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需要主義嗎？

　　女人需要「主義」嗎？

　　記者—任蕙蘭

　　某一性別生而低人一等的話語在當今沒有合法性，但是性別歧視還遠遠沒有退出公共話語的舞台。

　　《聖經·創世記》寫男人和女人，上帝用從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這成為後世男人管轄女人的理由，男人只是在管轄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幾千年男權社會根深蒂固地認為女性天生構造上弱於男性，古羅馬法中有這樣的條文：「女人由於心性輕浮，即使長大成人也要有人監護。」在柏拉圖眼裡，一個男人可能會因為膽怯或不正經，下輩子被罰做女人。男人做得不好，可能會降一格去做女人，中國人有一千多年也是這樣認為的。

　　後來，第一代女權者為女性贏得了投票權、受教育權和職業權；在性派對中第二代女權者為女性呼籲生育權、墮胎權、性權利等身體權利。進入本世紀，默克爾、希拉里等女性在世界政壇和男人平分秋色，《福布斯》雜誌女性富豪榜的「凈值」不斷增長。在法國女性主義者努力下，「小姐」(Mademoiselle)的稱謂被取消，今後一律用不顯示婚姻狀況的「女士」(Madame)和「男士」(Monsieur)相對應。

　　如今女性肩上的「枷鎖」在制度層面已然粉碎，但意識層面的性別偏見已然存在。沒有一位男總統上台時被提問「能否像一位女性做得那樣出色？」，但這是女性領導人履新時的常規問題。衡量女人成功的最高標準是家庭與事業平衡，但成功男人的家事統統交給「背後的女人」打理。

　　女性自身也在摒棄「鐵娘子」形象，風情萬種的現代女性在商業社會大行其道。上世紀女性主義者努力爭取的權利在這個世紀卻被質疑。

　　投票與上學

　　簡·奧斯丁筆下女主人公成天最煩惱的事，似乎就是找個合適的人把自己嫁了。莫泊桑在《項鏈》中說：女人並無社會等級，也無種族差異。她們的姿色，風度和嫵媚就是她們身世和門第的標誌。——因為這些是女性用以換取男人供養的資本。女人是男人的一件附屬品，這種觀念在西方很長一段歷史中持續。

　　中國的男權思想致力於培養賢妻，於是有了三從四德，有了《女訓》、《女誡》、《列女傳》等蔚為壯觀的理論著作，治理女人的學問發展成「女教」，在清朝時期登峰造極。

　　19世紀末，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了女權運動的萌芽，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的《女權辯護》開啟了200多年女權運動歷程。她在書中為女性要求與男性同等的工作權、教育權、政治權和投票權，強調男女兩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沒有區別，是男性讓女性「保持無知的狀態而美其名曰天真」，成為「文雅的家畜」，要求女性「有迷人的溫柔，用服從來取得支配權」。

　　也有少數男性學者站到女權陣營，穆勒1869年出版了《女性的屈從地位》，提出女性沒有理由被排除在領導職位之外，他提出只有在女性有了選擇的自由之後，才能知道她們的「自然」能力是什麼樣的。

　　女權主義先驅在手銬和警棍下爭取到了選舉權。1918年，英國規定30歲以上女性獲得選舉權，到1928年女性最終獲得同男子同等的選舉權。1920年8月美國女性的選舉權被載入美國憲法的第19修正案。歐美國家女性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取得了選舉權。

　　女性政治權利的基礎是受教育權。對女子智力的質疑在學術界持續很久，1868年劍橋大學為女生提供了單獨的考試，引起女權主義者激烈爭論。一戰後很多女童直接進入原來只收男童的學校。

　　西風東漸，同樣的變化也發生在了東方。

　　隨著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發展，男性紛紛著書立說反對封建社會對女性的壓迫。1922年，梁啟超作了以《人權與女權》為題的演講，認為女權運動應是「學第一，業第二，政第三」，特彆強調女學的重要性。

　　但知識分子的摩登做派只有些許象徵意義，20世紀初女性就處於「被解放」的角色中。念過洋學堂的小姐嫁人時有了更多資本，女塾最重視家政課、音樂藝術等課程，像是一條生產「太太」的流水線。

　　中國女性實現政治權利比西方晚得多。1912年袁世凱政府規定，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為男子獨享；教育司長史寶安聲稱：「女子參政不適合女子生理及本國國情，女子以生育為其唯一天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男女平等」成為國策，女性地位受國家話語承認與鼓勵，一大批女性婦女解放運動的受益者出現在公共生活中。

　　衝出家庭與性解放

　　第一波女權主義的成果在二戰中逐漸沒落，納粹分子規定女性必須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理功能中，提出口號：Kinder，Kuche，Kirche (小孩、教堂、廚房)。

　　但戰中男性勞動力缺乏讓女人有機會進入傳統屬於男性的職業，如軍火、機械工業，這個轉變鼓舞了女人爭取平等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鉚釘工人羅西的形象廣受歡迎，成為新一代職業婦女的象徵。

　　20世紀60-70年代美國興起了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雖然女性有了選舉權、工作權和受教育權，但是表面上的性別平等掩蓋了實際的歧視。女性們呼籲衝出家庭，與男性同工同酬。

　　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在《女性的神話》中描述，戰後美國女人沉湎於舒適的家庭生活，不再到社會上去幹事業；女人唯一夢想就是當個無可挑剔的賢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個孩子並擁有一幢漂亮住宅。但得到這一切後，女性並沒有實現自我價值，陷入深深失落。於是弗里丹吶喊，對家庭主婦的形象說一聲「不」！

　　這一代女權主義流派紛呈，各流派主張各異。不同於第一代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者主張男女無差異，以凱特·米麗特為代表的「激進主義女權主義」認為女尊男卑，女性的自我犧牲、母性和關懷倫理高於男性的自我中心、殘忍、攻擊性和競爭性。

　　米麗特的《性政治學》一書認為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父權制」，「男人是敵人，女人是朋友；男人是迫害者，女人是被迫害者；男人是戰爭販子，女人是和平主義者……」她將女性和男性完全對立起來，主張以牙還牙塑造「女性權威」。

　　以「性解放」為標誌的第二代女權主義者要求性夥伴的數量，但濫交和將男女對立思想令無數家庭破裂，產生許多單親母親和問題兒童，並導致艾滋病流行。於是人們開始反思女權主義的意義。

　　兩性有沒有差別

　　傳統男權制思想認為兩性天差地別，女性先天上的弱勢是男尊女卑的原因。

　　亞里士多德的生理學認為，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發展不完備的形態。叔本華說，「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們輕佻瑣碎、缺乏遠見；簡言之，她們永遠不會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於兒童與成年人之間的一種中間體。」

　　波伏娃從理性角度否認男女之間的差異，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書後來成為女性主義的聖經，書中有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波伏娃用大量哲學、心理學、人類學、歷史、文學及軼事材料證明：女性自由的障礙不是其生理條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

　　既然男女在本質上沒有不同，所以男女才應當平等。這是第一代女權主義者的觀點。在中國女性解放歷程中也提出了「男女都一樣」的口號，但多少有些站在男性優勢的角度力圖抬舉女人。

　　女人可以為男人拉門，也樂意在約會時埋單，甚至極端派號召女性也「站著上廁所」，但她們漸漸意識到，女權主義丟掉了女性的特徵。女人們開始驕傲地宣稱，屬於「乳房、肚子、陰道」的快樂是男性無法體會的。

　　上世紀70年代後期，女權主義者主張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承認男女之間的差異，強調不以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比如職業女性在生育、哺養孩子等方面獲得特殊照顧。90年代崛起的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認為兩性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男女之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女權主義」換成了溫和的「女性主義」，她們不再要求遵循男人侵害女人的方式報復男性。

　　李銀河在《女性主義》中討論了男女同異問題上的兩難，在現實生活中，男女兩性的需求是有差異的，需要不同的對待。但是如果承認兩性差別，似乎又為男女不平等的現狀找到了依據。

　　要權利還是要幸福

　　「男人只要肯慷慨地打斷我們的枷鎖，並且滿意於和一個有理性的夥伴共處，而不是奴性的服從，我們一定會真心真意愛他們。」在女權先驅沃斯通克拉夫特那裡，幸福並不是女人一個人的事，還有男人。

　　但女權主義的發展漸漸走向了岔道，波伏娃眼中的「獨立女性」形象是不婚無子的職業女性，受到女性推崇的作家張愛玲、杜拉斯都沒有婚姻的束縛。激進主義女權主義鼓吹社會權力應該按照性別劃分，進一步製造男女對立。

　　60年代和70年代性濫交、單親、吸毒和艾滋流行為批駁者提供了口實：女權理論表面上在為女性爭權益，實際上在製造大量生活不幸福的「剩女」，反而毀了女性終身。學者們對比現在與50年前的女性時指出，現在女性的幸福感遠不及當年。

　　還有更「陰謀論」的說法，女權運動是一批別有用心的精英運作的商業詭計。據說洛克菲勒家族資助女權運動，一是因為在婦女解放之前，銀行家只能收一半人口的稅；二是因為它打破了傳統家庭模式，讓孩子更早入學，使他們更容易被灌輸以國為家的觀念。

　　改革開放後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女權主義者給中國人的印象就是「悍婦」加「蕩婦」。如今「女性解放」之類的字眼聽起來已經很遙遠，人們總是對老式女性主義者譏笑一番又表示憐憫，將她們的行為歸因於情感上的失意。女人們總被善意提醒，追求事業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導致女子「男性化」，讓男人敬而遠之。

　　這一輿論導向使有上進心的女性窘困不安，以為自己正在喪失女性魅力，離幸福越來越遠，「女性意識」自覺地在知識女性中漸漸彌散開。找一個好夫君似乎重新成為女人生命中的主旋律，就像電影《親密敵人》中在職場斗得天翻地覆的男女主人公，最後難脫握手言和共建幸福的大團圓結局。

　　被消費的「女性價值」

　　上世紀90年代初，受西方女權主義影響的城市精英女性開始追求「女性價值」，在商業社會最簡單的實現途徑就是消費，但以「女權」為名的消費文化實質上窄化了女權主義內涵。

　　90年代女性都市小說充斥著拜金氣息，《上海寶貝》女主人公倪可去大江戶日本菜、班尼餐館、澳洲餐館等世界級大酒店用餐，去高級百貨公司購物，抽「七星香煙」，喝「蘇格蘭威士忌」，用「CK香水」，穿香奈兒衣裙，吃德芙巧克力。當然以現在的眼光來看，CK，德芙算不上名牌了。

　　另一方面，女性主義者的反男權銳氣被消費文化熏陶成風情萬種的諂媚表情。當年張梅筆下的女主人公「常常把胭脂在臉上橫著掃豎著掃，用蜜絲佛陀牌的定妝粉，用金魚牌粉條，韓國仙女牌濕粉」，竭力打造美麗來誘惑異性，到如今電影《幸福額度》中名牌傍身的拜金女，與以美貌風姿為「門第」的莫泊桑時代女性如出一轍。

　　事業有成人格獨立的女性又面臨新的挑戰，來自家庭的矛盾和感情的困惑。她們一方面要像男性一樣在工作上殫精竭慮，維持自己的地位，一方面遵從男性主義的女性價值觀，相夫教子。

　　某一性別生而低人一等的話語在當今沒有合法性，但是性別歧視還遠遠沒有退出公共話語的舞台。就像反映日本職場現狀的《派遣女王》，女性無論多麼出色只能幹派遣的工作，唯一可以謀求的是在派遣期內釣到一位正式男員工。男女平等還將經歷一個漫長而艱苦的跋涉過程。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單純講男人或女人的幸福，男人或女人的權利，都顯得越來越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