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鵬山：端午說屈原（之三）

06-07

公元前278年，屈原投江。公元2016年，又逢端午，茲獨家分三次刊發鮑鵬山所作名篇，以紀念屈原。

鮑鵬山：端午說屈原

（之三）以永恆之沉默，答永恆之疑問

三

其實，屈原作品的數量並不多。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出的數目為二十五篇，劉向的已散佚的《楚辭》及王逸的《楚辭章句》中列出了這二十五篇的篇名，它們是：《離騷》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各一。一篇被梁啟超稱為「全部楚辭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的《招魂》，不在此列，我頗為遺憾，近世有不少學者力主此作仍為屈原的作品，我雖拙於考據，但從情感上說，我很希望這篇作品的著作權歸於屈原。多年以前，我「支邊」去青海，一呆十七年之久，常起故鄉之思（我本楚人）。每吟那「內崇楚國之美，外陳四方之惡」的《招魂》，尤其是那結尾三句，即不任感慨之至：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

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魂兮歸來哀江南！

我們知道這「哀江南」，後來被那羈留北方的江南人庾信敷衍成一賦《哀江南賦》，其賦其序，都是文學史上的名篇。

除此之外，即便在二十五篇之列的《遠遊》《卜居》《漁父》，也有不少人否認為屈原作品。作為學術研究，他們說什麼自有他們的根據，但要讓我來做這樣的判斷，我則沒有心情—我不大喜歡他們的「根據」，因為那「根據」本身不算穩固，我還是依我的「心情」，這三篇，仍為屈原作品。你看這樣的句子，多麼好：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

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遠遊》）

這是何等杳不可及，一往不復的寂寞？一個人好像突墜一個深黑無底的宇宙黑洞，捫天叩地，寂無迴音。近千年後，幽州台上的陳子昂，還在唱這樣的調子。再看這樣的句子：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向風而舒情! （《遠遊》）

誰？！誰與我一同賞玩芳草？！我只長向風雨，舒我情懷！這樣的句子，除了屈原，除了這個被命運的風雨撥弄得死去又活來的人兒，誰能寫得出？

《卜居》乃屈原卜自己以何居世，這樣的大問題，似乎也只有屈原才發問。屈原向太卜鄭詹尹一口氣問了十八個涉及人格、人品、人生策略與人生道德原則的大問題，把鄭詹尹問得啞口無言。是的，這樣深刻的問題，誰能回答出？

世溷濁而不清，

蟬翼為重，千鈞為輕；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讒人高張，賢士無名。

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如果說，《卜居》是寫公共生活中，人以何種面目面世；那麼，《漁父》則是寫在私人生活中，人如何背轉身來，面對自己。「漁父」給出了一種隨波逐流，與世推移的人生策略，但屈原則不能忍心於以自身的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這確實是不可調和的矛盾。人的倫理責任確實在很大程度上障礙著我們自身的逍遙。但在屈原身上，我們卻也看到了，正是這種倫理責任壓力，使得屈原精神之流的壓強增大，使他的人格不斷向上，使他臻於偉大之境。

四

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可以分成三類：《離騷》《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為一類，是屈原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記錄，是他公共生活形象的寫真，是他的心靈史、受難史、流浪史，是他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見證。《九歌》十一篇為第二類，這是一組深情綿渺的情愛類作品，本之於楚國巫風中的娛神歌曲，屈原把它們改造了，變成了他自己的獨創，因為他把自己那一往情深的心靈寄托在了裡面。第三類只有一篇：《天問》。這是一篇獨特的作品：不僅在屈原作品中是獨特的，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都是獨特的、怪異的，又是令人震驚的。全詩一千五百多字，三百七十多句，叩問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魯迅《摩羅詩力說》）。其實，屈原在問「天」之前，已問過「人」：他問過太卜鄭詹尹，問過漁父，問過靈氛，問過女嬃，問過虞舜……但無「人」能回答他「天」大的問題，「天」大的委屈，「天」大的痛苦，「天」大的不幸，所以他只能仰而叩問蒼天，只有「天」才能回答他那一百七十多個至今也沒有答案的問題！只是——

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 （張元干《賀新郎》）

「海水呀，你說的是什麼？」

「是永恆的疑問。」

「天空呀，你回答的是什麼？」

「是永恆的沉默。」（泰戈爾《飛鳥集》）

是的，屈原就是那噪動不息的大海，他為那些「永恆的疑問」所折磨，所苦惱，他的《天問》永存天地之間，而成為「永恆的疑問」。而天空，對這些疑問，大概也只能抱以「永恆的沉默」——人生，亦正在此一「問」一「默」之間。

關鍵還不是這一百七十多個問題，而是這種疑問的精神與勇氣。這種精神與勇氣是人類精神的象徵。人類精神總是通過人類最傑出的分子—人之子，來作最集中的體現。

在他的第一類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他的痛：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

鬱邑余傺兮，吾獨窮困於此時也。

這是《離騷》中的句子，充斥著「恐」、「太息」、「哀」、「怨」、「忳」（憂愁）……騷者，哭也！為時光哭，為生命短暫哭，為短暫的生命里不盡的痛苦、失意哭。注意，他詩中的「民」，也就是「人」，「民生」即「人生」，「民心」即「人心」。他開始從「人」的角度、「人」的立場來表達憤怒，提出訴求。我們知道，《詩經》中的憤怒，往往是道德憤怒，是集體的憤怒；而屈原的憤怒，雖然也有道德的支撐，但卻是個人的憤怒。屈原很執著地向我們訴說他受到的具體的委屈：他政治理想的破滅，楚懷王如何背叛了他，頃襄王如何侮辱他，令尹子蘭與靳尚如何讒毀他……他起訴的是這些人對他個人的傷害與不公。他指責他們的不道德，指責他們沒有責任心，指責他們道德上與智力上的雙重昏聵，但這都出自他很自我的判斷。更重要的是，我們從他的詩中讀出了人生的感慨，讀出了人的命運，讀出了一個不願屈服的個人所感受到的人生困窘，一個保持個性獨立意志的個人在集體中受到的壓迫甚至迫害。如果說，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詩經》，其人生感受的尖銳性因此大有折挫而略顯遲鈍的話，那麼，怒形於色，被班固批評為「露才揚己」的屈原，則以其「發憤以抒情」（《惜誦》），「自怨生」（司馬遷）的詩歌，向我們展示了，當個性在面對不公與傷害時，是何等的鋒利而深入。這種鋒利，一方面當然是對社會的切割；而更重要的，則是對自己內心的血淋淋的開剝。偉大的個性，就從這血泊中挺身立起。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攪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我們在《離騷》《九章》等作品中，看到了一個淚流滿面的詩人；看到了一個時時在掩面痛哭的詩人；看到了一個面向風雨「發憤以抒情」，又對人間的邪惡不停地詛咒的詩人；一個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澤畔，長歌當哭，以淚作詩的詩人。可他並不脆弱，並不告饒，並不退卻，並不招安—不，決不。他已從人群中上前一步，成為孤獨而傲慢的個體，與全體對立，他絕不再退卻：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詩經》的俗世精神很了不起，但從另一方面講，這種俗世精神恰恰消解了個人的意義，消解了個性與社會的對立，從而障礙了個性的偉大。它入世的深度恰恰減少了個性的深度。而屈原，由於他已被主流社會拋棄—他的被流放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事件，而他的《遠遊》，則正是他精神的自我流放—他有深刻的孤獨。在以單個的、不堪一擊的個體面對命運時，個性在絕望中顯示了它的高度、深度與完美。

我們來看看這樣的詩句，除了屈原，還有哪位詩人能寫得出：

經營四方兮，

周流六漠。

上至列缺兮，

降望大壑。

下崢嶸而無地兮，

上寥廓而無天。

視倏忽而無見兮，

聽惝而無聞。

超無為以至清兮，

與泰初而為鄰。（《遠遊》）

個人從來沒有以這樣嶙峋的面目面對世界，世界也從來沒有向我們展露出它如此崢嶸的色相。面對天地玄黃，面對宇宙洪荒，人站在哪裡不是深淵？！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最為孤絕的人格，空前而絕後。莊子有他的「大」，卻似乎缺少他的決絕，缺少他的自絕於世界的慘烈。

五

劉勰說楚辭是「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魯迅說楚辭是「逸響偉辭，卓絕一世」，並且較之《詩經》，說它「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這一「憑心而言，不遵矩度」，就唱出了個性。屈原是被人群拋棄的，有人會說拋棄他的只是楚懷王楚頃襄王父子，但從對體制高度認同的屈原來說，被這一對肉頭父子拋棄，就足以使他有「國無人莫我知兮」（一國中沒人知道我）的孤獨感。假如屈原是一個脆弱的人，或者說，他的個性還不夠堅定，他可能會試圖改變自己，再回到人群中去，但偏偏他是一個倔強而不肯一絲遷就的人，純潔而不受一絲污濁的人，一個九死不悔的人，於是，便出現了這樣驚心動魄的對峙：一邊是世俗的強大權力及權力控御下的人群及其觀念，一邊是孤獨無依卻一意孤行決不屈服的個人。屈原的偉大，即體現在這種對峙之中。他的失敗，就因為他取對立的立場而不曾屈服；他的成功與輝煌，他的光榮與夢想，也是因為他取對立的立場而不肯屈服。所以，我在《屈原：無路可走》一文中說：「屈原之影響後世，乃是因為他的失敗，這是個人對歷史的失敗，個性對社會的失敗，理想對現實的失敗。」屈原的作品，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關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血肉之軀與社會、文化發生衝突，並遭致毀滅的記錄，是有關人類自由、幸福的啟示錄。所以，如果我們說，《詩》是北方世俗生活的記錄，它反映了周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並因此被冠之以「現實主義」的名目，那麼《騷》，則是一個苦難心靈的記錄；《詩》反映的是生活中的衝突，《騷》則由生活中的衝突深入到內心的衝突。「離騷者，猶離憂也」（司馬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班固），是的，「離騷」乃是一個強悍不屈的個性心靈的痛苦心聲。它體現了個性的深度、痛苦可以達到的深度，它是自我的覺醒，自我的堅持，自我的抗爭，是追求自由、幸福與個人信仰的曙光。

所以，屈原的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卻幾乎都是「大詩」，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煩惱，大疑問。大愛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個性的深處掘進，決不淺嘗輒止，決不「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他就往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決不回頭，直至決絕而去，一死了之。他對邪惡，怨而至於怒了；他對自己，哀而至於傷了。他的文學形式，較之《詩經》的節制，他的篇幅與情感，真的是「淫」（過分）了。所以，《詩經》中任一首詩，單列出來，都略顯渺小，它們靠的是群體的份量而佔有文學上的一席之地。而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天問》《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傑出的篇目，是可以單獨地自立於詩歌之林，單獨地成為一道風景，稱得起「大詩」的。即如他的《九歌》，寫苦寫痛，寫愛寫痴，寫戀寫愁，寫盼寫思，無不一往情深，直叫人有驚心動魄之感：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

這樣的野風中飄來的歌聲直讓人在那心靈深處，突然升起一腔柔情蜜意，不擁入懷中不能自已。可那裊裊秋風，已不知從何處悄悄襲來，讓洞庭生波，讓木葉飄零，讓山河變色，讓我們心底生涼……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

較之《詩經》中的愛情詩，《九歌》的境界更高，意味更深，情韻更永。事實上是，《詩經》中的愛情詩，都來自於具體的「愛情事件」，即它都是具體的愛情經歷的記錄。而《九歌》中的愛情詩，則沒有這樣的背景，她純粹出自於對愛情的想像。所以，她更抽象，更哲學，是哲學化的愛情，所以也更有象徵的意味。如果說，《詩》中的愛情詩讓人覺得親切，讓人戀起俗世的溫暖與幸福，那麼《九歌》中的愛情詩，則讓人飄忽，讓人惆悵，讓人懷疑俗世幸福的可能性，與愛情的真實性。屈原是悲劇性的，無論是他的人生，還是他的藝術。他有直探世界悲劇本質的洞察力。即使是溫暖的愛情，他在寫出它的溫馨與令人哀哀欲絕的柔情的同時，卻也寫出了圍繞在它四周的寒涼，使其不可駐如夢，不可掇如月，不可攬如雲，不可止如水……他的這一組寫情愛的詩足可以上升為哲學，成為哲學寓言的。本來，他就是寫的對神靈的崇拜與愛慕，是人對上帝的愛，對自然的愛，對世界的愛……

屈原的作品，被稱為「楚辭」。何為「楚辭」，我用一句話來說，楚辭即是—楚國詩人屈原等人在吸收楚國民歌藝術營養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帶有鮮明楚國地方語言色彩的新體詩。「楚國詩人」、「楚國民歌」、「楚國地方語言色彩」，說明了「楚辭」中的「楚」字，而「新體詩」，則說明了此「辭」並非《詩經》式的舊體詩，它不再是四言體式，而是自由奔放的雜言詩，篇幅長大宏闊，情感深沉博大，思慮曲折深刻，「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劉勰《文心雕龍·辨騷》），「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魯迅《漢文學史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