供應，不但使得計程車司機忙得團團轉，也讓牌照變得愈加值錢。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老弗雷德曼把妻子和5歲的兒子從前蘇聯接到紐約皇后區的傑克遜高地，自己成了一名計程車司機，並且還在一個55輛車的車隊當頭頭。「只要25美元，你不用去駕校就能弄到一個計程車執照，」吉恩在談起父親的經歷時說道，「之前，他在一家影院工作；那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掃廁所。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嗎，就和書里寫的一樣。」

7月4日獨立日早上8點，我們在中央公園附近富麗堂皇的雪莉荷蘭酒店(Sherry-Netherland)的哈里·奇普里亞尼餐廳吃飯，這家酒店的房間一晚要450美元。地點是弗雷德曼挑的。他吃了一份單色早餐——農家乾酪和燕麥片。我們是那裡僅有的顧客。對於自己與父親在生活方式上的反差，他不無感慨。

「每天醒來，你猜怎麼著，我就想，這太美好了，」弗雷德曼也感到驚奇，「你知道我住在公園大道，開著法拉利這樣的車去吃早午餐。我在法國南部有房子。我可以在奇普里亞尼這樣的餐廳吃飯。你知道，我就想掐自己，這是真的嗎？我可算是新移民啊！」

弗雷德曼念的是布朗克斯科學高中和斯基德莫爾學院，他說自己當年是派對狂人，「因為違規停車接到太多罰單而遭停課一學期。」之後他去上了耶希瓦大學的卡多佐法學院。拿到法學學位後，弗雷德曼為商業巨頭山姆·澤爾(Sam Zell)在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從事金融理財方面的工作。1996年弗雷德曼回到美國，接手他父親的計程車隊，並且把他新掌握的投資技巧運用到「弱智的」（弗雷德曼語）計程車行業。

趁著這個行業與計程車剋星、時任紐約市市長的魯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Giuliani)之間經常性爆發的衝突，弗雷德曼開始大量買進計程車牌照。不過，真正開始威脅到黃色計程車霸主地位的是朱利安尼的繼任者邁克爾·布隆伯格(MichaelBloomberg)。（邁克·布隆伯格是《彭博商業周刊》所有者彭博公司的老闆。彭博還是風險投資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投資方，這家風投公司投資了共享乘租服務商Lyft。）

弗雷德曼與布隆伯格之間爆發的第一次大衝突是在2005年，當時他起訴紐約市把混合動力汽車引入計程車隊。那年晚些時候，混合動力汽車開始上路。

7年之後，布隆伯格又引入了綠色計程車，主要是為了滿足計程車服務不足的郊區市場。嚴禁在曼哈頓的中央商業區載客，儘管如此，它們還是遭到了黃色計程車行業的敵視。弗雷德曼發起訴訟，指控允許綠色計程車運營的新法律違憲。法院最終予以駁回。

幾乎在同一時間，布隆伯格宣布了一項方案，計劃用日產汽車(Nissan)的「明日計程車」(Taxi of Tomorrow)取代紐約市所有計程車。弗雷德曼再次到法院發起訴訟，多項指控中包括日產汽車既不能上輪椅，也不是混合動力車。「他敢作敢為，有膽量向強權發起挑戰。」2001年到2010年擔任紐約城計程車和專車委員會主席的馬特·多斯(Matt Daus)說道。

2013年5月，弗雷德曼告訴《紐約郵報》，紐約尼克斯隊(New York Knicks)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的一場比賽期間，他天真地跑去找市長評理。據他說，布隆伯格回應，「等到1月1日，待我離任之後，我會搞死你的這個行業。」布隆伯格通過女發言人麗貝卡·卡列羅(Rebecca Carriero)對此不予置評。

那一年，弗雷德曼再次起訴紐約市，這次針對的是布隆伯格個人；他稱布隆伯格為了報復自己反對「明日計程車」，「一個接一個地拋出針對計程車行業的不合法命令，多大仇多大怨。」在訴訟過程中，弗雷德曼認為紐約州司法部部長的嚴密檢查和花旗銀行取消抵押品贖回權，都是報復之舉。

「我是移民，」弗雷德曼在我問到他與前任市長間的齟齬時說道，「我不會忍氣吞聲。這正是我來這裡的原因。你知道，我是律師。有個東西叫合法程序。」（為了防止計程車生意干不下去，弗雷德曼還拿到了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的律師執照。）另外，他又補充說，布隆伯格「吃爆米花上癮是出了名的」，在麥迪遜廣場花園那天晚上，他就吃了好多爆米花。對此，布隆伯格用4個字來回應：「無可奉告。」

這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弗雷德曼的公關羅恩·托羅西安(RonnTorossian)並不想他接受《彭博商業周刊》的採訪。「吉恩不聽我的建議，我知道你不會對他客氣。」托羅西安在從弗雷德曼位於法國藍色海岸費拉角聖讓的第二個家中發來的電子郵件里寫道。後來，弗雷德曼與托羅西安停止了合作，不過他們說他們仍然是朋友。

不管綠色計程車和明日計程車對弗雷德曼構成了怎樣的威脅，跟Uber比起來都是小巫見大巫。這項打車服務2011年就登陸紐約，但直到2014年，它才因更低的價格和不斷擴大的車隊（從7000輛到16000輛，目前已經到了2萬多輛），撬走了黃色計程車的生意。不過弗雷德曼信誓旦旦地說他歡迎競爭壓力。「我們生活在一個適者生存的世界，對吧？」他飛快地說出這款打車應用給他帶來的啟發，「Uber並不是一個麻煩。Uber是在推動我前進，對吧？我要怎樣才能更便宜、更快捷、更有效地把你送到目的地？」

不過，就在花旗銀行提起訴訟後沒多久，弗雷德曼開始鼓動政府出面對計程車行業實施緊急救助，理由是如果他的牌照難保，那麼紐約其他的牌照也差不多。債權人似乎也渴望政府能出手相救。在今年4月，他把大約100名銀行家和計程車行業的大佬召集到「紐約運動員俱樂部」吃牛肉和三文魚，予以撫慰。市議員伊丹尼斯·羅德里格斯(Ydanis Rodríguez)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我們應該探討對那些珍視這項投資的人進行補償的可能，」羅德里格斯在會議上說道，「我跟市長也這麼說的。」

2014年接替布隆伯格出任紐約市市長的白思豪(Bill de Blasio)打定主意準備成為黃色大計程車的擁躉。與其他幾個計程車大亨一樣，弗雷德曼也是白思豪主要的金主之一，為其2013年的市長競選捐款5萬美元。（白思豪從出租行業獲得的捐款總數是該數字的10倍左右。）反過來，白思豪成了綠色計程車和明日計程車的強烈反對者。考慮到綠色計程車主要是用來服務白思豪宣稱所代表的貧困社區，在許多人看來，他的反對似乎頗為虛偽。（白思豪沒有對置評請求做出回應。）

在運動員俱樂部舉行午餐會後沒多久，羅德里格斯提出了白思豪予以支持的法案，提出對上路行駛的Uber專車數量進行限制。表面上，限制數量是為了就Uber對道路擁堵的影響進行一項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但它似乎還有一個目的。「我認為紐約市必須要搞清楚為什麼計程車牌照價格在過去幾年一直在下滑，」羅德里格斯告訴我說，「我們得確保，不能因為一個不遵守相同規章制度的特殊行業部門的到來，而使得計程車牌照價值下降。」

當我7月初詢問Uber的顧問布拉德利·圖斯克(Bradley Tusk)對議案的看法時，他幾乎承認失敗。布拉德利也是布隆伯格2009年市長競選時的經理，「市長、議長、委員會主席，」他一口氣報出了那些希望限制Uber數量的支持者的名字，「我認為它很可能會通過。」

但法案沒能通過。Uber在7月的遊說和廣告戰來勢洶洶，該公司用於媒體宣傳的費用估計達300萬美元，最後市政當局與之達成了一項完全沒有約束力的折中方案，由Uber向紐約市提交用於研究的數據。「我們與市議員會面，去拜會領導人。」艾森·格貝爾(Ethan Gerber)說道，他與弗雷德曼一起主持一個名叫「大紐約計程車協會」的行業機構。「但你知道，不管去哪兒，都有5家遊說公司先你一步到達。」

曾經為白思豪工作的Uber發言人馬特·文(Matt Wing)說，這些說法很難當真。「吉恩·弗雷德曼和那些持有計程車牌照的百萬富翁們通過競選獻金來達到影響政府決策的目的。在出租行業提出限額，並得到一批政客的積極響應後，我們迫不得已才做出回應。」他說。

在限額議案失敗那天，弗雷德曼持有46塊牌照的22家公司提出破產申請。他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吃完早餐，弗雷德曼向東步行兩個街區，前往他在第59街特朗普公園大道公寓的臨時住所。（桑德拉還佔著他價值480萬美元的大宅。）他從樓上領下來一隻名叫哈里的吉娃娃（他在電子郵件末尾的簽名要麼是「對的，我是一名愛狗人士」，要麼就是寵物收養網站「adopt-a-pet.com的網址」），準備跳上他的法拉利，前往皇后區他的幾個車行中的一個。對於這段，他希望不要寫進文章：「說實話，我希望文章里不要寫『我們在奇普里亞尼餐廳吃了早餐，接下來步行至他位於公園大道的公寓，再鑽進他的法拉利。』」

弗雷德曼在生意上遭遇的困難，是否可用當前黃色計程車業的亂局加以解釋？Uber對計程車市場的顛覆，只是用來解釋客流量和牌照價格下降、凍結信貸和貸款拖欠的最大單一因素。但我採訪過的幾乎每一位計程車行業的從業者都一心想要把弗雷德曼與其他計程車牌照的持有者區分開。「他百分之百不具有代表性，」另一個行業團體——計程車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for Taxi Safety)的執行董事特普斯·菲利普斯(Tweeps Phillips)說道，「怨不得他人，吉恩的問題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們是這麼看的：如果Uber要為計程車牌照價格的下滑負有首要責任，那麼弗雷德曼在起初抬高價格的過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咱們來聽聽他是怎麼描述自己的戰略的：「我會去拍賣會，把牌照的價格抬上去，然後跑去找銀行，跟他們說『看吧，牌照的價格有多高！我用這些牌照做抵押來借錢怎麼樣？』然後他們就把錢借給我了。」

弗雷德曼說，他的父親是那種認為「你的房貸和車貸都應該還清」的人。他信奉的哲學則恰好相反。根據花旗銀行的檔案，弗雷德曼破產的那些公司每塊計程車牌照欠花旗銀行大約75萬美元。如果你的表現一向好於美國主要的股票指數，什麼都不會有問題，正如過去幾十年計程車牌照的表現那樣。但是當牌照跌到……比如說大約75萬美元的時候，情況就不妙了。

計程車牌照泡沫與2005年前後的房地產泡沫有著非常類似的地方：方便的貸款、輕信的借貸，人人都欠下一屁股債。弗雷德曼不僅要求紐約市為出租業提供救助，甚至把自己比作大到不容倒閉的美國國際集團(AIG)。不過，到目前為止，他也就是比一比。若是問他官司和欠款的事情，他就會跟你說花旗銀行、Uber和第一資本銀行是睡在一張床上的（他只起訴了第一資本銀行，理由是它促銷的一張信用卡與Uber綁定）。相比之下，白手起家的弗雷德曼是永遠的外鄉人，永遠天不怕地不怕。

「或許這是一種錯覺，羅恩聽到這裡又該在桌子下面踢我了，」講到這裡，他就打起了那天的第二個跟槍有關的比方，「比如說，在阿巴拉契亞有個人，沒有襯衫，整個冬天都沒有一件襯衫，對吧？他抓到一條鯡魚。一條鯡魚。對吧？他娶了兩個堂妹。對吧？但他手裡拿著槍。他天生就是使傢伙的。我就是那個人。」

不過，這個關於倒霉蛋的敘述，不僅與弗雷德曼過度舉債經營的市場定位不符，也與他和自己公司司機之間並不融洽的關係相抵觸。「他絕對是這個行業最糟糕的參與者，」「紐約計程車工人聯盟」的負責人巴拉維·德賽(Bhairavi Desai)說道，「他對那些司機完全不負責任，從經濟角度來說，他也沒有把計程車牌照的管理放在心上。」2013年，弗雷德曼就一項訴訟與紐約州達成和解，同意歸還向司機多收的75萬美元。今年夏天的時候，紐約州司法部部長埃里克·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再次起訴他，指控他沒有對司機做出充分的補償。（對於施奈德曼第一次把他告上法庭，弗雷德曼說自己沒有任何過失。至於第二次，他說是填表時把數字填錯了。）

皇后區的車隊現在很難拿到風險投資。不過如今大多數計程車也不是當年那種小作坊式的經營方式。紐約58%的計程車都是單位所有，只有三分之一歸司機個人所有，因此絕大多數計程車司機和Uber司機發現自己在一條船上——作為獨立的承包人，工作時間長得要命。巴拉維·德賽說，諷刺的是，在勞資糾紛和蔑視城市管理方面，弗雷德曼與他的對手、Uber的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們倆很像，」她說，「你倒是該從這個角度來寫這篇文章。」

如果大多數人都認為弗雷德曼只是個別現象，未必預示著出租業行將滅亡，那麼黃色計程車能否在與Uber的競爭中生存下去呢？紐約城計程車和專車委員會前任主席多斯對此表示樂觀。「從媒體對他鋪天蓋地的報道，」多斯說，「到報道中他給人留下的印象……不能不說這些造成了很大影響。」神經兮兮的銀行家讀了這些報道，加上出租公司流動性枯竭，計程車的末日大決戰就可能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多斯的確承認有一些數據不很樂觀。從2013年6月到2015年6月，紐約每月的Uber乘客人數增加了10倍，達到350萬人。同期計程車每月的搭乘人數則從1400萬降到了1200萬。多斯說，小費和車資的平均水平都出現上揚。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一年中紐約市計程車牌照的交易主要發生在朋友和家人之間，而非公開市場。「這是新聞報道中提到牌照價格下降的首要原因，它是人為的結果。」多斯在4月號的《計程車業內人士》(Taxi Insider)上撰文寫道。

每當涉及善惡大決戰的話題時，這位計程車大王總有點顛三倒四。一方面，Uber的卡蘭尼克是他「最好的朋友」，這位不聲不響的哥們兒始終在追求創新。另一方面，Uber又是「史上最骯髒、最道德敗壞的公司」。弗雷德曼一度想要政府出手救助計程車行業；但接下來，他又言之鑿鑿地指出誰也說不準Uber能一直佔據上風。「我在掙錢，」他指出，「他們在虧錢。」（據彭博社的數據，Uber的虧損達4.7億美元，收入為4.15億美元。）「這些是非常老的數據，並不能反映目前的生意狀況。」Uber發言人馬特·文說道。儘管計程車牌照價格在跌，但它們仍然為持有者帶來穩定的收入。

因為獨立日路上車流稀少，開車大約30分鐘後——先是去他在曼哈頓的辦公室，那裡距離Uber在哈得孫場的紐約新總部不遠，然後又去了皇后區——最後我們把車停在了弗雷德曼的主車行前。我們看到了各種收藏：鑲在鏡框里的籃球明星大鯊魚奧尼爾(Shaq)的球衣、一個拉里·約翰遜(Larry Johnson)玩偶，還有一個水晶球，裡面是豎著中指的一隻手。

數完一疊錢後，弗雷德曼坐下來，承認Uber擁有一些黃色計程車所沒有的、令人擔心的優勢：它們可以任意提價，而且不用遵守安放輪椅的規定。「我不再去市議會了，找他們也沒用。」弗雷德曼說，他正在為自己在紐約的計程車安裝一款電子招車應用程序，不過還是有競爭對手搶在了他前面。還有就是他的秉性，那也是他正著手改變的事情。「如果有什麼不對的話，那就是我應該壓住火氣，」他說道，「我不能這麼自以為是、遭人厭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