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海派女作家的美國「表情」

王安憶

陳丹燕

　　近年來，美國漢學界有關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逐漸呈現出異軍突起之勢。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都市文學的建構者與書寫者,時下的滬上女作家群體漸趨贏得了美國本土學者與華人學者的普遍關注。

　　依據譯介情況來說,上海當代女作家作品的譯本相繼問世,例如,王安憶的《小鮑庄》、《69屆初中生》、《小城之戀》與《長恨歌》,戴厚英的《人啊,人!》與陳丹燕的《陳丹燕與她的上海》等,先後被譯成英文出版。近期,美國本土翻譯家葛浩文宣布將於年底完成對王安憶小說《富萍》的翻譯。此外,美國漢學界推出的多種英文版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集,都收錄了新時期以來滬上諸位女作家的小說與散文等各類文本。

　　針對研究視角來看,由於相關學者多在高校從事有關中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他們憑藉獨特的文化身份處於兩種文化的碰撞、激蕩與交融之中,因而不但頗為熟諳雙方各自的特質,而且長於揭示其間的異同之處。他們游移於中心與邊緣、傳統與現代之間,對當前海派女作家的代表及其創作實績的闡釋,展現出由多種視角的合力協同而構成的多元對話。

　　東方視角：歷時與共時交匯的考察

　　在研究過程中,多位美國學者注重對當下上海女作家的寫作進行縱橫交錯的交互觀照,這主要體現在既有對現代女作家之於當代女作家的潛在影響的探本溯源,又有對時下女作家及其目前寫作動態的同步追蹤。

　　依據歷時視域而言,美國學者逐漸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上海當代女作家對前輩的承續與超越上,其中的一個重要參照系就是張愛玲。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王德威,被譽為目前海外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當家花旦」,其《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將張愛玲奉為「祖師奶奶」,認為後世上海女作家多承其衣缽。所以,他對當下滬上女作家的臧否,常以張愛玲為坐標。

　　他在《海派作家,又見傳人:王安憶論》一文中指出,張愛玲的精警尖誚與華麗蒼涼已經成為海派風格的「註冊商標」,王安憶在這樣的傳統中進行寫作註定要面對前輩的挑戰,因而其《長恨歌》的第一部沒有掙脫張愛玲的陰影,王琦瑤的曖昧身份可看作是對張愛玲「情婦觀」的重新詮釋。但是,在這本小說的後半部分,張愛玲不曾也無法寫出的,由王安憶作了了結。所以,他認為《長恨歌》無疑填補了《傳奇》與《半生緣》之後數十年內海派小說的空白。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研究中心黃心村的專著《亂世書寫: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並沒有將視野僅僅囿於張愛玲,而是兼顧同期的蘇青、潘柳黛與施濟美等滬上女作家,分別基於「她的名字寫在水上:張愛玲與現代散文」、「戰亂年代的民族志:蘇青與潘柳黛的自傳體小說」與「廢墟花園:施濟美的閨秀小說」等角度,闡述了現代滬上諸位女作家各自的命運與創作,進而指明上述作家及其老文章與舊影像中的民國敘事,在目前的大眾文化空間與都市文學領域中自有其後繼者,陳丹燕一系列以上海為主題的著作即為其中的典範。

　　針對共時視角來看,美國學者喜歡把當代海派女作家和她們同期的作家捆綁在一起,分析和研究他們在主題詮釋、行文風格、氛圍營造等層面上的異同。

　　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王安憶的創作發展脈絡與當前態勢受到廣泛的熱議,其中王德威用力最勤。他曾為王安憶的《憂傷的年代》、《上種紅菱下種藕》與《遍地梟雄》撰寫專論,並指出她的新作《天香》旨在展現上海前世與今生的微妙輪迴,並以此彰顯其規則與實力。

　　他還將王安憶與同期男作家進行對照,認為前者的《紀實與虛構》與多數男作家處理類似歷史題材的策略有所不同,因而結局並無家族渙散或往事湮沒的頹勢。莫言寫家史推至清末民初就打住了,而王安憶則將其族譜直溯到魏晉;蘇童擅長寫頹靡世家,而王安憶則敢於呈現崢嶸面貌。王德威認為,王安憶以其強烈的女性敘述慾望與充滿瑣碎支離的個人告白,填補了其時男性作家們留下的虛匱,為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出別樣的風貌。

　　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張旭東在題為《王安憶·上海·「小文學」》的文章中指出,王安憶的寫作以小見大,最終觸及的是生存境遇本身的歷史寓意。然而,正是對上海日常生活的具體性和複雜性的有力把握,使她的創作獲得了一種宏觀的歷史美感,從而彰顯出經典作家獨具的氣象與風度。

　　作為上世紀六十年代生人的須蘭,近年憑藉由其小說《銀杏,銀杏》改編的電影《愛有來生》及曾任編劇的影片《投名狀》而聲名鵲起。實際上,美國漢學界對她的關注由來已久。新千年伊始,她曾赴香港參加由嶺南大學中文系主辦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與被譽為美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開山之祖」的夏志清、香港學者劉紹銘以及台灣女作家朱天文等針對張愛玲其人其文各抒己見,進而備受重視。

　　王德威在《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評須蘭的新言情小說》中認為,須蘭的《閑情》中徘徊在情愛深淵中的富少展現了「紅玫瑰與白玫瑰」式的難題;須蘭《彷彿》中經營著一種前朝氣息,與葉兆言的《夜泊秦淮》、格非的《敵人》及李銳的《舊址》形成呼應。與當代台灣作家相比較而言,須蘭《石頭記》中對愛情的描寫與鍾曉陽以及《三三集刊》諸位作家的風格相類,而其中對情愛情境的把握比瓊瑤式作品更顯冷清。

　　西方視野：參照審視與互動解讀

　　美國漢學家憑藉對中國文學的廣泛接觸,在研究海派女作家的過程中著力以「東方視角」進入文本,打通中國文學的各個關節,呈現出研究的厚度與廣度;同時,他們手裡還握有西方的文學研究標準,擁有著跨越語言與文化的考察視野,所以在研究過程中,他們還根據西方流行的批評範式,來丈量當代上海女作家的創作。

　　在王德威看來,王安憶的小說《紀實與虛構》體現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式的歷史圖景;他還依據英國電影理論家穆爾維的觀看論,將王安憶的作品《憂傷的年代》視為女版的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此外,對於王安憶的短篇小說《天仙配》,他以弗洛伊德和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克里斯蒂娃的觀點為基礎,解讀了這個冥婚故事,表明其中女性在男性至尊的處境中,失去了青春、身體及性命,期間女性的憂傷始終如影隨形。

　　黃心村在《亂世書寫》中提出,米切爾小說《飄》中的郝思嘉形象早在上世紀前期即已轉變為上海的一個文化偶像,陳丹燕則憑藉《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與《上海的紅顏遺事》成為此種上海民國史的一位當下代言人。在黃心村看來,陳丹燕的上海敘事充溢著西方的因素,《上海的風花雪月》中文版封面的英文書名為Shanghai Memorabilia(《上海收藏品》),雖有失忠實,卻體現出對滬上物件的迷戀,因而其作品被稱為「收藏品文學」。

　　這樣的解讀,使得美國漢學家們的研究呈現出別樣的風情甚至是不期的驚喜。他們自如地運用西方文學理論,不存在「理論出口」問題,第一手的研究可以為當代上海女作家找到自己在西方研究視域里的位置,也可以為中國文學創作與研究提供另一個層面上的思考。

　　未來方向：期待化解誤讀和全面觀照

　　美國漢學界對於上述當代海派女作家的推介與研究,對於拓展上海乃至中國文學與文化的世界向度而言,貢獻良多且影響深遠。今年,王安憶榮獲「布克國際文學獎」提名,這與其作品的英譯本種類較多和海外研究的深入不無關係。此外,相應研究在考察對象、問題意識、理論基點與言說方式等層面的優長之處,無疑為中西學界的相關研究領域提供了某種範例。

　　但必須要指出,有關二十世紀以來上海女作家作品的譯介過程中,美國漢學界存在著以西方價值觀與消費文化觀為上的傾向。王安憶《長恨歌》的英譯本在美國問世前,出版方曾為提高銷量要求將書名改為《上海小姐》,後來在譯者白睿文基於尊重原書的初衷堅決抵制才算罷休。同時,相關的研究考察僅限於寥寥數位作家,而對當前尚處動態中的其他滬上女作家卻缺乏應有的關注,因而時常有失全面觀照與準確把握。另外,由於文化差異與市場效應等原因,有關評判有時難免因受制於諸種遮蔽而流於偏頗。

　　有理由相信,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日益提升與優秀文學作品的相繼出現,當代上海女作家群體必將贏得美國乃至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與之相應,美國漢學界的研究無論是公允還是偏頗,對中國本土重釋當下海派女作家的創作成就來說,都具有參照價值和啟示意義。

　　（作者：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