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琪：「五十年政治反思」中的「基本事實」——《雷蒙·阿隆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反思》共識網...

一九七七年四月的一天，雷蒙·阿隆因心肌梗塞被送進科森急救中心進行搶救。剛一蘇醒過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雖然喪失了說話和寫字的能力，可頭腦卻依然清醒（我希望是完全清醒，可是我能有把握嗎？）但不能與人交談。我用手示意要一張紙和一支筆，用左手十分困難地寫下了幾個字：死，並不可怕。」（雷蒙·阿隆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反思》第595頁，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下引此書，只注頁碼）；一九八三年十月月十七日阿隆逝世，在去世前幾分鐘，阿隆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相信，我已經說出了基本事實。」（參見茨維坦·托多羅夫為阿隆回憶錄所寫的「序言」，該書第17頁）

　　能說出「死，並不可怕」，是因為他已經在死亡線上走了一圈，從此「死亡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為每天都出現在眼前的遠景。」

　　能說出「我相信，我已經說出了基本事實」，是因為他知道在自己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到底什麼才是自己所經歷並意識到的「基本事實」。

　　對這些「基本事實」的認定與說出，在某種意義上又全都與對「死，並不可怕」這一「遠景」的認定與說出有關。

　　阿隆出生於一九〇五年。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八三年，在這七十八年的人生中，阿隆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法德和解、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運動、冷戰中的美蘇爭霸、越南戰爭、核威脅、歐洲聯合之路以及自己在本國被左、右兩派的同時拋棄。作為自戴高樂以後歷屆法國總統，包括蓬皮杜、德斯坦在內的「私人朋友」，同時也作為基辛格的朋友（「由於年齡上的差異，他總是以一種晚輩和學生的態度敬重我。」，該書第531頁），作為尼赫魯、李承晚等大人物要「私下會談」的「非政治人物」，阿隆是一定深深捲入了這五十年間的政治漩渦的。但他說，「我極少提到過我與當今世界的大人物談話，因為這種談話確實比較少，而且我從中毫無受益或收益甚微。」（第532頁）

　　那麼，到底什麼才是他在這五十年政治反思中的「基本事實」呢？

　　首先，什麼才是他所謂的「政治反思」？

　　在這五十年間，決定了他的政治方向的，不是康德或黑格爾，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但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方式又主要是在知識領域而非政治行動，目的是了解世界而非改造世界。就知識領域的了解而言，思考是不可能脫離生活的，阿隆留給後代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拒絕把生活與思考割裂開來，始終把理念同這些理念所反映的所改變的所扭曲的事實加以對照。他在生命走向終點時強調的不是他的智慧超群，而恰恰是其獨特的個人反應力與學術建設之間的連續性。」當《新觀察家報》在採訪過薩特之後，也來採訪他，並讓他把自己與薩特進行一番比較時，他說，「毫無疑問，薩特的影響現在已經比我大得多了。……但是，今後也許有一天，人們對他和我仍然有興趣，他們會說，我從來沒有為了辯證法的需要去為不合理的事物進行辯護。我從來沒有為皮諾切特進行過辯護，也從來沒有為斯大林和希特勒進行過辯護。」（第630頁）

　　請注意「我從來沒有為了辯證法的需要去為不合理的事物進行辯護」 這句話；它告訴我們，辯證法不能用來為不合理的事物進行辯護，不能在未區分「合不合理」（對錯好壞）之前就先施出「壞事也能變好事」，「失敗是成功之母」、「沒有前面的壞事，就不會有後面的好事」等等之類的「辯證法」法寶；就是區分了「是否合理」後再進行這樣一番「辯證法」的自我辯護或自我解嘲也依舊是無聊的。這中間到底需要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品行」或「才幹」呢？其實就是「個人反應力與學術建設之間的連續性」：「個人的反應力」源於生活的現實，「學術建設」源於理念的普世性，具體來說，也就是自由、安寧、幸福，它要求一個人「首先要作出根本選擇，接受還是拒絕本人所處的社會制度，在這個前提下才能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採取何種政治行動。」（該書「譯者前言」第4頁）

　　具體到他所經歷的這五十年，在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必須對納粹主義、殖民主義等等當其還沒有完全顯露出是否合理（他的原話是「當真理尚未被揭示出來之前」，第630頁）時就做出正確的判斷。

　　正是圍繞著這些「主義」，他與他的同時代人，也就是那些廣為我們所熟悉了的法國第一流的思想家們在不同的路段上「分道揚鑣」。

　　先說納粹主義。

　　今天已經不會有多少人再為納粹主義進行公開辯護了，或者說「納粹」這個詞就已經與「惡」聯繫在了一起。但在一九三〇年前後，但阿隆來到德國，並在科隆大學謀到一個法文助教的講席時，當時的德國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

　　首先，阿隆那時正傾力研讀馬克思，想理解和估計資本論的價值，因為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危機仍在繼續之中。他說，那時大家對經濟危機都得不出一致的診斷，也開不出大家都同意的治療方案。但「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是否一定會通過革命或逐漸改良，把人類引向社會主義？經濟大蕭條泛濫全世界，德國受害尤為慘重，這是否證實了馬克思的先見之明呢？」他個人很想證實他自己在當時相信了「社會主義確實是註定即將到來的歷史階段。」至少，就他個人而言，就很「想靠平衡預算來代替通貨緊縮和經濟緊縮」，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當選總統，他的競選綱領中也有平衡預算這一條。那麼誰來平衡預算呢？當然是國家。

　　於是，一九三〇和一九三一年的雷蒙·阿隆就在自己當時和隨後所發表的文章中發現了讓人「一種牽腸掛肚的東西」，這就是擔心德國國家主義的抬頭。他說，「我在科隆和柏林時，就預感到國家主義會不可阻擋地突飛猛進，國家主義的政黨，兼收並蓄傳統的右派和國社主義，這個政黨一旦獲勝，戰爭便會如魔影幢幢，顯示不祥之兆。正如我在別處已經寫過的，一九三〇年春天，我剛到科隆便感到了衝擊。就像湯因比說的：『歷史又在重演了』。在一九三〇年或一九三一年，我直覺地感到，在大多數法國人裡面，我是比較清醒的。我比較能夠意識到，狂風暴雨即將襲擊整個世界。」（第46-47頁）

　　這裡的麻煩在於：一方面，政治行為只有同廣義的道德聯繫起來才有意義，任何政治，尤其是戰爭，都必須具有合乎道義的目標；但另一方面，政治問題不是道德問題，無論是戰爭作為目的也罷，作為手段也罷，「都不是考慮了道德然後得出來的，或者說，不完全根據道德。權利平等，就意味著德國要重整軍備。國家之間，不能厚此薄彼，在正常情況下，這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德國要求平等，不接受凡爾賽條約關於領土的規定，而要重振軍威，那麼，和平是加強了呢，還是出了危機呢？」（第49頁）

　　德國受了經濟危機的創傷，國民情緒激昂；希特勒上台，不到三年，便使600萬失業者就業；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甚至當時的整個世界，除了通過放棄賠款或暫緩賠款而在理論上要求一種空洞的「和平主義」外，又能怎樣？

　　「形勢迫人乃是道德的精髓，這跟宗教差不離，不是理性所能限制得住的。」在德國的阿隆，一下子就發現了德國哲學的高深和德語的那種「極富概念性的詞句」，一面是社會學家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另一面是西南德國的新康德主義學派的李凱爾特和馬克斯·韋伯，一下子便讓法國作家相形見絀，幾乎顯得有點貧乏。「三十年代，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和黑格爾化的馬克思主義，統治著德國的思想界。」對作者來說，「在思想方面，我認識了最根本的東西。一方面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學說，另一方面則是第二國際的劫後餘生，法蘭克福學派和卡爾·曼海姆，正是哲學政治思想的兩極。」（第62頁）當時的德國，電影和戲劇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幾乎所有的人都向希特勒歡呼，「猙獰的死神飄蕩在魏瑪這個沒有共和人士的共和國上空，徘徊在左翼知識分子頭頂，同情馬克思主義的知識界，痛恨資本主義，而對納粹卻不夠警惕，從而不肯斷然起來保衛魏瑪政權。」（同上）

　　阿隆說，他從一開始就痛恨希特勒，「因為他是個反猶分子，而我是猶太人。這得算在賬上，但不如想像的那麼厲害。聽他演說，我便毛骨悚然。他的嗓門能夠讓某些人著魔，而我卻一聽就難受，幾乎聽不下去。我討厭他那種傖俗粗野的語言。瞧著幾百萬德國人的歡欣鼓舞，我只是目瞪口呆。希特勒殺氣騰騰，真是罪惡的化身，對我來說，他就是戰爭。」（第53頁）

　　但幾百萬工人，德國的無產階級，為什麼一觸即潰，一敗塗地，幾個月前還高舉紅旗，結隊遊行，而幾個月後（希特勒當上總理後幾個月便是五一勞動節）便又全部站在納粹的旗幟下結隊遊行呢？

　　至於猶太人，當時卻流行著這樣一些說法：「他奈何不了普天之下的猶太人……他會激怒美國人的……他沒法攆走搞物理化學的猶太人，沒有這些人，威廉帝國在盟國的封鎖下，支持不了四年之久……」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要做出正確判斷容易嗎？

　　德國在他一生中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德國的一次自發的「十日會」活動上，他遇見了他的終生伴侶蘇珊·高松，並通過她結識了西蒙娜·韋伊，感受到她濃郁的宗教氣質；也是在德國，國社黨讓他知道了不合情理的強權有多麼厲害；還是在德國，馬克斯·韋伯教給他「匹夫有責，責不在思想感情，而在抉擇的後果。」（第68頁）

　　所有這一切，註定了他是一位戰後法德和解的最為積極地推動者。

　　當阿隆在德國時，薩特也去了德國；但如薩特日後所說，「他是在德國『度假』」；所以當阿隆相信世界將有大事發生時，「薩特卻好像什麼也沒有看到，心思不為任何事所激動」，「他看胡塞爾的作品」（這是阿隆向他推薦的），也初次接觸了海德格爾的哲學，「好像又回到了高等師範讀書時那種不用為任何事負責任的輕鬆愉快的時候。」（參見貝爾納·亨利所著的《薩特的世紀》，第436頁，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當戰爭爆發後，薩特與阿隆都以各自的方式進行了抵抗，薩特是留在法國寫劇本和《存在與虛無》，阿隆則追隨戴高樂將軍在英國，一心想作為一名坦克手返回法國作戰，但最後卻不得不承辦《自由法國》雜誌，每天寫一篇關於法國時局的分析文章；薩特在讀到這些文章時曾說過「雷蒙·阿隆的專欄文章為我們分析國家社會主義，像光譜那樣層次分明，光彩奪目。」（第152頁）

　　會有許多人認為薩特在該介入的時候並沒有介入，劇本《巴利奧納》和《蒼蠅》「算不上是正經參加抵抗運動」，（《薩特的世紀》第435頁）；但薩特對於當時的維希投降政府的態度卻要嚴厲得多；他通過劇本反覆向人們宣揚的一個道理就是：英雄主義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能的，不管什麼時候，人的自由都不可戰勝。在劇本《巴利奧拉》中，他借劇中人物的話說「這個城市只要不放棄那對壞蛋強加給它的罪孽和悔過的思想，便只能承受壞蛋的蹂躪。一望而知，這是在影射維希政府的『痛苦有用論』，影射維希政府讓人悔過自新的說教，以及政府強加給法國的令人作嘔的懺悔氣氛。」（《薩特的世紀》，第449頁）

　　相比較之下，「正經參加了抵抗運動」的阿隆對待維希政府的態度卻要寬容得多。第一，停戰在當時是無法避免的，「不管怎樣，我並沒有覺得這些簽署或承認停戰協議的人就因此而聲名狼藉」；第二，一九四〇年末，整個法國，包括法定的社團、軍隊、海軍、空軍都是奉貝當元帥之令行事的，儘管維希和倫敦都以法國正統政府的化身自居，但日後的審判與清洗運動以戰時「臨時政府」的「革命法制」為依據卻說不過去，當時的維希政府是法國人民選舉出來的最後一批代表所賦予的立法權，這是最高的權力，「當國土淪陷之際，奢談元首通敵，可謂純屬空談法律」（第179頁）；第三，起訴維希政府，或因其有虧名節，或因其違反國家利益；起訴人選用了後一條，但誰又能相信貝當元帥投靠納粹是為了殘害百姓和「國家利益」呢？第四，停戰協議，從後果來看是好的，甚至包括猶太人，非佔領區畢竟庇護了大量猶太人，如不停戰，猶太人大概會吃更大的苦頭；第五，應把歷史的判決與法庭的判決區分開來：悲慘年代的當事人有的是追隨一個顯然具有合法權力的政府，有的則為通敵合作特別賣力；如果當時貝當元帥駐節阿爾及利亞，許多人就會奔他而去，投身抵抗運動，由於貝當元帥恰恰身在法國，所以他的投降也就斷送了全國人民的大團結。

　　我引述這些話以及比較薩特與阿隆的區別有什麼意義呢？

　　薩特逝世時，十數萬民眾自發走上街頭為他送葬，可見他在民間、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這種威望很大程度上與「激進」這個詞聯繫在一起；阿隆逝世時，法國官方、世界政要紛紛出來表示沉痛哀悼，密特朗說阿隆是一個一直堅持對話、主張寬容但又信仰堅定、學養深厚的人；基辛格甚至說阿隆走了以後，這個世界將會感到孤獨、空虛。

　　一個影響在民間，一個影響在官方，一邊是激進的、代表下層民眾呼聲的左派，一邊是稍顯平和的、有著資產階級貴族遺風（阿隆承認自己在出身上是這樣）的右派，我們能用我們慣常的思路去評判他們的是非對錯嗎？阿隆關於維希政府所說的這些話，對於我們重新審視歷史上的主戰與議和，重新評價某個人的附逆或通敵，不是也同樣有著啟迪作用嗎？也許應該引述阿隆的兩段話作為哲學背景以理解他所謂的「基本事實」：

　　「誰贏得了戰爭，誰就可以指定由戰敗者對戰爭負責。」

　　「沒有客觀真理，只有個人或群體觀察形勢和事件的方法不同而已。」（《五十年政治反思》，第4，第11頁）

　　關於納粹主義，前面說了，分歧不大，阿隆在戰前對法國人的多次提醒，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質疑：這傢伙到底是作為法國人還是作為猶太人發出這樣的警告？而他自己，「從一九三三——一九三九的六年中，在既怕打仗又知道一定會打仗的心情下，也許經歷了我一生中最有成果的六年。作為人，我是幸福的，作為公民，我只有心灰絕望。」（第68頁）

　　再說蘇聯共產主義。

　　蘇聯共產主義不僅與馬克思主義學說有關，也與蘇聯在犧牲了兩千五百萬人後而贏得抗擊納粹德國的勝利這一「基本事實」有關；但在阿隆眼中，這一「基本事實」卻與另一「基本事實」密不可分，這就是「鐵幕」——這個詞正出於阿隆之手，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這個詞出於梅洛-龎蒂之手一樣（第62頁）。

　　「鐵幕」一詞出現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後阿隆所寫的文章中，而那正是蘇聯因勝利的光環而達至頂點的時候，幾乎所有抗擊過納粹的知識分子都通過為蘇聯喝彩而加重了自己的砝碼；唯獨阿隆選擇了獨立思考，並把對共產主義的反對從戰前一直堅持到生命結束；哪怕一九四二年蘇聯已經成為反對納粹的盟國，他也對這種聯盟的性質持懷疑態度。他在一九五〇年就發起了一個反對專制主義的組織「保衛文化自由大會」，一九五五年再出版了《知識分子的鴉片》，該書與哈耶克的《個人主義與自由秩序》（1947）、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並稱為三部「反共」作品，其基本理念都建基於自由主義之上，但這三個人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又不盡相同。阿隆的自由主義反對哈耶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他認為自由就是妥協：把自主權交給個人，但國家要為弱勢群體提供生存手段，幫助他們行使本應享有的權利，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關注全體國民的福利；他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制度絕非地上天堂，「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一種妥協」（第10頁）。

　　薩特要比他激烈得多，但不是為了維護自由民主制度，而是為了維護蘇聯的形象。當戰後的阿隆成為教授以後，立即遭受到巴黎大學幾乎全校師生的沉默或明顯敵意。在薩特看來，馬克思主義已經屬於明白無誤的真理，提到阿隆這位他在高師時的同班同學，他說：「一個反共的傢伙，就是一隻狗。」（第8頁）

　　兩人的這種緊張（也許說對立更恰當）關係幾乎持續了一生。

　　阿隆想繼續他的妥協信條。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在一個名為「越南之船」的組織的倡議下，薩特和阿隆同時出現在了同一個講壇上，為越南「船民」辯護。當時，阿隆主動走上前去同薩特握手，說了一句在他們青年時代都很熟悉的話：「你好，我的小同學。」薩特一言未發；但兩個人握手的照片卻被一萬多家報刊買去轉載。阿隆事後解釋說：「事實上，當我看到他雙目失明，近乎癱瘓時，我只感到一片同情和無限憐憫，感到他正向死亡走去。」（第621頁）

　　第二年的四月，薩特逝世，再過三年，阿隆也去世了。

　　但圍繞著共產主義的爭論卻仍在繼續。

　　法國里爾第三大學教授、專門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讓-弗朗索瓦·西里奈利在《20世紀的兩位知識分子：薩特和阿隆》中做了這樣的概括：

　　「從此，要想反映薩特和阿隆之間的對立，就再也用不著去分析那些狹隘的矛盾了，比如理智與情感、冷靜與衝動、淡漠與熱情、夢幻與現實，等等。這並不是因為上述陳詞濫調毫無可取之處。……更深刻地說，我們還要分析薩特和阿隆與歷史的不同關係，這種不同關係本身所反映的，是他們兩人在現實問題上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政治上，也就是在個人對現實的理解和加入國家大事辯論的方面，阿隆追求的是真。從本質上說，要達到這一目標永遠是複雜的。因此，阿隆的思想搖擺不定，將信將疑，但它還是希望同現實的複雜性作鬥爭。在同樣的政治領域裡，薩特最初什麼都不追求。接著，在這一領域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他開始追求善。因此，薩特的思想充滿激情，如同救世主一樣，希望通過語言的魔力以及由此而生的行動使現實屈服。」（《20世紀兩位知識分子：薩特與阿隆》，第387-38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這一概括與阿隆本人的認識很近似。我們在前面已經引用了阿隆的一段話，說明「沒有客觀真理，只有個人或群體觀察形勢和事件的方法不同而已。」具體到歷史，當你意識到文化（也就是文明）的多元性，意識到價值準則的歷史性時，自然就免不了生出知識分子特有的悲觀與惶惑。至於薩特，阿隆說：一直就存在著兩個薩特，一個薩特（作為行動家）一直想通過集體行動尋找到一條走出密室的通道；另一個薩特（作為形而上學者）卻明確意識到「人是無用的激情」；50多年前，當他們還是密友時，薩特就曾對阿隆說過：他不願意要孩子，因為在他看來，人的生存條件是沒有出路的（第628頁）。

　　所以，對於作為一個行動主義的薩特來說，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作為一個形而上學者來說，他在對待世人方面始終是一位倫理學家，而且在逝世前夕承認了自己的一個真實思想，這就是在人類歷史上對救世主的希望（第629-630頁）；至少，以斯大林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就曾盼演過這樣的「救世主」或至少帶給人這樣的希望。

　　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怎麼可能讚美斯大林，而一個本質上是倫理學家的薩特又怎麼可能「主張為美好事業採取極端的暴力形式」呢（為此而與加繆徹底決裂）？

　　阿隆說，那時普遍流行的說法是：寧肯與薩特站在謬誤一邊，也不與阿隆站在真理一遍（第631頁）；這就是「大多數」法國民眾的呼聲。薩特自己是這樣回敬阿隆的：「既然你不相信革命，既然你明知道這個社會卑鄙，但卻贊同這個社會，你為什麼還對政治感興趣呢？」（第625頁）

　　就是到了今天，也並沒有說明關於共產主義的爭論就已經有了一個結論。阿隆這樣概括出了四個方面的問題，而且有關它們的爭論也一直持續到了今天：

　　首先，就是市場經濟與集中的計劃經濟孰優孰劣的問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統計數字或僅憑直觀感受就能做出回答的問題，它後面涉及到科層、學位、體制甚至如法國高師這樣的大學還要不要辦等一系列問題；阿隆說，「在較高的層次上，西方與蘇聯爭論的是雙方各自體制的政治和社會後果，或者是人文後果。我舉出社會的活動性作為例子。蘇聯制度是否比西方民主更善於提拔低微階級的子弟呢？」（第350頁）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相對於法國這個在門第、學府、資歷上都有著嚴格等級觀念的社會中，社會主義制度是否更能為廣大社會底層的青年學生提供一個施展才幹的機會呢？具體到薩特與阿隆，無論在出身、教養還是自我意識上，顯然被劃歸為不同的社會等級，那麼他們自然也就有著不同的價值選擇。但阿隆提出的這個問題卻依然存在：蘇聯制度是否比西方民主更善於提拔低微階級的子弟呢？奧巴馬的競選成功能否算做一個反證？

　　其次，「世紀視野」下的爭論涉及到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是否最後會殊途同歸的問題。阿隆把這種「殊途同歸」了的制度稱之為「民主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它的立論基礎就是技術決定論，或者是生產決定論。阿隆說，「經濟增長的每一階段，都有利於某一種體制。蘇聯體制比較容易在起飛階段建立起來。在已經工業化的社會裡就沒那麼容易了。」當然，最為根本的問題還是我們是否接受這種蓋然的進化論，是否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按人均國民產品計算）就會決定社會制度，是否相信歷史有一個人類可以確定的「未來」（同上）。

　　再次，阿隆說，「蘇聯的歷史未來論，不太容易符合現實。雖然蘇聯的社會主義會『接替』資本主義，卻又要『追上』美國，但是經濟增長的階段與體制交接班，二者之間並沒有平行的關係。為什麼不發達國家非得走蘇聯的道路呢？既然皈依馬列主義並沒有歷史的必然性，那麼今後蘇聯人就得證明社會主義制度，去蕪存菁，洗凈了個人崇拜的一切污點，確實優於西方體制，不管在經濟效能上，或是在人的價值上，都比西方體制強。」到底怎樣證明？顯然不是一個單純的GDP問題，於是又回到了前面所說的「人文後果」，但，如上所說，政治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道德問題，甚至也不是一個人文後果的問題，誰來做此裁判？

　　最後，阿隆說，根本的問題還是「工業型社會是否都趨向於同一個目標呢？我在《奧古斯特·孔德：戰爭與工業社會》一書中，指出實證論鼻祖天真的樂觀。科學開發自然，使人剝削人變得不合時代，毫無用處。戰爭隨神學與軍事政權的消亡而消亡。今天，人們都在尋思，生產到底是為了什麼？這樣，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就要讓位於思想。」（第359頁）真是這樣嗎？不要說「意識形態的教條主義就要讓位於思想」，哪怕就是給思想留下一條發展的縫隙又談何容易？

　　但不管怎麼說，阿隆所概括出的這四條爭論是十分中肯的。但在利希坦看來，全面解釋歷史，有一套較為能夠讓人信服的歷史哲學，對於任何一個想實現現代化的國家來說都是必不可免的；對此的反駁就是：日本和中國台灣的現代化就既沒有靠全面解釋歷史，也沒有靠革命。阿隆自己的觀點是：馬爾庫塞說，應該解放那些發展所固有的可能性，這當然是對的，但我們從美蘇這兩種都不盡合理的社會制度中並引申不出「現實固有的種種潛力」。他的結論是：西方的成功，部分地歸功於政教分離（所以他說他依然是一個啟蒙時期的人）；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救世論」最終也只會變為一種裝飾門面的東西；在文化多元已被普遍接受，在「立憲多元制」也並不能視為最好或唯一正確的政體的情況下，公共生活只能以多種方式組成，我們只能採取一種「懂得戰鬥但不要仇恨」的態度，相信「人類總在探索一個難以捕捉到的真理」；相信人們只能以救世主的角度才會討論一個道德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道德關係）的降臨（參見第361、629頁的有關論述）

　　最後，再討論一下殖民主義的問題。

　　相對於法國的具體情況，殖民主義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處理越南、阿爾及利亞等殖民地的問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印支戰爭爆發，據說是越盟突然襲擊河內的法軍；當時過渡政府的社會黨首腦萊昂·波魯姆的意見是「在和平秩序尚未恢復之前拒絕談判」；而「恢復和平秩序」就意味著用兵征服。阿隆在此之前當過兩個月的政府宣傳部的辦公室主任（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當官，充分領教了官場的漫畫式的常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勾心鬥角，彼此傾軋），但他認為派遣援軍可以，武力鎮壓不行，「國民下決心要拯救的立場，絕不是單憑武力所能保持的。用暴力來維持，不是維護法蘭西。」（第186頁）按照那種「學術建設的連續性」的準則，他是一定會維護自己的普世價值的：「剛剛通過的憲法隆重宣稱，法國絕不採取任何行動，侵犯任何國家民族的自由。……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我們的代表們打算推翻這項原則，所以，目前的戰鬥越發顯得可悲，因為我們不成心，也不能成心，用兵力重新征服越南」。這就是他當時所發表的文章。但因為他本質上是一個疑慮重重，並且努力想與火熱運動或高漲的民族情緒保持距離的人，所以薩特說他在越南問題上有些支支唔唔是對的，而且就是在以後的以色列、英、法聯合作戰，包括重新佔據蘇伊士運河的戰鬥中，他依然採取了「模稜兩可的曖昧立場。」他說，「事後，我自責沒有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堅持到底……幸好，儘管我中了毒，但還沒有到發狂的地步。」這裡所說的「中毒」，在我看來，除了自己對有關運河的知識一無所有外，大約也與他是一個猶太人，而當時發生在中東的戰爭又與猶太人如何才能爭取到一個生存環境密切相關（第310頁），與埃及人正在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並掀起狂熱的反法宣傳有關。在《回憶錄》中，阿隆說：「毫無疑問，我錯了：在愛麗舍圓形廣場《費加羅報》報社佔優勢的那種情緒，特別是布里松的情緒，不能成為我的借口，它只說明我的文章為什麼吞吞吐吐。」（第311頁）

　　到一九五七年，當阿隆出版了他的《阿爾及利亞悲劇》後，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發誓不再像幾年前那樣謹小慎微了」。

　　阿爾及利亞對於法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就如一個省即將脫離法國，而且那裡居住在一百多萬法國公民，意味著那些人將不得不離開那裡回到法國。

　　但阿隆堅持說：今天的法國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以前的帝國了，「法國的革命者，在以自由的名義征服的歐洲，多方敲詐勒索，而他們卻問心無愧。蘇聯共產黨人以人民解放的名義在東歐使用暴力把他們的制度強加於人，而他們也問心無愧。當我們在非洲使用武力時，我們卻問心有愧，可是，我們每年都要在那裡投資幾百億，有時甚至幾千億。」他正是用這種看起來有些「自私」的理由來說服法國人民的：阿爾及利亞對法國，與其說是財富，不如說是負擔；在一體化的口號下，這個負擔只會越來越重，因為我們必須努力減少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第318頁）。

　　這些話，說起來不再「謹小慎微」，但與那些公開號召士兵倒戈或新兵開小差的人比較起來，他仍然不夠「激進」，因為他認為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服從法律要高於服從民意，或如孟德斯鳩所說，誰也不該或沒有義務為了國家而去騙人，對法國人而言，缺少的從來就不是勇氣，而是頭腦（第318頁）。

　　許多人把阿隆比作孟德斯鳩、托克維爾，至少說他繼承的是法國思想家中的這一傳統；他自己認為他比上述兩人更關注現實，也更深入地捲入了政治；當然也正是政治使他與薩特、馬爾羅等有著幾十年友誼的人分手。當晚年的他已經可以比較超脫地回顧往事時，他更懷念的還是親情與友誼，因為，當他回顧一生時，他必須給自己一個解釋：我到底是因時運不濟而誤入歧途，還是因為自己錯誤地把經濟、戰爭、國際關係這些自己並不擅長的課題當成了時代的課題並據此也成為了自己的思考主題呢？

　　阿隆說：「說實在的，我還能夠做出其他的選擇嗎？」（第658頁）

　　但無論是時運不濟還是自己的選擇錯誤，阿隆說：當我展望未來時，我沒有發現什麼可以值得樂觀的理由；我為之奮鬥的全部思想和事業都似乎已經岌岌可危了，而且，「不管上帝存在與否，任何人在生命結束時，都無法判斷自己將升入天堂還是墮入地獄。」這就是這本《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一書最後的幾句話。這本書出版後沒有幾周，他就告別了這個世界。那麼這句話，大約也可以視為他所經歷並意識到的「基本事實」。 《雷蒙·阿隆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反思》 [法] 雷蒙·阿隆著 楊祖功等譯 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