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天文學受制於天人感應說

古代中國有著豐富的天文實踐和天象觀測記錄,由此總結了大量的天文學知識。比如,《詩經》中有大量關於天象的詩句,《左傳》中有世界最早的哈雷彗星記錄,戰國時期的《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歷代官修史書中,無不記載著大量的天文現象,當代國內的天文史研究者對其進行整理,其中記錄了太陽黑子、隕石、日月食、彗星、超新星等天象。

  這樣的史實使我們引以為傲,但是同西方天文學的發展歷程對比,就會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國傳統的天文學沒有藉助這些豐富的記錄和曆法上的進步,發展出現代科學意義上的天文學?這個問題,可以看成是「李約瑟難題」在天文學方面的具體化。筆者試圖分析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關注對象和特徵,揭示其背後的思想基礎,即「天人感應」的思想。正是這種從商周時代就存在的思想,使得中國天文學無法越過「經驗階段」,發展出科學的天文學。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關注重點

  從現有文獻來看,「天文」一詞,最早出現在《易傳》之中,《賁·彖傳》有「觀乎天文,以查時變」;《繫辭》中也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的說法。在《淮南子·天文》中,東漢高誘注釋「天文」為:「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三國時期易學家虞翻解釋「天文」為「日月星辰」。可見,天象是「天文」一詞的最初含義。由於古人認為天象預示著人間的吉凶禍福,由此,「天文」一詞也有了觀察天象、預測吉凶禍福的含義。

  既然天文觀測要預測人間的吉凶禍福,那就要尋找上天的規律。這種規律就是「天道」。然而虛無縹緲的天道,實在難以尋求。子貢曾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東漢末年大儒鄭玄在《論語注》中解釋此處的「天道」為「七政變動之占也」。「天道」就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和日月變動所展現出的徵兆。

  君主、大臣們往往就「天道」的問題請教於精通此術的官員。如《左傳·昭公十一年》中記載:春秋時期,周景王就問大夫萇弘如今這些諸侯的吉凶。萇弘的預測基於天象的變化:魯襄公十三年歲星(木星)運行到了豕韋(二十八宿中的室宿),這一年蔡侯弒君自立,現在歲星再次回到了豕韋,預示著蔡侯將不會活過今年。楚國將會佔領蔡國,但是楚國也在積累自身的罪惡,當歲星運行到大梁的時候,蔡國將復國,楚國將不吉利。這樣的變化,就是天道。而蔡侯果然在這一年被楚國人殺死,蔡國滅亡。而昭公十三年,楚國內亂,楚靈王被殺,蔡國復國。

  這樣過於準確的占星預測,也許是後人附會的,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君主和士大夫階層共通的行為方式:面對人世的變化,要反觀上天,從天象的變動中窺測吉凶。上天的意志,就可以從天象中窺測出來,這就是天文在古代中國受重視的原因。

  這種根據天象預測吉凶的「天文學」,實際就是「星占學」(astrology),而非現代所說的「天文學」(astronomy)。星占學家在預測吉凶時,勢必從事現代天文學領域的觀測推算等工作。

  「天人感應」思想下的古代天文學

  古人以「天」作為中介,賦予事物以聯繫,正是「天」使得世間的經驗有了深層次的意義。司馬遷在《史記·天官書》中說:「五星合,是為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他對於天象和人世的對應關係總結為:「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

  天人感應的思想影響著整個中國古代的天文學,而歷代君主和士大夫階層基本都持有這一思想。君主藉助天上星宿的變化,來證明自己權力的正當性;而士大夫階層則往往藉助天變來警示、告誡君主,要端正自己的行為。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君主們對於天象的異變非常驚恐。如《漢書·翟方進傳》中記載,漢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出現了「熒惑守心」的天象,即火星運行到了心宿,這個星象對於擁有天命的君主不利。為了改變天命,成帝逼迫丞相翟方進自盡,以塞天象,為自己阻擋災禍。這是天人感應說影響下,天象對人事產生的重大影響。諷刺的是,根據當代學者黃一農的研究,「熒惑守心」這一天象,可能是成帝的天文官出於某種目的,誇張編造出來的。

  古代天文學向科學發展的障礙

  設想一下,如果沒有西方科學思想的傳入,擁有廣泛觀測記錄的中國傳統天文學,能否獨立發展出科學的天文學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傳統中國社會,擺脫「天人感應」的思想,進行科學的天文學研究,將遇到極大的障礙。這種障礙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1.「天人感應」思想的缺陷。「天人感應」的思維方式可以說是一種原始思維的殘餘。藉助於西方人類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理解古代中國人的原始思維。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中就指出原始思維的「互滲律」特徵。所謂「互滲律」,即原始思維中特有的、支配諸多表象「關聯和前關聯的原則」。原始人不關注客觀聯繫,相反,「對現象之間的這些或虛或實的神秘聯繫表現出特別的注意」。原始思維對於事件間的「時間關係是不感興趣的,它的全部注意都集中在聯繫這些事件的互滲上」。中國古代天文學就是以這種思維為指導,在不關注客觀現象而關注某種神秘聯繫的觀念下,古代中國人很難發現天體之間客觀、科學的聯繫。

  2.科學思想方式難以獲得認可。雖然現在我們能從哲學史中看到有不少哲學家反對天人感應學說,但事實上,這些人的思想流傳不廣。那些我們今天認為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在古代社會往往並非主流。例如東漢初年王充的《論衡》一直到東漢末年才稍有流傳,逐漸為人所知。從古代大量的文獻記載來看,堅持唯物主義觀點,以客觀的視角分析包括天文現象在內的自然現象的人還屬少數。

  3.君權的限制和迫害。天文學被認為是與上天溝通、預測吉凶的學問,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天文學屬於君主的權力,並被認為一貫如此:「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史記·天官書》)因此歷代王朝對天文學施加了種種限制。如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唐律疏議》卷九規定,禁止民間擁有「玄象器物、天文圖書」等,違者「徒二年」。宋太宗開寶九年,命令天下各州「大索」天文術士送至開封,不得藏匿。對這些天文術士測試之後,合格者司天台留用,未錄用者臉上刺字、發配海島。(《宋史·本紀第四·太宗一》)宋初帝王為了限制天文星占知識的流傳,採用極端的方式,導致民間了解天文知識的人日益減少。而涉及天文觀測、吉凶預測的書籍更屬於禁書,嚴禁在民間流傳。

  4.傳統天文學研究內容本身的缺陷。科學知識強調的是客觀性、實證性。而傳統天文學中,屬於星占學的部分,通常與科學無緣;屬於客觀觀測、制定曆法的部分,由於古代中國數學發展程度不足,很難從大量的觀測記錄中,通過數學計算髮現星體運動的內在規律。西方天文學在伽利略、開普勒時代取得關鍵性的突破,一個原因就是源自古希臘的純粹數學傳統。中國古代數學更多是基於實際需要的計算,很少從中抽象出純粹的數學關係加以研究。

  在古希臘時期起源的西方天文學,最初也是天文學觀測和星占學的混合體。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外在的宇宙和人體的「小宇宙」有著對應關係,這種思想在歐洲中世紀大行其道,甚至到近代早期,有些科學家仍然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如開普勒在觀測天象的同時也為德意志王公提供占星預測。直到伽利略和牛頓時代,天文學和星占學才分道揚鑣。科學史家柯瓦雷在《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中描繪了這一變革:古代封閉的和諧宇宙的觀念逐漸解體,經過庫薩的尼古拉、伽利略、布魯諾、笛卡爾等一系列思想家的研究和重構,一種全新的、無限的、機械的宇宙觀產生了。這種宇宙觀正是科學的天文學研究的思想基礎,在這裡完全沒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餘地。而中國古代天文學始終沒有邁出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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