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耕：法國仨神甫 博物京津滬

作者：郭耕原載《群言》2013年7期國內最早的博物館到底是哪裡呢？作為國人創建之博物館，業內公認的，當然是南通博物苑。但就京、津、滬三地的博物館而言，不僅歷史相當之久遠，而且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都是由法國傳教士所創建。

1922年天津北疆博物院建立，創始人是法國人桑志華神甫；1868年法國人韓伯祿神甫在上海創建了徐家匯博物院；再往前，1862年，位於北京西安門蠶池口即天主教北堂的百鳥堂建立，這可謂北京博物館之濫觴，創建者也是法國傳教士——熊貓、麋鹿、珙桐等物種的科學發現者阿芒·戴維神甫。這座博物館儘管出現得很早，且被戴維神甫經營了近十年，卻「人走茶涼」，隨著戴維神甫因病回國，加上北堂的拆建，百鳥堂的標本都轉入了大清朝廷的奉宸苑總庫，以後，漸漸下落不明，這個博物館便湮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中。

追根溯源，天津自然博物館前身就是北疆博物院；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前身正是徐家匯博物院（後更名為震旦博物院）；而現在的北京自然博物館則與百鳥堂沒有什麼淵源。那麼，這座曾出現於北京歷史上的「百鳥堂」，能否算是一座博物館呢？

京博之源

博物館在功能上要具備收藏、展示、研究和向公眾開放、甚至科普娛樂的要素。北京的這座百鳥堂據說曾經轟動一時，門庭若市，遠近傳聞，爭來游賞。據北京救世堂的樊國梁主教在其《燕京開教略》中的記載，百鳥堂作為一家博物館之規模之品質之盛況，可見一斑：「有達味德者（David）邃於博物之學，抵華後，遍游名山大川，收聚各種花卉鳥獸等物，以備格致，即於北堂創建博物館一所。內儲奇禽計800多種，蟲豸蝶計3000餘種，異獸若干種，植物金石之類，不計其數，畢博物家罕見者。館開後，王公巨卿，率帶眷屬，日來玩賞者，隨肩結轍，不久名傳宮禁，有言皇太后亦曾微服來觀者。」至於這座博物館的規模到底有多大，藏品有多少，我們可以通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清代奉宸苑檔案的北堂移交清冊詳見分曉：共14架、2474件標本，包括飛禽走獸、蟲豸蝴蝶、螺螄等海中珍奇，虎象熊骨、鳥卵蟲蛇、獸角，等等。另據郭衛東的《近代外國在華文化機構綜錄》所記載：「法國傳教士素以喜建博物館為特色，戴維神父除了將收集的大量標本帶回國外，還在北堂設立了一個博物館（亦名百鳥堂），陳列各種珍禽800餘種。」筆者作為觀鳥愛好者，十餘年間所見之鳥不過二三百種，我國全部的鳥種也就1300種，而一個半世紀前，一位在華法國人，竟能收集鳥類達800種之多，也足以令人驚嘆了。

滬博之源

徐家匯博物院由法籍耶穌會會士韓伯祿於1868年創立。韓伯祿比戴維神甫晚來華幾年。1869—1884年期間，他在長江中下游、漢水流域、淮河流域收集了大量的魚類、甲殼類、蛇類、鳥類及獸類標本，還發表了《南京地區河產貝類志》以及後來的法文作品《江蘇植物採集》《中國帝國博物紀要》等。他將自己收集的標本連同其他傳教士贈予的標本、書籍資料等都集中在一起，放在徐家匯博物院中。這座博物院是上海最早的博物館，屬於法國耶穌會在上海舉辦的文化事業,原址在今漕溪北路240號。博物院每日午後讓人參觀，不售門票，不取遊資，儼然成為西方人研究中國生物資源的前沿陣地，同時起到標本儲藏和中轉的作用。1902年韓伯祿逝世後，由法國傳教士柏永年繼承其事業。1931年併入震旦大學，改名震旦博物院。震旦博物院於1933年冬正式開幕，每年有很多各國科學家來院研究，院方還經常選擇有特色的標本，分寄世界各處，以供專家考訂。

成立於1956年的上海自然博物館，其前身即為震旦博物院和1874年由英國人創辦的亞洲文會上海博物院。一直以來，上海自然博物館因其擁有百年以上的收藏歷史而顯得彌足珍貴。

上海自然博物館新館

津博之源

眾所公認，北疆博物院是中國最早的博物館之一，其創始人桑志華對古生物和人類學的興趣更為強烈。天津耶穌會贊助桑志華搜集了大量地質、岩礦、古生物和動植物等方面的標本和化石並儲存在天津耶穌會修會賬房崇德堂內，後來標本逐漸地充斥了崇德堂的各個房間和地下室。因此，桑志華向耶穌會提出創建博物院的要求。1922年，在法國天主教會和天津法租界行政當局的支持下，合併考慮桑志華的建議，決定修建博物院，以解決標本收藏的難題。桑志華在馬場道南側蓋起了一座佔地300平方米，高21米的三層樓房，即「黃河白河博物館」，後因藏品來源的拓展，定名為北疆博物院。博物院由桑志華任院長，法國地質學家德日進任副院長，在他們的努力下，博物院規模迅速發展，各種標本日益增多，還僱傭了一批學者，研究領域涉及昆蟲、兩棲、爬行、鳥類、獸類及植物等。1928年5月，天津北疆博物院陳列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展出了植物標本2萬種，動物標本3.5萬種，岩石與礦石標本共7000種，動物骸骨化石1.8萬公斤，各地地理、山川、河流、土壤和動植物分布地圖133幅，照片3000餘張，以及關於人類學、工商業和農業的調查報告。桑志華在25年中發現的甘肅慶陽的三趾馬動物群、內蒙古薩拉烏蘇的更新世哺乳動物和石器、河北陽原泥河灣和山西榆社的上新世哺乳動物群的各種標本均在博物院陳列。與展覽內容相對應，還舉辦有關的科學知識講座。桑志華專門撰寫了一套出版物，介紹北疆博物院的藏品。1928年，南開大學沈士駿教授在參觀北疆博物院之後，寫遊記敘述自己的觀感：「北疆博物院可算是在天津惟一的值得贊評的博物館了。它的特色，就是該院法國教士桑志華歷年在華北搜求的成績，尤其是有史前人類的石器和河套以南榆林以北的老石器搜羅最多，足以傲視首屈一指的北京地質調查所了。凡是要看中國已知最古的石器，不可不到北疆博物院一飽眼福。」天津日佔時期，桑志華返回法國，北疆博物院也基本停止了搜集、採掘與研究工作。1939年，天津遭受水災，北疆博物院的一部分藏品遷到北京法國使館附近新建的博物院內。1952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接收北疆博物院，並更名為天津人民科學館。1957年更名為天津自然博物館。

北疆博物院外景

有趣的是，這些在華傳教士儘管建館有南有北，但卻不遠千里、不止一次地進行過交流和切磋。比如，戴維神甫曾於1868年6月前往上海訪問耶穌會教堂，與韓伯祿神父會晤。隨後的一年，徐家匯博物院成立。1872年3月，戴維從法抵華，途經上海，韓伯祿還請他參觀了已經建成的徐家匯博物院。同年10月，戴維開始了他在華的第三次考察之旅，南下河北、河南、陝西，再從漢中南下，沿漢口、九江、廬山到南昌，1873年5月端午節到了撫州。當地教會人士告訴他，在兩天之前，韓伯祿曾經到此，得知戴維要來，放言「他先梳理過的地方，後來的必將空手而歸」。戴維笑道：「他是騎馬坐轎，我是徒步踏勘，怎能一樣？」由此可見，戴維神甫的博物學之旅之所以屢有收穫，就是因為他的足跡更深入，與萬物更接近。戴維、桑志華、韓伯祿幾位神甫只是眾多來華法國人中的幾位佼佼者，而諸多法國傳教士也只是西方來華探險家的一小部分，當年，他們為什麼如此不遠萬里趨之若鶩地來到中國？難道就是為了傳教或者掙錢嗎？其實，傳教只是他們的部分或者名義上的理由，更大的魅力在於自然，在於發現生物新物種，在於對博物之美的追求。中國幅員遼闊，生境多樣，生物資源豐富而獨特。白堊紀以來，我國的陸地多未遭受海侵，第三紀之前氣候溫暖濕潤，成為許多古老物種的避難所。第四紀冰川對歐美影響很大，卻由於地形原因，對我國影響很小，許多古老物種得以倖存，這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我國有植物3萬多種，佔世界的10%，其中不少是孑遺物種、特有物種；脊椎動物6000多種，佔世界14%；鳥類1300種，佔世界13%；魚類3200種，佔世界17%……「從16世紀，中國就一直是西方博物學家注重和期待的得到新奇物種的地方」，「是植物的天堂」，「是馴化、栽培動植物的歷史悠久之國度」，「是花鳥魚蟲、園林植物資源之富礦」，因此也成為了「生物學家收集標本的福地，博物學家暢遊考察的天堂」。法國人邊傳教邊考察，在試圖把其信仰灌輸給中國大眾的同時，更是在中國確立了立足之地，戴維去內蒙古包頭、四川寶興、福建掛墩的三次旅行，無一不是受到了當地教會人士的引導和幫助，這是其他國家傳教士幾乎望塵莫及的。儘管這些地理髮現者、科學考察者帶有政治、信仰、軍事、商業等目的，但對博物學的熱衷，對自身價值和學術的追求，也是其不懈前行的動力之一。伴隨地理和物種大發現的熱潮，博物館既是科技發展的產物，也成為了當時曲線傳教的手段。在中西文明碰撞初期，搗毀教堂、驅逐神甫的情況時有發生，如此，博物活動不失為一種折中的考量，事實上，每當教士被大批驅逐，教士中的科學家常常被網開一面留下繼續任用。博物學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起到化解華人對洋人偏見的作用。當然，這些洋人惦記中國的生物，都是出於本國的利益，但對我國的自然保護思潮的啟蒙仍起到了一定的積極影響。西學東漸，開啟民智，西方傳教士與博物學的進入，更帶動和刺激了一大批中國的仁人志士西去求學，發憤圖強，由此，對我國的科技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國動物學前輩秉志的一番話，可謂意味深長，恰可作為本文的一個註腳和結語：「緣吾國地大物博，生物多具地方性，引誘學者多趨於此途，且易得新穎之貢獻也。他國之學者，羨吾國生物種類之繁富，不遠萬里而來，梯山班海，沙渡繩行，糜巨資，冒萬險，汗漫歲月，以求新奇之品彙，增益學者之見聞，藉以促斯學之進步。他國人士猶如此，況吾國之專家，生於斯長於斯，目睹本國之品彙，有極大之研究之價值，有不動心者乎？」「吾國坐擁廣大之利，而不能利用……毋及可惜乎，故國人宜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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