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同谷七歌

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

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為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鴐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痴。長淮浪高蛟龍怒，

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

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

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回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

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

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抒情特殊賞析

詩貴抒情。具有強烈抒情感染力的七言組詩《同谷七歌》（以下簡稱《七歌》），是杜甫詩歌創作中閃耀著卓異光彩的重要作品，也是我國古代詩歌發展史上長領風騷，不可多得的佳篇傑構。其「長歌可以當哭」（肖滌非《杜甫詩選注》），被譽為「奇崛雄深」的「絕唱」（胡應麟語見仇兆鰲《杜詩詳註》），「響徹雲霄的悲歌」（馮至《杜甫傳》），「千古少有的詩篇」（朱東潤《杜甫敘論》），為歷代杜詩論者所激賞。

後世質疑問題

諸本編次，均列在乾元二年,即杜甫寓居同谷時作。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這樣，不僅篇中有多處講不通，就是題目里的「乾元中」也很費解。照一般文例,凡言「某某年中」,皆由後追前之詞。假如杜甫是在乾元二年秋天到了同谷，寫了這七首詩，為什麼在題目上會寫成「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呢?很顯然，這是離開同谷以後，追憶當時情況的補作。

從詩的章法上看，前六章說的是當年寓居同谷的事,後一章才說的是補寫這首詩的事。現在就談談最後一章。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飢走荒山道。」「十年」二字」,是值得推敲的。若指乾元二年以上的十年，怎能說是「飢走荒山道」?編次者亦知此說難通，於是把它改成「三年」，而將舊本的十年,列為「一作」。以為年數縮短，就可不成問題。不知乾元以上的二年，杜甫正在作官, 「飢走荒山」四字，是和杜甫的實際經歷不符的。如指的是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關輔飢，七月，棄官西去渡隴、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這一年確曾「飢走」,但又只有一年，與詩意亦不盡合。如理解為詩是後來補寫的，便又說不通了。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以後，杜甫曾西奔鳳翔投靠唐肅宗，被任命為左拾遺。不久因為替打了敗仗的宰相房琯說情而得罪了唐肅宗。杜甫被貶出京城，放任為華州司功參軍。在赴任途中，他親眼目睹了戰亂與苛政帶給人民的苦難，為此他有感而發，寫出了《三吏》、《三別》等充滿現實主義色彩的詩篇。此後，由於官卑難伸其志，加上關中大旱生計維艱，杜甫於是在乾元二年(公元759)7月辭官回鄉。接著杜甫「滿目悲生事，因人做遠遊」，他接受在秦州為官的侄兒杜佐及好友贊公之邀，於當年9月之後攜妻子西行，流寓隴右地區。在秦州的一月期間，杜甫寫了一百餘首描寫隴右自然和社會文化的詩。「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杜甫又由於受同谷縣令邀請，便於當年十月離開秦州，趕赴成州之同谷。同谷縣為唐代時與秦州郡南部毗鄰的成州郡治所在地，即今隴南市的成縣。杜甫一家經赤谷、寒峽(今天水市的皂角鎮、紅山廠一帶)鹽關、長道，再南行經今日的西和縣城，翻越積草嶺、泥功山、拋沙鎮而至同谷縣。及至去拜訪同谷縣令時，縣令卻嫌棄杜甫已棄官且窮困潦倒便避而不見。杜甫衣食終無著落，迫不得已便在南山飛龍峽口搭建草屋棲身。適逢大雪封山的隆冬季節，杜甫一家饑寒交迫，杜甫於無奈中長歌當哭，和著血淚寫出了《乾元二年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這組長詩。

這首七言組詩真實而形象地記錄了詩人一家困居同谷時艱苦卓絕的生活。描寫了一家人慘不忍睹的遭遇和骨肉分離的巨大哀痛。詩人描寫的生活是：其食不裹果腹，「歲拾橡栗隨狙公，黃獨無苗山雪盛」；其衣不蔽體，「短衣數挽不掩脛，手腳凍皴皮肉死」；其住荒涼破敗，「荒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其貌衰老不堪，「百頭亂髮垂過耳」；其體態羸弱不堪，「身不成名身已老，三人各瘦何人強」；其情緒悲觀絕望，「男呻女吟四壁靜，西風為我從天來」；其行蹤飄忽無定，「三年飢走荒山道」。

作者在詩中不僅強調了自己的客居身份，悲苦生活，並由家及國，揭露了當時朝堂上龍蟄蛇游的反常政治現象，對於自己有志難酬的不平也發出了感嘆與吶喊。

《同谷七歌》的七首詩之間，既獨立成章又結構相同，形成了一個有內在聯繫的完整藝術體系，豐富了杜詩多樣化的寫作體裁。在寫作的方法上，借鑒了東漢《四愁詩》的寫作形式。以七言句式為主，兼有不等句的騷體形式。又使用了重言疊字，進行反覆的詠嘆。明代的王嗣爽曾評價說：「七歌創作，原不仿離騷，而哀傷過之，讀騷未必墜淚，而讀此則不能終篇。」

杜甫在同谷無法正常生存，乃於當年12月經河池郡之栗亭(今徽縣伏鎮栗亭一帶)，向南翻越了木皮嶺到達徽縣嘉陵鎮的白沙渡，在這裡杜甫一家乘船沿嘉陵江順流南下至成都。杜詩里的「季冬攜稚子，辛苦赴荊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描述的就是這一段經歷。

杜甫「一歲四行役」的坎坷經歷，滿腹才華而又不仕的特殊遭遇，促使其詩風「此去華適秦為之一變」，形成了千古稱頌的「沉鬱頓挫」詩風。

《同谷七歌》是杜甫隴右詩的重要內容，它為我們研究唐代時期隴右地區尤其是同谷地區的自然社會環境提供了可靠的文化依據。如今的成縣人民在杜甫當年結廬處修築了祠堂，紀念這位當年飽經了風霜的寒士。歲月蹉跎，星移斗轉，假若杜甫今日能夠故地重遊，富庶的隴右地區絕不會再讓他飽受饑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