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生命觀比較研究——以《論語》和《老子》為例

儒道生命觀比較研究——以《論語》和《老子》為例

奚劉琴

  內容提要:本文以《論語》和《道德經》為例,從多方面對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所體現出來的特徵進行了比較。在生命的產生方式上,體現了「天道無言」與「道生德成」的差異;在對生命過程的看法上,體現了「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的不同;在人生的存在狀態上,體現了「孔顏樂處」與「自然朴真」的區別;在人的生命價值的體現上,體現了「捨生取義」與「重身惜生」的迥異;在人生價值如何實現的問題上,體現了「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的分歧。

  關鍵詞:儒;道;生命觀

  作者簡介:奚劉琴,女,1979年生,江蘇東台人。哲學博士,淮陰師範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系講師。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大主流的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存在著重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具體體現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過程、人生的存在狀態、人生的價值以及如何實現此價值等幾個方面。本文以《論語》和《道德經》為例,從諸多方面對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所體現出來的特徵進行了分析比較。

一、天道無言與道生德成

  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的區別首先即體現在生命的產生方式上。關於宇宙之秩序、萬物之生長,乃至世間一切人事,儒家認為皆是「天命」所賦,系天地之氣和合而成。例如《詩經》中「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1]之句;《繫辭·下》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2]《易經》也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3]這種思想被孔子繼承了下來,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孔子認為,四時運行,萬物生長,皆是天道自然之體現,勿須多言。在孔子的觀念里,上天玄奧難測,儘管無言,但是具有絕對的主宰地位,冥冥之中決定了世間萬物的生長、德行的流布、社會的治理等方面,並不是人力可違背的。他說: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5]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6]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孫寮其如命何!」[7]

  可見,人的德性與社會的治亂,都來源於「天」、「命」或者「天命」,上天的這種安排不言而生物、隨機而莫測,人只能通過祭祀、禱告而待命。因此孔子將敬畏天命視為君子的美德,不語怪、力、亂、神。寧可談生,不去談死;寧可事人,不去事鬼。

  與儒家將生命的本源歸結於「天命」不同,道家將生命產生的終結根源歸結為「道」,體現了一個「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論。「道」在老子《道德經》中凡73見,大部分均是指天地之本,生命之源。《道德經》開篇即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8]又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9]道被視為「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先於天地萬物而存在,但又是天地萬物的本根,蘊涵著無窮的生命力。那麼,此含藏了萬物產生可能性的「道」,是如何化生出有形的生命的呢?老子認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10]「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11]因此,「道」通過「綿綿若存,用之不勤」[12]的運動生成了萬物,「德」通過「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行為蓄養了萬物,同時,此創造不含有任何的目的性與佔有性,一切均是自然而然的。由此,一幅「道生德成」的道家生命本源圖便產生了。

二、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

  對於生與死的問題的思索,或謂對生命過程的看法,是儒、道兩家在生命觀上表現出來的又一重大區別,體現了一個「歲不我與」與「生死自然」的不同。

  儒家一向秉持一個「樂生哀死」的傳統,對於生,則是欣喜與珍惜的。《論語》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13]馬廄失火了,夫子問人而不問馬,體現了對人的關心,對生命的珍惜與尊重,「仁愛」思想表露無疑。然對與死,儒家則是難以接受、悲痛不已的。《論語》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14]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15]

  顏淵是孔子最為喜愛與器重的弟子,卻不幸英年早逝。對此,孔子悲痛得不能自己,說:「這是老天要我的命啊!」「我不為這樣的人傷心,還為誰傷心呢?」對於時光的流逝、歲月的穿梭,儒家也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哀傷與嘆息。孔子明白的站在大川上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16]一切都在消失和運動著,這是蘊涵著對過去所逝去的一切(包括生命)的無法回復,無法追逐的感嘆與體味。顯然,對於生死流轉、歲月更替,儒家表現的是一種「樂生哀死」、「歲不我與」的態度。

  道家則不然,對於生與死過程的思考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智慧。在老子看來,萬物無有自求其生,一切均是任自然而已。「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17]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乃是因為它們的一切運作都不為自己,都是自然而然的。不但萬物之生也自然,其逝亦自然,老子有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18]「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19]萬物存亡符合自然之道,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人之生亦是如此,其生也柔弱,其死則僵硬。需要強調的是,老子認為,萬物及人是生是死,取決於是否合於「道」。一方面,合於道者,則能保持生命、持續生命,甚至即使生命機體已經消亡,生命精神卻可以超越時空,萬古長存,即老子所言「死而不亡者壽」。另一方面,萬物及人若不合於道,便會走向衰敗,直至消亡。所謂「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20]意即事物一旦發展到極盛之地步,便是對道的違背,不合於道則會很快消逝,老子「貴柔戒剛」之思想便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可見,「生死自然」才是最本真、最合於「道」的萬物及人的生命過程的存在狀態。

三、孔顏樂處與自然朴真

  在人的生活態度和處世方式上,概言之,在人生的存在狀態上,儒家追求「孔顏樂處」的道德人生價值,道家則將「自然朴真」做為最本然、最應當追求的生活狀態。

  儒家十分強調在貧困中樂觀對待人生,並能樂於行道。所謂「安貧樂道」、「憂道不憂貧。」此即儒家所提倡之「孔顏樂處」。何謂「孔顏樂處」?復「所樂何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21]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亦。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22]

  儒家並不是一味的否定物質的享受,孔子也講「食不厭精,膾不厭細。」[23]然難得可貴的是在窘迫的生存條件下仍能笑對人生,賢哉孔子!賢哉顏回!粗食淡水居陋室,仍能不改其樂。孔顏之樂,並不是一種肉體的快樂,而是一種精神的平靜與滿足,是一種達觀的快樂情懷。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24]所謂「君子固窮」,此不僅透露出安貧樂道的忍耐力,更是一種對生命的安頓、精神的超越。儒家提倡個人儘力排除物質生活的窘迫與干擾,建立起「憂道不憂貧」的高尚信念,此即是儒家對於生命的存在方式在主觀精神層面的永恆追求,被後世所津津樂道。

  道家在人生的存在狀態上,提倡「自然朴真」的無為而為。在老子看來,萬物與人的生命都根源於道,而道創生、養育萬物的過程是無意識、無目的的任自然的過程,不攙雜一絲後天的雕琢、偽飾與造作。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25]、「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26],因此,只有最接近於「道」的狀態才是生命的本然狀態和本來面目。此狀態即老子所謂的「自然」、「質樸」、「純樸」、「朴真」等。老子說: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27]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8]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莫能臣。[29]

  可見,道之本性決定了人或物之本性,道之朴決定了人或物之朴,人只有似「嬰孩」、「赤子」般天真無邪,質樸純潔,才是最符合於道之自然本性的。所謂「質真若渝」、「自然朴真」正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的最本然的存在狀態,從這一點出發,老子反對一切的人為的修飾與造作。他將治理大國形容為「若烹小鮮」,烹小魚時若不時翻動,便會煮得七零八落。同樣,為政之要也在於安靜無擾,擾則害民。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是最符合道性與人性的。

四、捨生取義與重身惜生

  人生價值體現在哪裡?就儒家而言,儒家追求的是精神的不朽,「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30]儒家一方面承認人生存發展的各種原欲,一方面又巧妙地以道德仁義引導和規範之。首先,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儒家的一貫主張。儒家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衛靈公曾向孔子請教軍旅之事,孔子頗為反感地拒絕道:「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31],並且第二天就離開了衛國。

  其次,在義利的取捨上,儒家強調然而,「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32]又說「君子義以為上。」[33]可見,在儒者的眼裡,「義」的價值是遠遠高於「利」的,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34]舍義而取利為儒者所不恥。

  最後,「仁」是儒家人生價值觀的重要表現,是儒者為之奮鬥終生的目標,是高於生命的信念。當生存、利慾與仁義、道德發生衝突而必須以生死來做抉擇時,求生而背仁是儒家所鄙棄的,只有殺生成仁、捨生取義才是對生命最大的珍惜與尊重。「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35]生命無疑是可貴的,然而,在儒者的眼裡,實現仁義的理想比生命更可貴,甚至可以為了實現此「仁」的理想而付出生命。可見,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極端條件下為了實現人生價值,儒家主張殺生成仁、捨生取義,追求精神的永存。

  道家極其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此集中反映在老子的「重身惜生」的思想中。首先,重身、貴身、愛身、惜身是老子對待個體生命的基本態度和一貫主張,他說:「名與身孰輕?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36]聲名、貨利的重要性和生命比起來顯得微乎其微。又說:「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37]即如人能夠以貴身、愛身的態度有為天下,方可把天下託付與他。在老子看來,貴身則可清靜寡慾,無視外在的寵辱毀譽,如此才能遠離禍患、擔當大任。其次,老子對個體生命的重視還體現在其「惜生」的思想中。老子的「惜生」思想可概括為一下幾點:一,老子一貫珍生惜命,反對戰爭,他認為「兵者」乃「不祥之器」,即使打了勝仗,也應以喪禮處之。二,老子認為生的狀態就是柔弱,所謂「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因此主張「守柔」,力圖通過守柔而守生。三,老子認為,「治人事天,莫若吝。……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38]老子追求生命的長生久視,他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吝」,即重視個體生命的修鍊,厚藏根基,純任自然。四,老子認為,人出世為「生」,入地為「死」,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夠做到清靜質樸,純任自然,善於保養自己的生命,其餘之人卻一味追求貪慾,傷殘身體。所謂「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於死地,亦十有三。」[39]因此老子反對人為的「求生」、「厚生」、「益生」、「貪生」。可見,老子的「惜生」思想與其「重身」思想是一致的,體現了對個體生命的重視。

五、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

  人生的價值如何實現?在這個生命觀的核心問題上,儒道兩家又給出了「積極入世」與「卑下守弱」兩種不同的回答。

  孔子並不反對出世,《論語》記載孔子遇到諸隱者如楚狂接輿、「耦而耕」的長沮、桀溺,荷條丈人等,均不敢怠慢。他甚至稱許寧武子和遽伯玉,「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40]「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41]然孔子對於入世的態度卻是迫切而堅定。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者而沽諸?」孔子毫不猶豫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42]孔子以「待沽者」自居,期望得到當政者重用,可見孔子積極用世的良苦之心與迫切之情。孔子對自己的治國才能也頗為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43]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禮崩樂壞,孔子希望通過他的努力,力挽狂瀾,扶大廈於既傾,將堯、舜、禹、文武、周公之道傳下去。《東周列國志》戲曰:「孔子周遊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為權貴當事者所忌,竟無能用之者。」[44]甚至在自己曲高和寡、知己者鮮的時候,孔子仍然強調「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儘管最終孔子的政治生涯以失敗而告終,但他仍然給出了「出世」與「入世」的回答:「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45]孔子不反對世道混濁時的出世者,但對「達則兼濟天下」的儒者而言,出世是不得已的選擇,因此對於那些在「邦有道」時仍然隱身不出的人,孔子是竭力反對的,此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具體反映。

  老子則認為,孔子儒家提出的那些道德禮義,都是對人自然之性的損害,是堅決要予以否定的,老子言:「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46],「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混亂,有忠臣。」[47]因此,對於被儒家尊為「有道則見」的「入世」原則,老子則視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老子提出清靜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張以柔弱的姿態處世,淳樸無為。老子認為,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貌似柔弱,實則處上,「天下莫柔弱於水,而功堅強者莫能勝之。」[48]水的這種謙柔、謙卑之德性實值得人效法。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49]深知雄強,卻安於雌柔,可為天下之溪。深知明亮,卻安於昧暗,可以為天下之谷。為天下之溪谷,則可常德充足,歸於真朴,因此,人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處柔守弱,唯如此,才是最符合人的自然之性。那些汲汲於功名,奔波於世間之徒,恰是對「人性自然」的最大的損害。為了遠離此紛爭俗世,老子甚至勾勒出了一副「小國寡民」的理想化的民間生活情景:「小國寡民。使有伯什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居,安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50]此單純質樸的生活,正是老子理想之桃源,也是對於儒家汲汲於入世之譏諷。

  可見,在生命的產生上,儒家認為皆是「天命」所賦,是天道自然之體現;道家則將生命產生的終結根源歸結為「道」,體現了一個「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論。儘管二者的表述不同,但都將宇宙萬物的產生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天命」或「道」之周流與顯現,具有了生成論與本體論上的意義。在對生命過程的看法,儒、道也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兩者都以生為勞,以死為息,都能對死抱有不憂不患的平靜態度。所不同是儒家一向秉持「樂生哀死」的傳統,以對生的關注來迴避對死的直面,並認為死是當哀的,十分注重喪禮;道家對此的思考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了一種「自然而然」的智慧,反對繁文縟節,重喪厚葬,以因順自然來守住生命的本然之「道」,此根源在於儒家重視社會性、道德性的人生,而道家重視自然主義的人生。在人生的存在狀態上,儒家追求「孔顏樂處」的道德人生價值,此是一種不為環境屈服的姿態,一種潔身自愛、傲然而立的「士君子」性格。道家則將「自然朴真」做為最本然、最應當追求的生活狀態,反對一切刻意的雕琢與偽飾,此是一種質樸無華、雲淡風清的超凡脫俗。這也造就了其後幾千年中國人所追求的兩種生活理想。在人的生命價值的體現上,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極端條件下為了實現人生價值,儒家主張殺生成仁、捨生取義,追求精神的永存,此在於儒家把人是生命價值、生死意義都繫於道德一身,認為追求仁義道德比保全個體生命還重要;道家則極其重視個體的生命價值,重身、惜身、厚生、愛生是老子對待個體生命的基本態度和一貫主張,此在於道家把人的生命價值繫於自然,認為順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狀態。最後,在人生價值如何實現的問題上,儒家秉持「積極入世」的情懷,以天下為己任。道家則提倡清靜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張以柔弱的姿態處世,甚至避世。一個積極進取,一個消極隱退,實際上相互補充而協調,表現在古代士子身上則為「得意則尊儒入世,失意則崇道避世」。

  一言以蔽之,儒、道兩家儘管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過程、人生的存在狀態、人生的價值以及如何實現此價值等幾個方面有諸多的差異,但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儒家的社會理想、道德價值是其生命觀的主要支點和終極指向,而道家的自然主義是其生命觀的核心內容和根本旨趣。兩者互異互補,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生命哲學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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