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儒家的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杜維明|文明對話

06-07

杜維明先生做客嶽麓書院講壇

編者按：近幾年，國學熱持續升溫，傳統文化也日益得到普遍的重視，相關的活動在社會中日漸活躍，政府和民間都表現出對傳統文化極大的關注。而在國際社會，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其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逐步凸顯，外國人學習漢文化的熱情也越發高漲。如此種種，無不顯現出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跡象。然而繁盛之中，爭議不斷。儒學的現代化轉換該當如何進行？中國文明面向世界時應該是一種怎樣的姿態？文明的衝突與對話，何者更契合當今時代的主流？本文所錄杜維明先生於21世紀初在嶽麓書院千年講壇所作的主題演講，其間早已對這些問題加以關注，並提出論述，杜先生認為面對歐美文化挑戰之後的21世紀不應當是東西方文明衝突的世紀，應當是對話的世紀，作為中國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將為這種文明對話提供豐富的資源。種種論斷，無不切中當今，智者的聲音，餘味無窮，更值得人們反思。

杜維明：我感到萬分榮幸，能夠有這個難得的機會在千年學府，而且對儒家人文精神作出極大貢獻的嶽麓書院提出文明對話的構想。

層層深入的修身哲學

朱熹是《四書集注》的集撰者。他明確地提出我們應該順著《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順序去了解儒家的核心價值。《大學》所呈現的事步步擴展、層層深入的一種修身哲學。如果用一種形象的語言，就是我們可以想像，《大學》所體現的人文精神是一個逐漸向外擴展的同心圓，同心圓的外圓應該是開放的。從個人到家庭、到社會、到國家、到世界，乃至到人類的群體、宇宙，它是向外擴展的。；同時，它層層深入，由我們的心知，到我們的靈感，再到我們的神明，這個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擴展，一方面向內深入，也就是後來孟子說的「掘井及泉」，盡量在我們存在的條件之中向內發展，一直要碰到一個能夠向外通的源頭活水。這一思想體系，不僅在中國，而且後來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視。

儒家是為己之學

《論語》提出了「為己之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在1985年，我在北京擔任了中國哲學系儒家哲學的課程。我第一次上課就先問我的同學，說儒家的思想是為己，還是為人？絕大多數北大的同學，包括研究生都說，當然是為人，為人民服務，儒家是為人之學。我說這與《論語》裡面說的正好相反，《論語》里講得非常清楚，儒家是為己之學，求學不是為了師長，不是為了家庭，不是為了簡單的社會要求，而是為了發展我們自己的人格，為了發展我們自己的內在的人格資源，是為己之學。但是這個「己」不是孤立絕緣的個體，而是一個關係網路的中心點，從中心點來講人的尊嚴，從關係網路來講人的社會性、感通性和溝通性。所以儒家在《論語》里提出的「仁」的基本價值，有兩個向度。一個是「為仁由己」，每一個人都可以闡發他內在的道德資源，每個人都可以發現他的獨立人格。同時人一定要感通，一定要通過同情，逐漸地展現儒家。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所體現的不是一般我們說的道德說教。有一個日本的學者，我與他在韓國的時候進行了學術交流，他說我們可以把《論語》中孔子的人格來作一種美學的欣賞，看他的人格怎麼樣發展，不是要怎麼學他，而是要給我們一種靈感，從這個角度來看，《論語》所體現的人文精神有美學的價值，有倫理學的價值，有宗教哲學的價值。在西方學術界，美學、倫理學、宗教哲學是完全分割的三塊，美學是講人的感性、覺情；倫理學講道德的規約；宗教講信仰。我們把感情徹底地轉化，才能發展道德理性，我們要超越道德理性，通過信仰的飛躍，才能進入宗教的領域。但儒學體現的人文精神，我們的道德實感是在感情之中體現的，是在人倫之中、日常生活中體現的，不是虛幻的、抽象化的、理想化的說教，它每一句話都有實際的意義。孔子和他的學生之間的交流，就是要體現這種人文精神。另外真正的道德理念必須要向外擴展，不僅要從個人到社會，而且要有人類全體，甚至要超越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有一種終極的關懷。所以《論語》所體現的美學、倫理學、宗教哲學是貫通的。

人與禽獸有沒有區別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思想，開始提出中國儒學史上的幾個大問題。人與禽獸有沒有區別，文化和非文化有沒有區別，真正的公益和惟利是圖有沒有區別？霸道和仁道、王道有沒有區別，這是孟子思想中的四個最重要的辯論，也就是所謂的人禽、義利、王霸、夏夷之變。孟子所講的人和禽獸不同，從孟子的角度來看，所有的東西都有氣，只有植物才有生，只有動物才有知，只有人才有義，人除了氣，除了生命，除了意志，還有道義。從儒家的角度來說，人是具體的，活生生的，存在於世界的人，不是一種抽象的觀念，所以一定有特殊的族群，有性別，特殊的語言，甚至有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年齡代。每一個根源都是塑造人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條件不是限制，假如我們能把這些條件轉化為成我們逐漸在發展中盡量體現的價值，那我們雖然是某一族群的人，我們也能體現普遍的人的價值；雖然有不同的性別，我們不會為性別所限制；雖然有各自特定的語言，但我們的價值可以超越語言；我們有特定的出生地，我們對出生地有非常深刻的情感，但我們的思想，我的價值，也可以通過轉化，超越我們的出生地，甚至我們的年齡代。由於這個原因，《孟子》裡面對兩種思想進行了批評。一種可以說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即楊朱；一種是極端的集體主義，即墨翟。孟子所要走的這條路，是中道，仁義內在，性由心顯。所謂仁義內在就是這種價值不是外在強制的枷鎖、教條，迫使我們成為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我們每一個人的內部都有足夠的資源，通過我們的反省來發展我們的人格。我們的人性，可以從我們最根本、最有價值的感情來體現，比如說惻隱之情、羞惡之情，是非之情，辭讓之情，即所謂四端。這中間儒家特別突出同情。我們不忍心最心愛、最親近的人受苦受難，可能在開始的時候，我們對路人、其他的人，沒有這種感情，但我們希望把這種感情向外推，不僅對所有的人受苦受難我們都不能忍，甚至對植物、對動物也是如此。這是我們的「仁」逐漸擴展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非常具體的，但是又有非常崇高的理想，要把「仁」的差等性和「仁」的普世價值結合起來。

五四以後的極端思潮與儒學的人文關懷

我覺得在「五四」以後，有一種很極端的思潮，首先我們忍敵人，甚至狠打落水狗，慢慢地，即使我們的朋友不夠前進，觀點不夠全面，我們也能忍，後來甚至我們的親戚朋友，乃至我的父母、兄弟，我們也能忍，這個和儒家傳統有非常大的差別。儒家從「不忍」慢慢向外推。所有的情在這裡面都有價值，不是簡單的溫情主義。真正的情是有價值的，但情要向外推。假如不向外推，它就變成自私自利，變成狹隘的家族主義、族群主義，乃至人類中心主義。如果向外推，它就可以成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寬廣的人文精神。很多國內第一流的學者，到了晚年發現了這種精神價值。比如，馮友蘭先生認為「仇必和而解」，突出「和」，突出「通的價值，甚至又回到了他早年所理解的張橫渠的四句話，這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個宏觀的人文精神在，《中庸》裡面體現得特別突出。《中庸》裡面有一個非常有明確價值的信念，如果我了解我自己的人性，我就可以了解一般人的人性；假如我能了解一般人的人性，我可以了解物性，我就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參加天地大化流行的創生性。也就是說，如果我「參天地之化育」，則我「可與天地為叄」，也就是說，天地人可以成為一個全面的、整體的人文關懷，這是人文精神全幅地開展。

人文精神的四個基本原則

人文精神有四個不可分割的向度，或者四個不可分割的側面。第一是個人，如果你還記得那個同心圓的話，這個同心圓，一個是個人、一個是群體、一個是自然，還有另外一個側面是天道。它有四個基本原則：第一個是每一個人要通過自己的修身，使得身、心、靈、神能夠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工作，每一個人的事業，所以在《大學》裡面，「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是根本，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是我們的義務，要使得我們的身心的和諧，使得我們的身體、心知、靈神能夠配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第二個原則，個人和社會要進行健康的互動，社會是從家庭一直到人類社會，這中間錯綜複雜。儒家特別突出家庭的重要性，不是說簡單的家族主義。近現代儒學家對家族，就是所謂「禮教吃人」的家族進行了非常嚴厲的批判。康有為認為，儒家的「五倫」都可以歸為朋友這一倫，甚至父子、君臣、夫婦、兄弟這些倫常都不重要，要打破家族的困境。熊十力先生甚至講得非常極端：「家庭為萬惡之淵。」在很多家庭裡面，對婦女的歧視、對於年青人的暴力、對於弱勢團體的不重視，這些壞的事情都出現了，所以我們要徹底地削除。這現代情緒的觀點，當然有它的價值，但是個人如何與家庭、社會，跟更寬廣的人類群體進行健康的互動，這個是每一個人必須要通過自己的修身哲學來發展的。

第三個基本原則就是人類全體和自然能夠進行持久的和諧。再一個呢，就是人心和天道能夠相輔相成。

天與人的互動觀念

正因為如此，我感覺到，如果現在想要使得廣義的儒家人文精神成為人類文明的將來塑造全世界都能夠共享的基本價值，必須要在儒教文明圈的內部進行發掘，必須要減少內耗，把它積極的因素髮揚起來，慢慢地通過各種不同的領域，來形成、孕育。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以來，經過了很多的屈辱，很多的悲憤，經過一段時間，現在正在騰飛。中華民族的再生是一個經濟現象，是一個政治現象，同時也有深刻的文化含義，而這個文化的含義，正是可以通過儒家的人文精神以及其他很多在中華大地所發展的價值，包括佛教的、道家的、社會主義的、基督教的等等其他的價值來共同發揚。（引自朱漢民主編《智者的聲音——在嶽麓書院聽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