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成鋼的人生悖論：越有錢越焦慮

2014年7月11日（周五）晚8點30分，央視《經濟信息聯播》節目開播，主持只剩謝穎穎一人，常設的另一個主播位空置，連話筒都沒有拿下。

芮成鋼缺席了。據媒體報道，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芮成鋼和央視財經頻道副總監李勇及一名製片人已於前天下午被檢方帶走。

自由遊走在中英文之間的芮成鋼，一直以來站立在公眾關注的焦點上。他被稱為「這個國家最富代表性的年輕精英之一」。因為敢說敢講，芮成鋼常常陷入極具爭議的事件。

媒體稱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芮成鋼被檢方帶走

2012年，芮成鋼的《虛實之間》在京首發。作為央視極具國際風格的年輕主播，以及一位採訪過數百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政商學界領袖的媒體人，芮成鋼在書中與讀者分享了他在13年職業生涯中的經歷與感悟。當被問及書名究竟何所指，芮成鋼說：「在我看來，無論對於個體還是國家，他的生命都在『虛』與『實』之間搖擺往複。」

芮成鋼在書中談到，人生悖論之一是「越有錢越焦慮」。芮成鋼說，「我見過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他們用錢買不到快樂。飛機、遊艇、豪車、別墅、雪茄……不過如此」。

「有人問我，假如今天擁有的一切突然都消失了，失業、拮据、居無定所，是否還有心思在這裡大談『紙枷鎖』。」芮成鋼在《虛實之間》中寫道，「按照西方習俗，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先敲敲桌子，否則那些『假如』就會變成真的。我當然不希望它真的發生，但即使發生了，大概天也塌不下來。」

觀察者網摘錄了芮成鋼《虛實之間》一書中部分章節，以供讀者了解芮成鋼其人其事。

芮成鋼《虛實之間》

「給美國人做乾爹」

幾年前，我在「美中傑出青年論壇」(YLF)上結識了一位擁有中校軍銜的年輕人Paul。在加州別後不久，他就來到北京，成為美國駐華使館的一名武官，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叫「韓磊」。他主動打來電話，說他一打開電視就看見了我，這就算在北京接上頭了。

要是在冷戰時期，美國駐華武官基本上就是「間諜」的代名詞，所以我一直對「韓磊中校」懷有一絲提防。有一年我過生日，他騎著摩托車來看我，送給我一瓶好酒，還有一件特殊的禮物——他參軍第一天從部隊領到的軍刀，儘管歷經時日卻光亮如新。這把刀對於一名軍人，有著很重要的紀念意義，但是Paul卻毫不含糊地送給了我，哥們兒情誼天地可鑒。

出於黨員的政治覺悟，我雖然激動地收下了禮物，卻總是不放心，晚上一個人在家找出放大鏡、鑷子和鉤子，在燈下掏了半天，唯恐這刀子里裝了竊聽器。結果當然什麼也沒有，我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拿我當兄弟，我懷疑人家想統戰我。而且我顯然高估了自己，一個媒體人，別人能希圖我傳遞什麼特殊情報呢？

這件事之後，我和Paul往來頻繁起來。在很多問題上，我們的觀點極不統一，各自站在祖國的立場上，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彼此暢所欲言，在這個過程中，他對中國、我對美國，又多了很多真實的了解。

在北京工作了兩年多，他調回美國，成了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重要工作人員，在五角大樓上班。此後不久去了白宮，做時任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後來又做時任國務卿賴斯的行政助理。再後來，他在白宮多了一重身份——中國事務主任。聽上去級別不算太高，卻是制定對華政策的核心官員之一，直接對總統負責。小布希每天早上看到的有關全球重要安全問題的文件，都是Paul負責起草。總統出行，他也坐在「空軍一號」上陪同，參與各種會見與談判。Paul的妻子則是時任副總統切尼的秘書。

Paul的中文說得很好，也有很多中國朋友，我只是其中之一。小布希在任8年間，雖然背了不少罵名，但從中國政府、民間的角度看，他在處理中美關係上的做法相對更加符合兩國共同利益。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父親就和中國淵源很深，同時外交部作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中國官員也與布希家族有著良好的私人友誼。另一方面，也因為在他身邊有像Paul這樣的「中國通」，可能只是輕描淡寫幾句話，就會對決策者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小布希卸任後，Paul和妻子又回到中國，當上了清華卡耐基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們夫婦倆在白宮工作的時候，忙得沒空生孩子，到中國以後才有了他們的兒子韓拓（Thomas）。我還當上了韓拓的乾爹，在英文里對應的詞是「God Father」，再翻譯成中文就成了神秘兮兮的「教父」。

當今世界上與中國關係最為緊密的國家，除了美國，就是日本。我認識日本歷史上第一對夫婦眾議院議員（日本眾議院議員比參議院議員重要）。當他們還在野的時候，帶著母親和兒子到北京來，我請他們一家三代吃烤鴨，席間氛圍十分融洽。我對他們談起我心目中的日本，他們非常驚訝，原以為這一代中國年輕人都是憤青，沒想到他們已經學會理智地看待歷史。中日之間最大的誤讀，就在於中國人認為每一個日本人都是軍國主義者，日本人認為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

那天我們聊得高興，一口氣吃了三隻烤鴨。他們回國後不久，夫妻倆就當上了大臣，夫人還成了時任總理安倍晉三的唯一的女性內閣成員。當我再去日本的時候，她告訴我，曾有一些時任台灣領導人陳水扁的手下去她的辦公室，意圖挑撥大陸與日本的關係，說大陸年輕人極度反日，對日本充滿敵意。她立刻回應說，我在北京有朋友，我剛去過北京，大陸和大陸的年輕人不像你們說的那樣。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有很多中國朋友，每次我與他見面，也會聊一些生活中的話題。我曾經告訴他在東京有一家餐館，壽司味道極好，老闆跟他是同姓，叫福田篤。他很驚訝我這個中國人居然能給他當美食嚮導，彷彿還很知根知底。後來他真的去了這家只能容納十幾位客人、老闆親自兼任廚師的小餐館，果然對壽司的味道讚不絕口，還高興地在餐廳里給我打來電話問候。

其實媒體外交和民間外交，都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中國有句詩叫「高處不勝寒」，真正做到了很高級別的領導人，能夠走近他的人很少，他能夠接觸到的信息也就十分有限。媒體報道的消息，又往往會有一些煽動性的文字。這時候私人友誼甚至情感就顯得格外重要。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良性影響，會通過他放大、延伸到他所處的環境，又繼續影響這個環境里的其他人。把中國的故事講好，把我們對他人的善意不斷向外輻射，就成了國與國之間的善意，國與國的「共識」，正是在這樣一波接一波善意的輻射中逐漸產生。所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我也酸了一把），不經意間，說不定就改變了歷史。

媒體稱央視財經頻道主持人芮成鋼被檢方帶走

「領導也是人」

前IMF總裁卡恩下台，很多人相信這是場由美國一手策劃的「坑爹」陰謀。但我認為沒有陰謀。「水門事件」距今已很遙遠，大概只有好萊塢電影還會以它為藍本編故事。在今天這樣的互聯網時代，西方媒體獨立公開，社會高度透明，無論奧巴馬還是薩科齊，都不可能為了逞一時之快而為長遠的政治生涯埋下定時炸彈。玩點兒陰的，敢嗎？不敢！總有一天會見光，政治家很會算這筆賬，誰都害怕身敗名裂、晚節不保。

我個人對卡恩的評價是才華橫溢，既懂經濟又懂政治，是個銳意改革的領導者。他的致命弱點在於好色，永遠過不了美人關。甚至有人認為卡恩是一個性癮患者，和老虎伍茲的癥狀一樣，對女人的痴迷陷入了病態。但是這種病人通常不認為自己有病，反倒將此看做男性能力的證明，似乎玩弄的女人越多，越具有所謂Alpha Male的頭狼氣質。

歐洲人對「作風問題」較比寬容，政治領袖中不乏公開承認同性戀身份者，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去世後，情人竟與太太站在一起為他送葬。但美國人的態度迥然不同，沉迷女色的政治家不可容忍。

中國人說「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卡恩栽在女人身上也是遲早的事，而且這次栽得格外慘烈。「性騷擾」傳出去已經相當難堪，偏偏又趕上總統大選，賠上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有一句英文諺語：Shit hits the fan（一泡屎打中了電風扇……請暫停一秒，想像一下那將是何種場面）——本來很糟糕，結果更糟糕——似乎正是卡恩事件的生動寫照。

62歲的施瓦辛格和55歲的太太終於分手，25年婚姻，三個孩子。想當年一個是共和黨動作巨星，一個是民主黨肯尼迪家族的驕傲公主，好一段佳話，在完成了州長的任期後終於落幕。

施瓦辛格在任期間，公眾形象近乎完美，所以當他那位虎背熊腰的情人曝光時人們大跌眼鏡。驚訝嗎？可又有誰真正理解所謂名人的寂寞？

這件「醜聞」曝光之前我專訪過他，和印象中英俊威猛的「終結者」大不一樣，他已經年過花甲，頗顯龍鍾老態，當然思維依然敏銳清晰，且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若不是因為美國法律規定非本國境內出生的人不能參與總統競選，我真的相信美國總統才是這個奧地利硬漢的終極目標。

我對施瓦辛格的評價是——一個「美國夢」的成功踐行者。在面對面的交談中，我能感覺到施瓦辛格是一個嚴格自律、追求完美的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力求政治上完全正確，邏輯上滴水不漏。他說，一個人不僅要努力成為第一名，而且要把第二名遠遠甩在身後，這樣才能真正地脫穎而出。他一度包攬下所有的世界級健美冠軍，包括五次「宇宙先生」，一次「世界先生」，六次「奧林匹亞先生」，令他人望而卻步。為了給後來者留一些機會，他才退出健美界，其後又締造了一個又一個影壇傳奇。

在採訪中，我也覺察出他似乎有心事，現在想來，應該與私生活的困擾有關。如果當初沒有與肯尼迪家族聯姻，施瓦辛格就無法躋身美國主流社會。「成功」的人生當然也要付出代價。但凡是個名人要人偉人，都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圈子裡，走到哪裡都是前呼後擁，專機、紅毯、鮮花。好是很好，但也寂寞，外面的人難以接近，身邊信得過的人不多。他們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但是從來不能像普通人一樣雙手插兜在街上閑逛，或者找家小飯館嘗嘗民間美味，日程都是以分鐘計算，幹什麼不幹什麼都有明確要求。

人們都以為名人的選擇很多，事實上我見過的大多數名人，通常在生活中沒的選擇。對施兄來說，環球美女如雲，可他又敢和誰接觸？別說交朋友，就算多看誰一眼，拍了誰一下，第二天都是報紙上的新聞標題，引來口水無數。這種時候，膽大敢沖、又沖得進去的，往往輕易得手。硬漢也有寂寞脆弱的時候，恰好家裡有個朝夕相處的女同胞，不管長相如何，至少對他很好，這就很容易犯錯誤了。而且再不好看的女同胞，在家天天看也看慣了。

不只施瓦辛格，國內很多高官落馬，為的都是一兩個旁人看來並不出眾的女人。旁觀者替他不值，當事人卻是情非得已。

高處不勝寒，放之四海而皆準。

「那次提問，並非失禮」

第二次與奧巴馬對話，是在2010年11月的G20首爾峰會。奧巴馬照例要在峰會期間舉辦一場新聞發布會，全球直播。

這次看到他，與在倫敦時的感覺很不一樣。他的頭髮已經變得灰白，狀態也略顯疲憊，不再有那種「首席明星」的意氣風發，他的亮相也沒能再度引來掌聲。上任近兩年來，他與工商界的對立在美國國內產生爭議，名聲毀譽參半，面對全世界記者的心氣兒也大不相同。

在G20倫敦峰會上，他回答完美國媒體的提問後，還主動要求與外國媒體互動。那大概是他第一次有機會面對全世界2000多家媒體，充分顯示自己的明星風彩很有必要。但在其後的G20匹茲堡、多倫多峰會中，他不再給外國記者提問的機會，而是從兜里掏出一張美國記者名單，互動完就走人，反正能不能坐穩總統位置只取決於本國民眾的支持率，沒必要在別國媒體身上浪費時間。

芮成鋼向奧巴馬提問

所以在首爾，我並不認為奧巴馬會請外國記者提問，現場情形看上去也的確如此。奧巴馬和此前兩次峰會一樣，點了幾個白宮記者中的熟人提問，就準備離開。但是將走未走之時，臨時改了主意，決定留給東道主韓國的記者一個提問機會。他說：

「由於你們的出色工作，我覺得有必要請韓國的記者提個問題。有人提問嗎？那位先生，他舉手了。他是唯一一位讓我看到的。開始吧。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位翻譯，如果你用韓語提問的話，事實上我的確需要一位翻譯。」

當然，他看到的「那位先生」就是我。當他問「有人提問嗎」的時候，可能是機會來得比較突然，現場一片寂靜。這種時候哪怕1秒鐘的冷場都讓人格外尷尬，更何況無人舉手的局面持續了大約5秒。我是做主持人出身，救場是我的天職，我也曾經在大學演講，知道冷場的滋味兒，對台上的奧巴馬深表同情，下意識地想替他解圍,於是我就舉起了手。

其實我並沒有刻意想提問，但我知道只要我舉手，至少第二天的報紙不會出現「奧巴馬記者會遭冷場」這樣的標題了。我一邊站起來舉手，一邊用餘光掃身邊那些韓國記者，我想如果他們中間有人舉手，我就坐下來。遺憾的是舉手的依然只有我一個人。

奧巴馬看到有人舉手，如釋重負，欣然示意我可以提問。我首先向他解釋，對不起讓你失望了，哥們兒是中國人此言一出，場上笑聲一片。

奧巴馬對此並無異議，他說：「很高興見到你。」

隨後我說：「但我也是亞洲的一員。」

總統的回答是：「當然可以。」

我繼續說：「亞洲人都是一家人。」

此時奧巴馬不再順著我說，「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但是……公平起見，這個提問機會要留給韓國，所以……你……」

芮成鋼「代表亞洲」向奧巴馬提問

說這話時他有點兒結巴，可能是既不想得罪韓國記者，又不好駁我的面子。這時我轉過身看，韓國記者依然沒人舉手。

在這種場合下提問難度的確很大。首先它是全球直播，你的每一個細節表現都會被全世界看到，職業記者此時冒著很大的風險履行職責，弄不好就會貽笑大方。其次，要想提好這個問題，需要三個先決條件。其一是語言，英文足夠好，能夠流暢地表達。其二是心理素質，受過直播訓練，敢於直播時在2000多家媒體面前發言。其三是經驗，你必須聽懂奧巴馬在10分鐘演講里所說的每一句話，和此前進行的所有問答，並且了解其背景，否則你問的恰好是別人說過的，顯得很傻。這幾個先決條件，就已經篩掉了大部分事先全無準備的韓國記者，更何況你還得組織一個靠譜的問題，不至於在大庭廣眾之下顯得很沒水平。

這時候有人用英文喊：「我是美國人，但我在韓國工作，算不算韓國記者？」此人長得金髮碧眼，還不如我像韓國人，顯然不能算，不過好歹也算給了奧巴馬一個台階，緩解了氣氛。

我看奧巴馬一臉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便轉向韓國記者說：「如果韓國朋友允許我代表他們提一個問題呢？好不好？」

總統仍然不願輕易讓步，「那要看韓國記者是否有問題問，沒有，沒有人發言嗎？」

依然一片寂靜，沒人舉手或表態，令總統情何以堪。他說：「這好像比我預期的複雜。」台下又是一片笑聲。

我繼續給他台階下：「請回答來自亞洲人的一個問題，奧巴馬總統。」

他點頭默許，笑容不太自然，「好，那就請問吧。我只是想確保韓國記者有提問的機會。」

這段不足一分鐘的小插曲後來在網上廣為流傳，成為當年點擊率最高的視頻之一。

那天的真實情況是，當我和總統一來一往對話時，眾韓國記者坐在底下偷偷竊笑，覺得這事兒挺有意思，而且總算有人替他們解了圍。我後來問了韓國朋友，這件事有沒有被韓國媒體大張旗鼓地報道？他說只是一些很客觀的報道，沒人覺得不妥，但也沒人特意表揚你，大概怕說多了反傷自己的面子。

我還用google在英文語境中搜索了一下，大概只有兩三條關於此事的評論，在浩瀚的信息世界裡，這點反響顯然微不足道。一個美國記者跟我說：「成鋼，這事兒在美國算不上新聞，但是在中國成了新聞，對我們來說倒是挺新鮮的。」

「人生悖論：越有錢越焦慮」

每個人生活在這世界上，都背負著一堆「紙枷鎖」。我上大學的時候讀過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談到生為男人的使命。男人首先要是一個開拓者，冒險家，充滿膽識和魄力。第二是士兵，很強壯的人，像施瓦辛格這樣，保護弱者，主持公道。第三是技術專家，小到換燈泡、修保險絲，大到裝電腦，修汽車，捲起袖子就能幹。第四是提供麵包的人，能掙錢養家。最後還得是上帝，救贖者，幫助他人脫離苦海。

這些紙枷鎖其實一掙就開，但是一輩子都不敢掙開，因為後果太嚴重。我們的另一半——女同胞，會因此說你不是男人，讓你覺得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不過女同胞也有紙枷鎖。從小玩著芭比娃娃長大，要求自己胸多大，臀多寬，腰多細，如果不符合標準，照鏡子就不能悅納自己。

和外國人相比，中國人的枷鎖又尤其多。人生在世，這些枷鎖很難掙脫，但是活到一定年齡之後，就要想辦法把它們儘可能地卸掉，否則永遠得不到自由。

在我認識的人中，紙枷鎖相對少的人不多，張朝陽是其中一個。他曾是我爸爸的忠實讀者，非常喜歡他30年前的作品《新來的小石柱》，留學美國時還常用「小石柱」的經歷激勵自己。我和他成為朋友大概也有這層原因。他從小喜歡挑戰現有制度，用他自己的話講，叫「渾不吝」。在卡拉OK，我們唱歌，他在一旁跳著自創的舞，極其投入，不在乎別人怎麼看，自己高興就行。

朝陽活在一種飄忽不定的狀態中，也可以說是「為當下的興趣而活」，這一個小時不知道下一個小時要做什麼。如果我們偶然遇見，聊得高興，他就會一直聊下去，其後的安排都依次順延。也許有人會說，如果他不是這麼「成功」，還能如此隨性嗎？也許不能。不過換個角度看，究竟是因為成功才隨性，還是因為隨性才成功，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在北京，我的一些財務上很富有的朋友，希望跟我一起去紐約，看看那裡的「成功人士」如何生活。

媒體稱芮成鋼11日被檢方帶走

尚未成行，我先給他們講起美國富商格蘭的故事。他曾請我去他家度周末，那是位於紐約郊區的一座從洛克·菲勒後人手中買下的莊園，有山川、湖泊、網球場，養著馬、百年老龜和大塊頭的火雞，一派寧靜素樸的田園牧歌。他為客人準備的獨棟別墅溫馨而舒適，古老的木頭房子，屋外有大片綠地和游泳池，空氣里瀰漫著青草香。他們追求自然，注重環保。不穿PRADA，也不戴勞力士。興緻好的時候，他們會買幾頭牛，從阿根廷運過來，讓它們在莊園里閑散地走一走，然後打電話呼朋引伴，「我們家的牛到了！」大家都來欣賞這道「移動的風景」。

可惜我所接觸到的大部分新富起來的中國人，都還停留在對奢侈品頂禮膜拜的階段，豪宅豪車，一擲萬金。財富為他們帶來了體面，同時套上了枷鎖。我有一位老大哥是很有錢的商人，長期焦慮失眠，看見床就恐懼，後來只好去印度一家瑜伽學院學睡覺。為他送行時我還開玩笑說，如果你開悟了，決定留在那裡不回來，別忘了把你的紅木傢具分我幾件。英文中用「嬰兒般的睡眠」形容一個人睡得香，折騰了半生事業，反而還不如嬰兒時期睡得好，這是人生的悖論。

年輕姑娘們也早早給自己套上了枷鎖，目標是嫁給有錢人。譬如港台地區那些「德藝雙馨的女藝術家」，不嫁入豪門便沒法向公眾交代，更沒法向自己交代。實在進不了豪門，就嫁給外國人。對外國人的評價要納入另一套體系——城市戶口還是農村戶口，處級幹部還是科級幹部，住的是別墅還是公寓，做的是上市公司還是小本買賣——好像都不那麼重要，因此不失為一條很體面的退路。

我見過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他們用錢買不到快樂。飛機、遊艇、豪車、別墅、雪茄……不過如此。有一個經濟學術語叫做「邊際效應」，通俗地解釋，就是吃第一塊紅燒肉感覺特別香，第二塊、第三塊「還行」，吃到第五塊就膩了。物質帶給人的邊際效應是極其有限的，快感迅速遞減，相當靠不住。層次越高，能夠實現的滿足感越小。今天開拖拉機，明天開寶馬，感覺太好了！連開一個月就審美疲勞，最後只有開飛機了，但是開多了也就那麼回事。

「名氣這玩意兒不是真的」

愛爾蘭籍詩人王爾德說：「世界上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沒有得到你想要的，另一種是得到了。」無論有錢還是沒錢，只要你將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財富上，就永遠丟不開煩惱。道理很簡單，如一友人所說：「這個世界上只有極少數人可以完全不考慮錢，大多數人還是要量入為出的。」我在紐約遇見兩個有錢人在我旁邊聊天，其中一個買了一艘非常拉風的豪華遊艇，但是維護成本太高，他承擔不起，於是遊說另一個人和他共同享有這艘遊艇，維護費各自負擔一半。另一個人則表示非常猶豫，不能立刻決定。

關於什麼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財富，郭台銘的話給我頗多啟發。2007年，他的弟弟郭台成因病英年早逝。在這之前，為了看望弟弟，他一年要往北京飛38趟，為了節省時間，專門買了一架私人飛機。他給弟弟請了最好的醫生，從世界各地坐著私人飛機飛過來，但依然沒有讓弟弟在世界上多留一天。最後他說，任何一段英雄史的背後都有一段血淚史，錢買不來快樂，錢買不來幸福。

俗話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面對世間功名打造的枷鎖，做到徹底「放下」絕非易事。我有一個美國朋友，華爾街最優秀的對沖基金老闆之一，事業成功，生活優越。電影《穿PRADA的女王》中梅麗爾·斯特里普住的那所毗鄰紐約中央公園的豪宅，其實就是他的家，我曾去那裡度過周末。但他的事業在金融風暴中遭受了很大的打擊，他在電話中告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覺。這令我既擔心又感觸。我所了解的他一向非常健康、樂觀，但依然做不到絕對的超然。當金融危機甚囂塵上，擔心美國老百姓遷怒於銀行家們，他甚至做好了全家遷出美國回以色列定居的準備。

我很想以我的方式勸慰他：「人生中最寶貴的是親情、健康和自由，這些東西是真實的，一旦失去，生活會變得不一樣。而你其實一樣都沒有失去。」這也是我自己內心裡真實的信條。

我喜歡爬香山。傍晚華燈初上，在山頂可以遠遠眺望北京的五環路、四環路、三環路、二環路，圈圈環繞的燈光圍起了一座城市。而這個城市裡所有的狂喜和刺痛、幸福和掙扎，此刻都與我無關。往日的憂慮和困擾，此刻也都失去了意義。如果不曾登高望遠，我們可能永遠要用那些枷鎖折磨自己，從而變得乾澀、易碎，遠離真實的自己。

我遇見過一位很特別的計程車司機。那天我坐在他的車上，正在為了一些事情煩躁。他主動跟我聊天，說自己每月收入兩千多塊錢，就這樣起早貪黑靠一腳一腳的油踩出來，一年到頭天天如此。他說得很愉快很從容，這種情緒感染了我。我完全能夠想像他的生活：每天隨便拉一個客人都比他掙錢多，別人住高樓大廈，他住簡易房，別人逢年過節都休息，他還在外面「掃馬路」。如果用物質的枷鎖把自己套住，他會很痛苦。我問他：「你不煩嗎？」他說不煩。我看他非但不煩，簡直十分開心，一路笑呵呵的。我們眼中的一切苦惱，對他來說都不是問題，舉重若輕。我認為他很了不起。

我曾經跟別人聊起芙蓉姐姐，她也是一個打破枷鎖的人。她不傷害任何人的感情和利益，也沒有被任何人「潛規則」，無非是擺幾個pose，拍一些自認為很美的照片放在網上，請君欣賞，任由評說。無論大家如何褒貶，那是她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敢作敢當。或許我們需要更多的芙蓉姐姐。

有人問我，假如今天擁有的一切突然都消失了，失業、拮据、居無定所，是否還有心思在這裡大談「紙枷鎖」。按照西方習俗，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先敲敲桌子，否則那些「假如」就會變成真的。我當然不希望它真的發生，但即使發生了，大概天也塌不下來。《諾丁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電影，扮演影星的茱莉亞·羅伯茨對賣舊書的小夥子說過一句話：「The fame thing isn』t really real.」名氣這玩意兒不是真的。其實我們所背負的紙枷鎖，很多都不是真的。

2008年，芮成鋼曾擔任奧運火炬手

「對你自己負責」

1974年，「文革」尚未結束。那是一個8億人民只看8個樣板戲的荒唐年代。一部兒童文學《新來的小石柱》的誕生，令多少渴望精神食糧的中國孩子為之雀躍。小石柱大名石成鋼，是一位是來自深山裡的農村少年。一個偶然的機會，省體操隊教練發現他具備良好的身體素質，把他接到省城進行專業訓練。一次訓練中，小石柱意外從單杠上脫手摔下，腿部骨折。而他還是以驚人的毅力戰勝病痛，攻下了當時世界水平的體操高難度動作——直體後空翻接轉體1080度，獲得了全國少年體操冠軍。

小說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次年被改編成連環畫，並在各地廣播電台聯播。「小石柱」成了孩子們心中的偶像和朋友。1977年，這個極具時代特色的故事被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看中，改編攝製成80分鐘的大型動畫片《小石柱》，在全國公映。為了紀念這部意義非同尋常的作品，小說作者給自己剛出生的兒子取了一個鄉土味十足的名字——芮成鋼。

父親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給了我最初的文學啟蒙。小時候，我們家最多的就是書，幾排書架頂天立地，裡面有他自己喜歡的文學作品，也有專為我和姐姐準備的名著改編的連環畫。每天一做完功課，我們就從夠得著的地方拽一本出來看，對文字和圖畫構成的世界心馳神往。早晨去跑步，父親和我一起背誦「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傍晚，陽台上，父親為我們朗讀《三國演義》《二刻拍案驚奇》《莎士比亞故事集》。日復一日，從未間斷過。

如果說，我的知識結構更多受益於父親，母親則在生活和做人方面對我影響甚深。她和所有的母親一樣，給予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又和很多中國母親不一樣，她始終把我當成平等的朋友，尊重我的選擇，讓我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

從很小的時候起，每當我遇到大事、難事，她會首先給我講清利害，告訴我她的觀點，然後便不再干涉。「這要由你自己決定，對你自己負責。」

記得高考結束後，馬上要估分然後填報志願，我對母親說：「我高中讀夠了，我要把志願表裡所有的格子都填滿，不管重點大學還是普通大學還是大專，或者高中專，不管官辦還是民辦，只要有學上就行，絕不復讀。」沒想到父母一致同意，也就是說，無論我考上什麼樣的大學，哪怕以幾分之差與最好的大學失之交臂，都不會要求我回去復讀。

他們幾乎不會強迫我做什麼。小時候他們讓我學鋼琴，彈了兩天我覺得不好玩，於是就不學了。後來他們又想讓我學聲樂，因為父親自身有基礎，我的嗓音條件也不錯。聲樂老師就是我們的鄰居，他教我發聲的時候，總把手放在我腰上，我覺得很癢，老笑場，實在學不了，又放棄了。當然，因為對體操少年石成鋼的特殊情結，父親也曾希望我練體操，同樣不了了之。最後，父親問我喜歡什麼，我想了想告訴他，我最想學游泳。他說那就學游泳好了。所以今天，我不會彈鋼琴，不會唱歌，也不會體操，只會游泳。

有一句英文說得好：「Charity begins at home.」（一切美德源於家庭）家庭是塑造個性和人格的最重要環境。我要感謝父親母親，為我營造了寬鬆的、彼此尊重的成長氛圍，讓我健康自信。

回想起來，我的成長似乎有三個階段。小時候總喜歡纏在父母身邊；上了中學，經歷青春叛逆期，常常莫名其妙地和他們拌嘴，鬧獨立，總覺得他們懂得太少，但管得太多，動不動就想離家出走，在北京讀大學也不怎麼想家；如今，離開父母獨立生活一轉眼就是十幾年，反倒總想和父母多坐一會兒，有時間就想多陪陪他們，也方才意識到，父母其實懂得很多很多，還有很多可以教給我的。我偶爾也會和他們有不同的意見，有點小爭執，但年齡越大，這種事情發生的概率越小。

我漸漸懂得了父母的艱辛付出。從小學到中學，父親每天早上陪我跑步，和我一起背書，母親則早早起來給我和姐姐準備早餐。多年來，我們習以為常，從來不會多想什麼。只有當我們長大成人，一樣要肩負起來自社會和家庭的重任，才能體會這十幾年如一日的背後，有著多麼深沉的愛和責任感。可憐天下父母心，從他們為人父母的第一天開始，生命就轉入另一條全然不同的軌道，無怨，無悔，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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