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警惕中國社會學的「早熟」

辛允星，愛思想網學術觀察員。

原標題：警惕中國社會學的「早熟」——兼與陳雲松教授商榷

也許是一種命定，社會學研究者經常需要面對學科內部的方法論之爭。關於這樣的古老話題，我持這樣的觀點：社會學的研究話題很多，有的問題適合採用定量統計的方法，有的問題適合運用定性、案例剖析的方法，沒必要非得爭個高低雅俗；圍繞它而開展的爭論似乎永遠都不可能有真正的結果，與其陷入其中，還不如迴避之，專心做自己的研究就是。但是也有業內朋友認為，這個問題是逃避不掉的，開展一些爭論還是有價值的...我對這種觀點在內心深處是認可的；也許，只是感覺自己無力參與這樣的對話，才無奈地保持超脫吧，這應該算作是一種「批判式」的自我解嘲了。今年4月23日，我在微信上看到了陳雲松教授的《走出費孝通悖論：談社會學的方法之爭》一文；我字斟句酌地研讀了兩三遍，感覺頗為複雜：一方面文中內容有不少都是我完全認同的，而另一方面又有些觀點是我斷然不能接受的。於是乎，我順著自己的點滴思考，很快將一篇「對話」文章自然地編織了出來。

一、理想的社會科學與實證主義傳統

陳雲松教授在《走出費孝通悖論：談社會學的方法之爭》一文中提出了很多值得點贊的觀點，比如，他呼籲「倡導一種觀念、方法和實踐上的學術包容」，再如，他認為，每個人窮其一生，也只能了解中國的片段，而正是借很多學者的共同努力，中國的社會學才取得了如今的發展成就。更為值得贊同的是，他隱約提出了社會科學的理想狀態——所有理論觀點都是基於「經驗」而提出的，而且必須可「證偽」（卡爾.波普），所用研究方法是外顯和進化的，理論模型都是存在前提和假設的，理論表述上應該是價值中立而不太摻雜個人好惡評判的...顯然，這應該是很多社會學研究者都追求的理想工作目標。我對陳教授所描述的社會科學「理想狀態」持完全認可的態度；但是我想說的是，理想固然美好，但是它決不能代替現實。社會學的百餘年發展歷程證明，人類的絕大多數「社會事實」都是難以像「自然事實」那樣方便掌控和計量的，儘管「複雜不等於不可化約」，但是「化約」需要具備一些前提條件，而不是想化就化得了的，這不僅涉及「技術」問題，還涉及「理解」問題。

回顧西方社會學自18、19世紀之交產生以來所走過的學科發展路徑，我們就不難發現，經典的實證研究並非主流，塗爾乾的《自殺論》已是19世紀末期的作品，而且類似這種的有深遠影響力的社會學經典並不多見。20世紀早期的美國社會學獲得了空前的繁榮，但是當時的社會調查仍舊以實地（案例）研究方法為主，著名的芝加哥學派和以《中鎮》為代表的社會學作品也還屬於定性研究領域，直到70年代甚至更晚之後，現在流行的「定量統計方法」才成為了美國社會學的主流研究範式。在陳雲松教授看來，早期的西方社會學之所以沒有「走向定量」，是因為數理統計技術的限制，而正是這種技術的進步帶來了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進一步發展。我認為，這種觀點這恐怕不是事實——我們試問：是原子彈技術催生了二次世界大戰，還是二戰催生了原子彈技術？早期的社會學之所以沒有發展出來成熟的數理統計技術，除了該技術知識「積累規律」的因素之外，更大的原因應該在於那個時代還尚未形成對它的強烈需求。具體來說，由於社會學雖然是科學，但畢竟是關於「複雜社會」的，當人們對社會還未形成「相對充分」的經驗認知時，自然難以提出系統的理論假設，而沒有這些假設的存在，當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對用於檢驗這些假設的技術的「需求」。

*塗爾干，又譯為迪爾凱姆、杜爾凱姆、杜爾乾等，法國猶太裔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法國首位社會學教授，《社會學年鑒》創刊人。與卡爾·馬克思及馬克斯·韋伯並列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

從這種角度來說，經典的實證研究方法註定難以「先行」，它需要以「現代成熟」社會作為土壤，更需要以大量的「理論儲備」作為後盾。眾所周知，二戰之後的美國一度被視為人類世界的共同未來，美國政治與社會體制在上個世紀50年代後逐漸走向了「超級穩定」狀態，除了零星的新左派批判聲響和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聒噪，可以對美國現行社會體制構成真正顛覆性影響的學術思想已經十分稀少，桑巴特的《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一書可以視為一個註腳。就美國社會學而言，帕森斯王朝坍塌之後，儘管各學派干戈不斷，但是重大的理論突破變得越來越不可能，而學科前輩們已積累出來的眾多理論成果卻急需被驗證；我相信，這才是美國社會學走向「定量化」的時代背景。一位從西方訪學歸來的同仁告訴我們，那邊也存在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之間的爭論，在有的學術會議上，學者們對定量研究方法的批判很激烈；由此可見，即使在歐美髮達國家，定量研究也不是理所當然的「先進」，那麼在正處於急劇轉型期的中國，出現對它的質疑聲應該是「太正常不過」的現象了。

二、必須面對的中國文化傳統與學術生態

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大多都承認，中國曆來都缺少「精確計量」的文化傳統，記得黃仁宇先生曾經專門對此做出過歷史理論的分析，這對開展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極其不利；同時，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對「問卷調查」方法也構成了致命的威脅。翟學偉先生在《中國人的臉面觀：形式主義的心理動因與社會表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一書中指出，「實證方法存在的問題不是掌握些技術技巧就能解決的，它們本身就會遺失或無法探明一些重要變數，由於中國人有濃厚的面子觀，他們不願在陌生人面前講真話，傾向於把應然視為實然，在不同場合對相同問題有不同回答，從而使得這些方法的可靠性不堪一擊」。此外，我們都可以深刻感受到當前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機，如果說向來重視「關係」的中國人已經開始殺熟，那麼，僅接觸幾（十）分鐘的結構式訪談所收穫的數據如何確保信度？儘管對於很多社會學研究者而言，這隻能是一種老生常談，但我們卻不得不承認，美國文化再怎麼「複雜」，應該都沒有中國的這種「文化困境」更加讓人感覺棘手。

在我看來，經典實證研究在當今中國所面對的最大威脅還不是這些傳統文化因素，而是政治環境因素。韋伯主張學術與政治相互獨立，治學者不應該有政治家的氣質（可見《學術與政治》一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學術必然受制於政治，這應該是一個常識。就中國的現實政治環境而言，社會學的很多重要研究話題都存在諸多的禁忌，這導致中國社會學根本就難以開展真正意義上的「爭鳴」，看似熱鬧的理論分歧，大多只是小打小鬧，很難上升到理論範式的高度，陸學藝先生曾經的遭遇（因提出新的社會分層標準而遭受處分）就是一個明證。更為值得玩味的是，中國社會學竟然出現了高度「美國化」的趨勢，何也？恕我武斷地用「陰謀論」來分析其中的緣由：政治當局發現那些從根本上思考中國社會結構與運行邏輯的學者，很容易成為促進大眾思想啟蒙、威脅現有政治合法性的公共知識分子，而高度專業化的社會學卻可以將他們的精力「耗費」在無關痛癢的一些細節問題上，而且即使涉及政治「痛癢」，晦澀無比的學術語言也足以防止其在非專業領域的傳播；於是，他們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專業期刊引導廣大社會學研究者走上「美國道路」，從而達到「整編」知識分子的目的。

*馬克斯·韋伯著《學術與政治》

如果這樣的揣度基本屬實的話，我們應該就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學過早走向「專業化」的嚴重後果——它可能會導致這個學科無力思考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可惜，很多人身在其中，習慣了「順應體制」，樂不思蜀，沉溺於所謂的學術積累，卻忽略了很多的基礎研究話題，潛移默化地喪失了理論思辨能力。也許正是由於對這種政治情勢的漠視，陳雲松教授提出了我斷然不敢認同的觀點：在中國社會學界，「觀」很多，「術」不夠，「道」太少。在我看來，中國社會學的經典理論太少不是因為研究方法不夠先進，而是因為學術自由缺失導致的理論儲備不足，那些看似多樣的理論觀點，其實早已都在政治高壓線的威脅下失去了原始的稜角，從而變得不再具有多少原創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阻礙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是政治，而不是方法；試想，當大量的學術問題因為需要「政治脫敏」而被閹割時，社會學的想像力如何施展威力？在這種情況下，認為「觀點」已經太多，只要研究技術進步，就足以確保中國社會學闊步前行，顯然不能算是「實事求是」的判斷與「合理」的預期。

三、超越，抑或早熟？中國社會學的當代命運

如今，專業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學界不少人士津津樂道的發展成就。陳雲松教授指出，中國的歷史數據，和國際數據一樣，拓展了我們的樣本豐富性和代表性，提供了因果推斷的更大可能；專業化意味著知識系統化的拓展和傳承；基於「反事實因果」的定量分析的普及，標誌著當代社會學首次具有了超越和挑戰傳統理論的能力；理論個人作坊主導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觀點確實代表了中國社會學正在發生的學科演變趨勢，它讓我想起《社會學研究》十多年前曾連載歷史學家秦暉先生的《「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一文（當下應該幾無可能）；也讓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近幾年為何有那麼多的社會學研究者趨之若鶩般地學習高級統計技術，暑期培訓班何以屢屢爆滿。有的同行人士調侃說，按照現在的趨勢，誰如果不懂定量技術，就不要指望在本學科權威雜誌發文章了，我感嘆到：社會學專業期刊的文章越來越高深莫測了，不僅其他學科的人看不懂，即使學科內不同研究方向的人也看不懂了！記得清華大學劉瑜先生在一篇網路短文中提到，有社會學的研究運用大量素材，繞了一百個圈子，最後講了一個常識，對這個學科充滿了辛辣的諷刺；也許，她不懂得「科學」的真諦，但丟掉了「思想啟迪」價值的社會科學，註定是很容易被詬病的。

*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參閱秦暉教授《從大共同體本位到公民社會——傳統中國及其現代化再認識》一文

我特別關心的問題是，中國社會學果真發展到已「超越」理論積累的階段了嗎？費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之後，有多少可與之比肩的專業學術概念出現？社會科學界所提出的諸如「儒表法里」、「皇權不下縣」、「東方專制主義」等學術命題，社會學可有能力與之對話？我認為，若不能對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事實」給出專業術語性的概括而直接進入到檢驗內部各變數之間關係的時代，一定會出現很多「常識性」錯誤，這是一種學科「早熟」現象，其後遺症必將十分嚴重。對於正處在劇烈轉型時期的社會而言，中國目前還處於一個需要充分發揮「社會學的想像力」（米爾斯）的時代，一個需要「呼喚大師」（儘管這註定十分艱難）的時代，一個需要「尖銳批判」的時代，從這種意義上說，孫立平、渠敬東這樣的學者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顯然，沒有這種人的理論積累，很多實證研究都只能繼續停留在對很多「老問題」的重複檢驗階段，比如，一個「教育如何影響社會分層」的話題就可以寫出數十篇權威論文，除了數字的不斷更新，結論似乎都是波瀾不驚。那麼對於這些老話題，要檢驗多少遍，才算是「證實」，出現多少數據偏離，才算是「證偽」呢？最應發揮批判功能的社會學，在中國就這樣淪為了一些技術遊戲！如此這般下去，這個學科必將徹底失去參與公共學術話題討論的資格，遑論培育出影響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世界的成果！

我們很多人都知道，經濟學是當前運用定量研究方法最多的社會科學學科，但是如果將歷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成果作以統計，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大多數都以勇敢的理論假設作為學術突破的基礎，諾斯的《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革》是典型代表。金觀濤先生採用統計方法進行「觀念史」研究（參見《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看似具有定量研究的特色，但其中的核心內容呈現還是理論的邏輯，而不是數字的邏輯。我認為，不管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都是在學科發展到相對成熟的階段之後才廣泛地採用定量統計和模型化技術；人類學也主要是「體質人類學」等相對方便使用數量化統計的領域才廣泛引入定量研究方法，歷史學更是剛開始嘗試採用這種方法。那麼，就中國的社會學而言，普遍和廣泛採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時機顯然還尚未成熟，因為它至今還沒有「把前期的功課補好」。這就好比，一個嬰兒的正常成長曆程是：從爬行到蹣跚學步，再到正常走路、跑步，最後才能成為飛行員，甚至像楊利偉那樣坐上飛船、走向太空；與此相似，當一個學科的發展也註定要經歷大致相似的過程，當它還沒有真正成熟起來的時候，就試圖走向「最前沿」，我只能說這是拔苗助長，有種「學術烏托邦」情懷在其中作祟。

四、結論：社會何以內含科學

陳雲松教授在《走出費孝通悖論》一文中指出，費孝通先生提出「人文科學」這一概念存在悖論，科學與人文雙峰對峙，二水分流，因此不能融合。在我看來，這顯然是對「科學」概念的「自然科學化」理解，背後可能隱含有這樣的預設：不能用於計算的知識就不是科學知識，至少不是好的科學知識；沿著這樣思路推理下去，不能進行計量統計的社會學研究，就不是前沿的高質量社會學研究，因此思想史不是標準的社會學。而當一位學者開始為一個學科「設定標準」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恰恰不是「包容」，而是方法論進化主義。我也相信進化，但是我不認為「方法的進化」可以超越「社會的進化」——當一個社會的基礎形態還停留在前（或准）現代時期的時候，現代（乃至後現代）社會的「經典研究方法」未必適合。此外，當這種「未必合適」的研究範式業已佔據主流學術話語陣地卻認為他人「走得太慢」、甚至聽不進一點「提醒」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那些「前沿的科學」到底給這個時代的人們提供了什麼？除了讓大家更加確信某些事實的真實性，還有其他什麼嗎？必須申明，我熱切期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改進，但當太多的社會學話題都難以適用最前沿的研究方法時，我只能暫時收斂一下這種熱情，安靜下來，認真思考更為根本的問題。

*費孝通舊照

我為自己所從教高校的文科實驗班開設了《社會科學導論》這門課程，將第一講內容的題目定為：「社會何以內含科學？」講述的核心觀點是：社會科學是在現代科學精神（價值中立和去道德化）的指導下，運用「實證主義」方法對人類社會中的各種規律進行系統研究的科學；但是，與自然現象相比，社會現象的複雜性決定了其內部規律的特殊性，它們有的可以計量，有的不可以，比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很難用數理模型來描述其中的精密邏輯關係，而只能是一種「大概」的規律總結；因此，這裡所說的「實證」方法包括人類學的田野（實地）調查，「投入理解」、「類型學」雖然很難獲得定量素材，但是它們獲得的定性資料仍然是「經驗」而非思辨的，所以，格爾茨倡導的「深描」同樣是經驗研究的一種形式。與我的這種「泛實證主義」主張相比，那種認為「不能定量就不夠科學」的判斷似乎就顯現出了「方法主義」迷信，這應該不能算作是無理取鬧的觀點！作為一門綜合性很強的社會科學學科，社會學不可能完全遵循塗爾乾的教導，將自己的研究領地僅僅劃定為整體性的社會現象，符號互動論、現象學社會學、常人方法學等各理論學派的出現足以證明這一點；那麼，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包容和相互切磋就變得很有意義，這同時提醒我們，面對不同的聲音，我們應該「就事論事」，而不應該將旁人的批評視為「不包容」的表現。

作為專業社會學的門外漢，我打算將「無知者無畏」進行到底，最後提出這樣的結論：當下的中國社會發展階段類似於20世紀早期的歐美，因此，中國社會學最急需的學術資源可能來自「古典」的滕尼斯、斯賓塞、韋伯，而不是「當代」的吉登斯、布迪厄、福柯；與日益精密化的統計模型相比，社會學的想像力恐怕是更為迫切的需求，我們若沉醉於「技術前沿感」而不能自拔，「不知有漢，卻縱論魏晉」，勢必會讓中國的社會學走上早熟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