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圍城》和《洗澡》誰更棒?
讀《圍城》和《洗澡》誰更棒?
加繆曾經說:「人慾求得到一個比現在更好的世界,那是正確的。但是,「更好的」,並不是表示不同的,而是表示統一的。」這裡統一指的是文學中作者或者小說中的敘述者所構建的世界是是以現實世界為原型的,傳統的文學功能是社會再現功能。其哲學基礎是再現論,其在文學主張上有「文以載道」的思想,最早見於宋代古文家周敦頤《周子通書·文辭》,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塗飾也。」後至唐韓愈的「文以貫道」的思想,但近代以來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中,為了確立新的文學觀念,對「文以載道」觀念予以深刻批判。並有了小說界革命。意在要通過小說界革命掀起民主革命。但批評歸批評,小說反映現實世界的功能是誰也無法否認的,作家自身作為社會集體的一員,其本身就生活在社會中,這就決定了作為作家意識活動領域內的創作不可能脫離社會存在。因此作家的作品就跟不可能脫離社會,相反,雖不是完全地再現,卻是對現實社會的某種程度上的反映。比如歷來被稱為「姐妹篇」的兩部小說楊絳的《洗澡》和錢鍾書的《圍城》。
先就後者來看,錢鍾書在《圍城》的序中這樣寫道:「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雖然他也說了「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角色當然是虛構的,但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引的機會、放棄附會的機會」。 但是只要有證據自然就有說服力,總是有「考據癖」又如何?錢鍾書研究叢書的作者之一張明亮說:錢鍾書文藝作品的特點之一,是影射真人真事……」(《智者的心路—-錢鍾書生平與學術》張明亮著)誠如楊絳女士所說「虛構的故事可以依據事實而表達真實,《圍城》確乎某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某些角色略具真實。」有小說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對照來看,這種映射主要有兩點:一種是錢鍾書展現的生活本身,文中對方鴻漸出生和成長環境是這樣描述的「父親是前清的舉人,在本縣江南一個小縣裡做大紳士。他們那縣裡人僑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種行業的十居其九:打鐵、磨豆腐、抬轎子。土特產藝術品以泥娃娃為最出名;年輕人進大學,以土木工程為最多。鐵的硬,豆腐的淡而無味,轎子的容量狹小,還加上泥土氣,這算他們的民風。」而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雖不像方鴻漸父親那樣是「前清的舉人」卻是一位學問淹貫的鴻文大儒。兩人都出身就是大家庭里,錢鍾書的祖母娘家孫氏家族、其夫人楊絳娘家楊氏家族,全都顯赫於東南鄉邦,蔚為大觀。錢鍾書家鄉無錫近處沿海,傳統的文化經濟也就解體的最快最深,當時由於長久的封建傳統根深蒂固,使得無錫形成近代中國沿海城市一般的特徵:傳統與現代相互摻雜,各種經濟、文化擠在一體,紳士化的地主與民族資本家生活在同一片半資半封建的天下。小說甲板上的情景和,據楊絳先生回憶和錢楊二人回國時的郵船上情景差不多;方鴻漸「國文曾得老子指授,在中學會考考過第二」,而錢鍾書也是國文和外文考試第一,上清華大學還是因中英文突出被羅家倫破格錄取:此為一;另外一種是展現社會環境本身,最突出是作者在文本的敘述上總是以全知的敘述者的身份有意無意的加上自己的話語。例如,在描述方鴻漸買假文憑時的賣主----一個愛爾蘭人,受到方鴻漸的嘲弄後的反應,說「愛爾蘭人氣得咒罵個不停,喝醉了酒,紅著眼,要找中國人打架。這事也許是中國自有外交或訂商約以來唯一的勝利。」作者有意要把人物置身在一個宏大的背景中,他顯然不是僅要寫某個人經歷,接某個人來寫整個社會,拼了力費盡心思要把人物拉扯進國際背景中去,又比如他在開頭對情景的描繪,這艘輪船簡直就是個世界的縮影,各國人物齊聚一堂,好不熱鬧。此外還有很多,這裡不一一列出。
關於楊絳的《洗澡》,作者自己在前言中就直言不諱地說「這部小說寫解放後知識分子第一次經受思想改造-----當時泛稱『三反』,又稱『脫褲子、割尾巴』……小說里的機構和地名純屬虛構,人物和情節卻據實捏塑。我拾掇了慣見得嘴臉、皮毛、爪牙、鬚髮,以至尾巴,但絕不擅用『只此一家,嚴防頂替』的產物。」羅銀勝在自己頗為得意的第一部關於楊絳的人物傳記《楊絳傳》說:「一九五二年前後,與『三反』運動同時進行的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楊絳親身經歷了這場運動,三十多年後,她調動了自身生活經驗和積累的豐富材料,根據親身體會和感受,寫下膾炙人口的《洗澡》。作品中的人物與情節雖然是虛構,但都是據實捏造,作者的經歷加合理的想像,構成了作品的內容,裡面既有楊絳本人,也有作者周圍的烙印。」胡清河《靈地的緬想》就曾做出推測:《洗澡》中姚宓的經歷,我想很有可能就是楊絳對自身『假設性』的自傳。《洗澡》是反映知識分子生活的作品,楊絳本人就出生知識分子家庭,而且從其受教育背景來看,楊絳曾與錢鍾書到過牛津大學讀書,對西方文化尤為熟悉。而《洗澡》中的各個教授幾乎都是留過洋,有一定西方文化底蘊的,同時又同那一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樣,內心裡有著強烈的中國傳統觀念,比如厚顏圓滑的余楠,一方面是「他留過洋,學貫中西,在一個大雜牌大學教科,雖不是名教授,也還能哄騙學生」另一方面也有著中國傳統的保守迂腐,想同胡小姐結婚,又離不開宛英,更不捨得花錢。楊絳除了文學創作和翻譯工作之外,還寫了不少文學評論的文章,其中收錄在她的論文集《春草集》中的一篇《事實---故事---真實》,以小說為例,她這樣寫道:「儘管小說依據真人真事,經過作者頭腦的孕育,就改變了原樣。便像歷史小說《三國演義》里披髮仗劍的諸葛亮,不是歷史上的諸葛亮,小說是創造,是虛構。但小說和其他藝術創造一樣,總是不脫離西方文藝理論所謂『模模擬實』。『真實』不指事實,而是所謂『貼合人生的真相』,就是說,作者按照自己心目中的人生真相或一點一滴、東鱗西爪的真相來創作。」在這裡可以看出作者是強調小說創作中,「想像」的重要性,但從其另一個隱含的條件看出,事實、故事、真實三要素中,事實是基礎。就如同火光,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的大小,但你不能不承認,沒有火就沒有光!小說中的人物情節必須像真人真事它才有吸引力,才能讓讀者感覺他是真實的。
當然文學的「再現性」正和辯證法世界裡的強調的原理是相符合的,有他真理的一面。那就由他局限的一面。因為文學與現實世界在根本上是統一的,這總易於讓人們誤以為文學就只是在完整的再現現實世界。其實不然,文學也是對現實的一種無情的背叛與超越。《洗澡》和《圍城》如果僅僅是錢楊兩人對自己生活的紀實性描述,那就不是小說嗎,至多是一對夫妻的自傳。
卡萊爾有曰:深刻的思想都是歌。其意思是說深刻思想都必須通過一定的文學作品來形式化的反映出來,否則無論其思想有多深刻,它充其量是哲學思考,而不會是文學。這就說到文學的又一功能-----個體表現功能,即文學的娛樂性。其哲學基礎是表現論,文學主張上表現較早的是《尚書》中「詩言志」,然後有晉陸機的「詩緣情」,袁宏道的「性靈派」等等,緣由都是要以文學張揚情感。還是通過錢楊二人的佳作來看吧。小說的娛樂性最為明顯,其故事本身的情節就是娛樂讀者的重要法寶。而這兩篇小說還不僅在於此,兩部小說都用了諷刺幽默作為自己的特色,這種諷刺的效果所起到的除了諷刺以外,最明顯的是娛樂了讀者,並以此方式吸引了讀者。錢鍾書的幽默是外顯化的,是直接的。比如對三閭大學校長高松年的描述,文中是這樣寫的:「一般人撒謊,嘴跟眼睛不能合作,最儘管雄赳赳的胡說,眼睛怯懦不敢平視對方。高松年老於世故。並且研究生物學的時候,學到西洋人傳導的智慧,那就是:假使你的眼光能與獅子或老虎的眼光相接,彼此怒目對視,那野獸給你催眠了不敢撲你。當然野獸未必肯在享用你之前,跟你飛送秋波,可是方鴻漸不是野獸,至多只能算是家畜。」與錢鍾書《圍城》所用不同的是楊絳先生的《洗澡》雖然也是用了幽默諷刺手法,但更更顯得極為含蓄。她常通過人物的心理描寫,來揭露人物的心理活動。比如,「胡小姐還是和別人結婚了。宛英的失望簡直比比余楠還勝幾分」余楠和宛英是夫妻,然而他們都有著各自的打算,這與夫妻一條心形成了一種反差,而且這樣的妻子竟然還希望自己丈夫與他人雙宿雙飛,令人費解,更何況余楠還是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就更人啼笑皆非了。
近代以來,研究中國與西方文學加深中越來越呈現一種明顯特點,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在文學功能方面特別是人類顯現功能方面的有很大的差異:中國文學在人類顯現功能的哲學基礎是---社會意義上的部分超越,在文學深度上體現的是社會性深度;而由於所經歷的社會背景不同,西方文學則是更深層面上的以神性意義上的徹底超越為哲學基礎,其文學深度則上升為哲學性深度。這種差異在作品中就表現為中國文學作品的主題思想是個體與社會模式,西方則是站在世界乃至全人類的角度悲憫並深入思考拯救人性的高度,是悲憫拯救模式。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尤其表現明顯,舉個例子范仲淹《岳陽樓記》尾段節選: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民本、忠君的思想就是一種社會性上的關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西方文學作品,如夏洛特·勃朗特《簡·愛》(朱慶英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說人們應該對平靜感到滿足,這時徒然的。人們總得有行動,即使找不到行動,也得創造行動。千百萬人被註定了要處在比我更加死氣沉沉的困境中,千萬人在默默的反抗自己的命運。誰也不知道,在充斥世界的芸芸眾生中,除了政治反叛以外,還掀起了多少其他的反叛。
中國自古以來的「人」與西方的人所指意義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在中國「人」就是「百姓」,就是「人民」,是一種集體概念。而西方的人則是指個體的人性或者是更高一層的人類。然而自近代以來,同中國這個社會中的新思想、新經濟、新技術等等幾乎所有東西一樣,西方文學的這種文學的悲憫性也飄揚過海來到中國。受到西方這種思想的影響加上近百年來中國所受的種種磨難,中國的文學中顯現功能也正在開始竭力要衝破長久以來且現在還在盛行的社會性意義上的部分思考,比如著名的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等,不斷上升到一種對人性悲憫性的思考。
我查錢鍾書資料時,無意中在舊的《文學自由談》(2009.5下半月)上看到一篇論文,作者是鄭州某技術學院的老師徐思義寫的一篇關於錢鍾書《圍城》的研究論文,題目是《雙重的魅力—錢鍾書<圍城>解讀》,他說:「錢鍾書把對文化、人生、人性的文學思考上升為一種以人類哲學為本體的現代憂患意識。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人生的虛無與存在的荒誕,是圍城進入到了渾然濃郁的哲理層次」後來我在看這部小說,漸漸才理解出小說的深意來。小說以留學歸國的方鴻漸的生活道路為主線索,塑造出了20世紀前半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舊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畸形知識分子形象,作者以其特有的富有生氣詼諧幽默的諷刺描繪社會和人生。從故事的情節來看,主人公方鴻漸的一生都是富有傳奇特色的,令人可笑又可悲。張明亮《智者的心路歷程》說:「『方鴻漸』這個名字底蘊在錢鍾書《管錐篇》里,是說『一隻鳥飛來飛去沒有著落』在《易經》里,這隻鳥先在溪邊,後飛到石頭上、陸地上、樹上。最後飛上山頭,亦即飛至『崇高的孤獨』,所謂登高傷遠,歡樂常在彼岸也。鳥象徵男人,在外面飄來盪去。」小說中方鴻漸從海外票回家鄉,來到上海,有歷盡艱難跑到內地(到三閭大學教書),在輾轉又回到上海。他受鮑小姐引誘結果被拋棄,對於自己不愛的蘇小姐卻又不改斷然拒絕,讓他誤以為自己愛她,結果不歡而散,連自己深愛的唐小姐也是陰差陽錯,兩人總是失之交臂,後來與之匆忙完婚的孫嘉柔也因各種原因導致婚姻破裂,圍城倒塌。最後婚姻破裂,愛情一場空,職業無著落,只剩下孤零零一人,那裡是他的家?何處是歸處?四顧茫然啊!回顧方的一生,他似乎總是在找尋,不斷的茫茫然的往前走,至於具體是要找尋什麼他自己也不很清楚,好像是心裡總有聲音在告訴他,往前走,只要往前走,就會有希望。就像小說結尾所說:「這句簡短一怒把余勁都使盡了,軟弱得要傻哭個不歇。和衣倒在床上,覺得房屋旋轉,想不得了!萬萬生不得病!明天要去找那位經理,說妥了再籌旅費,舊曆年可以在重慶國。心裡又生希望,像濕柴雖點不著火,而開始冒煙,似乎一切會有辦法。不知不覺中黑地昏天合攏、裹緊,想滅盡燈火的夜,他睡著了。」他沒有明確的目標,也壓根就沒想過什麼是明確的目標,用楊絳的話說「這個人心腸軟,意志薄,略有才學,卻不能幹。他的性格是被動的,什麼都不主動。」這裡寫的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來觀察人性的弱點,錢鍾書可以要描繪這麼一個軟弱胸無大志的人,一個在那個時代最平凡的人,來寫大人生。文中在結尾處那座方老頭送給自己兒子的鐘,歷來是研究者研究的重點,也被認為是最能體現作者深刻寓意的意象。那隻鐘被請來後,家裡彷彿出現一個掛在牆上的見證,把柔嘉鴻漸的生活盡收眼底。孫柔嘉也多次嘲弄方鴻漸,說跟鴻漸很像。那種有一個不足,即時間走慢七分鐘。這是一個關鍵,它體現了中國式的人性悲憫性和拯救性。作者之所以讓它走慢「七分鐘」,而不是別的其他多少時間,恰恰是七分鐘,暗示著每一分鐘都是禁忌(中國傳統,人死後每隔七日為忌日),又暗示夫妻分離,因為中國曆來把七月七號看做是中國「白色情人節」;另外佛教有「七垢」說。小說結尾方鴻漸是餓著肚子,和衣倒在床上,並在一次寫到了鐘聲。給人一種強烈的時間和空間感,我想在人痛苦時時間總是很難熬的,所以會變得度日如年,方鴻漸此時一定也是,一邊自我安慰,一邊不可避免在內心深處感到人生的無奈荒誕。這種把方鴻漸的人生「圓圈化」和鐘的古老暗喻無形中把小說的哲學基礎上升到哲學性思考,是一種對人性的關懷和悲憫。對於第三種功能,就對人性的探討上,我個人認為還是錢鍾書的《圍城》較楊絳的《洗澡》更為深刻,錢鍾書對方鴻漸的人生探討方面雖然很多時候是把他處在一個歷史的大背景下,主人公似乎總是隨著歷史時局的變化而面臨新的問題。這也是方鴻漸屢屢追求而不得的重要原因之一。表面看社會性更強一點,但其實不然,他更深一層的探討是藏在現實之後的人性和個人的人生。
而楊絳的《洗澡》,他對個人的人生問題,對人性問題的思考是給讀者的影響是模糊的,而正是這種模糊給讀者帶來的是更深、更廣也更具現實意義的人生思考。洗澡作為一個主題卻只在最後小說都要結束時才出人意料的開始,給讀者一種前面都是在寫「小資們」的生活經歷,最後才為了主題不得不勾勒一出「洗澡」的戲,戲來得突然,進行的更是令人匪夷所思,在錢余朱等人的笑料百出的檢討之後,本來被認為是主要關鍵人物的許彥成卻是一筆帶過了。而「洗澡」後的人們仍是沒有什麼變化。雖然有許姚二人的純潔之戀,可以說是一種真正的「精神戀愛」,但就像《卧虎藏龍》里的李慕白和俞秀蓮的愛情,這之中是有一種深厚的社會道德感存在著,即使最後分別給人的感覺是平淡的,我倒不為他們惋惜,反倒是為許彥成的妻子「標準美人」 杜麗琳感到有些不平,作為原配,她的婚姻愛情成了別人的施捨物!《洗澡》幽默故事下給人更多的是對社會婚姻、政治等的思考。
所以兩者也無謂好壞,各有千秋。若這要論個比較出來,也更跟作者所側重表現的點不同罷了:錢鍾書更重的是從一個知識分子意識流的加上第三視角的旁觀審視態度來給人警醒,人性角度思考的更深;楊絳則以女性的獨特視角兼顧女人的愛情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妥協與交織來展現婚姻與愛情的不單一性,社會現實關懷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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