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曾言：尼赫魯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原標題：風雨中的鬥士曼德拉

徐劍梅

7月18日是納爾遜·曼德拉95歲壽辰。這位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新南非國父，可以說是我們這個眾聲喧嘩、意見紛紜的時代受到最高程度和最大規模集體敬仰的人物。

曼德拉自言：「人類講及自己時會流於誇大，所以我將留給歷史學家和專家去誇大其辭。」

歷史學家，以及擔負記錄「即時變成歷史的新聞」職責的媒體人，理應儘可能避免誇大其辭。但即使本著這樣的初衷，在嘗試「還原」歷史情境里的這位非洲奇男子時，我內心深處的敬意仍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超越非黑即白

7月18日是曼德拉的生日，也是聯合國大會2009年11月決議設立的「納爾遜·曼德拉國際日」（簡稱曼德拉日）。聯合國號召世界各地的人們在這一天從事至少67分鐘的公益活動。

67分鐘，象徵著曼德拉為反種族隔離事業奮鬥的67年政治生涯（1942－2009，這是南非人的通常演算法）。

美國記者約翰·根室（John　Gun-ther）大約1954年前後曾到訪南非，正趕上南非白人政權將種族隔離迅速、全面、系統制度化的高潮期（後著有《非洲內幕》，世界出版社，譯者伍成）。這時，曼德拉已投身反種族隔離運動12年，因1952年擔任「蔑視不公正法運動」發言人與全國志願者總指揮而小有名氣，已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重要領導人。不過，根室在書中沒有提及曼德拉，實際上，他在南非待的時間不長，採訪對象多是白人，甚至於他使用的「南非民族主義」也專指南非白人（布爾人）的獨立情懷。

儘管如此，根室的觀察結果足以令他堅信種族隔離沒有可能長期存在下去。根室寫道：「種族問題的陰雲慘霧籠罩著（南非的）一切……我認為，由於有計劃地不使非洲群眾有任何組織和前進的可能性這種殘酷事實，目前的制度可能繼續存在一個漫長的時期。但是，認為佔少數的白種人能夠永遠把佔大多數的黑種人完全壓服住是毫無理由的，沒有人能夠無限期地鎮壓住整個民族。」

在南非，根室一再聽見白人憂愁地發問：「我們是否有前途？或者我們是否是一種註定要滅亡的人？我們的兒孫們將要遭遇到什麼樣的命運呢？」當時的南非勞工部長詹姆斯·德克勒克發表演講，警告南非白人面臨四種危險——黑色危險（黑人的政治覺醒）、紅色危險（共產主義）、黃色危險（印度移民）和白色危險（南非白人的分裂）。誰能想到，在世界眼中如此強橫的南非白人政權，望向四周卻只看見各式各樣的威脅，內心脆弱、恐懼深切。

由此，根室披露了一個不大為黑人和外界關注的事實，就是在包括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白人眼裡，種族隔離問題不是「土著人的問題」，而是「關於白種人的生存的問題」。

箇中原因說來話長，在非洲，南非白人實在是極為特殊而糾結的族群，與定居其他非洲國家的白人不同，他們普遍把南非當成唯一家園，除卻南非，無家可歸。他們不僅為擺脫大英帝國打過兩場布爾戰爭，甚至還創造出只有他們自己會說會寫的「南非語」（又稱布爾語，也即曼德拉在獄中學習的阿非利卡語）。

和根室一樣，曼德拉敏銳地看到南非黑人沒有能力「把白人趕入大海」，南非白人也沒有能力滅絕佔總人口五分之四的黑人或長久施行種族隔離制度。他同樣發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南非白人政權施行種族隔離制度，更多是出於「務實」考量和對自身生存前景的巨大恐懼，膚色偏見反在其次，因此把白人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無益於黑人爭取自由的事業。

漫長而艱難的鐵窗歲月，還使曼德拉進一步認識到，如果被壓迫者得不到自由，壓迫者也同樣得不到自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一樣需要獲得解放。奪走別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見和短視的鐵柵囚禁著。」

根室看到了問題所在，而曼德拉解決了這個問題。在67年的政治生涯里，曼德拉超越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維，超越南非歷史與現實的深切糾結，超越各個族群內部及彼此之間的積怨與分歧，始終如一地反對白人專政也反對黑人專政。始終如一地追求南非所有人民和諧共處。

不是「甘地第二」

上世紀90年代初，曼德拉同意與南非白人政權談判，成功領導人民和平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後，「聖雄甘地第二」的稱號不脛而走，很多人誤認為他是非暴力主義的信徒。對此，曼德拉一方面表示高度尊崇聖雄甘地，另一方面卻又委婉而又意味深長地反駁：「尼赫魯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甘地被尊奉為非暴力主義和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精神領袖，尼赫魯則被公認為一位務實的政治家。他追隨但不盲從甘地。早在甘地以超出「非暴力」限制為由宣布中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時，尼赫魯便意識到了非暴力主義的局限性。

曼德拉從不諱言非暴力主義不是他的信仰。他一再強調：「不能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種神聖不可違背的原則，而應當把它看作一種根據形勢需要而使用的戰略戰術」。

在數十年反種族隔離鬥爭中，曼德拉有過兩次至關重要的道路選擇。

第一次發生在青壯年時代。在暴力與非暴力之間，曼德拉選擇了暴力；同時在各種程度的暴力中間，又選擇了最低烈度的暴力——不以人員傷亡為目標的破壞活動。

從1948年至1961年，南非白人當局制定和修改了60多項種族主義政策與法律，自1912年成立便堅定奉行非暴力主義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到1960年遭到徹底取締。曼德拉認為，基於這種形勢，僅靠非暴力手段，不可能推翻種族隔離制度。

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們一次又一次使用我們武器庫內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講、派代表團、威脅、遊行、罷工、自願坐牢，這些武器都沒有效果，因為都遭到鐵拳的打擊。壓迫者確定鬥爭的性質，被壓迫者常常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去揭露壓迫者。也就是說，發展到一定時刻，只能以火救火。」

1961年4月，曼德拉轉入地下活動，兩個月後創立了非國大軍事力量「民族之矛」並擔任總司令。年底，「民族之矛」首次展開暴力活動，製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1962年1月，他秘密取道波札那離開南非，在衣索比亞和摩洛哥接受兩個月軍事訓練，學習內容包括移動射擊和進行爆破。這一年，曼德拉總共訪問了12個非洲國家並在倫敦逗留兩周，搜集和研究各國游擊戰資料和關於武裝鬥爭的著作，包括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密特朗領導的法國游擊戰、東歐各國游擊戰、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撰寫的《反抗》等，並做了大量筆記。有趣的是，研究游擊戰的日子裡，曼德拉也在閱讀《安提戈涅》等希臘戲劇，「對人類的敏感度提高了」。

也是在1962年，曼德拉初次邂逅「中國革命」——在倫敦一家書店買到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曼德拉回憶說：「這是我讀到的第一本關於中國的書……這可是一部很不錯的作品，內容簡單，有感染力。」「中國革命真是一部傑作，是真正的傑作。如果你了解到他們開展革命的方式，就會相信所有事情皆有可能。中國革命真是個奇蹟。」

研究游擊戰和醉心希臘戲劇這段日子，是他72歲以前最後一段「自由」時光。作為南非當局的頭號通緝犯，曼德拉於1962年8月5日再度被捕，並以煽動罷工和非法離境罪被判5年，1964年又以蓄意破壞等罪名改判終身監禁。在獄中，曼德拉熟讀毛澤東著作。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在獄中寫信給時任的南非司法部長。信中說：「在這樣的形勢下，訴諸暴力是自由戰士們不得不選擇的方法……收起我們鬥爭的羽翼就意味著向一個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政府妥協，也就意味著我們對自己事業的背叛。世界歷史尤其是南非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訴諸武力或許還是合法的。」

曼德拉第二次具有轉折意義的道路選擇，發生在1985年。這一年，他67歲，入獄23年。這一次，在暴力與非暴力之間，他選擇非暴力，決定停止武裝鬥爭，與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展開談判。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決定。一時間，他遭到眾多難友、戰友和追隨者的質疑和反對，被抨擊為在背叛，在屈服。理查德·斯坦噶爾（《曼德拉之路：關於生活、愛與勇氣的15堂課》一書作者）曾問曼德拉：「你為什麼選擇放棄用暴力取得政權？是你覺得自己力量不夠，還是因為你發現用和平手段可以得到國際支持呢？」

曼德拉反問：「為什麼兩個原因我不能兼而有之呢？」他的邏輯與入獄前主張暴力時如出一轍：談判只是策略，終結種族隔離才是目標。他勸告激進的黑人組織，把武器扔進大海，而不是把白人趕入大海。

在一個高度分化和分裂的社會裡，曼德拉相信存在共識，並且奇蹟般地既堅守了原則，又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協，最終和平地實現了自己想要的共識。世界紛繁蕪雜，不僅同時存在豐富的中間與混合色調，連同黑白兩種看似天生對立的顏色，也能夠和平共存。不管社會分裂程度多深，總能找到共識促成團結，這是曼德拉給我們這個時代的啟示。

寬恕的前提

自1652年首批荷蘭殖民者登陸開普敦，南非就出現了種族隔離，被全面系統地制度化也有半個多世紀，其間種種黑暗血腥，令南非創巨痛深。

在反種族隔離運動中，很少有倖存者受過曼德拉遭受的痛苦，所以也沒有人比曼德拉更有資格說：放下仇恨，讓過去的過去吧。曼德拉也的確說了這樣的話，但他的前提是「不能逃避真實」。罪犯可以赦免，但罪惡必須詳盡地記錄下來。

1995年11月29日，在曼德拉的推動下，南非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要職能是調查種族隔離時期有關暴行的真相，主要工作就是聆聽受害者及其家庭的陳述，凡主動講明自己罪行者予以赦免。

委員會從成立之初，就得了個「流淚委員會」的綽號。眾多受害者哭泣著講述他們在種族隔離時期遭受的非人折磨，很多細節令人毛骨悚然。白人警察則訴說他們如何綁架反種族歧視分子，讓他們求饒後再開槍射擊，或者乾脆扼死他們再砸碎腦袋。委員會也沒有迴避黑人的暴力犯罪行為。

既然終歸要放下，要寬恕，要和解，為什麼還要清算真相？還要揭開那些流血化膿的傷疤？不論當時還是現在，南非社會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一直存在爭議，但曼德拉始終支持和肯定委員會的工作，相信歷史需要還原真相，清算罪惡正是為了寬恕，這才是國家團結、民族和解的正道。

有兩件與曼德拉個人遭遇直接有關的事情，頗能說明他對真相的態度。

1969年，曼德拉開始在獄中偷偷寫作自傳，1971年因被獄警卡德發現而中斷。33年後，卡德將沒收的兩本筆記手稿交還曼德拉，曼德拉在向卡德道謝時說：「這兩本筆記並不單純是一名囚犯的手稿，它們同時代表著一種希望，亦即我們可以重拾曾受種族隔離政府壓抑的記憶與往事。」他感嘆：「我們國家的歷史特點是被遺忘的事太多。」

2004年9月，曼德拉當時唯一在世的兒子馬克賈托死於艾滋病，終年54歲。當時在南非，艾滋病是一個禁忌話題，馬克賈托去世時，醫院沒有透露死因。但數小時後，曼德拉親自公布了兒子的死因。他告訴媒體：「我們不能逃避真實。」「讓我們公開艾滋病，而不是隱瞞它，唯有這樣做，艾滋病才能被當成一種普通疾病。」

當時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則現場報道寫道：「在親自宣布兒子死訊的新聞發布會上，曼德拉企圖用沉默寡言和面無表情掩藏真實情感。儘管他語氣努力保持鎮定，但那滑落的淚水泄露了無盡的悲痛。」

追求真相但寬恕罪惡，一個深層的原因是曼德拉相信，只有壞的制度，沒有壞的人。他不會讓個人的不幸遭遇輕易影響決策判斷，並且所作判斷總是基於美好的人性。

曼德拉寫道：「我知道，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存在著仁慈和慷慨。沒有一個人由於他的皮膚、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個人。人們一定是通過學習才會有恨，如果他們能夠學會恨，那麼他們也一定能夠學會愛，因為愛在人類的心中比恨來得更自然。」

厄運鍛造的英雄

千禧年之交，美國《生活》雜誌評選千年來百位最重要人物，曼德拉排名第51，前面是哥倫布、馬丁·路德、伽利略、達·芬奇、牛頓、達爾文……2004年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曼德拉已成為全球性的商標名稱，知名度僅次於可口可樂。

歷史充滿苦澀的戲劇性。曼德拉的名氣，很大程度上是被厄運成就的。他坐了多年牢，身心卻竟然沒被擊垮，令「重新想起」曼德拉的南非和世界都大吃一驚。

說「重新想起」，是因為他一度被遺忘。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曼德拉和他的同伴被判終身監禁後，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陷入低潮，全面的種族隔離愈演愈烈。南非當局不僅刻意隔絕曼德拉與外界的聯繫，也一直試圖將他從公眾腦海中抹去。

進入1980年代後，歷史的風向悄然改變。1980年3月，南非一家報紙首次打出「還曼德拉以自由」的通欄標題。很短時間裡，曼德拉突然一躍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囚徒，反對種族隔離制度最有力的象徵。而從獄中傳向南非各地，又從南非傳向世界的消息，把曼德拉「描繪為一個極具威信和影響力的人，雖然經歷了20年的囹圄生涯，依然開朗、達觀和充滿活力」。

世界越了解他，就越被他的人生選擇和人格魅力所打動。

曼德拉本是一名酋長的長子，受到當地國王的庇護。但還是一個毛頭小夥子的時候，他已經下定決心：不憑血統而憑能力開創自己的道路。

他果然有能力，年紀輕輕就成為開業律師，攀上南非黑人社會最高等級。但是，為了從事反種族隔離的鬥爭，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個人的錦繡前程。他和人稱「南非之子」的摯友坦博有共同的人生觀：「人生的目的是求發展，這也是命運的召喚。有些人可以自助以求發展，有些人需要他人幫助。」

對一個富有理想、熱愛生活、感情充沛的人來說，最痛苦的不是要為自己的理想而承受苦難，而是失去家庭生活，並且不得不連累親人一同承受苦難。曼德拉早年便為反種族隔離事業東奔西走，其後又遭遇27年牢獄之災，直到坐牢的第21個年頭，他才再一次觸摸到第二任妻子溫妮的手。

這樣的人生境遇，意味著私人生活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芙琳1998年11月接受英國《泰晤士報》採訪，風燭殘年的她回顧與曼德拉的12年婚姻，仍形容為「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充滿沮喪和辛酸，因為「他為了革命而犧牲了家庭生活」。

在自傳中，曼德拉談到的犧牲通常都與家庭生活有關。「我一直不能跟家人團聚，在我的政治生涯中，這是一個一直困擾我的問題。我很喜歡在家裡休息，安安靜靜地讀書，呼吸點兒從廚房飄來的飯香味兒，然後和一家人圍坐在飯桌前吃飯，偶爾帶妻兒到外面遊玩。如果連這些簡單的快樂都享受不到，在日常工作中就會感覺到失去了生命中某些珍貴的東西。」

回顧人生選擇，曼德拉說，儘管仍會作出同樣的決定，但「我可能會有一點望而生畏的感覺，那些我明知道要發生的人生悲劇足能夠融化我內心鋼鐵般的意志」。

曼德拉自認既非完人也非聖人。在五年總統任期里，他「經常由於明顯的過錯而受到責備，其中包括過分忠於衰老的盟友、態度孤高、性情暴躁、傲慢自大、竭力討好可畏的白人少數、滿足於既得榮譽、許下政府履行不了的諾言。」對此，曼德拉的反應很「另類」：人民不再把他視為永無過失的神明，「這使他自己感到極大的寬慰」。

他自視平凡，亦有堅定的自信。回首一生，他說：「毫無疑問，當人們把我帶到永遠安息的地方，我將含著微笑，因為我認為，不管我們有什麼問題，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在我們所處的環境下，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

什麼樣的成就？1999年2月，曼德拉在南非議會的開幕講話中這樣自我總結：「在很多方面南非還是一個病態的社會，因為種族因素在南非的政治經濟生活中仍會長期起作用。但是，包容與分享已經成為國民意識的主流，通過民主與法制的途徑爭取各自的利益正在成為公眾的實踐。」

從長遠和全球層面來看，曼德拉對世人的道德感召力，超過了他領導南非人民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和平塑造新南非的歷史功績。在世界各地，從政府首腦到普通百姓，成千上萬的人見證了他的奇蹟，深受激勵。

美國總統奧巴馬如是評價：「他所作出的人生抉擇，使我們認識到一個人不能僅僅滿足於接受現狀，而是應該盡我們所能去追求理想的世界。」

南非猶太人教會領袖（首席拉比）沃倫·葛登斯坦在7月10日的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發表文章，把曼德拉稱為名人的新類型：「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私自利、物慾橫流的世界，人們對物質英雄頂禮膜拜。而納爾遜·曼德拉與此形成鮮明對照，他是一位精神英雄，一位價值觀和道德信念的英雄。」

對曼德拉的讚頌汗牛充棟。對我自己而言，唯已故香港歌手黃家駒的《光輝歲月》最具直抵內心深處的力量。無論何時何地歌聲響起，縱不能再如年輕時那般心潮澎湃，眼底總有一點熱意和淚意。據說，當年曼德拉請人將歌詞譯成英文，聽罷亦曾潸然淚下。

誰的一生不曾經過彷徨的掙扎？而風雨中始終抱緊自由，囹圄中堅信可改變未來，問誰又能做到？

曼德拉病危期間，拉美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一個中學生合唱團恰好在南非參加一個合唱節，專程來到比勒陀利亞曼德拉入住醫院外，用歌聲表達祝福。合唱團指導老師洛蘭·格蘭傑說：「我感謝他，他是真正的英雄，希望在這個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像他一樣，為有意義的事情堅持、奮鬥。」

曼德拉非常喜愛莎士比亞戲劇《皆大歡喜》里的一句話：「逆運也有它的好處」。但實際上，沒有足夠的德行，逆運並不能當真帶來好處。反過來，厄運能夠驗證德行，不可征服的靈魂經受苦難鍛造，錘鍊出歷史中的真正英雄，賦予人類生存和進步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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