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及其影響

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及其影響

時至今日，中國仍未從根本上接收民主自由的價值觀。一百多年來，中國對西方文化始終是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加以應對的。對科學技術，自然是為我所用；對思想觀念和社會制度則是在中國固有的傳統之上為我所用。這未免有些讓人感到困惑和驚奇，為何中國接觸先進的民主自由思想已一百多年之久，而仍然對之如此疏離。筆者認為，實際上，民主自由在中國從來就只存在於知識分子的觀念之中，而沒有廣泛而有效地傳遞到廣大民眾之中，並不為廣大民眾所認同。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觀念上接受西方文化以來就隨之開始了與民眾的分離。筆者認為，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同時伴隨著其自身功能的改變，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和社會結構變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也是理解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線索。

一、傳統中國社會中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知識分子(紳士)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知識分子維繫著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傳統價值體系，具有對社會終極價值的闡釋權。這一權力是相對獨立於皇權及其官僚體系之外，而被全社會，包括統治階層和廣大民眾所認同的。「在封建農耕社會裡，紳士階層是惟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權的社會集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社會價值觀，決定了惟有文化佔有者的紳士才擁有衛護傳統社會綱常倫紀的職責」；第二，知識分子在皇權及其官僚體系和民眾間起著中介的作用。一方面，知識分子通過禮義和教化維持著本地的穩定與秩序，協助地方官實施朝廷的政令；另一方面又代表著地方利益，對地方事務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無疑，在封建社會結構中的官、紳、民三種社會力量中，紳士是官民之間發生聯繫的中介」。為此，傳統社會通過科舉等其它選拔手段，對民眾中有知識的人賦予功名這一特殊身份，使之區別於民眾和樹立在民眾中的權威。

在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密切接觸和保持一致的價值觀是知識分子對民眾具有較強影響力的重要原因。由於傳統社會城鄉生活的一體化，知識分子也廣泛地生活於鄉村，生活於廣大農民中間，因而與廣大民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知識分子主要通過日常生活對民眾產生影響：通過祭祀、婚嫁、葬禮、人際交往、戲曲和口頭文學的傳述等廣大民眾易於接受的形式，將儒家思想傳導給民眾。「對於文化和教育的佔有，使得紳士集教化、倫理、法規、祭祀、宗族等一切社會職責與權力於一體，成為鄉土社會的實際權威」。因其長期性和具體性，知識分子所維繫的儒家人倫思想和政治思想遂根植於民眾心中，浸透於民眾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之中。因而，傳統社會實際上具有一個相對獨立於統治權力之外且長期穩定的價值體系。這使得廣大民眾普遍具有判別朝政好壞和批評朝政的能力，對朝政具有一定程度的制衡力。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當朝政偏離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施政綱領，便會受到知識分子的普遍批評並得到民眾的極大響應；當朝政腐敗透頂致使民生凋敝，民眾奮起造反之時，一些知識分子便會放棄對當朝的維持，轉而加入民眾的反抗並予以引導。

二、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

然而，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不斷遭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壓和凌辱，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間便開始產生分離。這首先表現在對西方文化的態度上。中國知識分子素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傳統，通過不斷地探索和挫折，中國知識分子逐步認識到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轉變思想、變革社會，才能使中國富強，推翻和擺脫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控制。由於知識分子比廣大民眾更為關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也由於他們比民眾具有更多的知識和信息渠道，於是在要求變革社會，向西方學習和拋棄舊的文化傳統方面，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形成了絕然相反的兩種態度。知識分子普遍認為，應當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的生產技術、效仿西方的政治體制；到五四運動時期，向西方的學習更是深入到變革思想意識和文化傳統，提出了科學與民主，摧毀傳統的宗法禮教制度的主張。雖然一直以來在如何對待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上，知識分子中也存在嚴重分歧，但向西方學習和批判舊有傳統文化的主張最終成為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識。在五四運動期間，向西方學習和批判舊有的傳統文化的主張已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所認同。反觀民眾方面，由於在國家事務方面普遍沒有知識分子那樣強烈的關切感，和受知識和信息渠道的限制，他們對社會和思想意識的變革並沒有強烈的要求。在廣大的內陸農村，絕大部分民眾仍然因襲於傳統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生活在歷史的慣性之中。雖然有一些因受到工業生產方式的衝擊而破產的農民流入了城市，成為了城市產業工人，但為數甚少,也不具有強烈的變革社會的自覺精神。向西方學習和變革社會的要求主要局限於知識分子階層，沒能有效地傳遞到廣大民眾中間，成為廣大民眾的共識。基本上，中國大部分民眾沒有接觸到西方事物和受到西方的影響。而那些對西方事物有所接觸和了解民眾，也未能如知識分子一般，將西方列強和西方文化區別對待。他們一方面因中國遭受西方列強的欺壓，另一方面強烈地感受到西方思想與傳統思想格格不入，而對西方的一切產生強烈的憤慨、抵制和反抗。如中國民間的反教運動，特別是義和團運動就強烈地反映了民眾對西方（包括西方文化和西方對中國的壓迫）的這種憤慨、抵制和反抗態度。

其次，知識分子的生活領域也隨之與民眾相分離。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中，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和求學途徑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知識分子向西方的學習，拓寬了他們的知識面和改變了他們的認知方式和價值觀。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對知識分子所具備的知識也產生了新的要求，四書五經等倫理文史知識不再是唯一的內容。算學、工程技術、外語等實用性知識成為了知識分子知識構成中日益重要的部分。知識分子的求學途徑隨著新的需要也由過去的以私熟為主轉為以學校為主。而科舉制度的廢除則對知識分子的社會身份和個人奮鬥目標產生了根本性影響。在傳統社會中，科舉制度起著選拔人才的作用，同時從社會制度上對知識分子的價值權威和在民眾之上的社會地位給予了肯定。科舉制度的廢除，改變了社會的選拔機制和知識分子的晉陞渠道，同時取消了知識分子價值權威和社會地位的制度保障，知識分子的價值權威和社會地位就只能僅僅來源於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和經濟基礎。知識分子開始從制度化身份轉向職業化身份。除了傳統的仕途之外，他們開始經商、辦廠、從事工程技術、教育、寫作、翻譯、編輯和記者等新的職業。

隨著商品經濟和工業的發展、社會分工的細化，城市生活越來越豐富，新的交通工具和信息傳遞手段使得城市的信息接受量迅速增長，與鄉村生活的差別日益顯著。受城市生活的吸引，和隨著求學途徑、知識結構和社會身份的改變，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範圍也隨之改變。過去，在城鎮和鄉村都具有相差不多的教育機會和質量，而現在，由於知識內容和學制的改變，在城市受教育的機會更多，質量更好。這使得知識分子的受教育過程基本在城市完成，而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新職業及生活來源，這些職業都是以城市為依託的。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和職業特徵，都決定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城市定居，不再返回鄉村。就這樣，鄉村精英被源源不斷地吸納入城市，而不再返回。這與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的流動具有很大不同。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在城鄉間的流動是雙向的，而現在則是單向的。這就造成兩方面結果：一方面，知識分子與鄉村生活日益脫離和隔絕，與占民眾絕大多數的農民日益相分離，對民眾的影響力日益下降。另一方面，鄉村精英的不斷流失和得不到補充，也使得廣大農民的精神素質日益下降。

隨著在西方勢力的衝擊下傳統社會的解體，知識分子脫離鄉村和與民眾的分離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由於知識分子所扮演的社會角色，起著解釋、維繫、更新和創新社會終極價值的作用，自然地在傳統社會趨於分崩離析之際，就義不容辭地擔當起重建價值體系和社會秩序，尋求社會發展之道的重任。在失敗面前，他們不得不以成功的西方作為參照體系來對傳統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加以重新審視。最終，轉向從中國之外--主要是從西方尋求新的治國之道和思想資源逐漸成為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共識。正是這一轉向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們與廣大民眾的徹底分離。廣大民眾是傳統社會的基礎，是傳統文化傳承的主體。通過風俗習慣禮儀代代相傳的潛移默化和長久浸淫，傳統文化的神理已深深地根植於他們的血液和細微的日常行為之中。這與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秉承有很大不同。知識分子除了從風俗習慣禮儀中領受傳統文化之外，另一個重要的途徑是通過讀書求知辯理來習得傳統文化的價值觀。由於受傳統文化的強大影響和缺乏對新事物的接觸與敏感，在社會變動之際，廣大民眾仍然抱守傳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大大落後於知識分子從傳統文化中脫離出來轉向西方文化的步伐。這就必然造成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的分離。

三、中國知識分子對民眾的影響力的減弱

雖然知識分子日漸與鄉村和廣大民眾相分離，失去了社會價值權威的制度保障，但他們仍然繼續發揮著在解釋社會終極價值方面的作用。他們致力於重新解釋和批判傳統的價值觀念，引入新的價值觀念和建立新的價值體系，并力圖使民眾所信服。同時，當時社會也還廣泛地認同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的權威作用。知識分子最終認識到，中國積弱貧窮的根本原因在於傳統文化中束縛人性發展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於是他們發起了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自由、平等與博愛，批判傳統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他們抨擊傳統的集權政治制度，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廢除陳規陋習，抨擊中國人的對社會事物的漠然，激發中國人的愛國熱情。他們還極力提倡和推動白話文的普及，以使他們的思想能在更大的範圍內傳播。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期間從國外引進的思潮多種多樣，其中的主導思想是自由民主與科學，其共同點在於批判傳統的思想意識。可以這麼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在中國種下了追求自由民主的種子。然而，歸根結底，新文化運動只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運動，廣大民眾並沒有參與其中；而五四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知識分子、工人和城鎮市民的政治運動，廣大農民並沒有參與進來。一方面，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在對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取向上相對立和兩者相分離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新文化思想的傳播採取了新的方式，主要通過報紙、講課和演講而得以傳播，需要一定的傳播條件，特別是報紙需要受眾識字。這就很大程度決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傳播範圍只能局限在城鎮，嚴格地說就只能局限在城市。而在此之後，參與這場運動的知識分子產生了嚴重的分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繼續堅持自由和民主的觀念，而且主張應該通過由教育與文化運動來達成改革，不主張政治變革。他們逐漸避免介入現實的政治鬥爭之中，而退入學術工作的領域裡，使得民主自由的觀念越發受到局限，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實踐。而其它知識分子則不同程度地投身於政治運動，用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中形成的思想來指導他們所倡導的政治運動，以致力於改變和強大中國，擺脫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控制與壓迫。然而，出於政治運動的需要，他們的指導思想或多或少偏離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所倡導的民主和科學的主導思想。因而，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對中國廣大民眾的影響是非常微弱的，有著很大的局限性。

四、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和民眾的整合

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在價值取向上的分離與對立，也是中國近代多次政治變革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中國共產黨深入到農村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前，中國的歷次政治變革都未能將知識分子和廣大民眾同時吸納進來。政治變革基本上發生在社會的上層結構和城鎮範圍內，各種政治勢力，包括統治階層和反對派都從國外尋求政治上的、思想上的和經濟上的支持，因而它們的政治基礎都十分脆弱而不穩固。如「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這與中國傳統的統治權力的更換，也即改朝換代有很大不同。傳統的統治權力的更換一般從社會的基層開始發生，也就是所謂的農民起義。當知識分子認識到舊的統治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或無法挽回時，他們就會加入起義隊伍，並用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來加以引導和予以輔佐，以建立一個新的符合儒家政治倫理規範的統治。這種統治權力更換的思想資源是內在的和恆定的，所依靠的力量具有廣泛而深入的基礎。它從基層開始，通過社會的各個階層而上達最高權力，因而新的統治具有牢固的支持。

在國民黨清洗共產黨之後，共產黨被迫轉移到農村，並逐步轉向自覺地在農村中開展革命活動，發動和依賴占民眾絕大多數的農民，將自身根植於農村。共產黨在依賴對象和活動範圍上的改變使得它的權力來源重新回到了傳統的方向，這一轉變必然伴隨著共產黨對其思想資源加以轉化，以滿足廣大農民的訴求。因為廣大農民仍然廣泛認同傳統的思想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排斥和仇視外來之物。因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勢所必然。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起到了整合中國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的作用，成為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之間的粘合劑，將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在對待傳統思想和外來思想上的分離與對立的立場奇妙地結合了起來。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是外來思想，迎合了知識分子否定傳統思想的傾向；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也即它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植入其內，又符合了廣大民眾的思想意識。中國共產黨最終能取得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一方面，它的權力產生於廣大民眾支持的基礎之上，二是它將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結合在了一起，動員起了廣泛而強大的社會資源，所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缺乏知識分子或基層廣大民眾任何一方的參與，均無法成功。

五、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相分離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成功，使得中國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控制和壓迫，實現了民族的解放，功莫大焉。然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後果就是使得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同一化了，加強了中國集權主義的政治傳統，強化了權力意識，損害了權利意識在中國的樹立。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社會價值解釋權，也隨著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逐漸喪失，而最終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完全消除。通過對延安文藝界的整風，知識分子被限定為黨的宣傳工具，其任務是為工農兵服務：知識分子要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通過文學藝術手段向工農兵群眾宣傳黨的理論方針和政策；而且，知識分子只有通過先向工農兵學習，才能夠教育工農兵。而知識分子是否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是以黨的利益出發由黨來確定的。雖然這針對的是延安文藝界的知識分子，但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應發揮的作用的定位。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作用就局限在宣傳、貫徹和執行黨既定的理論、方針和政策，而沒有對理論、方針和政策的質疑權和解釋權。這樣，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價值的解釋權就被消除，從而處於一個十分微弱的完完全全的從屬地位。

中國知識分子社會價值解釋權的消除主要來自於三個方面的因素。首先，知識分子在價值觀和生活範圍上與廣大民眾相分離是其社會價值解釋權被消除的客觀基礎；二是馬克思主義在向廣大民眾的闡釋過程中幾乎完全依賴於政黨組織的運作，也就是與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治變革和軍事鬥爭完全結為一體。為了確保政治變革的成功，將社會價值解釋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十分必要。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功更進一步賦予了黨根據實際具體的情況和利益對馬克思主義不斷做出新的解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因而，即使知識分子根據馬克思的原著所做出的解釋也是多餘的甚至是有害的，必須加以清除，更不用說根據其它的思想淵源。第三，具有高度控制力的政黨組織形態成為了政權結構的主體，加上可採用的先進的通訊交通方式，大大增強了政權對整個社會的控制力。黨組織一直延伸到社會的最基層組織，採用先進的通訊交通方式，可以保證政權的最高層對最基層的有效控制，保證政令的下達和信息的反饋。雖然不能說富有效率，然而卻能滿足保證政權穩定的需要。這樣，在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所發揮的保持社會穩定的中介作用，在這裡也不再需要了，知識分子過去所擔當的在統治權力與民眾間的中介作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基本上，我們可以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看成是中國傳統文化以一種變異的形式對西方文化的抵制與拒絕，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也可以看成是從根本上依賴於傳統文化資源和政治力量而取得的成功。因而共產黨執政後，其政權與存在於文藝界和教育界中的自由主義觀念相衝突就勢所必然。為了確保政權的穩固，清除自由主義觀念和「改造」知識分子也就十分必要。實質上，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反右運動是延安整風運動消解知識分子價值解釋權的繼續，是中國傳統文化對侵入其「機體」內的西方文化的清洗。通過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反右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變得十分低下。而通過實行城鄉隔離的管制政策，中國知識分子被強制地與民眾進一步相分離，而相互隔絕。就這樣，知識分子完全喪失了獨立的思想意識及表達，完全喪失了影響民眾的渠道，而相應的廣大民眾也普遍喪失了批判能力，整個中國社會都處於政治與思想高度同一和集中的控制之下。這就為文化大革命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精神與物質的雙重貧困一直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農民既是最貧困的階層，又是集權制度得以存在的強大基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體，是中國最強大的政治力量，他們的思想觀念、精神特質和行為方式決定和制約著中國的社會制度及其發展。所謂「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從表面上來看，農民是現今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最低的階層，但實際上他們支配著中國所採用的政權形式。一方面，廣大農民一直普遍認同集權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使得政權的形式和結構不得不遷就和依賴於他們；另一方面，這個依賴於他們的政權也很大程度地在長期利用它們，不公平地對待他們來確保其政權的穩固。其最嚴厲的措施就是實行城鄉隔離，使得農村和農民長期得不到發展，讓廣大農村和農民長期隔絕於先進的思想意識和物質文明，從而牢牢地控制住農民。因而，知識分子要求自由民主的主張得不到民眾的響應，民主自由的觀念不能普及。而相反，廣大農民，或者說廣大民眾的行為方式，也就是崇尚和服從於權力而漠視和侵害權利，通過整個社會文化環境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傳遞，使得知識分子的行為方式也並無二致。實際上在目前的中國，民主自由僅存在於知識分子的觀念之中，既沒有成為廣大民眾的共識，也遠沒有成為知識分子的行為方式和實際生活中的重要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政策逐步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調整，提高了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在實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經濟價值也逐漸得到越來越大的體現，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空前高漲。但知識分子仍然缺乏完全獨立的表達，知識分子與民眾的思想觀念仍然相對立，知識分子對民眾的影響仍然十分微弱，知識分子對社會價值的解釋仍然不具有權威性，廣大民眾仍然普遍缺乏批判能力。而這些之所以依然如此，根本上在於使得知識分子與民眾相分離的城鄉差別和隔離仍然存在。所以，城市化與城鄉一體化乃是目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首要，不只是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如欲成為一個相當程度上的民主自由的社會的必要前提，便是廣大民眾普遍認同民主自由的原則。而只有消除城鄉差別和實現城鄉一體化，才能使知識分子重新回到民眾之中，才能讓廣大民眾充分接觸到先進的思想意識和物質文明。如此，才能夠讓民主自由的觀念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接受，然後貫穿於民眾的日常行為之中，為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個開放革新和不斷削弱的集權政治結構是較好適合於中國民眾的穩定的政治結構，是能夠包容中國經濟不斷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較好的政治結構，是向民主自由社會平穩過渡的可行的政治結構，是可以和應接受的政治結構

2004年11月18日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