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讀>之三:正確的讀<易>方法,周族開國史 - 儒學經解 - 國學論壇

第二章 正確的讀《易》方法《周易》讀不通、看不懂的原因很多，以上列舉的只是最重要的幾條。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問題主要出在我們對《周易》的認識和學習態度及方法上。將《周易》神秘化、政治化是認識和態度問題。三《易》不分，經、傳、學不分，片面地理解《周易》是方法問題。要讀懂《周易》，我們必須糾正這些問題。要糾正幾千年來的錯誤認識和方法，看起來很難，其實非常簡單，只需要我們做到兩點就行了。一是以平常心讀易﹔二是將《周易》置於其形成的歷史背景中去解讀。一、以平常心讀《易》歷代易學有二個的大毛病﹕一是將《周易》神秘化﹔二是將《周易》政治化。象數學派傾向於前者，義理學派傾向於後者。以《周易》行占卜、算命等方術，及當代有些人以計算機、生命科學等現代理論解釋《周易》原理，都是將《周易》神秘化的表現，是非理性的，是反科學的。而義理學派從孔子《易傳》以來就有曲意解經的傾向，後世諸儒無不是將其作為政治的大棒在使用。他們的所謂「得意忘象」，得的是自己的意，忘的是《周易》本來的象。以平常心讀《易》就是要解決這兩個問題，消除這兩種容易將人導向歧途的心態。以平常心讀《易》，首先要求我們將作者看成是平常的人，將《周易》看成是平常的書，不要作神通想。《周易》作者可能是有很高智慧的、很強能力的、很大權力的人類中的精英、豪傑類人物，但他一定是人而不是神。他一定也要吃飯、要喝水、要生病、要蹲茅房。他一定呼不了風，喚不了雨，驅不了神，趕不了鬼。他不可能全知全能，他不可能連幾千年後的今天的科學家們都還在努力探討，仍未辨明的生命的奧秘、宇宙的奧秘、人類起源的奧秘在他的時代就已經瞭然於胸。他不可能知道電燈、基因、計算機……。他的思維方式不可能脫離其時代特徵而存在。只有將作者看成是平常的人，才能視《周易》為平常的書。三《易》的存在本身也說明《周易》只能是平常的書。因為，如果《周易》是在《連山易》《歸藏易》基礎上改編而成的，那麼，《易》本身就應該是有缺點和錯誤需要不斷完善的。如果說三《易》分別表述了不同的內容，那麼，三《易》也就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不可能包羅萬象。所以，《周易》雖然可能是一本充滿智慧的書，可能是一本有著特殊用途的書，但不可能是先知先覺、無所不通的天書，它只能是其時代的產物，只能是如《詩》、《書》、《禮》、《樂》、《春秋》一樣普通的書。以平常心讀《易》，還要求我們去除功利的思想。要求我們不要因為功利的原因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周易》，不要把《周易》當槍使。古代的儒家學者們喜歡扮演王者之師的角色，而為了說服王者贊同自己的觀點，往往打著古代聖賢的旗號說自己的道理，以死人壓活人，拉大旗作虎皮，這正是不同的時期產生了不同的易學觀點的主要原因。以平常心讀《易》，就是要糾正這一不正常的學風。我們要老老實實地、逐字逐句地去分析、研究、解讀《周易》原文。或者說，我們要以《周易》正文為研究的唯一標準，對歷代大儒、名士、專家、學者們為功利的原因而對《周易》所作的高談闊論一律存疑。要將《周易》這部爭論了幾千年而仍無結論的古書，當成是從沒有被發現過，從沒有被研究過的，剛剛從古墓中挖掘出來的珍貴文物一樣來謹慎對待，而不要將其看成是可以任人隨意捏玩的橡皮泥。二、以正確的歷史觀讀《易》對文物進行考證，首先是要將其置於其形成的歷史背景中去研究，這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對《周易》的研究當然也不能例外。問題是我們應如何勾畫形成《周易》這部奇書的歷史背景？我認為我們至少要注意三個問題﹕一是如何確定《周易》的形成時間；二是如何認識真實的歷史；三是如何全面地運用歷史知識。1、如何確定《周易》的形成時間關於《周易》的形成時間，我們所能獲得的信息並不太多，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主要有二條﹕一是《易傳·繫辭》所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王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孔子以卦爻辭的內容特點推測：《周易》記錄的可能是周文王與商王帝辛之間的事。形成的時間可能是殷末周初。第二條信息是司馬遷《史記》所說﹕「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未提作者問題，而司馬遷肯定《周易》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時所作。他的這個觀點對後世影響甚大，歷代易學大多將文王時代及文王經歷作為《周易》的基本歷史背景來研究。其實，這個時間背景可能有問題。因為司馬遷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來證明他的這個觀點，而且在《周易》卦爻辭中，有許多明顯屬於周文王時代之後的事件和人物，所以，以周文王的歷史背景讀《周易》讀不通，也不可能讀通。為此，我以為在確定形成《周易》的歷史背景時間時，應該在更為廣闊一些的時間段中去尋找。我們可以首先依孔子「殷末周初」的觀點，將時間範圍擴大到從古公亶父到王季、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的整個興周滅商的歷程。如果這段歷史仍然不符，還可以擴大到西周中期及晚期。西周晚期應為《周易》形成時間的下限，因為從《左傳》中的諸多有關《周易》的記載看，在春秋初年，《周易》已經較為流行。在解讀《周易》之前，是很難確定它形成的準確時間的，但以一種不帶成見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去探索這個問題，應當是我們研究《周易》的一個原則。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找到與《周易》的內容相符合的歷史，而只有找到了這段歷史，才有可能從中找到解讀《周易》的鑰匙。事實上，從我們後面的注釋中可以看到，當我們將搜索範圍擴大到古公亶父至成王時代時，《周易》已經能被解釋通順了。2、認識歷史的真實讀歷史書，我們會看到一個基本的規律﹕凡是亡國之君，大多是腐敗、殘暴透頂的大壞蛋，而開國之君，則大多是正義和道德的化身，這二類人涇渭分明。但是如果我們細讀歷史，就會發現史書中有許多類似於孔子「微言大意」的所謂「《春秋》筆法」。由此使得歷史的記載並不完全真實，而是有如京劇中的臉譜，是經過塗脂抹粉後的戲裝。商朝的亡國之君紂王及周朝的開國之君周文王、周武王的形象就是個典型。紂王的稱號是周人滅商後送給他的一個罵名，他的本名為帝辛。紂王這個罵名的意思相當於「暴君」，紂字的本義是馬車上套馬的皮帶，稱他為紂王或帝紂是罵他對待如馬般溫順的人民管得太緊。商王帝辛是否有如周人說的那麼壞，現在是很難說清楚的，因為戰爭的結局是實力和計謀較量的結果，成王敗寇又是歷史的慣例，帝辛是敗君，罪名當然只能由著周族為掩蓋自己弒君的罪行和得天下後的得人心而安。真實情形則有許多可進一步探討的地方。譬如《史記》說﹕「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依這段描述，武王伐商王時，商王的士兵不戰而退，並反戈一擊，為武王的大軍帶路。原因是他們憎恨商王，盼望著武王快點來解救這些受苦受難的士兵和商民。所有的教科書都是如此描述這場改朝換代的戰爭。在我們心中，文王、武王是仁義之師，而商王是暴君的象徵。但如果我們將《史記》的描述與《尚書·武成篇》進行比較，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尚書·武成篇》說﹕「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兩者比較，《史記》少了「血流漂杵」四個字。「血流漂杵」就是血流成河，可以漂起木棒。戰爭發生時，帝辛的部隊已在東面平亂多年，元氣大傷，其主力部隊一時又抽不回來，為應付周武王的乘虛而入，臨時組建了一些隊伍，這些新兵缺乏經驗而臨戰慌亂，擋不住周族的大軍，有人叛逃是可能的。但帝辛的士兵們曾經作過英勇的抵抗也是事實。否則的話，是誰流出的血漂起了木棒。司馬遷略去這四個字，無非是想掩蓋這場由周文王準備，由周武王發起的戰爭的殘酷性和誇大人心的向背，從而醜化失敗者，為勝利者塗脂抹粉。商族政權毀滅在帝辛的手裡，他當然有責任，但改朝換代的根本原因除了商族執政數百年來，積累了大量的腐敗現象，而周族這支新生力量代表了當時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外，最主要的還是從周族古公亶父就開始產生的奪權之心，及其四代人為此目標而實施的一系列謀略和長期不懈的努力。戰爭的實質是權力和利益之爭，與善惡本沒有關係，善惡只是催化劑，只是雙方都竭力爭搶的旗幟。我們這麼說，並不是想為帝辛翻案，而只是想還歷史於真實，只是想說明歷史的評價往往是為勝利者唱的讚歌，往往誇大了失敗者的罪惡和勝利者的仁義，只是想提醒大家讀歷史一定不能讀死書，要看到其記錄背後的真實。如果我們能認識到成王敗寇的現象再來讀史書，對同一篇文章也會讀出不同的感受。我們會從《史記》所說的﹕「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已，妲已之言是從」中讀出商王帝辛的聰明伶俐，能言善辯，文武雙全且感情豐富的能人形象的一面。也可以將「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理解為商王帝辛對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反譏。還可以從文王的「陰謀修德」和武王伐商時的「血流漂杵」中讀出周文王的詭計和武王的殘酷……。歷史的真實性除了受到勝利者改編的影響外，還受資料的佚失和後人有意篡改及誤解的影響。長期的戰亂、孔子刪書和秦始皇的焚書等都是造成歷史失真的主要原因。完全復原幾千年前的歷史是很困難的，但我們在研究歷史時一定要做到兩點﹕一是儘可能全面地搜集歷史信息，不論是正史，還是野史、民間傳說及最新考古資料等都應相互參照﹔二是要儘可能將自己置身於每個歷史人物的位置上去觀察當時的變遷，去體會他們的心情和感受，以此理解他們的決策和行為。而不要先在歷史人物的臉上貼上壞人或好人的標籤。只有如此，我們才可能盡量洗去覆蓋在歷史人物臉上的濃妝，才有可能從有限的歷史資料中感受到真實的歷史，才有可能為《周易》復原一個接近於真實的背景。3、全面運用歷史知識歷史背景不僅指歷史事件和人物經歷，同時還應包括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習俗等方方面面。而《周易》是一部內容十分廣泛的書，所以，我們在解讀《周易》時，應將《周易》所涉及到的內容全部用其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來解讀，尤其要注意當時的語言習慣和文字內涵。以文字內涵為例，《說文序》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周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偽。『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 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今』『長』是也。」周朝初年的教育是貴族子弟的專利，文字的使用並不普及，所以，文字的內涵當在其所說的六書之內。而如今的文字含義，已經由於幾千年來的普及使用過程中的隨意和誤解，產生了大量的引申義，由此造成古今文字的內涵有了很大的差異。以《周易》卦爻辭中的「勿」字和「匪夷所思」這句詞為例：「勿」字甲骨文寫作「 」「」，是個象形字。《說文》說：「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據稱勿勿。」勿字的本義為古代大夫、士所建的半赤半白的旗幟，用途是為了招集民眾。但人們現在已經完全不用這個本義，而是在大多情況下將勿字作副詞用，相當於「不」字。在注釋《周易》時，也是如此使用。譬如乾卦初九爻辭的「潛龍，勿用。」蒙卦六三爻辭的「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師卦上六爻辭的「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等等，都是以「不」訓「勿」。「勿用」成了「不能用」「不要用」等讖語。如果我們考慮到文字內涵的變化，而以勿字的本義「聚眾之旗」來訓，文意就通順多了。「勿用」就是「用勿」， 就是「招搖旗幟，聚集民眾」或「得到民眾擁護」的意思。以上三段爻辭大意則分別是「不在王位而能成為眾人的領袖，是因為得到大家擁護的原因。」「聚眾搶親，而遭遇到對方的武力對抗，不是也很狼狽嗎？這種野蠻的行為不會帶來安寧和利益。」「偉大的君王之所以能夠獲得上天賦予的使命，創建國家，因為得到了民眾的擁護。」爻辭簡明、貼切、通順，沒有任何迷信的色彩。再如「匪夷所思」一詞 ，它出自於渙卦六四爻「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的爻辭。《現代漢語成語字典》上的解釋為﹕「匪﹕通非、不是。夷：常理、常情。匪夷所思謂不是按常理所能想像的，形容事物或人的思想、言行離奇，不合常理。」現在的《周易》注釋大多取這個意思來解釋這段爻辭，將其解釋為：「洪水沖向人群，將帶來最好的結果。人群己經聚集在山丘上，否則後果難於設想。」夢幻般的注釋。其實，這段爻辭的意思為：「瓦解敵人隊伍中的大多數人，是能取得圓滿結局的根源。瓦解敵人的隊伍時，遇到他們山丘般頑固的抵抗，是行為不正的夷族所希望的。」「匪」：甲骨文寫作「」，字形像裝在撮箕中的垃圾，會意應當清除的物品，常用來比喻行為不正的人和事。「夷」：金文寫作「」，本為矯正箭矢之意。古代中原人認為東方少數民族不守規矩，其行為應當得到矯正，故以夷族之名來稱呼他們，意思是需要矯正其行為的民族。「匪夷所思」的本義應為：「行為不正的夷族所想的。」夷族在周初時曾屢次叛亂，是作者所代表的周族的敵人，故有此爻辭。類似「勿」、「匪夷所思」這些被後人誤解的字詞在《周易》中有很多，我們只有恢復其本義才能將《周易》卦爻辭讀通。除此之外，還要理解周人的語法習慣，還要了解周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習俗等方方面面的知識，凡是《周易》所涉及到的內容，我們都要將其放在當時的背景之中去理解，去研究。只有如此全面地運用歷史知識才有可能解讀《周易》這部奇書。正確的讀《易》方法說起來很簡單，就是我們以上所說的兩點﹕一是端正學習態度，不作神通想，也不企圖借題發揮﹔二是將《周易》放於其形成的歷史背景中去考證。考證它的歷史事件，人物經歷，政治制度，軍事謀略，文化內涵，風俗習慣……。這些都是很淺顯的道理，也是任何一個尊重科學的嚴謹學者都應該做到，也能夠做到的事。而且一旦做到了，就會發現《周易》原來是一本易學易懂又意味深長的書，是一本集周族開國的歷史及政治經驗於一身的書，是一本周族王子王孫們的最好教科書，是一本可以作為良師益友的人生指南書。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學《周易》並不需要有超人的智慧。它要的只是與作者思想的融合，要的只是一種願意靜靜地傾聽作者聲音的態度，要的只是一種老老實實做研究的精神。可惜，千百年來竟沒有人這麼去做，人們寧願相信《周易》的神通，而不願相信《周易》的平凡。因此而使《周易》被解釋得面目全非，被裹上了一層又一層神秘的外套。也因此使《周易》成了一本說不清、道不明的怪書。本書將遵照我們以上所述的正確而簡單的解《易》方法，去感受作者，感受那個遙遠而激烈的時代，並以其感受來解讀《周易》。相信呈現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本基本上符合作者意圖的《周易》注釋。第三章 周族開國史傳統易學關於《周易》的形成時間和作者的問題爭議較大，但其書形成於商末周初，為周人所作這二點卻基本上可以達成共識。為此，我們在注釋《周易》正文之前，就有必要搞清楚周族的這段歷史及這段歷史時期內的重要人物的經歷，以作為解讀《周易》正文的背景資料和判明作者及創作時間的一項依據。有關周族人的事迹，以司馬遷《史記》的記載最為完整，其它的資料還有《尚書·周書》、《詩經》、《周禮》、《逸周書》、《竹書編年》、《左傳》、《國語》及諸子百家的著述和有關考古資料等。我們以《史記·周本記》為主線來追憶周族的歷史。一、周族源起《周本記》載：「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徒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後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徒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周族人的祖先名字叫著棄。相傳是帝嚳的養子，是帝嚳元配夫人姜原與人野合後所生之子。因來路不正，曾經遺棄，故取名為棄。棄從小就喜歡播植百穀，成人後開始有計劃地開荒種植，是最開始從事農業，播種稷和麥的人。堯帝知道後，就推舉他做了掌管農業的官，負責教導人民有計劃地發展農業生產。農業的發展使過去靠天吃飯的人得到了極大的利益，所以堯帝就將棄封在邰這個地方，也即今陝西省武功縣西南，稱號為「后稷」，另立姬為姓。在陶唐、虞、夏三代，周族均為農官，由此而興盛。當時商族人的祖先契與周族人祖先棄一樣同為堯帝的大臣。如《五帝本紀》說：「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夏朝末年，周族人背井離鄉，逃往西方戎狄游牧民族居住的山區。《史記》上說，這是夏後氏罷了周族農官的原因。其實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商湯革命推翻了夏王朝後，周人害怕受到商的迫害而流亡。流亡之初，周族處境困難，經過了不窋、鞠、公劉三代領導人的鬥爭，才在山區爭得了一塊較為穩定的地盤，並在公劉的兒子慶節時期建立了國都，即邠邑，山名也稱豳，在今陝西省郴縣和句邑縣一帶。公劉時期，是周族人相對平靜的一段時期，所以經濟發展得不錯，是周族人的第一次復興。之後，經過慶節、皇仆、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八代領袖的變遷，傳位到古公亶父。古公亶父是周族第二次復興的關鍵人物。二、古公創業《史記·周本記》載：「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端。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古公亶父時期，他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全族人由貧瘠的山區豳搬回肥沃的故里周原。依《史記》的說法，這是古公亶父為人仁慈，不願與戎狄族開戰的原因。其實問題遠不會這麼簡單。首先，豳這個地方是周族人的祖先經過三代人的努力才好不容易獲得的一塊安身之地，又經過了八代人的建設。如果沒有一個更好的去處，他們是不會輕易放棄的。其次，肥沃的周原故里雖然是一個更好的去處，回歸故里也一直是周人的心愿，但他們當初的離開是被迫逃亡，想要回歸也不會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周原故里屬於周族人的敵人商王的管轄範圍，沒有商王的同意，弱小的周族人是不可能回遷的。所以，周族人的這次遷移只能是在商王准許的前提下，回歸計劃的落實。計劃本身是利益權衡後的結果，與「道德」「仁慈」沒有關係。當然，計劃能在古公亶父的時期實施，古公亶父也是功不可沒的。他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我們現在已經很難知曉，但從古公亶父的第三個兒子季歷娶商人貴族女子太任為妻這件商周通婚的事情看，周商之間在周族人遷移之前，一定是做了大量和解工作的。周族的這次遷移是一個三贏的結局：狄戎民族收回了被周族長期佔領的失地；周族得以回歸肥沃的周原故里，從此擺脫貧困狀況；商族則可在結束與周族人敵對狀態的同時，利用周族的力量對抗狄戎民族，起到既減少了軍費，又穩定了西部邊疆的作用。這也可能正是商王願意與周族和解的原因。周族的遷移可謂皆大歡喜。周族遷移後，原來與周族為鄰的小部落也紛紛下山投靠古公，搬到周原來繼續與古公為鄰。《史記》仍然將其稱為是古公仁慈的原因。實際上，他們長期以來就是古公亶父的支持者與被保護者，也因此一直以戎狄族為敵，周族搬遷後，他們根本就無法以狄戎族抗衡。所以，害怕外族的報復打擊，希望背靠周族這顆大樹以求生存的心理原因，較「道德」的原因更為重要和真實。「仁慈」的說法不過是為讓周族同意其請求，而找的一個古公樂於接受的託辭。古公亶父在周原築城修屋，歸附的小部落則在四周以邑為單位定居。為了抵抗共同的敵人戎狄民族，也為了有序地發展生產，他們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達成某種統一，於是，一個以周族為中心的新型小國就在周原形成了。這個小國雖然屬於商的下屬國，但它卻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型的另類國家。因為周族具有夏朝的文化底蘊，又同時熟悉商及戎狄民族的文化，在農業上也有著豐富的經驗，加上涇渭兩河流域的土地肥沃，及在長期對商對戎狄族鬥爭中培養成的吃苦耐勞和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這個小國多年積聚的力量一下子得以釋放，從而非常迅速而有序地發展壯大起來。實力的壯大激起了周族的野心膨脹，大概正是在這個時候，古公亶父的心中產生了奪取商王政權的雄心和計劃。《詩經·魯頌·宓宮篇》說﹕「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於牧之野。」這首詩是魯人追述祖德的宗廟詩，詩中的大王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後人稱太王或大王。詩稱滅商的計劃由古公亶父開始制定和實施，周文王、周武王不過是繼承其遺志而完成者。古公亶父一共有三個兒子﹕泰伯、仲雍、季歷。老三季歷是周文王姬昌的父親。據《史記》載，古公喜愛姬昌這個孫子，希望姬昌能夠繼承自己的王位。所以，季歷的兩個兄長泰伯和仲雍就自動放棄依慣例應有的嫡長子繼承權，而離開周原，帶著人馬順流而下，逃到南方發展。春秋時長江中下游的吳國就是這一支。這又是虛晃一槍的理由。除非古公亶父老糊塗了，他欲傳位給姬昌的理由絕不會這麼簡單。要知道如果真是如此，其行為是要冒極大風險的。一是亂了古代維繫家族秩序中最為重要的嫡長子繼承製，必將為今後家族內部的權利鬥爭留下隱患；二是二人的出走必然會極大地削弱周族的力量﹔三是姬昌尚幼，能否成人成才都還是未知數。古公冒如此大的風險而傳位姬昌的真實意圖可能是另三層考慮﹕一是為了在商王的背後建立根據地，以實施他「始實翦商」的計劃。武王伐紂的前夕，商的東方夷族曾發生大規模叛亂，嚴重消耗了商王實力，並拖住了商王的主力部隊，以至於《左傳·昭公十一年》說：「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將商朝的滅亡歸於東夷的叛亂，而不是武王的暴動，可見其叛亂的規模及對商王政權的影響之大。這次東夷叛亂因什麼原因而起？有那些部落參加？歷史上未有明確的記載，但是否與泰伯、仲雍的南下有關？卻是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即使與他們有關，周族為宣傳自己的仁愛形象也是不願意暴露這個計劃的。二是為了麻痹商王。作為商族世代敵人周族的迅速發展，必然會引起商王的警覺。為避免受到商王的打壓，太公以自翦羽翼的方法麻痹商王，由此給商王造成一個太公昏庸，不明事理，周族內部矛盾重重，而剩餘力量不足於對商朝政權構成威脅的印象。三是為了討好商王，以求生存和發展。周族的遷移是得到了商王認可的，在此之前，季歷曾娶商貴族女子太任，其和婚的方式表明商周兩族均有結束敵對狀態而友好相處的願望。文王姬昌生於周族遷移的那一年，母親就是這個執行和平使命的商貴族女子太任。所以，文王姬昌具有商族的血緣，也算得上是商族的後代。古公亶父反常地立年幼的姬昌為王儲，顯然有向商王表示親近的意思。《史記》所說：「生昌，有聖瑞。」這個「聖瑞」很可能就是指姬昌所擁有的商族血統。至於這種廢長立幼的反常行為是古公亶父的謀略？還是迫於商王的壓力？或者是周商之間曾經有過的這種協議？還是利用姬昌母親這一族的勢力？現有的資料尚難於說清。古公亶父違背傳統的繼承方式而廢長立幼，依《史記》「喜愛姬昌」的說法是很難理解的，這種說法只能是對外公開的託詞。只有從周商兩族關係來考慮，從「實始翦商」的角度來分析，從周族生存與發展的角度來定性才是順理成章的事。後來的發展證明古公的這一步棋走對了，因為周族很快取得了商王的完全信任。古公亶父死後，季歷繼承了父親的君位，稱公季，或王季。這時的商王賦予王季代商王征戰的權利，並在物資上給予大力的支持。正是在商王武丁和文丁的大力支持下，周族先後征服了周圍的戎狄部落，既為商朝解除了西北方外來民族的威脅，同時又擴展了周族自己的勢力範圍和軍事實力，使之從一個小國一躍而成了西方的霸主。這時，周商關係出現了一個急轉彎。季歷在位第２6年，周族大勝戎族，並俘獲戎族三個大夫。在向商王獻捷時，季歷被商王文丁處死。史書未記錄處死的理由。依理而推，原因不外乎三個：一是西方強敵已經基本消除，而周族的強盛使之成為了商王新的威脅，商王由此而警覺，選擇了剷除其強權領袖的作法；二是戰爭的勝利及民族實力的強盛，容易進一步膨脹周族翦商的野心，可能正是王季在勝利之時，得意忘形而暴露了其野心，因此受到迫害；三是商王想扶持擁有商族血統的姬昌上台，因此除掉王季這個讓商王不放心的絆腳石。這時的姬昌已經４６歲，他繼承父位，號稱西伯。從此，周族進入周文王的時代。三、文王興國《史記·周本記》載：「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失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與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候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只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徒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羨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溢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姬昌在位５０年，他的政績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被商王囚於羑里之前的三十四年；二是獲釋後的十年。這二個階段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風格，前一段以改革興周為主題，後一階段以陰謀傾商為主題。這種變化源於姬昌的被囚和姜太公呂尚的投靠。在姬昌執政的前一段時期，他為了完成太王開創的「翦商」事業，廣施仁政，採用了一系列富國強兵的政策。依《孟子·梁惠王》等篇所說﹕周文王的改革首先是從土地改革開始。他廣泛地採用了井田制，即將九百畝田按井字形劃分為九塊，八家各耕種其中的一塊，中間為公田，由八家共耕，收成為租稅。這八家組成一個自然小村落，共用一口水井，也因此而成為周族行政區劃的最基本單位。大小官員都有分地，子孫繼承作為公祿。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他又施行了一系列省刑罰、薄賦斂、輕瑤役、寬民力的改革制度。如商賈往來不收稅收﹔捕魚不禁止﹔犯罪不連坐等等。這些制度極大地調動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也自然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擁護。同時也對鄰國發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許多小國的庶民和奴隸紛紛逃往生存條件寬鬆的周國，由此引發了鄰國貴族對周族的矛盾。為了緩和這個矛盾，姬昌又制定了「有亡荒閱」的法令，即所有逃亡的奴隸都可逮捕，然後送歸原主。這樣，他的系列改革計劃不僅得到了平民階層的擁護，也得到了貴族的廣泛支持。最重要的是，有許多或天真或失意的貴族及懷才不遇的謀士，如孤竹國國君伯夷、叔齊及大夫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等人紛紛前來投靠，使得周族在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不斷壯大的同時，又迎得了大量的人才儲備和良好的口碑。在周與商之間有一個叫崇的大國，位置大約在今河南省嵩山縣附近，國君名虎。因以周族為鄰，各方面受周的影響較大，所以對周有意見，就跑到商王帝辛那裡去告狀，說姬昌的行為將對商王不利。由此引起了商王帝辛的警覺，於是將西伯姬昌囚禁在距當時的商王城朝歌（今河北洪縣境內）僅數十里的小城羑里（今湯陰城北數里）。商王是如何將他帶到商城的？史書上沒有記載，但《竹書紀年·殷記》有「二十二年冬，大蒐於渭」的記載。大蒐即大規模的軍事檢閱，渭即渭河流域，是周族的邊界。姬昌是帝辛二十三年被囚，也即在西伯姬昌被囚的前一年冬天，商王曾向西發兵至周的邊境。就當時的軍事實力而言，周族尚不足於抵抗有備而來的商軍，至少沒有必勝的把握。所以，大概正是這次的大軍壓境，使得姬昌在權衡利弊後，為保存實力而做出了犧牲自己的選擇而被商王作為人質帶回的。姬昌被商王囚禁了六年，直到一個在後來幫助姬昌改變了周族命運的人加入到周族的陣營，姬昌才得以被釋放。這個人就是傳奇人物呂尚，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四、呂尚請命 呂尚也叫姜太公、姜子牙、太公望、師尚父等。姜是姓，呂是氏，名尚，字牙，尊稱子牙，子是先生的意思。姜的後人封他為太公。周文王姬昌曾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所以，也自號太公望，這個太公是指文王的父親王季。周武王曾娶姜太公的女兒為妻，又聘他為太師，故以父禮、師禮待他，尊稱他為師尚父。由這些稱號就可以看出，呂尚是周族歷史上多麼重要的一個角色。史書一般稱他為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謀略家。民間一般把他視為神仙、異人。換一個角度看，也可說他是一個大陰謀家、大騙子。他上騙帝王，中騙文武百官，下騙滿朝百姓及子孫後代，唯一沒有被騙的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等少數周族權力集團的核心人物，因為他們是直接參与者，是他這個導演手下的演員，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據記載，呂尚是炎帝神農氏的遠裔，伯夷、共工、蚩尤的後代。從小聰明好學，喜歡習禮演陣，精通數術，深察天地之道，通曉人事成敗之理，熟知共工、蚩尤及黃帝的戰法。學成後周遊列國，尋師訪友，進一步研究歷代興衰治亂之源，治國安民之道，兵家制勝之略及戰陣之法，由此形成了自己獨有的一套軍事理論和治國韜略。可惜他一生懷才不遇，遊歷七十國而未得到賞識，普通人的謀生方式他又不內行，所以總被人看不起，稱他為無用的狂人。一直到七十歲時，他還在商都朝歌城中賣牛肉以維持生計。賣肉之餘，他也在市場上擺攤算卦，以《易》會友，傳道說教，觀察政情，預測朝政，以圖有人賞識。因他精通《易》理，見多識廣，又善於察言觀色，他算的卦常常很「靈驗」而名震朝野。他在朝歌一共生活了八年，與姬昌被囚羑里的時間大致同時。據傳說：文王姬昌被囚羑里時，聽說了呂尚的名聲，就去拜訪他。姬昌問他有什麼本事？他回答了八個字：「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我最差的本事是殺牛賣肉，最大的本事是推翻國家政權。這是最對姬昌心病的良藥，他聽後暗喜，就派自己的得力大臣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人去拜呂尚為師，向他求教。呂尚教他們的第一招就是行賄救姬昌。姬昌在囚期間是否可能拜見呂尚是個問題，但文王得救以姜尚的計謀有關卻在《史記》等正史中有明確記載。《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呂尚，處士，隱海賓。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姜太公設計救出文王后，提出了一系列滅商興周的政治、軍事策略，並在短短的十四年時間內導演了從靈台請命、吞併小國、觀兵孟津、會盟諸侯到大戰牧野等重大歷史事件，從而推翻了強大的商族政權。孫子在他的著作《兵法·用間》篇中說﹕「周之興也，呂牙在商。」認為周武王能夠打敗帝辛的原因是姜尚在商的時間長，熟悉商王情況並從事了一系列搜集情報、挑撥離間的間諜活動的原因。這是從又一個角度肯定了姜太公對周族的重要性。其實，呂尚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促使周興商滅，最重要的原因既不是因為呂牙在商，也不是他會盟諸侯和大戰牧野時的調兵遣將，而是他成功地包裝了文王姬昌。他包裝文王的手段就是「陰謀修德」。每當讀到《史記》中的「周西伯之脫羑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這句話時，總有一種不舒適的感覺，因為陰謀和修德二個詞合在一起很不協調。背陽光的、見不得光明的是陰，見不得人而秘密進行的計謀就是陰謀。而德是一種崇高的行為，修德大可光明正大的修，沒有必要遮遮掩掩。所以，陰謀修德這句話似乎想向我們透露另一種信息。姬昌與呂尚都做了那些陰謀修德的事己很難一一考證，但陰謀修德是怎麼一個修法，我們卻可以從他們合演的二場精彩演出中窺見一斑，這二齣戲就是文王拜師和靈台請命。《淮南子·道應訓》引武王問呂尚的話說﹕「寡人伐紂天下，是臣弒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鬥爭不已，為之奈何？」文王、武王在經濟上、軍事上、人才上都做好了滅商的準備，但在政治上還有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顧慮就是﹕商王是受天命之君，而周文王、周武王只是商王的臣子。以臣弒君是犯上作亂，言不順，名不正，得了天下後人民不服怎麼辦？所以，武王提出這個問題來求教於姜太公。姜太公的回答很妙，他說﹕「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憂之教。」意思是說﹕你問的非常好啊。打獵時深怕獵物傷得不夠厲害而讓野獸跑了。得到了獵物又怕獵物傷得太重，使好肉不多而沒有了收穫。你想坐穩打下的江山，把人民的口堵住就行了，什麼道啊，德啊，都不要當真，都是做給人看的，是多餘的說教。姜太公的這句回答非常重要，點破了天機，也正是其陰謀修德所要達到的目的。歷史上的許多強權人物都明白一個道理，就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儒家提倡的仁義道德只能裝門面，也只是對別人的要求，自己是當不得真的。裝門面是為了要大家認同你，能得到別人的認同你的事業也就成功了一半。有許多人心地善良，做了一輩子好事，別人反而討厭他。也有一些人好事做得並不多，甚至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假裝糊塗，反而能得到別人的擁護，這就是明不明白這個道理的原因。老子說﹕「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明則無徒。」也有這一層道理。姬昌祖孫三代行善積德，但聚集的人氣依然不夠造反所需，呂尚只稍加點撥就形成滅商之勢，裡面的學問是很深的。堵嘴的法術就是其中之一。我們來看姜太公如何幫助文王、武王堵人民的嘴。西伯姬昌被姜太公設計救出後，深知他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欲拜他為國師，將滅商的重任託付給他。但呂尚的才能雖大，地位卻只是一個賣肉的屠夫，還是個糟老頭子。姬昌如果拜他為國師，不說別國笑話，諸侯不服，就是本國的文武百官就難於接受，將來政令如何行？於是呂尚就想了一個裝神弄鬼的辦法唬弄人。他跑到商王抓不到，姬昌正好來的渭水南岸「隱居」。每天都裝模作樣地在河邊深潭處釣魚，他用的魚鉤是直的，也不上魚餌，而且離水三尺。一個七十多歲的白鬍子老頭，不瘋不顛，每天樂此不倦地在那裡胡鬧，不引起轟動效應那才是怪事。在戲的高潮來臨前，他又派人到處傳謠，說他釣到了一條大鯉魚，魚腹中有兵書《玉鈴篇》（《列仙傳》）。或者說他釣到了一塊玉璞，上刻「周受命，呂佐昌，德合於今，昌來提。」（《尚書大傳》）丑角的戲演得差不多了，老生開始出場。《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呂尚蓋常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反對打獵的姬昌為演這齣戲也破了例。不僅破例，而且一貫謹慎的姬昌還非要將這次出獵搞得大張旗鼓不可，生怕別人不知道，出獵前又請早就安排好的人算卦，結論是這次出獵什麼野獸也打不到，得到的將是一個輔佐霸王的神仙。果然就見到了這個白鬍子「神仙公公」姜子牙。文王當眾背台詞﹕我父親在的時候就說過了，應該有高人來幫助周國，你才能讓周國得以興旺發達啊！你真的是這個高人嗎？我老子望你望得好長時間啊！你就叫太公望吧！姜太公自編自導，文王主演的這齣戲演得怎麼樣？又是化妝，又是弄鬼，又是卜，又是夢，又是預言，說假話連死了四十年的父親都搬出來做干證，只差沒有拿祖宗來詛咒了。真不知道他父親怎麼不早一點報夢，也好免那幾年牢獄之災，也免得這個神仙公公起早摸黑地多賣那幾年肉。二個七老八十的人把滿朝百姓及文武百官哄得團團轉，就為了把屠夫包裝成神仙。神仙上了坐，好戲才開頭。包裝呂尚是鋪墊，授命姬昌才是正戲。商王不是有天命嗎？軍民百姓不是因為怕違抗天命而犯天顏，不敢攻擊商王嗎？神仙公公就是來請天奪商王之命而授予姬昌的。授天命要道具，光他釣一塊玉璞起來的小伎倆還不行，呂尚選擇了靈台做他的道具。《詩經·大雅·靈台》說﹕「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姬昌在姜子牙的導演下，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工程，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建成了靈台。靈台相當於現在的天文台，是古人觀天象的地方，修高本為消除周圍的遮擋物的影響，以便於觀察。古人觀天象是一項重要的科學活動，主要內容有兩項：一是觀察日月星辰的常規運行，以確定曆法，指導農時；二是觀察天象的異常變化，如彗星、流星等，以尋求它們發生的可能意義。一般說來，為了統一政令，靈台是只有天子才有的，諸侯國不設靈台，設了也沒有用，就像我們現在的時間都用北京時一樣。如果每個地方都報一個時，豈不亂了套。但因為這種觀察時間漫長，需要專門的人才，帝王的授時又十分準確，加之包括帝王自己在內的古人對天象的產生原理並不清楚，就使得靈台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好像靈台是帝王以天對話的地方，是帝王接受天命的場所，因此，靈台也就成了天命所有者的象徵，成了帝王的專用品。帝王也正好以此來加強自己的統治。姜子牙精通其中的奧妙，於是以修靈台作道具。有了靈台才可以請天命，有了天命才可以授姬昌，授了天命姬昌才搖身一變，由西伯變成了周文王。有了天命所授予的大王旗，造反才合理合法，才有號召力，才堵住了人民的嘴，才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場，才能夠在短短几年時間裡，使各諸侯國「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地統統歸順於周族，也才可能有了後來的觀兵孟津（演習）、會盟諸侯（檢閱）、大戰牧野（實施）、滅商成功（勝利）、分封諸侯（結局）各場戲。這就是呂尚對姬昌的包裝，也正是他們使用的「陰謀」和所修的「德」。這裡需要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裝神弄鬼的姜子牙自己從不迷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騙人，為了包裝文王姬昌的需要，為了抬高姬昌的「德」的需要。他所著的《六韜·王翼》說﹕「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多麼精闢的言論，這也是為姜太公自己的所作所為作的最好的注。《史記·齊太公世家》還說﹕「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台，遂追斬紂。」《論衡·卜筮篇》說：「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說苑·指武》說：「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為之道乎？』太公曰：『有道，王得眾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之。』」姜太公不信占卜，不信鬼神，他重視的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心向背。他深信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這就是他陰謀修德，並不顧後果地以裝神弄鬼來包裝文王的原因。商周之際的這場劇烈變革是姜子牙一手促成的，而我們從姜子牙的行為思想中可以發現，至少在姜子牙的時期，周族領導集團是不信神鬼的，都不是神迷的巫婆。我們說這些歷史背後的道理是想提醒我們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有關《周易》性質的問題。《周易》是一部周室王子的教科書，而文王、武王及姜太公這些人如果想教好自己的子女的話，傳授的應該是他們自己的真功夫，而不是他們本人都不相信的迷信方術。所以，我們不要將《周易》簡單地視為迷信書。事實上，正因為《周易》可能是真功夫，才被作為王室的專用品而不外傳。在後面的注釋中，我們還會看到，《周易》不僅不外傳，而且有高人給它鎖上了密碼，以至於後人幾千年來都沒能將其解開。二是有關《連山》和《歸藏》失傳的原因。文王和姜太公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大玩了一把瞞天過海、裝神弄鬼授天命的把戲，這種玩法雖然前有古人，如商王武丁的夢傳說，但他們玩得太大，並由此開了以天文知識愚弄全國百姓以奪取政權的先例，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後世的大多數起義者，如陳勝、吳廣起義，黃巾起義等或多或少地是對其伎倆的摹仿。正是因為此，當周族的統治者由在野黨成為當權者後，深知這種玩法的厲害，所以，從周初起就嚴禁民間學習天文，違者殺頭。後世的每個王朝建立之初，也都要重申這個規定。這正是《連山》和《歸藏》不見流傳，又時隱時現，「猶抱琵琶半遮面」的主要原因。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今後說《連山》時討論，現在回到主題。經過文王和姜太公陰謀修德、恩威並重的苦心經營，在十年的時間裡，周族的勢力範圍已經擴大為西到密（今甘肅靈台縣），東北到黎（今山西黎城縣），東到邘（今河南沁陽縣），南到長江、漢水、汝水三個地域，已經取得了商王朝三分之二的天下。這時滅商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但九十七歲的文王已等不來滅商的那一天，在公元前1051年逝世。王子發繼承王位，稱周武王。五、武王滅商《史記·周本記》載：「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於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逿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瀘、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於百姓，以奸軌於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於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誅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譬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於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衹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台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閩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丑，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文王逝世的第二年，武王觀兵於孟津，這是一場實戰前的演練。在當時「小國懷其德，大國畏其威」的背景下，姜太公規定了「後至則斬」的紀律，效果不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武王以「未知天命，未可也」為理由而結束了這次演練。實際上，武王和姜太公只是想檢閱一下自己陣營的實力，本沒有做好進軍的準備。演習的成功堅定了他們滅商的信心，剩下的只是一個時機的問題。據說，姜太公這時派間諜到商朝挑撥離間，以候其變。當商王政權的高層出現較大分歧，帝辛殺王子比干，囚太師箕子，少師又出逃時，武王一舉而滅商，這是武王繼位的第五年，即公元前1046年。武王滅商後，為了更好地統治全國，也為了感謝曾經幫助過周族的部落、方國及大臣們，而採取了論功行賞，分封諸侯的分封建國制度。這個制度也叫封邦建國，體國經野，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封建制度。這個制度是由周天子將特定的區域及區域中的民授予諸侯國君，諸侯又將自己的國土分封給自己的子孫。這樣層層分封，就形成了由天子諸侯、卿、大夫組成的各級首領，及嚴格的等級制度。這個制度與過去商王朝時期的部落聯盟制相比較，最大的特點是更緊密，更易於管理，也因此使得政權更為穩定。分封制的實質是權利的重新分配，而土地大小和質量及人口數量的多少是區別權利大小的關鍵。當時的受封者主要有三類人﹕一是姬姓宗室貴族及幫助周滅商的功臣，如武王之弟周公被封於魯，弟鮮封於管，弟叔封於蔡，遠戚召公奭封於燕，最大的功臣呂尚被封於齊等﹔二是歷代帝王的後代，如封神農的後代在焦，黃帝的後代封在祝，堯帝的後代封在薊，舜帝的後代封在陳，大禹的後代封在杞等。這些人都是根深蒂固的家族；三是依商滅夏時的慣例，封商帝辛的長子武庚為侯，以保存商的祭祀，安撫商遺民。但為了防止其造反，又將商地化分為三部分，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帶兵各據一部，以監視武庚，稱為三監。武王分封的區域和受封者相互的關係非常複雜，充分考慮了如何有利於鞏固周族政權，即「以藩屏周」的目的。分封制是由武王時期開始全面實施的一種新的國家制度，但它不是武王的創造，而是文王時期施行的井田制的放大。井田制和分封制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將權利、義務與土地、人口相聯繫，其目的就是強化社會組織，鞏固社會秩序，這也是周族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特點。在後面我們將談到，這個特點與《周易》書名的含義密切相關。如果說分封制與井田制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它們所實施的區域的大小有別。井田制是在周族內部施行的一種制度，而分封制則是推行到天子與諸侯之間，是周朝的一種基本制度。武王在位只有短短的八年。在滅商後的第四年病逝，長子成王涌繼位。這時發生了一件對周族歷史影響深遠的大事，就是周公攝政。六、周公攝政《史記·周本紀》載：「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叛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浩》，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人們一般將這段記載理解為﹕武王逝世時，成王年幼。周公擔心諸侯乘機叛亂，所以主動攝政當國，代替不懂事的成王行使天子的權利，而承擔起管理國家的重擔。果然就有管叔、蔡叔聯合商遺族的領袖武庚造反。周公於是奉成王命，殺武庚、管叔，囚蔡叔，貶霍叔，然後將商地一分為二：一部分封給微子以存商祀，建宋國。一部分封給康叔，建衛國。平叛後又回師洛陽，建新都。待天下太平，成王長大後，則恭敬地將治理好了的天下奉還給成王。自己不居功自傲，而是俯首稱臣。在成王的領導下，又助成王平淮夷之亂，安定全國。晚年時還一邊對包括成王在內的新一代領導人諄諄教導，一邊制禮作樂，建立了一整套周朝的國家制度，從而奠定了成王、康王二代數十年繁榮昌盛的基礎。以此種認識總結周公的一生，真可謂品德高尚，行為正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他平亂、建都、制禮、作樂，才完成了自古公亶父開始，歷經王季、文王、武王四代人為之奮鬥的滅商興周的大業，才奠定了周朝五百年江山的基業。後人就是這樣理解和評價周公的。在推崇周公的人中，以孔子為最忠心耿耿者。他在《論語》中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克已復禮。」他一生所遵從和推廣的就是周公制定的禮樂文化，他要復的也就是周朝的這個禮。也正是由於孔子的努力，周公的思想才不僅影響了二百多年的西周王朝，而且影響了孔子以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和歷史。或者說，中國人幾千年來的主流文化是由孔子創建起來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以周公為本的文化。周公就是這樣一個一直以聖人的形象，幾千年來活在億萬中國人心中的偉大的人物。但如果我們細讀《史記》及《尚書》等相關史料就會發現，周公在世的形象遠沒有如此高大。相反地，他是一個不太受歡迎的孤獨的強權人物，一個晚年有些悲慘和凄涼的失敗野心家。要看清這點，我們需要首先搞清如下一些問題﹕周公為什麼要攝政？攝政是否合理？攝政是否合法？攝政的行為對周朝的影響究竟是好還是壞？周公還政於成王是被迫還是自願？他晚年的生活是太上皇還是階下囚等等。我們現在還是來依《史記·魯周公世家》的記載為主線索，討論以上問題，以期重新認識一個真實的周公，也真切地感受一下那段精彩的歷史。 1、周公攝政的實質是篡權《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早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離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以上這段記載交待了周公攝政的原因。也就是說，周公擔心諸侯國欺負成王不懂事而叛亂。這個理由表面上看很高尚，為了國家和周族的利益而捨身替主。但這個理由靠不住，原因有三：一是「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的成王年齡靠不住；二是「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的理由不充分，缺乏依據﹔三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 的說法純屬強詞奪理、混淆是非，因為他們反的是周公的攝政行為而不是反的成王。武王死時，成王年齡究竟有多大？這個問題一直有爭議。《史記》說在「強葆之中」。人們一般將「強葆」一詞訓為「襁褓」，即包裹和背負嬰幼兒的包片和背帶。依此而論，成王的年齡當在三歲之內，但這顯然與後面所說「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及周公攝政「七年後，還政成王」的記載有矛盾。三歲之內的嬰兒發不了命，十歲內的小孩也還聽不了政。所以，「成王少，在強葆之中」一句有問題。如果我們以成王十五歲為最起碼的聽政年齡的話，減去周公攝政的七年，成王即位時年齡的下限當為八歲。成王是姜太公的外孫，而姜太公是文王被囚羑里時才加入周族集團，所以，武王娶姜太公之女最早也當在文王出獄之後。文王出獄後執政八年，武王在位八年，減去在娘肚子里的十個月，成王即位的年齡上限應為十五歲。《禮記》說成王「年十歲」，正好在八至十五歲之間，這個年齡應該是大致可信的。現在來了一個問題：司馬遷為什麼沒有發現這樣明顯的問題？也許是我們自己錯了，「強葆」不應訓為「襁褓」。強是強大、有力的意思。葆是草木叢生、茂密的樣子，引申為隱藏、隱蔽等義。「強葆」直譯就是被強大的力量所隱藏的意思。依此，「成王少，在強葆之中」一句的意思就當為「成王年幼，處於被強大的力量隱蓋之中。」依此理解本來就很通順，沒有必要將「強葆」訓為「襁褓」。那麼，這一股能夠隱蔽成王的力量又來自於那裡呢？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個問題，誰會畔周？《周本記》說﹕「周公恐諸侯畔周。」《魯周公世家》說﹕「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當時可能具有一定畔周實力的諸侯屈指可數，主要有姜太公、召公、周公、管叔、蔡叔、霍叔、武庚等，周公擔心那個諸侯畔周呢？依「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的說法，他擔心的好像是被鎮壓不久的商遺族反周。其實這是個大冤案，商族已經被解除了武裝兩年之久，而且有由管叔、蔡叔、霍叔掌握的強大的周族軍隊就地武裝管制，東有姜太公、周公統治的齊、魯兩國軍事武裝，西有成王的王師及召公的軍隊，還有眾多忠於周族的小國散布在商地四周，武庚統治下的商遺族這支死老虎是不可能有造反力量的。而淮夷之亂是從商朝開始就存在，與商遺族是不同的問題，也是周族當時尚未達到的地方，且其勢力主要在邊界附近，暫時不會對周政權構成大的影響。所以，說武庚造反不可信，將武庚和淮夷拉進來與管叔、蔡叔聯盟造反尤其不可信。畢竟管蔡與武庚是敵我矛盾，而與周公是內部矛盾。周公將武庚、淮夷之敵與管、蔡連在一起說，其真實的用意可能還是玩的「塞民於兌」的老把戲。他要殺反對自己的管叔，又沒有理由，只能借敵人武庚的頭作陪襯，以堵眾人之嘴。所以我們說，武庚造反可能是個大冤案。不僅武庚冤，管叔、蔡叔、霍叔更冤，因為他們反的不是成王，他們反的恰恰是周公及其攝政的行為，是因為他們認為「周公將不利於成王。」他們是主持正義，維護公道，為成王抱不平。或者說，如果沒有周公的攝政行為，也就可能沒有所謂的三叔之亂。而周公將他們的造反說成是他攝政的理由，是他預見了這種反叛才攝政，顯然是強詞奪理，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詭辯，是不能成立的。除以上幾股勢力外，在當時的諸侯中，還有二股勢力具有造反的潛力，這就是召公和姜太公。姜太公我們已經作了介紹，而有關召公的來歷資料甚少，主要記錄於《史記·燕召公世家》，其中說﹕「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關於召公的記載並不多，以上這段文章中有四條有用的信息：一是召公與周同姓氏﹔二是其勢力範圍在陝西以西，也即周族的老家周原一帶﹔三是成王時，官居三公之位﹔四是其人處事公道，方法得當，德高望眾。由這幾點推測，召公極有可能屬於周族背井離鄉時，留守在周原的那一支周族人的領袖。如果是這樣，周族遷回周原時一定得到了他及其前輩的大力支持，所以，他可能算是一個有恩於周族，且行為端正的地頭蛇之類的人物，是周王所倚重的家族領袖。也只有類似的人才有可能坐上三公的位置。《尚書·周官》說﹕「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邡，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依此規定，周朝的制度是王下面為三公，即太師、太傅、太保。他們對天子負責，是朝政的制定者，天子的保衛者和王令的傳達者。三公之下是冢宰，也即太宰，相當於後世的宰相、總理，是王命的執行者，天子的大管家。太宰下面是司徒、司馬、司空等文武百官。成王即位時，姜子牙為太師，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兼太宰。由於太宰一職的行政事務較多，所以，周公實際上是以行事太宰的職權為主，而獨立於王室之外。王室的實權因此由姜太公和召公掌管。依這種格局來理解「成王少，在強葆之中」這句話，「強葆」一詞顯然可能是指將成王隔擋在百官之外的姜太公和召公。以此也就可以認為，周公攝政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周王室的家族利益，為了王權免受召公和姜太公這兩個周王室之外的人左右。以此來讀《史記》，其記載就沒有矛盾了，這也應當是司馬遷的理解。但這是不是周公的真實意圖呢？還是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如果周公是為了維護周王室的利益而排除召公和姜太公二人，那麼，成王的眾叔，周公的眾兄弟就應該站在周公一邊，成為其攝政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對者，至少周公應努力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而事實是，沒有任何周公曾作此努力的記載，而且從周公攝政的一開始，就遭到了眾兄弟的反對，也就是《魯周公世家》所載：「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不僅如此，周公平三叔之亂首先是得到了召公和姜太公的支持。由此看來，這條理由也說不通。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史記》所說周公「恐諸侯畔周」的理由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看均不充分，有一定實力的諸侯都沒有畔周的跡象和理由。既然如此，周公攝政的行為就是不合情理的了。不僅不合情理，而且也還是不合法的。周族的君王繼承製一直是採用嫡長子繼承製，武王死後，其長子成王是合法繼承人。如果成王年幼，沒有施政能力的話，有兩種辦法可選擇：一是大臣輔佐；二是推舉能人攝政。而推舉攝政人又不外乎三種情況：一是武王生前委託；二是由周族權力集團推舉﹔三是依血緣關係排序產生。就目前的資料看，武王生病的時間較長，有足夠的時間安排後事，但沒有任何曾經委託周公攝政的紀載。所以，武王選擇的可能是大臣輔佐這條路。實際上就周族當時的權力結構而言，是非常適合於集體輔佐的。因為召公、姜太公是經驗豐富、德高望眾的老臣，但沒有多少實權﹔周公是實權人物，但兵權不太大﹔管叔、蔡叔、霍叔等人掌握著兵權，但離王城遠，又沒有政權，號令不了諸侯。這三股力量相互制約而得到平衡，一般說來，任何一方對成王的背叛都會遭到另二股勢力的打壓而失敗。所以這是一個對成王的王權穩定非常有利的結構，大概這也正是武王未指定攝政人放心而去的原因。周公攝政後又不得不還政於成王這一結局，也說明了這三股力量的平衡力對穩定王權是起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成王臨終時的安排，《周本紀》說：「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害怕自己的經歷在自己的身後重演，所以才在臨終前作了如此明確而慎重的安排。周公的攝政行為還可以由周族權力集團的推舉產生而合法。但從史料上看，不僅沒有過這種程序，相反地周公的攝政行為是遭到整個權利集團一致反對的。《史記·燕召公世家》：「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史記·周本記》：「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姜太公的態度不清楚，但依《魯周公世家》載﹕周公曾向召公和姜太公解釋攝政的理由，可見他也絕不會是支持者。不僅高層如此，從《尚書·大誥》的內容看，大臣和諸侯國的國君也不支持周公的行為。所以我們說，周公的攝政行為是違背了周族權力集團的意願的。如果按血緣關係排序又如何呢？《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 其中伯邑考早逝，所以由武王發繼承了文王的王位。如果成王年幼，必須按血緣關係推舉攝政王的話，應該由武王的長弟攝政。長弟是管叔鮮，周公只是武王的二弟。所以，以血統的排序來確定攝政王也輪不到周公。由以上三點分析可知：周公的攝政行為既不是武王的遺囑，也不是權力集團的推舉，更不是依血統的排序方式產生，所以說周公的攝政行為是完全不合法的。周公為什麼要冒天下之大韙而行此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呢？為什麼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而寧願成為眾矢之的呢？唯一合適的解釋只能是：他攝政是假，篡權是真。應該說周公在周族當時的權力集團中，是最具備這個能力和條件的。《史記·魯周公世家》載：「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維發、旦賢，左右輔文王。」《史記·魯周公世家》﹕史官替周公宣讀禱辭說﹕「……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以旦代王發之身。」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周公是周文王十子中能力最強者，而且他自視甚高，以為自己較武王的能力更大。所以，周公的個人素質已具備了為王者的能力是毫無疑問的。武王逝世時，周公官居太宰。《周官》說﹕「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他主管國家的治理，負責統帥百官，調劑邦國的任務，屬於周族最具實權的人物，也因此是最具備奪權條件的。這樣一個有能力和條件篡權的人物，加上遇到武王病逝，成王年幼這樣一個最佳的奪權時機，當然也就最容易讓野心家的權力欲膨脹。這大概正是周公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行此非理非法之事的真正原因。所以我們說，周公攝政的真正目的既不是為了維護周王室的利益，也不是為了維護成王個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他自己的一己私利。他攝政是假，篡權才是真。但周公篡權之路並不平坦，他低估了對手的力量。2、不平坦的篡權路周公攝政後，周族權力集團被明顯地分為三派：一是以周公為中心，主要由行政官員及諸侯國組成的權力集團；二是以成王為中心，由召公、姜太公所領導的周王室及外戚的勢力集團；三是由管叔、蔡叔、霍叔等武王眾兄弟、成王眾叔組成的軍事集團。周公的篡權行為要變得合法，就必須清除掉另二個集團的中心人物成王和管叔。因為此二人是依血緣關係排序的話，應排在周公之前的王位合法繼承人。兩人比較，掌握兵權的管叔對周公的威脅更大，所以周公攝政後，首先就將矛頭指向管叔鮮，要拿他開刀以除後患。為除管叔，他做了兩件事：一是向成王借旗幟﹔二是給管叔安罪名。《魯周公世家》說﹕「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周公乃奉成王命」這句話別當真。成王既然年幼他能下命令嗎？周公對成王如此恭敬他還用攝政嗎？既然已經攝政還需要成王之命嗎？這句話不過是想借成王的旗幟用一用，以堵眾人之嘴。他「興師東伐」前的動員令《尚書·大誥》說﹕「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周公招集的部隊都不願意參加這種兄弟相殘的戰爭，所以，周公要借成王之旗，這面旗幟是找召公和姜太公借的。二公之所以同意借旗，一種原因可能是權益之計，強權之下不得不借﹔二種原因可能是坐山觀虎鬥。周公借了王旗，還得借武庚、淮夷等周族敵人的名，只有將管、蔡的不滿上升到投敵叛國的高度，才能使周公的征伐名正言順。應該說這兩手都是對姜太公滅商計劃的活學活用，也是非常成功的實踐。周公的「平亂」很順利，或許是對手的士兵們敬畏王權，或許是士兵們都不願參與這場對他們自己而言毫無意義的戰鬥，或許是管叔們本來就沒有準備對抗等等原因，戰鬥的結局是一邊倒，對手的部隊基本上沒有抵抗，或就地投降，或望風而逃。周公於是殺武庚、管叔，囚蔡叔，貶霍叔。然後將商遺民一分為二：一部分分給武王滅商時投城的微子，建宋國以存商祭，一部分封給幼弟康叔封，建衛國。周公成功地解除了對自己威脅最大的管叔，但對成王的爭鬥卻出現了他意料之外的困難。《魯周公世家》說：「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作《饋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周公。」人們將這段話一般理解為：唐叔得到了一顆異株同穗的稀奇禾苗，以為是吉祥之兆，就送給成王。成王讓他送給在外東征的周公，周公接受後，就平定了東方的叛亂，然後寫了一首叫《鴟鴞》的詩回報成王，成王也不敢責備周公。依這種理解讀起來很費勁。「王亦未敢誚周公。」成王不敢責備周公，是不敢公開責備，心裡一定有不滿之意。他為什麼不滿周公呢？大概是因為《鴟鴞》這首詩。周公為什麼要寫這首詩呢？大概是因為成王饋贈給周公一株苗。如果成王真是好心獻給周公，豈不是熱臉貼上了涼屁股。所以，傳統的觀點對這段話的理解不通，我們要換一種思維方式來重讀這段文章。「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這句話的意思很明白﹕唐叔得到了一株奇異的植物，就將其作為珍寶送給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作《饋禾》。」這段話有問題。成王年幼，可能還想不到要嘉獎周公，況且成王對周公的行為一直是心懷疑慮，也就不可能誠心誠意地送寶於周公。所以，這裡的成王讓唐叔轉送給周公的主意只能是召公和姜太公的點子。召公和姜太公為什麼要送這麼一件寶物給周公呢？原因就在這顆植物的特異性上。這是株「異母同穎」的植物。「穎」即植物的頂端。「異母同穎」即下面有二個主桿而上面卻合為一體，在張家界、黃山等風景區有類似的樹，稱為合歡樹。二公送周公這麼一件寶物其實是借題發揮，暗示周公，他們要為成王要權，周朝的這個天下不能由周公一人說了算，至少應該由成王和周公共同主持。「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周公將成王讓唐叔轉送的異禾視為「命禾」，即傳達王命的禾，而不是一件普通的贈品，可見他懂得召公和姜太公贈禾的含義。上一句「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也是一個雙關語。表面聽起來是說唐叔到周公當時所在的東方轉交贈品，其實是暗示分而治之，周公主東的意思。或者說，召公和姜太公向周公傳達的是王城己經由成王主政的信息，是明確告之周公﹕不能再回王城。周公這時的處境其實不妙：身處三叔及商的勢力範圍，難於得到民眾的支持﹔東邊是尚未平息的淮夷之亂﹔而西邊的根據地又傳來了政變的消息。姜太公和召公之所以選擇在這個時機為成王要權，除他們乘周公在王城的勢力較弱之時控制了王城局面外，看中的可能也正是周公當時的困境。周公對當時的處境是清楚的，對召、姜二公的勢力和才能更是不敢輕視，所以，他選擇了先站穩腳跟這條路。「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周公。」 「東土以集」，東部地區已經被全部收服。表明周公已經站穩了腳跟，有了自己穩定的地盤。依《尚書·金滕》「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的記載，這個時間用了二年。立足已穩後，周公給成王寫了一首名叫《鴟鴞》的詩。這首詩被孔子保留了下來，即《詩經·豳風·鴟鴞》，全文如下：「鴟鴞！鴟鴞！即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這首詩直譯成白話就是：貓頭鷹啊！貓頭鷹！已經抓走我的孩子，不能毀壞我的家。恩愛呀，辛勤呀，生養孩子多麼可憐呀！趁著天還沒有下雨，取那邊家鄉的泥土，修繕好我的門窗。如今你這些手下的人啊，也可能要來侵害我。我的手上沒有足夠的材料，我去揪那開了花的茅，我去積攢沒人要的小草。我的嘴已經累病了，唉！我沒有安定的住所。我的羽毛凋零，我的尾巴殘破，我的破屋搖搖欲墜。在颳風下雨的飄搖中，我只能發出驚恐的鳴叫。讀這首詩的感覺好像很凄涼，其實詩中充滿了殺機。正確地理解這首詩一定要注意其歷史背景和《詩經》的所謂比、賦、興的寫作手法及特點。其中，第一段的大意如果意譯應為：「王權我可以不要，但你們不能阻止我回家。為了取得周族現在的這個王權，我辛勤努力，付出了很多，不容易啊！」這是在對成王擺功勞，倚老賣老。理解這段詩關鍵是要理解子字的含義，這裡的「子」字，是比喻周族滅商後產生的新政權，即王權。他的含義以我們現在所說的「新生的政權」的意思相同。第二段如果意譯應為﹕「乘著你們還沒有攻擊我，我還握有兵權的時候，我要在你們所佔據的我的故鄉找地方修好我的王城。但你的手下人啊！可能要欺負我，不讓我完成。」這段話中的「桑土」指故鄉的土，「桑」和「梓」一直是古代故鄉的代稱。「女下民」指成王的太保召公和太師姜太公。當時的召公在王城統率王師，保衛成王，而姜太公已經到齊國就封，並著手夾擊周公。第三、四兩段的大意是說﹕我這麼做是不得己而為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我給你們解釋得嘴都病了，你們還是不相信我，還是不讓我回家。我可憐啊！人到晚年卻還沒有一個能遮風擋雨的家。周公為什麼要寫這首詩給成王呢？當時的周公已經平息了東面的叛亂，想回到京城去又被拒絕。所以想另立山頭，築一個新的王城，寫這首詩就是在告知成王﹕既然你們不讓我回京城坐王位，我就不要這個王位好了，我另起爐灶。周公的這種行為其實是在給成王出難題。在此我們需要先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政治的手段問題。前面我們曾經提到姜太公所說的一段話：「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憂之教。」這說的就是政治家的手段。通俗一點說就是﹕政治家要學會搞兩面派。周公想篡權，但又怕天下不服，所以就說我只是代成王攝政。召公想為成王要回權力，就送周公雙桿禾，也沒有公開王室的矛盾。周公現在作這首詩告知成王，他將要築王城，無疑是威脅成王將向天下公開王室的這個矛盾。而一旦公開，成王肯定很難堪，那有一國兩都的道理。所以，成王對周公的這首詩及詩中的威脅很不滿，但又不好發作，因為是成王贈「命禾」任命的「二王」。因此才有了「王亦未敢誚公」，成王也不敢責備周公的話。政治家們的這些戲都是在桌下演的，不能拿到桌上來。這就像兩個調皮的孩子與父母同桌吃飯時的情形，兩人在桌下一人踢對方一腳來，踢輸的一方最後的招數就是告狀。在此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就是這首詩本身也是周公篡權的主要證據，因為，周公本來是魯國的封君，魯國才應該是他的家，所以不存在沒有歸宿的問題。他非要回王城不可，甚至新築一個王城，目的無非是看中其所象徵的王權。周公說得到也做得到，這就是洛邑的產生。「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周族有二個王城：一是在今西安附近的豐（鎬）﹔二是在今洛陽附近的洛邑。豐（鎬）是周武王滅商後，為了更方便統治新王國而建的王城，從周武王開始，西周二百多年的十多個王全住在豐。而洛邑是周公所作，其建築規模全部是按王城的標準建設。建成後，成王也象徵性地去過一次，還主持了開城的祭祀儀式。對此《尚書·洛浩》有詳細記載。但讓歷史學家們頭疼的是：為什麼周公勞民傷財地建起王城後，周朝的王城卻並沒有搬遷？甚至查不到周族曾經有過搬遷的打算。它僅僅只是周公的居所。難道成王、周公等領導人將這麼大的事當成兒戲？這樣解釋顯然說不過去。其實洛邑的產生正是周公贈詩成王后的結果。成王收到周公的《鴟鴞》詩後，雖然不高興，但也不敢責備周公，所以只能同意周公按王城的標準建洛邑。當然，為了挽回面子，又不發生雙方均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他們一定動了不少腦子，作了很多「外交上」的努力，而達成了一些協議。從以上記載及《尚書·洛誥》所述來看，表面上還政於成王以換取對周公主東的公開承認，應是該協議的主要內容。當然，這個協議要換一種說法。這就是《史記·燕召公世家》所說的：「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這種政治格局是完全違背周族的封土建國制的，所以，所謂「召公主西」的說法不過是為成王撿面子的說法，又是「堵嘴」的伎倆，實際上是成王和周公東西分治。在《洛誥》中，成王也說得很清楚，他對「還政」後的周公說：「我二人共貞。」這句話一般譯為﹕讓我們二人共同承當這一吉祥。這樣譯法未能理解「貞」字的含義。貞的本義應為主持、判斷等義，而不是占卜（參乾卦注釋）。這句話正確的譯法應為﹕讓我們二人共同主持朝政。成王與周公達成的這個交換協議，在當時看來應該算是一個雙贏的協議。對周公而言，能夠掌握由天子公開承認的大半個江山的實權，並同意築王城規模的洛邑作為居住地，他己經心滿意足，總算沒有白「攝政」（篡權）一場。而且如果與成王公開叫板，他並沒有十分勝算的把握，他深知王權本身的重量，他打的仍然是成王的旗號，他也清楚召公和姜太公的份量，他的精力也已經有限。對於成王而言，能從已經被周公奪去的政權中要回一半，而且得到了周公不奪王城豐的承諾和表面上對成王王權的承認，即「還政於成王」，無疑是一個較大的勝利。當然，對成王而言，這仍然不過是要回旗幟的權益之計。旗幟一到手，周公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了。《魯周公世家》載﹕「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這段記載我們從「及成王用事」開始說，前面的那段故事我們在下一段再分析。「成王用事」當然是指周公居洛，還政成王之後。「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有人說周公的壞話，所以周公就逃到楚國避難。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從來就沒有人說他的壞話一樣，而其實從周公攝政以來，就沒有人說他的好話。所以，周公的逃亡與有沒有人說他壞話沒有關係，問題應該出在周公不該還政於成王。成王用事後，都做了那些工作來削弱周公的權力？我們已經很難知曉，但有一件事卻有記錄，這就是《史記·齊太公世家》所載：「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到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成王賜太公征伐權，肯定是周公還政於成王之後，因為周公攝政期間，成王沒有這種權力。征伐權是一個很重要的權力，實際上它就是王權的代理權，姜太公的齊國因為獲得了這個權力而興旺，周族也是因為當時得到了商王所賜的這個權力而稱霸。周公主東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征伐權。有了這個權就可以控制下屬各國，就可以得到相應的各項利益。這裡來了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成王要給姜太公這個權力？表面上看來是為了安寧淮夷，而實際上這是在削弱周公的權力，在擠兌周公。因為齊國可征伐的地域屬於「周公主東」的權力範圍。而且齊國與周公的封地魯國為近鄰，給齊國征戰的權利，顯然是與周公過不去，甚至可以說這就是在向周公下戰書。周公正是在成王、召公及姜太公等人的逼迫下，深感自身難保不得不選擇了逃亡之路而奔楚。至此，周公篡權的這條不平坦的路才算是走到了盡頭。3、將功補過，得以善終周公逃亡楚國的情況，史書上沒有詳細的記載，但逃亡的處境總是不好受的。《詩經·豳風·九罭》描寫的可能就是周公的逃亡。全文如下﹕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綉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譯成白話大意為：捕小魚的網中，困住了大魚鱒和魴。我遇到的這個人，身著天子的龍袍綉裳。大雁只能貼著小洲飛翔。周公想回家而沒有住所，請你再住一宿。大雁只能貼著陸地飛翔。周公想歸家卻不能實現，請你再住一宿。是因為他穿著龍袍啊！才不讓我們的周公回去啊！不要使我的心裡悲傷。依《魯周公世家》的記載，周公奔楚後，成王看到了周公曾經求神代成王受過的祝冊而接回了周公。周公流亡後，成王又派人將周公接回是沒有問題的，但接回的理由卻有問題。原因有三：一是成王年少時由周公攝政，成王不可能在執政上犯錯誤，也就不可能犯「天懲」的病，當然也就用不著周公來替罪；二是從武王伐紂遇凶兆而仍然按計劃執行的史實中可知，呂尚、武王、周公等這一代領導人是不信鬼神的，即使過去信，通過武王伐紂一事也不應當再信；三是這個故事與前面所說的周公曾為武王求神代過的故事完全一樣，而這兩個故事都是在周公篡權失敗流亡後才被發現出來，而不是故事發生時的流傳，其真實性不可靠，有杜撰之嫌。由此，我認為這是二個虛假的故事。至於是誰編造的？有多種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它與成王接周公回來的理由有關。成王為什麼要接周公回來，準確的原因已經很難知曉。可能是他接受了周公編造的攝政理由﹔可能是他被周公及支持者編造的「真誠」故事所感動；也可能是同情心使然﹔但更可能的還是政治的需要，是權謀的需要。周公攝政的七年是內訌的七年，通過這七年的爭鬥，究竟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呢？周公攝政之初，周朝的權力集團分為三塊：一是周公的官僚集團；二是管叔、霍叔、蔡叔的軍事集團﹔三是以成王為中心的召公、姜太公的王權集團。這三個集團都是周王室的勢力。但經過七年的內爭後，到周公還政於成王前後，周朝的實際權力分別由召公、姜太公和周公三股勢力主宰，屬於周王室的只剩下不到一半。可見周王室的內爭時期，真正從中獲利的是召公和姜太公，而王室的權力卻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當周公被迫流亡後，擺在成王面前的是一個難於收拾的局面：召公和姜太公的勢力因為沒有?/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