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江村經濟》中的時代密碼和拳拳抱負

1930年代的江村無意中鑄就經典1936年的夏日，年輕的費孝通應姐姐之邀回到了位於江蘇吳江的家鄉。上年冬日，在廣西大瑤山田野調查中，費孝通在身體和情感方面都深受創痛。回鄉之旅本來是個過渡，一是調養身心，二是為即將開始的英倫求學做一些準備。這一切順理成章，因為姐姐費達生正在吳江縣開弦弓村幫助農民建立「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在隨後的一個月里，費孝通被這個合作社所吸引，在村裡作了深入的調查。費先生後來回憶，「自此調查並不是有計劃的，是出於受到了當時社會新事物的啟迪而產生的自發行動。」然而就是這樣一份「事出無心」的調查，幾年後得到了倫敦經濟學院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首肯，幾經修改，寫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開弦弓，一個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這本著作的英文版於1939年出版，此時正值抗戰，身在雲南後方的費孝通卻無緣獲悉。直至戰後返回北京才終於得見。在之後將近半個世紀中，《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與葛學溥的《華南的鄉村生活：廣東鳳凰村的宗族主義社會學研究》、楊懋春的《一個中國村莊：山東台頭》和科尼利爾斯·奧斯古德的《舊中國的農村生活：對雲南高嶢的社區研究》等作品一道，成為外國學者了解20世紀上半期中國，抑或中國學者進行鄉村、社區研究，都無法繞過的里程碑。

費孝通在江村由於種種原因，這部關於中國農村的經典作品，直至1985年才有了第一個中譯本。至此，大多數中國學者才領略到它的全貌。有人說，該書的經典之處，在於首次以現代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按照家庭、財產繼承、親屬關係、戶與村、生活、勞作、農業以及土地佔有，甚至包括蠶絲業、土地問題等方面，對20世紀前半段中國農村作了詳細描述。也有人認為，這部作品是中國人調查本土社會的首創，打破了人類學必須調查異文化社區的窠臼。然而，三十年過去了，曲折的身世，加上樸素的名稱，使《江村經濟》成為普通讀者眼中既熟悉又陌生的作品，不明而覺厲，卻始終沒有人真正解開過隱藏其中的時代密碼。 一個關鍵詞：蠶絲業《江村經濟》不是一本難懂的作品，不論是英文原文還是中譯本，都顯得樸實、誠摯。討論這本作品的論文數不勝數，然而檢索一下，卻從未有一篇提到過一個幾乎隱藏在每一章節中的最重要的關鍵詞：蠶絲業。雖然很多人都宣稱受到《江村》的巨大啟發，卻罕有人注意到，費先生在全書開頭奠定的基調：「蠶絲業在整個地區非常普遍，在太湖周圍的村莊里尤為發達。……在繁榮時期，這個地帶的絲不僅在中國蠶絲出口額中佔主要比重，而且還為鄰近的盛澤鎮絲織工業的需要提供原料。在絲織業衰退之前，盛澤的絲織業號稱『日產萬匹』。」費先生接著解釋了選擇「江村」作為調查地點的原因：「開弦弓村是中國國內蠶絲業的重要中心之一。因此，可以把這個村子作為中國工業變遷過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中國，工業的發展問題更有其實際意義，但至今沒有任何人在全面了解農村社會組織的同時，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此外，在過去十年中，開弦弓村曾經進行過蠶絲業改革的實驗。」在之後的每一章中，他都未掩飾過對「蠶絲業」的熱切關注。比如，在家庭關係部分中，他講述了一個新婚後的兒媳婦如何獲得家庭地位的故事：「結婚之後的第一個春天，新的兒媳婦必須經過這樣一種考試。新娘的母親送給她一張特殊挑選出來的好蠶種。她完全靠自己的能力來養這批蠶。如果她養得好，顯示了她的技能，就能贏得她婆婆的好感。這被認為是女孩子一生中的重要時刻，據此可以確定她在丈夫家中的地位。」可以看出，對「蠶絲業」的關注在費孝通的《江村》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至於他還專辟一章來討論這個問題。書到此處，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江村》中如此頻繁地提到「蠶絲業」或許不僅僅是因為作者的姐姐費達生正在開弦弓幫助農民建立「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彷彿是出於某種對「絲織業衰退」的無形責任感，驅使費孝通把關注點聚焦到了這裡，而這又是為什麼呢？

江村紡紗老人通過《春蠶》來讀《江村經濟》1932年，就在年輕的費孝通返鄉之旅之前四年，另一位早已成名的左翼作家發表了一系列作品。這個後來被稱作「農村三部曲」作品中的第一部叫做《春蠶》（另兩部分別名為《秋收》、《殘冬》）。作者是日後成為文化部長的沈雁冰（他的筆名「茅盾」更為我們熟知）。茅盾的故鄉是浙江桐鄉烏鎮，和開弦弓分屬蘇、浙兩省，但直線距離只有20多公里，同屬環太湖平原的東南部。可以肯定，他在寫作時尚未認識還在燕大就讀的費孝通。《春蠶》描寫了桐鄉蠶農「老通寶」一家經歷的養蠶故事：「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這時候，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妒羨，……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原本養蠶生意不錯，甚至掙得一家一檔的老通寶一家，卻因為某種原因，賺不到錢，還欠了巨債。為了翻身還債，老通寶一家豁了出去，把田地抵押買來新的蠶種和桑葉，希望能靠著今年的收入重新興旺起來。雖然經過一家半年的努力，蠶繭大豐收，卻因為「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廠都關門，恐怕這裡的繭廠也不能開」。在付出巨大辛勞後，蠶農老通寶反而沒有獲得應有的回報。結局是，「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年『蠶花』好了，他們的日子卻比往年更加困難。這在他們是一個青天的霹靂！」人們實在是想不通，蠶繭豐收，日子卻更不好過了。於是把這一切歸結到「河裡更有了小火輪船以後，他自己田裡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乾的。」無獨有偶，在相繼四年中，環太湖流域的東南部的兩位作家，茅盾和費孝通先後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寫了家鄉經歷的某項巨大變遷。而他們不約而同地指向了關於「蠶絲業」的巨變，就不能說是巧合了。

吳江和烏鎮藉助《春蠶》來解讀《江村》中開頭的描述，便讓人有了豁然開朗之感。旺盛的蠶絲生產一度是江南經濟的主要來源，然而，「從1923年以後，出口量便就此一蹶不振。1928年至1930年間，出口量下降率約為20％。1930年至1934年間，下降得更為迅速。1934年下半年，由於日本向美國市場傾銷蠶絲，中國蠶絲出口量隨之降到最低水平。出口蠶絲量共計僅為1930年的五分之一。這一事實，說明了中國蠶絲貿易的不景氣」。毫無疑問，《春蠶》彷彿就是《江村》沒有詳細回顧的「前情提要」。而《江村》就是《春蠶》應有的後續情節。然而，事實並不如此，茅盾在「農村三部曲」的後兩部中，老通寶的兒子，因為認為父輩想靠苦幹來改善處境不過是幻想，在那個社會裡「規規矩矩做人就活不了命」，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費孝通則認為，「蕭條的原因在於農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係問題。蠶絲價格的降低是由於聲場和需求之間缺乏調節。」他的全部希望是通過改善技術手段，重新讓中國農村工業在世界市場中重新佔據一席之地，從而改善農民生存狀況。 費孝通：志在富民距離沈雁冰和費孝通寫出《春蠶》和《江村經濟》，已將近八十年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共同生活於太湖平原東南部的文學家與人類學家經歷的是同一場經濟波動的相鄰階段，所以他們看到了近乎相同的景象。但不同的立場和視角決定了他們得出的不同結論。藉助費孝通開闊的視野，這場1930年代影響中國農村的經濟波動，又可以無縫對接到1929-1933年直接發源於美國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茅盾筆下老通寶「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得益於「一戰」結束後，中國（及世界）經濟的短暫繁榮期。而突然而至的「大蕭條」迅速抹平了中國農村所積累的財富。作為早期「全球化」對中國農村生產投射的巨大影響，帶來財富的是「洋鬼子」，帶走財富的也是「洋鬼子」，20世紀初的中國農民建立了樸素的認識。

美國經濟大蕭條費孝通曾經敏銳地指出，當農民們的「收入不斷下降，經濟沒有迅速恢復的希望時，農民當然只得緊縮開支」。這將造成包括禮儀、家庭結構、社會生產方面的結構性變化，並導致「飢餓和對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這似乎就是茅盾「農村三部曲」的出發點。然而，正如費先生揭示了世界經濟「蕭條」才是農民收入下降的真因，而土地的被動集中僅僅是這個背後原因的間接結果（而不是土地集中導致了農民的貧困）。他也真正提出了，要提高農民收入，只有依靠中國鄉村工業在未來的發展、技術改革與組織合作（而非其他），如費孝通的姐姐費達生所身體力行的那樣，才能更堅強地應對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使中國農民實現富裕並保持富裕的成果。而這或許才是費孝通先生希望通過《江村經濟》傳遞出來的拳拳心意：志在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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