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記: 從前評《秋水堂論金瓶梅》

本文來自豆瓣網友: 夏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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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

（好多舊文還得到網上翻出來，先貼下回頭再檢查：）

無論如何，這是一部意義特別的《金瓶梅》研究專著。其特別不僅在於，在學術研究日益西化、外部化、專業化的今天，此書卻以「逐回評論」的形式回歸了更體貼入微、也更需耐心的中國傳統，而且在於，在某種程度上，她代表著長期被壓抑了「聲音」的女性讀者，終於對這部奇書發出真正屬於「女性」的讚歎。固然，《金瓶梅》毫無疑問是一部關於女人的書，然而也似乎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其只被男人談論的命運。在書中足以「顛倒眾生」「引生導死」的女人，在現實中，卻或被男性當然地排除在讀者範圍之外(如張竹坡言「《金瓶梅》切不可令婦人看見」)或因文本自身的曖昧與所謂「不潔」，而每每被女性自己有意無意地避開了去。身為女性倘不愛《紅樓》，似乎都當不得一個「女」字，身為女性而大談《金瓶》，則多多少少帶上了不尷不尬的意思。於是，在書中是爭妍鬥豔、沸騰到極點的「惡之華」，在書外卻是女性「視野」的萎縮與黯淡無光。在這個意義上，田曉菲的這部《秋水堂論金瓶梅》堪稱一次難得的「放膽直言」。

作者開卷就拋出甚為大膽的論斷：「《金瓶梅》實在比《紅樓夢》更好」，似乎有悖於通常已屬不爭的「文學常識」。然而這並非故做驚人之語，亦非簡單的翻案文章，其後正是作者全書的立意所在。蓋自西方小說理論於現代引渡到中國，幾代學人心懷文學現代化之焦慮，無不返身古代，著意重繪堪與西方同構的文學史圖景，以求得理直氣壯之現代「正名」。舊有的寥寥幾部「長篇小說」，於此，便被學人們欣喜地搜檢了出，如同梁山泊好漢之排定座次，一一納入早已人為設定的小說「發展」體系。位於水滸之後，紅樓之前的金瓶梅，基本被定位為所謂寫實主義的開端，真正偉大經典《紅樓夢》的粗糙而惡俗的雛形。在現代小說觀念的審視下，被袁宏道贊為「雲霞滿紙」的《金瓶》，幾乎成為小說技法低劣與可笑的典範，如韓南稱「《金瓶梅》的主要人物，最多只屬低等模仿層次」(《韓南中國小說論文集》)，夏志清稱「從文體與結構觀點而論」《金瓶》乃是「最令人失望的一部」(《〈金瓶梅〉新論》。在此種嚴苛的判定下，《金瓶》存在的全部意義，似乎便只在為中國小說的發展開啟了通向《紅樓夢》的道路。「從《金瓶梅》到《紅樓夢》」，不只成為文學史的慣常敘述，幾乎也代表了人們心中的定評，彷彿歷史天然的邏輯走向。對於一部曾被目為「天下第一奇書」的「橫空之作」，這樣的輕視顯然極不公平。本書序中，作者便以其與《紅樓》方方面面的對比，「褒金貶紅」，著意突出《金瓶》自身的傑出。然而也正如作者自己承認，「這兩部奇書是相輔相成的」，「《金瓶梅》實在比《紅樓夢》更好」，這一判斷其實並不必要過分落實，毋寧說，它是意在提醒我們將此一部蘊含「無限煙波」的奇書，從機械的歷史進步論中抽離出來，而回復它原本自足，且浩瀚如海的旖旎「春色」。

事實上，「金紅之辨」由來已久。蓋自《石頭記》流入坊間，明眼人多一眼看穿其與《金瓶》的淵源。或強調二者立意、文法的一脈相承，如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讀法》稱「《紅樓夢》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演冷熱，此書亦演冷熱。《金瓶》演財色，此書亦演財色。……」《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本第十三回眉批亦道：「寫個個皆到，全無安逸之筆，深得《金瓶》壺奧。」或以俗雅、穢蕪與潔凈區分二者之高下，如諸聯《〈紅樓夢〉評》言：「書本脫胎於《金瓶梅》，而褻漫之詞，淘汰至盡。……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直到近代，尚有曼殊強調「論者謂《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乃是《金瓶梅》之倒影雲，當是的論。」此類說法多就「文心」而言，而《紅樓夢》作為後來之承繼者，其「略勝一籌」便自不待言。近世的新文學幹將胡適乾脆指摘《金瓶》殊不高尚，毫無美感(《答錢玄同》)，錢玄同則雖也認同「語其作意，實與《紅樓夢》相同(或謂《紅樓夢》胚胎此書，蓋信)」，仍忍不住要嘆息其「描寫淫褻太甚，終不免有『淫書』之目。」(《寄胡適之》)只有陳獨秀持一家之言，讚歎「此書描寫惡社會，真如禹鼎鑄奸，無微不至，《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而文章清新自然，遠不及也。」(《答胡適》)但一來，此只就文筆論，二來，斬釘截鐵地判定書中世界為「惡社會」，也不免失之意識形態的嚴厲。

與前人不同，本書以醒目的「金優紅劣論」發言，旨在凸顯的卻是二者迥異的「精神世界」。作者認為，相對於《紅樓夢》以大觀園隔出的「清凈地」，《金瓶梅》乃是不折不扣混沌的「人間世」。《紅樓夢》只將「認同」給予「純潔」少年的世界，近乎虛偽的「詩意」背後，乃是對「現實世界」的厭惡與完全否定，某種意義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殘忍。《金瓶梅》則毫不避諱、不虛美、亦絕不「輕薄」地將整個活生生、亦是血淋淋的「成人世界」和盤托出，「血淋淋」的背後是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深深悲憫。在這個意義上，《紅樓夢》更近於「通俗小說」，而《金瓶梅》才是真正的「成人小說」、「文人小說」。不同於《紅樓夢》浮雲般的夢境許諾，《金瓶梅》呈現出的，既是大地一樣黝黑的塵土世界，亦是大地一樣寬廣的佛家情懷。

宇文所安在序中稱《金瓶梅》是一部「宗教文本」，作者亦一再強調瀰漫《金瓶》全書的，對於人性的寬容與慈悲，令人想起清人張潮就慨嘆：「《金瓶梅》是一部哀書」。早先孫述宇先生亦已比較《卡拉馬佐夫兄弟》與《金瓶》，稱《卡》書中「神父的慈悲是基督的慈悲，金瓶里的慈悲則來自佛教」，認為「作者之命名小說，也是向人生的苦致意。」(孫述宇《龐春梅：〈金瓶梅〉的命名》)。陳世驤先生曾稱《天龍八部》為「悲天憫人之作」，「書中人物情節，無人不冤，有情皆孽」，「書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處藏著魍魎和鬼蜮」，背後卻「籠罩著佛法的無邊大超脫」。與之相比，《金瓶》的世界甚至都沒有那樣傳奇式的決絕與超拔，有的只是失了知覺的下墜，沼澤式的溺死，幾乎沒有「朗朗」，只是魍魎與鬼魅，徹底齷齪、沉淪的世界。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黑暗之中，間隙透露出的人性的光亮，令我們獲得深切的感動。沒有人有得救的機會，正如我們在現世中，又何嘗有超脫、得救的可能。也正如宇文所安在序中所說，「我們和西門慶、潘金蓮，比起賈寶玉、林黛玉，其實離得更近。」以此種更具「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金瓶》對人性的深掘，正是這部《秋水堂論金瓶梅》的用意所在。

在此基本的視角下，作者便對長久以來眾說紛紜的「詞話」與「繡像」版本之爭提出自己的見解。不同於大多數學者對「鄙俚」「拖沓」的詞話本的推崇、對「文雅」「簡凈」的繡像本的貶抑，作者通過對二者題旨命意、敘事結構、人物刻畫的比較，獨樹一幟地強調繡像本的「慈悲」與「美」。事實上，全書對《金瓶》原文的逐回評點，亦貫穿著對這兩大版本文本的比較與分析。而兩個本子所引詞曲的差異，乃是其中重要的關節。作者對此的分辨，甚是用力。在此之前，夏志清先生曾對金瓶梅中詞曲的引用極為不滿，認為「《西遊記》中的詩詞，每一首都是配合描寫情景的創作，而《金瓶梅》的作者只把詞曲抄進小說中，時常煞費心計，實際適合使用這些詞曲的情景，從某種意義而言，這部小說差不多是一部納入一種敘述結構的詞曲選。」並批評「這類詞曲」「除了賦予小說與倦怠、色情的詩的氛圍外，對於小說的功能並無絲毫裨益。」(《〈金瓶梅〉新論》)作者在這個問題上則「反彈琵琶」，認為，《金瓶梅》恰恰「通過把古典詩詞的世界進行『寫實』而對之加以顛覆。」譬如本該「風雅」的對局後便「美人啖豬頭」，甚是幽靜的「撥弦弄音」後，便繼之以對僕人的惡言打罵，此種被夏志清視為「極不連貫」的描寫，在作者看來，卻正是《金瓶梅》的偉大所在，正因它「將平面的美人化為立體」，表面的滑稽與不協調，適足折射出人物性格的複雜稜角。被夏志清視作「多餘」，或被多數學者目為過分「文人化」與正文不符的繡像本詞曲，在作者看來，卻實在是原書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它提供了整個作品「抒情詩的美」，使得與之對照的那個「現實」世界更為深厚，這才是真正動人而不單薄的力量。在其後每一章節的細密剖析中，作者更將回目與正文從「色」、「香」、「味」諸種角度一一細讀，在在呈現它們如何交相輝映，參與到《金瓶》美學世界的建構。這不僅體現出作者更為「現代」的文體意識，更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古時文人對《金瓶》的傳統讀解，即，將《金瓶梅》更作為一部「大」書，一個不容分割的整體去看待。譬若寫「春」，有含羞的花朵，卻也必要有斜伸到牆外的「猗枝」，有小姐打鞦韆，卻也必要有不解風情的婆子支著腰罵架，方才成就真正潑辣的「滿園春色」，成就真正「擲地有聲」的「人間」。依照現代小說理論，宇文所安序中亦引了的巴赫金的「眾聲喧嘩」相佐證，倘依古人的眼光，則《金瓶》本就是整一篇奇「文」。夏志清先生曾指責《金瓶》「包括過多的詞曲與笑話，民間傳統和佛家故事，經常損害了自然主義敘述肌理組織」，但正如孫述宇所說，這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了作者「異常的生命力」，「這生命力表現為對世界與人生的無限興趣」，正因為「對人性存著一般強烈的好奇」，「對人的心靈的各種各類反應都極感興趣」，書中才不但「包含了許多醫卜星象三教九流的活動，還抄錄了許多詞曲、寶卷、乃至書札、公文和邸報。」(孫述宇《金瓶梅的藝術》)作為典型的「雜陳」的文本，《金瓶》本身包羅萬象，倘以所謂現代的小說理念去度量，難免失之狹隘。孫夏二人的觀點或都可商榷，但作為一部獨特的文學作品，顯然有權要求更切近的「理解」，而非概念先行的無情批判。通觀田曉菲的這本書，正在力圖撇卻理論、意識形態的諸多成見，力圖以《金瓶》作者對待書中人物的同樣的「尊重」，將這一「活色生香」的天地，儘可能寬容地層層鋪展開。

作者在《一枝倒插的梅花——關於〈秋水堂論金瓶梅〉》一文(《書城》2002年第10期)中，企盼讀者能不辜負了《金瓶》這一驚世之作「深藏在瓶底的」「寒冷逼人的芬芳」。的確，以「平常心」細細品味《金瓶》作者之「錦心繡口」，不能不讚歎這一奇書固是張竹坡所言「市井文字」，非《西廂》之「花嬌月媚」文字，卻由此更見俗世的熱鬧與絢爛，而其「文章之美」，亦恰如五色錦鍛，錯采鏤金，便偶爾不留神走了線，挑了絲，也不過如自家丈夫偶爾蒙了心，糊塗竄到鄰家去，待拽著耳朵拎進家門，丈夫也還是好丈夫——那旁逸斜出、亂了針腳的地方，也正還是活潑潑的好文字。與《紅樓》夢境般的「清」氣不同，《金瓶梅》常常予人這樣家常的「親切」感，而這也是本書帶給讀者的感覺。有學術深意——且看作者貫穿全書的對兩大版本的細緻分析、比較和評判。有獨到的鑒賞——憑藉專業古典文學訓練，作者以「詩」的敏感，一一剝出原書每每為人忽視的「詩意」與「詩心」；誠如張竹坡所言，為「如此妙文」次第「遞出金針」，卻決非冷冰冰的「高頭講章」，更非「但取我需」的「外圍殲剿」。有感於《金瓶梅》研究長期的遊走於外線，作者立意「專註於文本自身」，並加諸甚是瀟洒的自在發揮，如張愛玲言自家寫《紅樓夢魘》，正是一路引人入勝的「長途探險」(張愛玲《〈紅樓夢魘〉自序》)。作者說來有「趣」，讀者觀之亦有「趣」，隨時可以進入，亦隨處可以折返，這使得此書成為堪與原書對讀的「小說之『小』說」，足以引得同道中人為之「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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