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風格流派介紹九

文學風格流派介紹九

45、陽湖派 46、同光體 47、漢魏六朝詩派 48、晚唐詩派

49、湘鄉派

45、陽湖派

　　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散文流派。當桐城派散文在文壇影響極盛之際，陽湖文人惲敬、李兆洛，武進文人張惠言（陽湖、武進二縣皆屬今江蘇常州），接受桐城派影響的同時，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張，世稱陽湖派。

　　惲敬本好先秦法家和宋代蘇洵的文章，李兆洛、張惠言本治漢賦和駢文。他們接受桐城派的主張，致力於唐、宋古文，但張、李又主張文章要合駢、散兩體之長；惲敬又主張兼學諸子百家。惲敬說：「百家之敝當折之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大雲山房文稿二集》自序）想以此補救桐城派行文單薄和思想上專主孔、孟、程、朱的弊病。他對桐城派作者有不滿,如評方苞文「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上曹儷生侍郎書》），評劉大櫆文「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大雲山房言事》)，評姚鼐文「才短不敢放言高論」（同前）等。但他自己的文章，也有比較駁雜和矜飾的缺點，不如桐城派那樣雅潔自然。陽湖派的主張，不象桐城派那樣拘謹狹隘；他們的作品，與桐城派互有得失、短長，並不能真正超越桐城派。由於惲敬、張惠言曾受桐城之學，故文學史家也有把陽湖派看作是桐城派的旁支。

46、同光體

　　近代學古詩派之一。「同光」指清代「同治」、「光緒」兩個年號。光緒九年（1883）至十二年間，鄭孝胥、陳衍開始標榜此詩派之名，說是指「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但「同光體」的一些開派作者，在同治末年(1874)，沈曾植才年24，陳三立年23,陳衍年19,鄭孝胥年15，都尚未成名，詩亦尚未能自成一體。保存在他們詩集里的作品，是光緒中期以後所寫，陳三立詩集編年則始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所以「同光體」之稱，並非完全確切。

　　清代詩人「不墨守盛唐」的，不始於同光體。同光體的特點是，主要學宋；也學唐，是趨向在中唐的韓愈、孟郊、柳宗元,而不是盛唐的李白、杜甫。同光體詩,分閩派、贛派、浙派三大支。三派都學宋,而宗尚也有不同。閩派陳衍主張詩有開元、元和、元佑「三元」之說，謂「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石遺室詩話》)，重點在宋,他自己學楊萬里;鄭孝胥學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陳寶琛學王安石；沈瑜慶學蘇軾；後一輩林旭學陳師道;如李宣龔等則又是「直效海藏(鄭孝胥),未必效海藏之所自出也」(《石遺室詩話》)。贛派代表陳三立，學韓愈、黃庭堅，直接繼承宋代江西派，後繼者夏敬觀、華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於梅堯臣、陳師道諸家。浙派代表沈曾植、袁昶，都是學謝靈運、韓愈、孟郊、黃庭堅的，沈氏提出詩有元嘉、元和、元佑「三元」之說。這派上承清中葉秀水派的錢載,影響不大。沈氏詩弟子金蓉鏡,具體而微。范當世學黃庭堅,陳曾壽學韓愈、李商隱、黃庭堅,俞明震學陳與義。不屬於此三支，而一般也認為是「同光體」的詩人，「同光體」詩人的詩，早期還有些主張變法圖強、反對外國侵略的較好內容，而較多的則是寫個人身世、山水詠物。清亡以後，大都表現復辟思想。

　　同光體主要學宋的詩風,所以能在清末泛濫起來,原因是清代神韻、性靈、格調等詩派，到道光以後，已經極敝。「夫口饜梁肉，則苦筍生味；耳□箏笛，斯蘆吹亦韻」（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論詩書》）。所以同光體易於轉移人們的耳目。而這一派詩人的自我標榜與廣泛宣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關鍵人物是陳衍。他在清亡後發表《石遺室詩話》,選《近代詩鈔》,更有不少朋友和學生奔走其門，同光體因此風靡一時。其鄉人林庚白早年學同光體，後來終於擺脫。他深有感慨地說：「民國詩濫觴所謂『同光體』，變本加厲，自清之達官遺老扇其風，民國之為詩者資以標榜，展轉相沿，父詔其子，師勖其弟，莫不以清末老輩為目蝦，而自為其水母。門戶既然，於是此百數十人之私言，淺者盜以為一國之公言，負之而趨。其尤不肖者，且沾沾自喜，以為得古人之真，其實不惟不善學古人，其視清之江□、鄭珍、范當世、鄭孝胥、陳三立，雖囿於古人之樊籬，猶能屹然自成一家之詩，蓋又下焉。」（《今詩選自序》）這是同光體詩人的反戈一擊。

早在陳衍標榜同光體的光緒年代，其同鄉友人林紓也已加以非議。他在《旅行述異·文家生活》識語中指出：「至於今日，則又昌言宋詩，搜取枯瘠無華者，用以矜其識力，張其壇坫，……揭麾舉□，令人望景而趨，是身以齊人，屈天下均齊語，身為楚產，屈天下皆楚語，此勢之必不至者也。」民國初年，「同光體」詩風，又侵入了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掀起了一場贊成者與反對者的鬥爭。柳亞子為此把「同光體」的追隨者朱璽驅逐出社。然朱璽輩是不在陳衍諸人話下的人，打擊朱璽，並不能使「同光體」退出詩壇。加以「南社諸子，倡導革命，而什九詩才苦薄。詩功甚淺，亦無能轉移風氣」（林庚白《今詩選自序》）。直到陳衍的32卷《石遺室詩話》出版的次年(1930)，持有詩界革命觀點的金天翮，在《五言樓詩草序》中，進一步指斥同光體詩人「標舉一二家以自張其壁壘，師古而不能馭古。……又其甚者，舉一行省十數縉紳，風氣相囿，結為宗派，類似封建節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喑，摧盛氣而使之絀，纖靡委隨，而後得列我之壇坫，卒之儇薄者得引為口實，而一抉其樊籬，詩教由是而隳焉。」這是對同光體最後的有力的抨擊。到1937年秋日本帝國主義者全面入侵的時候，陳衍病死於南，陳三立病死於北，次年，鄭孝胥死於偽滿洲國，同光體詩派至此而告終結。

47、漢魏六朝詩派

　　近代以漢魏六朝詩為標榜的擬古詩歌流派。主要代表人物為王□運、鄧輔綸。

　　王□運論詩注重「家數」，提倡「摹擬」（《湘綺樓論文》），而平生專精緻力之處，則在追摹漢魏六朝。近代陳衍說:「湘綺五言古沉酣於漢魏六朝者至深,雜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蓋其墨守古法,不隨時代風氣為轉移，雖明之前後七子無以過之也」(《近代詩鈔》)。

　　鄧輔綸(1828～1893)，字彌之。湖南武岡人。咸豐元年（1851）副貢生，官浙江候補道。有《白香亭詩》。他早年即與王□運結識，相互唱和。陳衍說：「彌之詩全學選體，多擬古之作。湘潭王壬秋以為一時罕有其匹，蓋與之笙磬同音也，但微覺千篇一律耳。」他的和陶詩，頗能得陶詩韻調。

這一派詩人還有陳銳、程頌萬、高心夔等。陳銳字伯□。湖南武陵人。王□運弟子，初學漢魏選體，中歲以後，則不為所囿，頗能自立。程頌萬，字子大。湖南寧鄉人。詩學古樂府六朝，但下及中晚唐李賀、溫庭筠、李商隱。高心夔，字伯足，又字陶堂。江西湖口人。詩的功力甚深，不下於王□運、鄧輔綸，五古追蹤陶（淵明）、謝（靈運），七古以學杜（甫）為主，但都不拘執於形貌，而取其神理，故遣詞造語頗多生新創辟之處。

48、晚唐詩派

　　標榜學晚唐詩的近代詩派。領袖人物為樊增祥、易順鼎。他們著重學習晚唐詩人李商隱、溫庭筠、韓□，從韓□「香奩體」入手,好作艷體詩,追求對仗工巧，隸事精切，詞采富艷,詩風典贍華靡,工整綿麗。樊增祥自稱「性耽綺語」,「學詩自香奩體入」。學詩之初,「積詩千數百首，大半小倉（袁枚）、甌北（趙翼）體，其餘皆香奩體也」。又說「三十以前,頗嗜溫、李,下逮西□，即《疑雨集》、《香草箋》，亦所不薄」（《樊山全集》續集第26卷）。易順鼎詩以「近於溫李者居多」，「以學晚唐者為最佳」。近體詩「惟以裁對鮮新工整為主」，晚年「益縱情於舞榭歌場」，詩「多冶遊之作」（陳衍《石遺室詩話》）。屬於這一派的主要詩人還有三多、李希聖、曹元忠等。

　　三多，字六橋，又署鹿樵、可園。滿人。曾官綏遠、奉天都統，杭州、庫倫駐防大臣。為樊增祥詩弟子，工於隸事，極似樊。所不同者，詩多邊地莽蒼之氣，善以滿蒙方言入詩。有《可園詩鈔》。李希聖(1864～1905)，字亦元。湖南湘鄉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官刑部主事。詩大多為七律，專學李商隱。有《雁影齋詩存》。曹元忠，字君直。江蘇吳縣人。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曾官內閣中書。詩亦專學李商隱，其工妙不下李希聖詩，有《北游小草》。

48、湘鄉派

　　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國藩為湖南湘鄉人而得名。

　 曾國藩原信奉並提倡桐城派古文，作《聖哲畫像記》，列桐城派古文創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為古今聖哲32人之一，並謂「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又作《歐陽生文集》序，宣揚桐城派古文，敘述桐城派的源流和眾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還歷稱各處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見其影響所及，至為廣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為文章領袖，其說一出。有違之者，懼為非聖無法」（李詳《論桐城派》）。這樣，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個「中興」的局面。

　　但是，曾國藩本人實非桐城派的忠實信徒，當時他的幕府賓客瀏陽縣學教諭吳敏樹已指出曾國藩並不「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與□岑論文派書》）；曾國藩亦自承認「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後塵」。又說：「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則顯示了他的文章與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簡樸」的作風並不相同。他在《送周荇農南歸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頗為讚賞清中葉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恆、孫鼎臣、周壽昌等駢文家,對「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的趨勢，並無美詞，而感傷「天游、齊燾輩宏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他讚賞「為文務閎麗」，而對桐城派古文無大興趣，確是事實。

　　曾國藩編選《經史百家雜鈔》，補充了姚鼐《古文辭類纂》摒棄經史的缺陷，擴大了桐城派古文學習的源流，是通達的；而為文少禁忌，奇偶並用，使文章舒展有氣勢，雄厚有內容。更重要的是接受時代思潮的影響，於桐城派標榜的義理、考據、辭章之外，加以「經濟」一條，使古文反映現實政治、社會問題，更實際有用了。這就使桐城派古文從局促迂緩的狹小天地里解脫出來而應時向前發展。因此，曾國藩古文實繼承並發展了桐城派,而開創了「湘鄉派」。晚清李詳說：「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復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為一派。可名為『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裕釗、吳摯甫汝綸、黎□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傳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論桐城派》）

　　湘鄉派矯正桐城派專在文詞上洗刷求雅潔，而掩飾內容的空虛，確是應當肯定的。曾國藩亦指出「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致吳南屏書》）。此當指桐城派古文。因為說理則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壞清淡簡樸的風格。可見湘鄉派比桐城派要前進，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國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門戶」，創建湘鄉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國藩手裡，變為湘鄉派古文，成為宣傳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統治更為適應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統治階級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