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傳（22）

作者：解璽璋

民國"帝師"，退隱逃

進入民國以後，楊度一直還做著"帝師"的夢。熊希齡組織名流內閣，請他就任教育總長，他竟以"幫忙不幫閑"為由推辭不就，一口拒絕。此後，他組織憲法研究會，出任參政院參政，並慫恿王闓運先生來京擔任國史館館長，後來，王闓運南歸，楊度遂以副館長代理館長之事。1915年，楊度寫了《君憲救國論》一文，拿給梁啟超看，被梁啟超一通好罵。李肖聃對此事有很生動的記載，他說：

帝制議興，楊著《君憲救國論》，議戴袁世凱為皇帝，持以告梁，謂君若反對帝制，勢必出亡，使國受損，於事無補。梁言吾於亡命有經驗，遜詞拒之，楊乃拂衣而去。梁旋作書致楊云："政見雖殊，交情不改。昔賢芳躅，吾豈敢忘？"著文論國體問題凡數千言，登之上海《中華雜誌》。復走雲南，贊蔡鍔起兵討袁。袁敗，梁請懲罪魁，梁、楊交情始裂。及梁疾病，楊思往候與訣，所親尼而止。（《星廬筆記》，5頁）

關於這件事，梁啟超的記述略有不同。他在《國體戰爭躬歷談》中寫道，楊度秉承袁世凱之意，與孫毓筠、胡瑛、李燮和、劉師培、嚴複發起組織籌安會，自任理事長，為袁鼓吹帝制。梁啟超作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文章寫成以後，尚未發表，袁世凱已有所聞，他託人以二十萬現大洋收買梁啟超的這篇文章，梁啟超婉言謝之，並且將文章抄錄一份寄給袁世凱，"未幾袁復遣人來以危詞脅喝，謂：君亡命已十餘年，此種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誠老於亡命之經驗家也。余寧樂此，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中也"（《梁啟超年譜長編》，725頁）。

不過，李肖聃也不是外人，他與楊度是老鄉，世居湖南長沙縣，光緒三十年（1904年）留學日本，辛亥年(1911年)歸國。1913年，梁啟超任司法部部長，請李肖聃擔任秘書，他有時還為梁啟超代筆。他的大女兒李淑一，與毛澤東多有交往，毛有《答李淑一》一詞，膾炙人口。所以，他對梁啟超和楊度的看法，應該說，大體不錯：

楊以文章自負，謂此事不外說理、論事、言情，說理之文，吾不如雷道亨；言情之作，吾不如梁卓如；至於論事，則挾賈、晁廉悍之氣，驅蘇、王明辨之詞，吾於諸賢，未能多讓。故楊之挽梁云："人皆欲殺，我獨憐才。"猶以文言也。然梁自謝政以後，往來南北，多所著書。雖未能精思極意，上掩古人，然閎才通識，海內同稱，其九牧大名，非虛致也。楊自中年不好讀書，晚年欲修國史，《失地》一篇，已十餘萬言。又遁情禪悅，以自消遣。卒以飲醇近婦，自隕其生。蓋楊之才氣，較大於梁；而梁之博覽古今，非楊所及也。吾以文字獲事二公。於梁有輓詞，而楊為作家傳。（《星廬筆記》，5～6頁）

章太炎談到袁世凱洪憲帝制的失敗，認為關鍵在於"三個人反對三個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啟超反對楊度。黎元洪繼任總統，發布懲辦通緝帝制禍首令，楊度列第一名。袁世凱死後，楊度心灰意冷，遁入空門，在天津、青島租界閉門學佛，在出世、超脫的佛學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過去，並以"虎禪師"之名寫了不少論佛的雜文和偈語。

第十三章功敗垂成

袁世凱幾乎可以說是梁啟超的剋星。在梁啟超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有過兩次與袁世凱的交往，甚至合作，但是，都未能善始善終，後一次，幾乎搞得梁啟超身敗名裂。

晚清時期的第一次合作

梁啟超第一次與袁世凱打交道，是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在北京發起創辦強學會，袁世凱亦參與其中。民國元年（1912年），梁啟超自日本歸國，在北京報界歡迎會上演講時，他還提起這段經歷：「乙未（1895年）夏秋間，諸先輩乃發起一政社名強學會者，今大總統袁公，即當時發起之一人也。彼時同人顧不知各國有所謂政黨，但知欲改良國政，不可無此種團體耳。而最初著手之事業，則欲辦圖書館與報館，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餘金，遂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辦報事委諸鄙人。」（《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2頁）

康有為也曾提到此事，他說：「七月初，與次亮（陳熾）約集客，若袁慰亭（世凱）、楊叔嶠（銳）、丁淑衡（立鈞），及沈子培（曾植）、沈子封（曾桐）兄弟，張巽之（孝謙）、陳□□，即席定約，各出義捐，一舉而得數千金，即舉次亮（陳熾）為提調，張巽之幫之。」（《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30頁）此時的袁世凱剛從朝鮮回國不久，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他正在為自己尋找新的機會和出路。他拚命巴結榮祿，向榮祿遞門生帖子，還把別人編譯的軍事著作換上自己的名字，恭請榮祿指教。同時，他又頻繁出入於京城文人的各種飯局，與清流和維新人士拉關係，套近乎。據最新披露的徐世昌《韜養齋日記》記載：「乙未（1895年），三十日，晨起。看書。寫信。雲甫、子封來。午後看書。檢什物。慰廷、巽之來，略坐，約同至嵩雲草堂（疑即松筠庵），談至二更後歸。」又記：「八月，朔日，晨起。寫信。出門。晚赴嵩雲草堂巽之之約，議開書局。同座陳次亮、陳養元（疑為陳三立）、康長素（康有為）、叔衡、子培、子封、慰廷。席罷，又談至三更後歸。」（徐定茂：《戊戌年間的徐世昌》，見《北京觀察》2011年第三期，51～52頁）徐世昌是袁世凱的老朋友，袁在小站練新軍，特聘徐為參謀長。他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多年以後，袁世凱當上了洪憲皇帝，康有為發電報請他退位，電文中還有一段敘舊的話，他說：「昔強學之會，飲酒高談，坐以齒序，公呼吾為大哥，吾與公兄弟交也。今同會寥落，死亡殆盡，海外同志，惟吾與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舊欷覷，今誠不忍見公之危，而中國從公以滅亡也。」（《康有為政論集》下冊，941頁）這裡的徐菊人，就是徐世昌，菊人是他的號。

可見，康梁等維新人士最初對袁世凱是有好感的，以為他和榮祿的部下聶士成、董福祥不一樣，是個通洋務、講變法的新式軍人。所以，戊戌年（1898年）變法進行到緊要關頭，他們意識到了軍隊的重要性，希望能有一支軍隊是支持變法的，於是想到了袁世凱。根據王照的記載，最初也想到爭取聶士成，康有為曾托徐致靖、譚嗣同、徐仁鏡勸說王照，讓他去遊說聶士成，並許聶士成直隸總督的官職。但王照不同意這種做法，他認為，光緒與慈禧的矛盾「純為家務之爭」，而且，「內政何須召外兵，從來打草致蛇驚」，因此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近代稗海》第一輯，4～5頁）

於是，六月初，康有為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錄（字藝郛，又作義甫）到天津去見袁世凱。這次走的是徐世昌的路子。徐世昌與袁世凱是多年的朋友，有一種說法，袁世凱遇到大事一定先和徐世昌商量。徐世昌在日記中寫道：「（六月）初九日，晨起，來客。與延年談。澄甫仲明、徐藝郛仁錄，趙體仁同食，聚談半日。」十二日又記：「午後到小站。到慰廷家久談。徐藝郛同來，留宿營中。」十三日又記：「晨起。合大操。歸。與慰廷談。午後沐浴。與藝郛到文案處。」十四日又記：「陰雨。與藝郛、仲遠暢一日，雲台（袁克定，字雲台，袁世凱之子）來。」十五日又記：「晨起。藝郛冒雨行。」（《戊戌年間的徐世昌》，見《北京觀察》2011年第三期，51頁）

從徐世昌的日記中我們看到，徐仁錄在天津停留了大約一周，至於他是否見到了袁世凱，卻很難說。據十二日所記，「到慰廷家久談。徐藝郛同來，留宿營中」，也很難認定，徐仁錄只是「同來」，而沒有參加談話。最早認定袁世凱沒有與徐仁錄相見的人還是王照，他寫道：「後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為子靜（徐致靖）之姪義甫，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即徐世昌），所徵得者模稜語耳。」（《方家園雜詠紀事》，見《近代稗海》第一輯，5頁）但《康有為自編年譜》則言之鑿鑿，甚至複述了他們之間的談話：「先於六月，令徐仁祿（錄）毅甫（義甫）游其幕與之狎，以觀其情，袁傾向我甚至，謂吾為悲天憫人之心，經天緯地之才。使毅甫以詞激之，謂『我與卓如、芝棟、復生，屢奏薦於上，上言榮祿謂袁世凱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為與榮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榮祿謂漢人不能任握大兵權。常熟曰，曾左亦漢人，何嘗不能任大兵？然榮祿卒不肯增也？』毅甫歸告，知袁為我所動，決策薦之，於是事急矣。」（《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57～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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