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從「詩不可兼史」到「以詩補史之闕」——論明清之際詩史說之流行(2)

試析從「詩不可兼史」到「以詩補史之闕」——論明清之際詩史說之流行(2)2010-07-17來源：讀書人 [收藏此頁] 複製論文關鍵詞：詩學詩史說 　　論文摘要：「詩史」是中國詩學中一個重要概念，本文著重考索詩史觀在明代以至清初的興衰，並分析評價其緣由利弊。 　　「詩史」乃中國詩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始見於晚唐孟綮的《本事詩》，至宋代而成為論詩之常談。《本事詩》評杜詩云：「杜逢本篇論文由網友投稿，讀書人只給大家提供一個交流平台，請大家參考，如有版權問題請聯繫我們儘快處理。明末清初人物關於詩史說的言論大致如此。在明代頗為沉寂的詩史說，此時突然為士人所矚目傾心，其中原委耐人尋味。筆者以為這首先當與明末以來尊經復古、崇尚實學的學術取向及儒家詩教精神的復興有關。明末政治腐敗，內憂外患交困，國勢岌岌可危。「萬曆中葉以後，朝政不綱，上下隔絕，礦稅橫征，縉紳樹黨，亡國之象，已兆於斯」。當時有識之士無不重憂深慮之，思欲振奮，挽狂瀾於既倒。中國向以道德人心治國，上找原因。故一時士論皆以為必當先正人心，途徑則是通經學古，以求力返先王之雅政。陳子龍曾批評當時士風道：「方今士大夫之大患在於平居多逸樂之心，不措意天下事，朝夕問田宅、近婦人而已。」(《安雅堂稿》卷三《徐職方詩稿序》)強調當「正經以維心術」、「移風易俗，返於醇古」。(同上，《皇明詩選序》)錢謙益說：「數十年以來，持國論者，以鉤黨禁學為能事，馴至於虜寇交訌，國勢削蹙，朝廷之上，唯無通人碩儒，通經學古，修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太倉張氏壽宴序》) 　　力主「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同上，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經註疏序》)晚明學風空疏，士人往往束書不觀，務為空談。錢謙益直斥世之「離經講道，空談心性」為「俗學」，(同上)陳子龍則以為世有三患，其一即為「士無實學」。(陳子龍《陳忠裕全集》卷二十六《經世編序》)而當時東林黨人，復社、幾社諸子無不約為尊經復古之學，以圖激勵收束人心，挽救世運。因之，通經汲古，學以經世，務為實用，成為明季士人共識。及至明社既覆，士人痛定思痛，紛紛反思大明數百年之基業緣何毀於一旦，思索的深度與廣度均超越了前期，但一些中心話題如道德人心、學風士氣等，均延續明季而來。清初士人如顧炎武、黃宗羲等倡為經世致用之說，與明季錢謙益、陳子龍等人之論實一脈相承。明季清初之社會風氣、學術祈尚大致如此，而此際詩學亦不能不受時代風會之影響而與時遷流，其表現則為儒家詩教精神的復興，尊經復古、崇尚實學的一種表現就是對史的重視。誠如錢謙益所說：「經猶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度也，史則尺之有長短也。……經不通史，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誠菀瑣之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之。經經緯史，州次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藥石也」。(《牧齋有學集》卷十四《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經與史不分家，宗經旨在重史。清初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等宗經亦重史，即可為證。 　　全祖望《梨州先生神道碑文》云：「公(黃宗羲)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其《亭林先生神道表》則說顧炎武：「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遍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類。」而儒家詩教精神則與詩史說更有著天然的聯繫。自古儒家詩學就有採風觀詩之說，由詩中反映的社會現實觀世運之升降盛衰。此即為詩史說之濫觴。由此而論，明清之際詩史說的重熾與其時尊經復古的學術趨向及儒家詩教的復興不無關係。 　　此外，詩史說的重熾當與易代之際士人長歌當哭的創作心境有關。曾燦說得好：「近代詩人……初無關於安危治亂之故，若歷滄桑、遭變難，徘徊於黍離麥秀，坎坷於人散家亡，則其為詩，定有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耳」。(曾燦《過日集·凡例》)朱鶴齡則說：「諸君子生濡首之時，值焚巢之遇，則觸物而含凄，懷清而激響，怨而怒，哀而傷，固其宜也」。(朱鶴齡《愚庵小集》卷八《寒山集序》)國難邦危，家亡人散之際，詩人之沉哀深痛有不期然而然者，而這種人生遭遇、感情經歷與杜甫在安史之亂中寫作那些為後世推尊為「詩史」的詩作時的心境、經歷頗為相似。故而士人在理論上接受詩史說，在創作上受詩史體影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以前明人往往以詩史體感情過於激烈，有違於溫柔敦厚之教而排斥詩史說。而一旦自身與杜甫有著相近的經歷，於杜甫之深哀巨痛能感同身受，士人就不再排斥詩作中的強烈感情，甚至開始為之辯護。前引錢秉鐙、申涵光對溫柔敦厚的辨正就是如此。再舉一例。 　　杜溶《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云：「夫一部《離騷》，緣嗔而作也；故屈子不嗔，則無《離騷》。由是，武侯不嗔，則無《出師表》；張睢陽不嗔，則無《軍城聞笛》之詩；文文山以嗔，故有《衣帶銘》、《正氣歌》；謝疊山以嗔，故有《卻聘書》。」(杜溶《變雅堂文集》卷四《跋黃九煙戶部絕命詩》)杜溶認定並高度評價《離騷》乃緣嗔而作，也即肯定了「憤怒出詩人」，這與溫柔敦厚相去甚遠。由此也可見，士人在一定程度上認可、接納詩史說更多的不是出於理性的考慮，而是一種不期其然而然的結果。談遷的一段話頗能代表當時許多士人的創作心境：「呼天號地，與夫請纓擊楫之壯志，荒荒賺賺，業已歸之山河，噓為長虹，激為寒濤。今偶存者，僅紙上之餘痛枯夢也。」故國身影日遠，復興之夢無望，士人惟有向紙上尋覓「余痛枯夢」，聊為慰藉。萬泰的一段自白也頗可注意：「人倫凋喪，家室飄搖，晨風暮雨，呼天搶地之餘，時把《離騷》一卷向水邊林下低回而讀之，不知涕之無從也。痛恤沉憂，荒忽煩亂，出無以為歡，人無以為語，有懷耿耿，不平思鳴，始有意於學詩，而已老矣。……仰天而嘆，不意離亂遭難至此極也!所賴筆硯僅存，血心未死，披帷時來素心，抵掌不忘吾道。」(萬泰《續騷堂集·自序》)此處更可見易代之際士人創作心態與屈原、杜甫等與溫柔敦厚詩教有衝突的大詩人創作心態的暗中相通。而尤可注意者，所謂「筆硯僅存，血心未死，披帷時來素心，抵掌不忘吾道。」道出了士人尤其是遺民詩人的隱秘願望：以詩歌記錄、保存忠君愛國之道。也即前引陳陸溥所言：「(遺民)其身不啻滄海之粟，而綱常系之，誠有見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也」。談遷也說：「男兒墮地，止此血性。為君父用，則為忠孝；為古人用，則為楮舌；為二氏用，則為名理；為千秋百歲用，則為青簡丹筆。」(《談遷文集》卷三《偶存集序》如是而論，以文化遺民自居的錢謙益編選《列朝詩集》，亦未嘗不有此意。 　　還有一點需指明的是，明季歷史與宋季頗為相似，明季遺民也往往自覺比附於宋季遺民，這與他們對詩史說看法的改變當不無關係。清初邵廷采曾說：「於乎!明之季年，猶宋之季年；明之遺民，非猶宋之遺民乎?日：節固一致，時有不同。」正是這種自覺的身份認同，使明季士人對宋季士人的生存處境精神狀態及其所為歌詩有一種本然的親切感。因此他們不僅高度評價其文學成就，而且十分欣賞其詩歌中體現的詩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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