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成功的秘訣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月2日一期文章】題：北歐國家可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國家

塞西爾·羅茲曾說過：「生為英國人是人生中抽中的第一個獎。」今天，生為北歐人也可以這樣說。北歐國家不僅基本上逃過了震撼地中海世界的經濟麻煩，它們還基本上逃過了困擾美國的社會疾病。無論從任何方面測量社會健康度———從生產力到創新等經濟指標，到不平等和犯罪等社會指標———北歐國家都接近排名頂端。

為什麼這些偏遠、人口稀少、冬天徹骨奇寒且有廣大無人之地的地區被證明如此成功？

誠實透明崇尚務實

北歐國家以政府誠實、透明而自豪。北歐國家政府受到嚴格監管：例如，在瑞典，任何人都可以查看所有官方記錄。如果政治家不騎自行車而坐商務豪華轎車，就會受到指責。

除透明之外，北歐政府還有兩個重要特質：務實及堅定。發現舊的社會民主共識不再適用之後，他們沒有多少異議地就放棄了它，在政治領域引進新理念。他們在推進改革方面也被證明非常堅定。

務實主義解釋了為什麼新共識迅速替代了舊的。例如，很少有瑞典社會民主黨政治家想要取消最近幾年實行的保守改革。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北歐國家看起來總像是左右派政治的混合。

務實主義也解釋了為什麼北歐人總是不停在提升他們的模式。他們依然有很多問題。他們的政府依然很大，私營行業依然很小。他們的稅收太高，某些福利太慷慨了。丹麥的「靈活安全」系統安全有餘，靈活不足。挪威的石油繁榮有毀掉工作道德的危險。任何時候都有超過6%的勞動力請病假、約9%的工作年齡人口以殘疾補助為生，這是個不好的跡象。但是北歐人依然在進行體制改革，也許有點慢，但是不動聲色且不屈不撓。

成功模式獨具一格

大多數富裕國家現在都面臨著北歐人20世紀90年代早期面臨的問題———公共支出失去控制，過於慷慨的福利項目。

北歐國家在宣傳其模式的優點時幾乎從不臉紅。北歐智庫用英語撰寫他們如何改革國家的詳細研究。北歐政治家在國際會議上捍衛自己的利益，北歐諮詢師在全世界推銷其公共領域的專長。

但是很難看到北歐治理模式很快傳播，主要是因為北歐人治理的才能是獨具一格的。北歐治理模式源自惡劣地理環境和良性歷史的結合。所有北歐國家的人口都很少，這意味著統治階層的成員需要互相幫助。他們的君主住在相對簡樸的地方，貴族需要同有獨立思想的農民和水手進行討價還價。他們很早就接受自由主義。瑞典1766年就確保了媒體自由，從19世紀40年代以後，它就在提供政府最高職務方面放棄了對貴族的偏愛，創造了精英統治及沒有腐敗的公民服務。他們還接受新教———這種宗教將教堂降為助手的作用，強調個人和神之間的直接關係。

社會信任水平極高

地理和歷史的結合向北歐政府提供了兩種強大的資源：相信陌生人和信仰個人權利。「歐洲晴雨表」調查機構對社會信任進行的一份調查顯示，北歐人處於領先位置。經濟學家表示，信任水平高導致交易費用低———不需要採用美國式的訴訟或義大利式的交換物協議來完成交易。但是其優點不僅限於此。信任意味著高水平人才能加入行政事務。公民納稅並按規則行事。政府決定被廣泛接受。

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從1981年開始就對100多個國家的價值觀進行監測，它表示北歐人是世界上最相信個人自治的。北歐國家的大政府和個人主義對某些人來說可能有點古怪，但是斯德哥爾摩埃爾斯塔-申達爾大學學院的拉爾斯·特雷高認為，北歐人在讓兩者和諧相處方面沒有問題：他們認為國家的主要工作是推進個人自治和社會靈活性。任何一條北約社會法———特別是近些年的家庭法律———都能用個人自治獲得證明。普及的免費教育讓來自所有背景的學生都能發揮潛力。夫妻分別納稅讓妻子和丈夫處於平等的地位。普遍的兒童日托讓父母雙方都能全職工作。特雷高用一個精彩的詞語形容這種思維：「國家個人主義」。

經濟學家經常表示對北歐國家最近經濟奇蹟的迷惑，因為他們的政府太龐大了。根據專業經驗，稅收佔GDP比例增加10個百分點，通常就會導致年度增長降低0.5至1個百分點。但是考慮到誠實和高效的收益，這個數字需要加以調整。例如，義大利政府給社會增加了重擔，因為管理它的政客主要關心收取租金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務。前瑞典首相約蘭·佩爾松曾把瑞典經濟與黃蜂相比———「它的身體那麼重，翅膀那麼小，理論上來說是無法飛起來的———但它的確飛起來了。」今天它正在變得更健康，比以前幾十年飛得更好。

重塑資本主義模式

瑞典等北歐國家之所以悄然重塑其資本主義模式，是因為它們已經觸及了大政府遭遇的各種局限

政府開支大幅減少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月2日一期文章】題：北極光

瑞典的政府開支已經在1 99 3年的水平上減少了許多。1993年，政府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G DP)的6 7%，如今卻只佔GDP的49%。自1983年以來，瑞典還把最高邊際稅率削減了27%，使之降低到57%。瑞典已經廢除了有關財產、捐贈、財富調節和繼承方面的許多稅。今年，它將把公司所得稅稅率從26.3%削減到22%。

由於承諾在本輪經濟周期中製造盈餘，瑞典還在財政上採取了正統做法。1993年，它的公共債務是GDP的70%，2010年卻只有GDP的37%。它的預算在同一時期從11%的赤字轉變為0.3%的盈餘。瑞典還將其養老金體系建立在一個良好的基礎上，它用固定繳款體系取代了固定收益體系，並根據預期壽命的延長進行自動調整。

更大膽的是，瑞典還引進了一個普遍的教育憑證體系，並讓私立學校同公立學校展開競爭。私營企業也相互競爭以提供由國家資助的衛生服務和老年護理。

無疑，瑞典悄然進行的革命已經讓它的經濟有了大幅改觀。1970年之後的20年是一個衰退期：1993年，瑞典在世界最富裕國家的排行榜中從1970年的世界第四下降到第14位。1990年之後的20年則是一個復甦期：瑞典1993～2010年間的年均GDP增長率為2.7%，年均生產率為2.1%，而15個歐洲主要經濟體的相應數字為1.9%和1%。

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瑞典為它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開創了一條「中間道路」而備感自豪。沃爾沃汽車公司和愛立信公司等全球性大企業創造了財富，而開明的政府官員打造了「人民之家」。隨著幾十年過去，中間道路明顯轉向了左邊。政府不斷擴大：作為GDP一部分的政府開支從1960年到1980年幾乎翻了一番，並在1993年達到最高峰67%。稅收持續增加。

社民黨人一直壓榨商界。社民黨從1932年到1976年不間斷地統治瑞典44年，並在1982～2006年的24年里執政了21年。社民黨領導人奧洛夫·帕爾梅1974年說：「新資本主義時代正在走向終結。未來的關鍵是某種社會主義。」

左傾趨勢已經扭轉

其他北歐國家也在朝同樣方向前進，不過前進得慢一點。丹麥有著歐洲最開放的勞工市場之一。它允許父母利用公共開支送孩子上私立學校，並用他們自己的錢補足費用上的差額。芬蘭則在利用投機資本家和天使投資者的技能促進創新和提升企業家的地位。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挪威沒有完全追隨這一模式，但是其政府也在為石油用盡後的未來做打算。

這並不是說，北歐國家正在撕碎它們的舊模式。它們繼續為自己慷慨的福利國家感到自豪。它們有大約30%的勞動力在公共部門工作。它們依然認為，將開放的經濟體系同人力資本方面的公共投資相結合是可行的。但是新的北歐模式著眼於個人而不是國家。它著眼於財政責任，而不是刺激經濟的政府投資：北歐的4個國家有著AAA的信用評級，它們的債務負擔也遠比歐元區的平均水平低。它著眼於選擇和競爭而不是家長式制度和計劃。加拿大智庫弗雷澤研究所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顯示，瑞典和芬蘭正在趕上美國。左傾的趨勢已經扭轉：與其說北歐國家在將國家擴展進入市場，不如說它們在將市場擴展進入國家。

北歐國家為什麼這麼做？一個明顯的答案是，它們已經觸及了大政府遭遇的各種局限。丹麥歷史學家貢納爾·莫恩森說：「我們擁有的福利國家在大多數方面都很優越。我們只是有著一個小問題。我們負擔不起。」上世紀90年代初期震動所有北歐國家的幾場經濟風暴起了警示作用，提醒人們注意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問題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此外還有兩個不甚明顯的理由。舊的北歐模式依賴大企業骨幹的能力來賺取足夠的金錢以支持國家，但是這些企業由於全球競爭而在縮小規模。舊模式還依賴民眾接受高層指揮的意願，但是北歐民眾變得越來越嚴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